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1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2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
1 1994年11月22－25日埃文－佐哈应台湾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在台大外文系做了两场学术演讲。参见2001年8月《中外文学》第4页。
2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但是，不无有趣的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
当然，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criticism）与“研究”（research）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上，也即往往集中在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
应用性研究我们做得比较多，既有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也有具体译作的分析和点评。譬如，翻译家赵萝蕤以她前后翻译过的长诗《荒原》两个不同译本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谈她如何从三十年代版的“不彻底的直译法”转到七十年代末的“比较彻底的直译法”，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语体的体会，等等。3再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 tiger，把“肥猪”译成fat 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 thèse en deux 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4不难发现，应用性研究多为文本内研究，或是把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
描述性研究近年也开始多了。譬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的翻译史类的著作即是一种，从较早的《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到近几年出版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等，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翻译活动和事件从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这类著作一般不会关心文本内的研究（个别著作也有涉及），但避免不了价值判断，如对某翻译家或某译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意义的评价等。
还有一类著作，就明显地属于纯学术的研究了，如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前者借鉴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理论，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后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援引埃文－佐哈尔的一段话作为题头语，指出“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5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对严复、鲁迅、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和模式等，在大量的中外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和事件等，进行了新的阐发和研究。
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研究会不
3 赵萝蕤《我是怎第翻译文学作品的》，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5－614页。
4 叶君健《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5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页。 会流于空谈呢？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只看到了应用性研究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描述性研究的价值。即以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为例，王教授的研究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句句子译错了，或哪一句句子译得很好，但是他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严复的翻译思想：我们不少人以前总以为在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里，“信”是占第一位的。但王教授的研究揭示，原来在严复的翻译思想里“达”才是占据首位的。王教授的研究还让我们看清，原来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的翻译之争，本质并不在于对翻译标准理解的差异，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等等。
诚然，文本内的研究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更有用。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仅限于文本内进行研究，却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眼下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正如该文的副标题――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辨――所示，文章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文章最后，作者满怀热情地说，“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对于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
“多元系统派”理论再探
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８，２０１３
“多元系 统 派’’理 论再探
． 陈丽丽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文化转向”。文化导向的翻译理论以佐哈尔的“多元 系 统理论”为发端。并从图里与勒弗菲尔的“翻译规范”和“改写”概念中汲取补充养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多
元系统派”理论。梳理该派理论的改良和发展过程，并以其为指导充分研究相关案例，将有助于对该理论的合 理性、系统性和应用价值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关键词：多元系统派；林纾个案；梁鲁论战；失乐园翻译 中图分类号：Ｈ 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０２Ｘ（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３１—０７
一、引 言
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西塞罗、哲罗姆的直译和 意译之争，到２０世纪６Ｏ年代奈达、纽马克等人提出的
对等概念。从古代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鸠
摩罗什的“意译”主张，到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 的标准。中西翻译界的理论无一不是在强调追求译
作与原著的无限接近，并试图找出具体的方法来指 导理想译文的生产。这些“指导性”（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的理
论尽管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宝贵的经验总结。
但是它们一方面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缺乏普遍
的指导意义，无法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另一方面原作 和译作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二者完全对等的理想无
法达成，“译作的不忠”难以避免。因此，从２０世纪７Ｏ
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关注“译作的不忠”这种 普遍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
向”应运而生。其中，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
元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具有代表
性。该理论认为，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构成了 相互影响的大系统。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解释力。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
.语言文学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艺术口周瑞，王建平饰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溯南湘潭411105]摘要: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而文学系统本身又处于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之内，也在发生着变化，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多元系统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我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采用的不同策略及其原因，并对未来我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关链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策略;归化;异化中图分类号:1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289(2006)04-0587-04娜食铸玲吠00“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重庆邮电李陇李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经历了从语言学派到文化学派的转向，翻译理论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翻译的外部因素，把翻译研究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语境中去审视，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者伊塔马埃文一佐哈尔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继承和发扬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这一理论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开始被我国翻译界接受。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各不相干的元素的混合体。这些系统下面又有子系统，各级系统虽互不相同，却又相互依存，并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人的多元系统(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i7。因此，一部翻译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翻译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而翻译文学系统又是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的系统产生各种联系。多元系统理论还指出，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文学的传统规范;当它处于边缘地位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在前一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着重译文的“充分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采取的翻译策略则着重“可接受性”[2)。由此可见，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下文将应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我国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采用的不同策略及其原因。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我国的文学翻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界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是严复和林纤。虽然严复的译文大都是有关西方的哲学、政治的，但他的翻译活动在当时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重要意义使笔者不能将其排除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外。而林纤，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为我们的翻译文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两位翻译家，虽然在思想和知识层面上大不相同，但在翻译策略的采用上却惊人地相似。究其原因，这跟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中国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从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当然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无不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南怀化人，副教授2005-12-14周瑞(1979-)，女，陕西汉中人，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王建平(1957-，硕士生导师，研究向为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男，湖587
从多元系统论角度看“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
学术研讨 ＿－曩 １ｊ年篡ｌ期～ 生
从多元系统论角度看“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
王慧丽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８级研究生班）
摘要Ｉｔａｍａｒ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通过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而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代翻译学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以多元系统论为框架，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状况，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多元系统理论的思想来
源；二，理论内容；三，多元系统理论的应用；四，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缺点。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 “五四”时期
１ 理论内容
Ｉｔａｍａ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的多元系统理论思想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艺
理论。正如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所公开表明的那样，多元系统理论的根基是
２Ｏ世纪２０年代的敞国形式主义。尤其是Ｔｙｎｊａｎｏｖ等后期的形式主义者
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作为２Ｏ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它试图
将语言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探索建立一种内在论的，科学的诗学体
系，奠定文本论文艺学的基础。使文艺学建立在文学本身，而非文学
的诸种‘建筑材料’上，以此使之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
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区别。对俄国形式主义而言，陌生化（或者说
反常化或奇特化）是其理论的核心，陌生化的基本含义在于： “诗歌
或文学作品中的一切表现形式都不是对现实的严格模仿，正确反应或
再现，相反，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偏离，背叛甚至变形，异化。
Ｔｙｎｊａｎｏｖ进一步发展了形式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功能和体系的概
念，从而以动态性，功能性丰富了早期的形式主义理论，开拓了形式
主义者的胸襟和视野。Ｔｙｎｊａｎｏｖ指出：文学文本是由各种互相关联和
交互作用凶素构成的一个体系，一个结构，一个实体。蒂尼亚诺夫
说： “体系不是对等因素之间自由的相互作用，要确立体系就必须把
一组（占支配到位的）因素置于前景，并损伤其他一组因素。所以，
作品只是通过这一组占支配地位的因素才成为文学并获得文学功能
从多元系统论视角看严译《天演论》的归化策略
论
从多元系统论视角看严译《天演论》的归化策略
谢菲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２８）
摘要：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翻译在文
学多元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受诸多因素影响。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处 于强势的时候．翻译文学只能形成占边缘位置，译者就倾向采用归
化翻译策略。而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就决定了他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归化；《天演论》；翻译 中图分类号：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ｌ １ １（２０１２）０２－ｏＯ２８＿ｏ２
引言
严复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
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天演论》是严复的首部译作，它的原文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青
黎 Ｈ．Ｈｕｘｌｅｙ）所撰写的两篇论文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ｅｓ和ｐｒｏｌｅ—
ｇｏｍｅｎａ．《天演论》一经出版，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他在《天 演论》的《译例言》中首次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并标明“信、
达、雅”为“译事楷模”。这三原则在译界影响深远，在今天仍占有无
法取代的地位。故多年来对严复翻译思想和他译的《天演论》的研
究不断。本文拟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严复《天演论》的翻译策略。
１．多元系统理论的简介
“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一文学以及文学
以外所有相关系统的集成．用以解释该文化中全部的文本现象。多 元系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理论，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
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做描述性的研究。这一理论的主要
代表人物：是伊塔马．埃文．佐哈尔（Ｉｔａｍａ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和图里和赫
曼斯（Ｔｈｅｏ Ｈｅｒｍａｎｓ）。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可以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主要位置， 也可以占次要位置，受诸多因素影响，如：该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
中的地位；该文化与政治等的状态；该文化中其他文学系统的状态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中国的翻译发展
文学界・艺术审美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中国的翻译发展
潘珥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４０００３１）
摘要：中国有千年翻译历史．翻译在不同的历史社会阶段有
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纳入文学这个多元
系统中．体现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和现今
的发展 关键词：多元系统；文学系统；翻译文学；中心；边缘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１ ｌ１（２０１ １）０２—０２５４—０２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一佐哈尔（Ｉｔａｍａ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体现在他１９７８出版的《历
史诗学论文集中》。埃文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思想来源于俄国形式 主义文艺理论，他认为社会、文化、语言等的组成元素都不是互不
相干的、孤立的，组成它们的元素是相关的。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
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
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
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
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
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张南峰，
２００２：１９）。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的”、“中
央的”和“非经典的”、“边缘的”文学形式，所谓“经典的”．例如诗 歌：所谓“非经典的”包括了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这些系统相互
交叉、相互依存，但“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
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
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
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
占中心位置”（谢天振，２００３：６０）。总的来说，多元系统理论讨论了
翻译文学与译人语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翻译实践很大
程度上是由译人语文化这个多系统决定的。多元系统理论关注的
目标语文化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目标语文化视角下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阳兰梅 摘 要：多元系统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实用性，但不足以解释中外翻译研究中的某些现象。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在于只看到目标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抉择的影响，而忽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目标语文化源语文化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及以目标语文化定位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Ｐｏｌｙ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在当前困际译学界 有很大的影响，特拉维夫学派的理论奠基人埃文一佐哈尔 （Ｅｖｅｎ Ｚｏｌａｒ）在２Ｏ世纪７０年代初推出了多元系统论。他把 文学看作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人系统或称多元系统。该系统 可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描述， 中心（决定整个多元系统的 文学规范和模式）与外围的对立，经典文学系统与非经典文 学系统的对立等等。它们既相互对立义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体。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Ｅｖｅｎ Ｚｏｌａｒ，１９９０）反映出他观察文学现象的多元性。另一代表人 物Ｇｉｄｅｏｎ Ｔｏｕｒｙ将翻译研究的着眼点转向日标文化，在考虑 日标文化在旧际文化中所处地位的前提下，研究翻译文学存 日标文化巾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功能进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 略。如果在某个时期，目标文化处丁罔际文化的中心，属强 式文化，翻译文学则存目标文化中居次要地位，此时，翻译 者多采取归化式翻译策略，将译文向日标文化文本规范调 整，使之易为目标语文化读者接受。反之，当目标文化处于 团际文化的边缘，属于弱式文化时，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 居主要地位，翻译者多采用骨化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解释力 多元系统理论拥有辩证法作为 实的基础，用联系的、 变化的、发展的眼光束研究翻译命题，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 大的文化环境中加以动态、系统的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 的视野，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向前发展。同时， 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 并对翻译史上的 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先，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 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二种客观条件。第 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 该文学的发展还处 丁Ｉ“幼嫩”状态，还有待确 ；第 种情形是，一种文学 （在‘组相天的文学的人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 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利 隋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 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２０世纪巾 的外闭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譬如 中周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 述第‘种情况极相仿佛： 时，中 现代文学还处丁“细嫩”状态，我围作家自己创 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 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 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山当时出版发表的小 说的五分之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 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 个时 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 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 译，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 译等等。埃文一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 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 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 “译者的主要 ｌ：作就是为外 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 的充分性不 足”。在上述两例中，罗马译者已经“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 至高无卜的东两”，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则“实际上蕴藏着 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冈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 系统中占据的显然仅是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 随念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 学中的现成模式，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 的模样等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谢天 振，２００３）。 毋庸讳言，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给予许多 启迪和借鉴，对各种翻译现象有‘定的阐释力和实用性，但 同时也存在相 １多的局限。本文欲从日标文化定位卜的翻译 策略来讨论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三、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解释的局限性 首先，目标文化地位并不非决定翻译策略的唯一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目标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 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目标语文化地位高，翻译 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即译文在复制 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可能更人。反之，如果源语比译 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则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 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沾性。但是翻译 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 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问的相对地 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 索的影响。闪而，文化地位对翻
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谈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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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谈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作者：孙洋
来源：《校园英语·中旬》2017年第03期
【摘要】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针对政治词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从同一政治词汇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翻译的现象入手，分析其影响因素以及应对方法。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因素具体分析了一词多译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 政治词汇 影响因素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政论文的有效翻译对于宣传中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然而，政论文翻译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对于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已有的研究更是缺乏理论支撑，作为政论文一部分的政治词汇翻译更是如此。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整个翻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论词汇翻译可以从多元系统这个新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势，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由此出现了一词多异现象。
三、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
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赞助商、译者主体性等。通过阅读报告发现，前三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较大，本文以不同的翻译实例具体阐述影响翻译的三种主要因素。
1.政治因素—党的先进性。2012年以前，该词一直译成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十八大报告中却译成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党的先进性意为“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先锋，人民应该学习”。《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progressive” 意为“特别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支持新思想新方法”。从这个解释可以明确看出，progressive重在通过新的思想或现代的方法来提高，而vanguard 一词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党的章程明确龙源期刊网
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文化转向
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文化转向
小说《灿烂千阳》 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 ?胡塞尼继《追 风筝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中文译本的译者为李继宏。该作品 通过讲述两个阿富汗妇女的凄楚遭遇和悲惨命运， 为读者呈现了 一个真实而绝望的社会， 一个破败而凄怆的国家。 本文旨在通过 对比这部小说的原本和译本， 浅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转向及文化 翻译策略。
在《文学翻译新视野》一书中提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 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 Even Zohar )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 “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学、文化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 “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
(Munday, Jeremy, 2011)。该观点可以看做是文化转向的萌芽。 安德烈 ?勒菲佛尔( Andre Lefevere )和苏珊 ?巴斯奈特( Suan
Bassnett )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 1990 年在其合编的 《翻
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李 冰梅，
13)。
文学翻译与其他文体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在翻译过程 中，无论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 都应始终保有其文学性。 鲁迅先生也曾说过， 意译就是要保存原作之“洋气”， 不失原文 风采。这就体现了“文化转向”，即从字面翻译转向历史、文化 的翻译，对作者文化身份的翻译等。以《灿烂千阳》这部小说的 中文译本为例， 译者在整体上抓住了文学翻译的要义， 无论从源 语作者还是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来看， 都实现了从情节构造、 人物 塑造、风格呈现方面的对等。
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在其论文集 《翻译， 历史和 文化》里，批评了各种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认为这些研究从以 词为单位进步到以语篇为单位，但仅仅到此为止 （ Bassnett&Lefevere ，1990：4）。他们还批评了那种将译本与 源语文本进行费力的对比的做法， 因为这种对比没有考虑文本所 处的文化环境（韩江洪， 246）。
再探多元系统理论关照下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说起
语言研究
再探多元系统理论关照下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
一从《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说起
周以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４０００３１）
摘要：自引进我国以来，多元系统理论受到学界大力追捧，而
近期对其进行批判质疑的文章也层出不穷。《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 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属于此类文章中具代表性的一篇。就本
人而言，这类理论验证文章在得出结论方面略显草率，有简单的试 错法之嫌。因此，本文拟再次探讨近代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
的地位以证实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现象的解释力度。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局限性：近代文学；近代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Ｔ２０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１ １ １（２０１ １）１０—００７６－０２
１从（（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 》说起
谢世坚在其文中通过对译者对翻译文学的态度，及翻译文学在
整个多元系统中的客观地位来探讨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文中对
文化多元系统和文学多元系统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导致理论框架
混乱。文章先是对这一特定时期进行历史背景分析，紧接着是对梁
启超林纾的翻译主张和策略进行阐述最后得出以下结论：“从客观
而言．相对于强劲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到清朝末年已经明显处于
劣势，…‘根据佐哈尔的理论。此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应该处于中国文
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因而译者遵守的是出发语文化的规范，所
采取的应该是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知道，事
实并非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为这一理论只考虑
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
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可见，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并不完全适
用于解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种种现象。”
这样的结论似乎不具备说服性。文章自始自终就没用多元系 统理论框架和要义进行过任何解释。何来的不能解释？其实，我们应
该首先了解一个大前提：翻译高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翻译文学就
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坎林纾的翻译
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林纾的翻译
一、 引言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翻译理论。此论打破了翻译在文本上对等的传统观念， 而将其置于译入语文学、 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系统之中进行考察， 予以定位， 并给出了相应的翻译准则等概念。
二、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概述
佐哈尔在多元系统中提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由相关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多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开放结构，即多元系统。 这些子系统 “相互依存， 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
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位置及其内部系统结构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属强势文化，翻译文学就处于弱势地位，这时译者多采用归化式的翻译方法，修改抑或舍弃原文的某些内容或形式， 使其适合于本土文学规范， 译文更具 “可接受性” ， 但会 “流失” 较多原文特色， “充分性” 不足；如果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属弱势文化，翻译文学则位于主要地位，这时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译者的任务是努力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构建译入语本土文学所缺少的新模式， 采用的是 “异化” 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在 “充分性” 方面最大可能地贴近原文， 融入更多的原文色彩， 减少原作中语言及文化特色的损失，从而将原作中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
三、 林纾其人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纾性情急躁，思想属保守派，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胡适等人意见相左。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还写过白话诗，他只是反对尽废古文。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琴南不谙外语，不能读外国原著，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后来他与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国的作品。林纾一生著译甚丰，共译小说超过213部，翻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其他还包括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兰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尔、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伊索、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稿酬如潮，他的好友陈衍（石遗）戏称他的书房是“造币厂”。根据钱钟书的观察，在译完《离恨天》（Paul et Virginie, 1913年）之前，林译本十之七八都很出色，后期的译笔逐渐退步，无甚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