原罪意识对人观的影响
原罪意识对人观的影响
摩罗
（在现代汉语中，‚人观‛是一个尚未诞生的词语。1998年6月28日下午，在北京北太平庄费孝通先生的家里，费先生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有一场学术对话。李亦园先生谈到了人观问题，这是我从汉语文献中唯一一次读到‚人观‛这个词。）
我们习惯于在基督教背景下谈论原罪意识，其实这未必是独属于基督教的问题。往深处说，原罪意识关系到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神、如何理解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很哲学、很高深的问题。往浅处说，原罪意识就是认为自己有罪，就是自己对他者怀有某种亏欠感。无论深说浅说，都是各民族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许同样可以说，原罪之心，人皆有之。
人类生存于地球上，必须每日攫取必要的自然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命，这种攫取就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后来人类的贪婪之心膨胀，在人类内部所发生的掠夺、侵害越来越多，人类由此对自己的欲望有了更多的体验和观察，无论如何调动理性的力量，也无法完全遏制这种欲望和罪恶。所谓原罪意识，就是对这种人类罪性和有限性的洞察和理解。
原罪意识的萌芽，很可能诞生在自然崇拜时期。那时候人类非常关注自己与自然事物的关系，每当打死一只野兽、砍倒一棵大树，都能意识到对于世界的破坏，甚至担心受到报复。于是在人类社会的制度之中，设计了对于这种原罪进行反省和道歉的节日和仪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原罪意识的概念不断变化和升华，那些节日和仪式也跟着不断变化。
人类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几乎都是在原罪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他们对于万物之灵普遍地怀有一种亏欠负疚感。每有凶险灾厄，他们马上想到这是神灵对他们的惩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贼心虚‛？主要可能因为他们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动物的红色血液和植物的白色血液带给了他们永恒的恐惧。
一位当代学者在解释云南基诺族祈求神灵保佑和宽恕的原始宗教时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很多活动都是得罪了神灵的，如打猎得罪了山神，因而要在长房内祭祀‘阿六’——山神，种地砍树得罪了树神，收谷得罪了谷神等等，都要一一祭祀。‛基诺族每年将耕地上的树砍倒之后，全寨一起‚龙‛一天，‚此日全寨男女老少都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在家做些家务事及手工活计……目的在于向被砍倒的树的树神道歉，祈求他们不要让参加砍树的人生病。‛（郑晓云《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126、128页。）
罪的观念在初民心中十分普遍，因为有罪于是老觉得自己肮脏，由此衍生出三个普遍的宗教概念：忏悔、祈祷、洗涤。忏悔观念跟罪的观念紧密相连，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是摆脱这些罪对自己的伤害。祈祷的功能其实差不多，第一是请求神灵对自己的罪予以宽恕，第二是祈求神灵在宽恕基础上不断赐福给自己。洗涤意识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肮脏，目前洗涤观念体现在两种主要仪式上。第一是皈依仪式，在举行宗教皈依仪式时必须履行十分严肃的洗礼，以此象征重新做人，第二是在每年的常规节日中适时地进行必要的洗涤。本文对忏悔的第一层含义和洗涤的概念稍作介绍。
弗雷泽在著名作品《金枝》中，对于罪的观念和相关仪式作了大量的介绍，这里征引其中的几个故事。印度南部尼格里山区的巴达加人为死人举行葬礼时，通过仪式主持者的忏悔将死者的罪孽转移到一头水牛的牛犊身上，列举的罪状多达一千多条。主持人每列举一条罪，全村人就跟着大喊：‚那就是罪！‛主持人说：‚他杀死了一条爬行的蛇，那就是罪。‛全村人接着高喊：‚那就是罪！‛主持人说，虽然他犯过许多罪，不要阻止他飞到上帝纯洁的脚前。全村人跟着高喊：‚不要阻止他飞！‛（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768页。）
南非的卡福人生病时，如果别的治疗方法都不生效，他们就牵一只山羊到病人面前，把屋里的罪都向山羊忏悔。（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766页。）他们一旦生病，就认为是自己的罪导致了自己生病。可见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怀有强烈的罪恶感。
在巴达加人和卡福人看来，人的罪无所不在。他们对大自然的点点滴滴的破坏，对动物生命植物生命的每一次伤害，都被自己记录在自己的罪行簿上，直到病后、死后由村里人帮他一一清算、勾销。
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一个人行为的血污和内心的圣洁追求形成巨大的反差。一边做着血污之事，一边用圣洁的眼睛打量着、审视着这些污秽的行为，并且适时地予以清算，这是现代社会怀有信仰的那些群体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宗教状态和心理状态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有多个层次，有多个支持体系，容易实现内心生活的整合和平衡。
忏悔是清除罪孽的内在方式，洗涤是清除罪孽的外在方式。内外两种方式从来就不可偏废。皈依基督教的仪式，核心内容就是受洗。原先的罪孽固然是污秽之物，原先不知道借助上帝的光来照耀和化解这些罪孽，这也是一种污秽和黑暗，唯有施洗才可能结束这种状态。所以，受洗是一个人走向精神复活和新生的第一个重要仪式。
有的宗教中，洗涤是常规仪式。日本的古老宗教神道教就是这样。‚日本神道教自古认为人有罪秽，可到河水、海水中洗涤干净，谓之褉。广义的褉还包括祓，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身上的罪秽‛。‚神道教仪礼最注重洁净，不得沾染丝毫不洁之物；凡触及不洁者，需行褉祓之礼。每年举行两次全民性的洁净仪式，节期定于6月30日和12月31日‛。（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294页）。
在有的民族，洗罪的仪式甚至是每遇必要情况即可随时进行。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邦主遇到重大紧急情况时，常常用洗涤的方式清除自己的罪并把罪转嫁给一个囚犯。邦主和他的妻子穿上漂亮的袍子，在市场的一个架子上用水冲洗自己的身子，那个囚犯就蹲在架子底下，接收带罪的洗澡水。（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769页。）正是水和洗的仪式帮助邦主解除了罪恶，消解了原罪感。
原罪意识是初民对于动物植物的亏欠感的升华。在远古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情感。随着文明的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国家，国民的政治地位严重分化。剩余财富集中掌握在权贵手里，由此养育了一个庞大的精英集团。精英集团主宰着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世界历史由此进入所谓‚文明时代‛。
就在这个所谓文明时代，原罪意识在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命运。它在有的民族被精英文化充分吸收甚至放大，成为精神文化的基因；在有的民族则遭到精英集团的漠视，最终被精英文化完全抹去。原罪意识的有无，导致了两种‚人观‛的严重区别。
我得马上解释一下‚人观‛是什么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人观‛是一个尚未诞生的词语。我们天天言说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等，但是从来不说‚人观‛。我们的语言没有这个词语，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文化中没有这种思想，没有这种对人的存在进行哲学定位的自觉意识。1998年6月28日下午，在北京北太平庄费孝通先生的家里，费先生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有一场学术对话。李亦园说：
所谓客观文化特质，不应该只限定于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特质，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以至于体质特征等，我觉得把‚文化‛限定在这些‚可观察‛的特质是误解了‚文化‛。‚文化‛应该也包括很多看不见、‚不可观察‛的思维部分，或者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文法‛那一部分，例如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宇宙观、人观、甚至于逻辑架构等等。这些抽象不可观察的文化特质经常是较难变化的，却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实在是不可忽略的。（《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392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出版。）
这是我从汉语文献中唯一一次读到‚人观‛这个词。李亦园先生在其他场合是否对人观有专门的论述，我不得而知。仅此谈话，已经揭示了人观堪与宇宙观相并列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给我们许多启示。
人观就应该是与宇宙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宇宙观表明了一种文化对宇宙的理解，人观表明了一种文化对人、对人类的理解。宇宙观与人观相对举，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于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最高存在的关系才会有更加清晰的思考和理解。
很显然，希伯来民族的精英文化从原始文化中继承了‚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理念。在基督教的阐释体系中，人是上帝的造物，是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放纵自己的贪欲的罪犯。这样的罪犯要想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重新与宇宙最高存在合二为一，就必须经过一生的忏悔和祷告。在这个精神图谱中，宇宙的最高存在是上帝，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不过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甚至是一个鼓荡着贪欲、罪念的皮囊。这种‚原罪人观‛对于人在精神层面对上帝的僭越、在社会层面对他者的奴役凌辱保持着警惕，对个人欲望和邪恶的膨胀是一种巨大的遏制力量。当古罗马统治者接纳基督教并定之为国教的时候，意味着神灵活动极为踊跃、神话体系极为发达的雅利安民族，在上帝观、宇宙观、人观等等这些文化核心概念上，与希伯来文化及其基督教传统实现了较为全面的接轨和融合。从此以后，西方社会的精英群体所创造的人文文化，一直保留着基督教的宇宙观、人观，原罪意识在他们的人文文化中发扬光大，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初民是不是曾经充满着亏欠感和原罪感？在当今汉语的文献、习俗、观念中都已经找不到痕迹，在夏商周三代，那些国王和祭司、文士、官员等等所组成的权贵集团，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人文文化，我们至今仍在消费着前人的伟大创造。在这个人文文化体系中，人的地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古人说天地人为三才，无尊卑之分，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无先后之别。中古以来的读书人喜欢说天大地大法大我大，无大小之异。
在这样的思想结构之中，对于人是天地的造物、人有天定的有限性、人对世界资源的摄取和占有等等现实境遇，都没有自觉的认可和表述。商代尚有依稀的上帝观念，权贵和臣民都认可彼岸的主宰者。在这个最高存在者面前，人总是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受造者地位和自己的有限性，有机会变得虔敬、谦卑和奉献。可是到了周代，上帝被改造为十分模糊的‚天‛。这个‚天‛越到后世越是稀薄，其最高存在的意义几乎被抽空，只是一个‚冥冥之中‛的神秘存在而已，不含有价值层面的力量。人们既可以面对这个力量，也可以背对这个力量。人的选择权利非常大。人自身常常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物，‚内圣外王‛是一个完全自足的至人形象，这个形象将人的尊严、美德、力量膨胀到顶点。天地之间已经没有能够审视他的法眼，没有能够制约他的力量，没有能够质疑他的存在——因为他自身已经是最高存在物了。
中国精英群体是怎样将原始文化中的‚原罪意识‛抛弃的，我们不得而知。他们为什么要抛弃‚原罪意识‛，我们却不难猜想。精英集团诞生以后，他们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如何将天下财产集中到自己手里来，如何使得这些为自己生产财富的底层人积极地、乐于奉献地将财产交给精英集团。第二件事情就是如何在精英群体内部达到财产分配的平衡和平和，如何让这种平衡和平和永远继续下去。
为了办好第一件事，王公贵族们成天在研究怎样制定更加完备的刑和法，逼得穷人非得交出钱来不可，同时又要编造一套仁政、德政的说辞，以便让那些交钱的人自觉自愿地交，交得有面子有光荣感。为了办好第二件事，王公贵族们制定了严密的礼制，所有钱财按礼分配，同时还精心研究‚谋术‛，皇上必须用谋术驾驭全局，让那些感觉吃亏的人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分配方案，不敢提出异议。
从《胎记》看霍桑的人性观
从《胎记》看霍桑的人性观
作者：朱 芬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第2期
摘 要：作为19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霍桑作品中体现的人性观引人注目。霍桑在浓厚的清教思想氛围中成长，一直未摆脱清教思想的影响。同时19 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自信心高涨，不断试探欲望的极限，经济发展与道德发生冲突。《胎记》体现了霍桑对人性的悲观态度，他认为人性之恶普遍存在，但又试图通过爱唤起对人性的自信、找回失落的宗教信仰。本文将从时代背景和文本出发，探讨霍桑对人性的看法。
关键词：霍桑 《 胎记》 人性观
霍桑的人性观涉及基督教中的罪恶思想。罪和恶从何而来？人是恶是善？霍桑生活的时代以及作品中体现的罪恶观，是解读霍桑人性观的两条重要线索。
一、时代的困惑：信仰危机
19 世纪美国工业化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挑战了基督教中有关人神关系的观念：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工业文明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扭曲。由此，人的自信心大增，征服自然的欲望愈烈。
人相信自己能主宰命运：人不必再仰视上帝确认“选民”身份，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伊甸园”。超验主义家爱默生、梭罗等人都十分相信个人力量，倡导自力更生，霍桑和爱默生、梭罗等人交往甚密，然而霍桑并不认可他们的观点。在霍桑看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人，最终要回归信仰、敬畏上帝。超验主义代表了那个时代美国人自满的心态：一切皆可为，皆可征服，但也失去对上帝的敬仰敬畏之心，这恰恰加深了霍桑的忧虑，没有神的约束，人类会走向何处？相比超验主义家一味颂扬和赞美人性、对未来充满自信，霍桑则显得悲观，他深受清教的原罪思想和内在堕落思想影响，认为人心是万恶之源，人极易被诱惑，滑向罪恶深渊。
而工业文明就是点燃人性之恶的火引子，霍桑短篇小说《新亚当和夏娃》表现了人面对工业文明的无措：新事物涌现，欲壑难填，传统价值观无立足之处。世界末日后，对先人一无所知的新亚当和新夏娃被“抛入”一座现代城市，“这位新夏娃以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感觉四下环视，正如一位城里的贵妇人，不知多少代公民的后裔，忽然被送到伊甸园时可能会有的那种体验。她向地面观看的目光终于发现了一棵小草，它在人行道里石头缝里刚刚要发芽；她急切地抓住它，意识到这株小草在她心中唤起了某种反应。大自然发现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送给她”a，现代与自然对立，高楼林立的同时自然被推向城市边缘，新夏娃对这新旧时代更迭的过程一无所知，却本能地感受到城市对自然压抑，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力，渴望自然的回归。这正体现了霍桑的清教思想，人应回归自然、在上帝的注视下走向救赎之路。《新亚当和夏娃》中也不乏霍桑对人类盲目自信的揶揄之词：“凭着新生命的劲头，好像没有那种不能登天的事！但是他们却已经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而当他们承认有必要继续走地球上已经踏平的路径时，这个教训会更加惨痛，把他们贬低到已绝迹的人类的水平。”b 道德败坏是人类自大带来的恶果，霍桑告诫人类毫无敬畏心地征服自然必然会遭受惩罚。
疯癫与原罪：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作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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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原罪：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作品评析
作者：陈瑞莲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12期
摘 要： 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疯癫与理性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在体现了基督教原罪观的同时，还摒弃了后续的救赎过程。两方面相结合使得其作品具有特色，读者应明辨其得失。
关键词： 洛夫克拉夫特 克苏鲁神话 原罪 疯癫
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恐怖小说家之一，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并不依靠鬼魂和吸血鬼等常规的元素营造恐怖氛围。克苏鲁神话的特点就在于其中蕴含的“宇宙恐怖”和让人头皮发麻的怪物设定，以及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的绝望感，这种风格可以被定义为“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存在可以被认知的神祇。即使主角有任何探求的行为和后续影响，其结果都只是暂时的，一些勇于探索的个体或许可以一窥真相，但最终都会导致其失去理智而陷入疯狂。另一方面，所谓的神祇和其他外来种族对人类毫不关心。人类只是宇宙发展至今的一个普通且弱小的存在，且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既存在着疯癫与理性交织的二元论，又表现出了一种不完全的基督教原罪观。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使人在感受到无尽的黑暗的同时又给人回味思考的空间。
一、疯癫与理性：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的内在二元论
虽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创作都是科幻小说，但他在小说中同样探索真理。所不同的是，真理在小说中并非高尚美好的存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禁果”的黑暗性。导致通往真理的理性之路曲折且充满悲剧色彩。在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体系中，人类并不是地球上第一个出现的智慧生物，早在人类出现的数十亿年前，旧日支配者就已经统治了地球。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更古老的生物而言，人类是以一种“入侵者”的姿态出现的。显然这种真相对于常人理性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真理与理性就必然会产生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果就导致了理性的丧失，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物的疯癫。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1]这种二元关系几乎贯穿了洛夫克拉夫特的所有作品。
清教伦理价值论
清教伦理价值论
清教伦理价值论是西方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德观。它源于新教改革时期，主要是由英国清教徒对人生道德价值进行了解释和规范。其主要思想是强调人性的罪恶本质、个人职责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都与上帝的旨意息息相关。清教伦理价值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清教伦理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关于人的罪恶本性和原罪的说法。清教徒认为人是堕落的，天生就犯有罪孽。他们的立场是，了解和认识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提醒人们不要跌进罪恶，而是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内在弱点。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遵守上帝的旨意，而这个旨意通过《圣经》得以体现。
清教伦理价值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关于职责和责任。清教徒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他人。职责和责任是每个人的基本义务，因为这体现了每个人对上帝和社会的责任。所以，按照这种道德观，人必须勤奋工作，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同时尽可能地为社会做贡献。
清教伦理价值论也强调了节俭、节制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了更好地遵守上帝的旨意。在清教徒看来，人们的贪婪和享乐主义是导致社会腐败和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渴望，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也是为了使人们更容易专注于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同时减少对物质享受的依赖。
总之，清教伦理价值论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西方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它强调个人的职责和责任，同时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道德观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一。虽然今天的现代社会有些特征与清教伦理价值论不一致，但其核心观点却始终有着深远的影响。
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中关于恶的问题意识
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中关于恶的问题意识
【摘要】奥古斯丁开创了一个庞大的神学系统，在神学的基础上，通过《上帝之城》等著作论证了自由意志与自然法方面的思想。这里面有古希腊思想家的传统，也有早期基督教教义确定的观念。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自然法思想的核心。他从“双城论”中提出了两座城的理论以及恶的问题，从“原罪”出发辩护了上帝存在的决定价值，为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永恒法 自然法 双城论 恶
在法律思想史上，特别是神学自然法学派的发展历程中，奥古斯丁是一个奠基人物。他所提出的“永恒法”的概念，是古希腊、古罗马自然法转化为中世纪神学自然法理论的关键所在，其从“原罪”出发对世俗统治的合理性与人的守法义务所作的论证，使基督教教义成功地融入了中世纪早期政治法律制度的构建当中。1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自然法思想的核心。
一、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
在奥古斯丁看来永恒法就是神的理性和意志，命令万物遵守的完美秩序，永恒法是统治宇宙秩序终极原因的完美的表达。自然法是上帝永恒法在人类心里和灵魂上的印记，因此也被称为内在法，是永恒法主观的人格化的外在化表达。自然法要求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在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上追求真正的至善，不能破坏自然的、和平的秩序，若是这样的秩序被破坏，将不能逃脱上帝的正义法的矫正和审判，由此，完成了自然法的神学转向。人定法，也就是世俗社会的法律，它是伴随着人类的堕落和后来的罪恶，变成的一种必要的法。遵守人法是最低层次的要求，是自然法最低层次的要求。在他的论述里，虽然他承认人定法的必要性，但他认为人定法是天生有罪的人要承担的一种恶。
（一）永恒法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认为，上帝创造的事物和存在者，都是有一定的秩序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在他的思想中，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的存在，只有上帝是永恒存在的，他为世界创生的法则是永恒的，上帝是永恒法的源头。上帝的永恒法的客观化或者说是外在化就是上帝对世界秩序的安排，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内在秩序。2
谈霍桑的宗教意识在《红字》中的体现
谈霍桑的宗教意识在《红字》中的体现
摘要：美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宗教的氛围中成长，深受清教思想的压抑与束缚，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其代表作《红字》中，霍桑通过对几个主人公命运、性格的深刻描写，表现了清教主义传统在人们思想上和生活上的烙印，以及清教对人的精神上的摧残，对人性和人权的压抑。但由于霍桑本人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神秘主义的观念，因此，他对清教的态度又是困惑的。
关键词：霍桑 红字 清教 困惑
1 霍桑的时代背景
霍桑(1804~1864)出生在新英格兰，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清教世袭领地。由于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在英国受到迫害，到达新英格兰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对居民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霍桑就是在这样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因此，当地流传的宗教迫害故事及清教思想对他的创作和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清教在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后，到十九世纪初期，它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压抑作用日益明显，人们渴望获得自由和理想的愿望日益突出。在这一时代下，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对宗教束缚和传统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他们开始对宗教进行反思和批判，希望能重新认识基督教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人们无须通过教堂、牧师等与上帝交流，只要在大自然中仔细感受，凭自己的直觉和努力便能与上帝沟通。”这一理论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提高了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对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霍桑深受这一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思想逐渐偏离宗教影响，向宗教束缚发起猛烈的抨击，他开始揭露宗教的虚伪及其对人性的迫害，讴歌人性解放和个人幸福。他执着于加尔文教意义上的“恶”的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看待社会现象，把这一种具有神秘含义的“恶”当作造成一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对自由和个性解放有着强烈渴望的同时，对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斗争又抱怀疑态度。
正是在这种孕育着宗教变革的社会背景下，霍桑怀着及其矛盾的心态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小说《红字》。它将清教主义盛行的过去这一主题发挥到及至。作者着重描写的并不是具体的“奸情”或“爱情的悲剧”，也不是清教徒信奉的“原罪”，而是“红字”这一大写的A为象征的原罪的意义的转变，即从原罪意识的“Apple”（禁果）到体现创造意识的“Able”（能干）这样一个艰苦的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同时，在《红字》中，霍桑有意识地将历史的、道德的以及心理的主题融为一体，构成了小说内容的复杂性和多层性，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小说体现了霍桑对美国清教社会的理性反思和在这种反思下所表现出的矛盾性。
意识、思维(思考)、潜意识、思想的区别与成长
意识、思维（思考）、潜意识、思想的区别与成长
1、意识：一种对环境、行为、身体、情绪、意识、思维能够觉察的能力，如果只是一种纯意识（比如小孩、白痴、开悟者的意识），他们的意识将不会带有好坏对错的判断，他们只是一种超然的观看，他们只会做出当下的反应，任何事情的发生将不会影响他们内在的平静。这就是耶稣说只有孩子那样天真的人才可以去到天国、大智若愚的原因。人类随着年龄的成长，这种意识能力就会越来越低，最终甚至完全丧失——精神病人、痴呆症。
意识的成长：意识需要成长，这可能是很多人未曾想过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已经几乎丧失了意识能力，我们也许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不好好的活着吗？我不可以随意的举起我的手、抬起我的脚吗？是，你的确可以做到这些，甚至更多，但你已经无法像一个孩子一样拥有更多的纯意识（不思考），甚至要一个成人保持1分钟的纯意识都很难，所以佛陀大声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绝大部分人需要借助性高潮、赌博、飚车、极限（冒险）运动、酒精、甚至毒品或其他特殊爱好才能获得短暂的纯意识享受和大脑的休息。意识成长其实就是对环境、行为、身体、情绪、意识、思维加上一个觉察的意识，由于意识与思考无法同时进行，所以禅修、内观、瑜伽、气功、太极、念经等等都是运用抽离意识而离开思维（思考）的，意识是一种能力，就好象驾车、游泳一样，需要每个人自己去训练成长，没有人可以代替，可以通过对环境、行为、身体、呼吸、情绪、意识、思维进行日常训练，慢慢提升自己的意识能力。
2、思维（思考）：意识的连续运作就成了思维，人类由于不自觉的会接受好坏对错以及逻辑的教育，这也就是基督说的亚当和夏娃偷吃知识之果（善恶果）的原罪，使得人们会开始思考问题，而人们一旦掉入思考，痛苦也将产生，首先是好坏对错给我们情绪的影响，再就是人类一旦掉入思考，我们头脑无法停止思考，甚至连做梦还在思考，我们的大脑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休息，大脑持续的工作，直接的副作用就是头痛头晕，继而脱发、神经衰弱，严重者失眠。
《失乐园》：亚当与夏娃的原罪与堕落
《失乐园》：亚当与夏娃的原罪与堕落
1. 引言
1.1 概述
《失乐园》是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创作的一部史诗，被公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该作以圣经创世纪中所述的亚当和夏娃为主要角色，通过讲述他们罪恶的起源和堕落之路，探讨了原罪与堕落的主题。本文将深入分析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探讨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并研究这一主题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1.2 文章结构
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来进行论述。首先，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从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与守命开始，探讨他们如何陷入原罪与堕落之中。接着，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探讨失乐园以及亚当和夏娃对人类原罪起源和个体生命影响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紧接着，在第四部分，我们将研究该主题在宗教文学、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及电影音乐中的呈现形式。最后，在第五部分中，我们将对全文进行总结与归纳，并思考原罪与堕落主题给人类带来的启示。
1.3 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亚当和夏娃故事的深入研究，揭示原罪与堕落的象征意义，并探讨这一主题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如何呈现。通过阐释这一主题，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失乐园》这部伟大作品所传递的复杂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并为其提供个人观点和反思。
2. 亚当与夏娃的原罪与堕落
2.1 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与命令:
在《失乐园》中，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对人类。上帝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赋予了他们无尽的欢乐和幸福。然而，上帝也给予了他们一个唯一的禁止：不可触摸生命树中的果实。
亚当和夏娃作为上帝的被造物，受到了神圣命令的约束。这个命令代表着对上帝权威与主宰地位的承认，并对人类施加一种道德责任感。在此命令下，亚当和夏娃享受到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生活。
2.2 禁果与堕落的诱惑:
然而，在伊甸园里出现了撒旦化身蛇的诱惑者。他以欺骗性言辞引诱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并摘取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夏娃受到利诱后，也引诱亚当一同食用了禁果。
这一行为被视为对上帝的背叛，是原罪的开始。亚当和夏娃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失去了原本的纯净与无邪。他们从此认识到自己的赤裸和有限性，开始感受到辜负上帝所赋予的幸福。这个决定导致他们从失乐园中被驱逐出去，面对着艰难与困苦。
评析霍桑的清教主义色彩
收稿日期
:2006-05-30
作者简介曹新萍()
,女
,陕西华县人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讲师
,主要从事语言
学、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2006年
7月
第
28卷 专辑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
Humanities&SocialSciences)Jul.2006
Vol1
28
Specialsec.
评析霍桑的清教主义色彩
曹新萍
,雷 卿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摘 要
:在纳撒尼尔霍桑一生的创作中
,清教主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每篇作品都渗透
了当时美国殖民地的浓郁的清教色彩。清教的善恶观
,加尔文体制和“净化”思想等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
关键词
:清教主义
; 原罪
; 恶
; 净化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
2006)专辑
-0130-02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Hawthorne)是美国
19世纪最
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殖民历史的发
展以及当时社会的不断变更。在当时殖民时期
,作为统治思想
的清教又称加尔文教(
Calvinism)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控制
着他们的思想。作为作家的霍桑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
种浓烈和狂热的清教思想氛围中。他的一生
,思想上充满了激
烈的矛盾。他的故乡萨勒姆浓郁的清教氛围及霍桑一家的传
统思想都对霍桑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
渗透了加尔文教的“原罪”、“恶”、“内在堕落”
[1](
P3～
4)等清
教主义的观念。
一、清教主义及其对霍桑的影响
11清教主义
“清教徒神学”与“清教主义”、“清教徒主义”都是对
Puri2
tanism一词的不同译法。清教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里的原教
旨主义
,它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清教徒信奉加
尔文主义
,把《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威斯敏
斯德信条》是清教主义的结晶
西方伦理学简史
西方伦理学简史
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
第一篇示例：
西方伦理学是关于道德和价值观的研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西方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在不同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为我们理解道德行为和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伦理学的起点，最著名的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柏拉图认为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客观的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人类自然倾向的重要性。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如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将信仰和理性相结合，提出了关于上帝旨意和人类灵魂的伦理观念。
文艺复兴时期，伦理学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道德行为。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等思想家提出了关于权力、道德和人性的观点，对人类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提出了新的思考。启蒙运动时期，伦理学呈现了更加理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康德和尼采等哲学家对伦理的理性基础和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转变。在各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伦理学家们对道德和价值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伦理理论和观点。从实用主义到存在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到女性主义，西方伦理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当代得到了充分展现。
西方伦理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思想家和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本质。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不仅是对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探讨，更是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探求真理和实践善行的重要途径。【本文共XXX字】
（注：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进行调整）
第二篇示例：
西方伦理学作为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关注着人类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探讨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伦理思想，通过对不同阶段伦理学的演变和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伦理学的演变过程。
“对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奥古斯丁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 对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冰
奥古斯丁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吴 飞 天
［北京大学，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关键词：奥古斯丁；高傲；淫欲；原罪；自由意志
摘要：本文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卷十四的第１０章中“对区分善恶之树的罪”和“对女
人的罪”的区分出发，讨论了他对原罪的两种理解。一方面，奥古斯丁认为初人偷吃禁果是因为高 傲，这是一切罪的开端；另一方面，又认为堕落之后便出现了淫欲之罪，这成了堕落之后一切罪的统
称。二者都是对原罪的理解：前者是人之罪的哲学根源，后者是人之罪的现世表露。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８—１２
所有罪之前的罪
在《上帝之城》卷十四的第１０章，奥
古斯丁曾经这样谈论亚当和夏娃的罪：
“他们是不是欲求接近被禁的树，吃它
的果子，但又怕死？如果是这样，即使在
那里，这欲望和畏惧也都搅扰了这两个人。
我们认为，在根本不会有罪的地方，不会
是这样的。欲求上帝的法律所禁止的，因
为惧怕他的惩罚，而不是因为对正义的爱
而不敢做，这不会不是罪。主说：‘凡看见
妇－Ａ－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
淫了。’我认为，在所有罪之前，人对树不 会有主说的对女人这样的罪。”ＤｌＯ４：ｎｏ）
这是奥古斯丁￣，－ｊ－原罪讨论中的一个非
常微妙的段落。稍微细读一下，我们就会
发现其中蕴涵着至少下面几个重要的疑问：
第一，偷吃禁果之前“根本不会有罪”，是 “在所有罪之前”，但奥古斯丁似乎并不是
断然否定这之前不会有罪，而只是说，“不
会有主说的对女人这样的罪”。如果他指的
是那里有别样的罪，这里不是有非常明显
的矛盾吗？第二，“对女人这样的罪”究竟
是什么罪？如果偷吃禁果的罪不是这样的
罪，那是什么样的罪呢？第三，如果那个
时候不会有“对女人这样的罪”，那么对女 人那样的罪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而所有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奥古斯丁思想的一个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