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论于注：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文献考辨方法
1 寓论于注：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文献考辨方法
周少川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所作的《通鉴音注》，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注巨
著。与司马迁的“寓论于史”不同，胡三省在他的《通鉴音注》和《通鉴释文辩误》这两部
有关注释《通鉴》的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文献考辨的方法论。
胡三省（1230年—1302年），字身之，号梅磵，浙江宁海人。胡三省继承父亲遗命，立
志史学时，年仅15岁。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他26岁时便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
夫等同科中了进士。曾任吉州泰和县尉，庆元慈溪县尉，在慈溪时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庆元
郡守厉文翁而被罢官。此后，又先后出任扬州江都丞，寿春府学教授，江陵县令，怀宁县令。
按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所述，他校注《通鉴》的工作开始于科举成功的当年，即理宗
宝祐四年（1256年）。约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到杭州前，仿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
体例，完成了《通鉴广注》九十七卷，《通论》十篇。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因他校
注《通鉴》的名气，受延平廖氏聘请，“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因廖氏推荐而跟随贾似道，从军江上，曾上《江东十鉴》，“言
辄不用，既而军溃，间道归乡里”。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在避难新昌的
路途中，凝结多年心血的书稿不幸在战乱中丢失。南宋灭亡后，胡三省隐居乡中，决不仕元。
他在悲痛之余，再购异本，重新校注。这次校注与前次校注不同的是，注文不再独立成书，
而是将《通鉴考异》和注文散入相应的正文中，全部工作于元朝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冬天完成①。由此算来，《通鉴音注》的撰写前后用了30年的时间。书稿虽然完成，但是胡
三省却没有停歇，直到他去世前都在修订书稿，“诸子以年高不宜为言，则曰吾成此书，死
而无憾”。②
然而，胡三省的生平事迹和重大的历史贡献，却长期被湮没无闻。《元史》无传，《宋元
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将他列入“深宁门人”之首，而小传仅百余字，并摘附胡三省
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和《通鉴释辩辨误序》二文。民国初修的《新元史》也只为他补写
了53字的小传。直到20世纪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及其弟子周祖谟先生才根据《宁
海县志》卷二十《胡身之墓碑》，将胡三省的生平公诸于世，陈垣先生更以他的不朽史著《通
鉴胡注表微》，一方面介绍胡三省注释的成就和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则结合胡注的内容，总
结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阐发自己的治史经验，并借古喻今，表达爱国情怀据清人全祖望《鲒埼亭集·胡梅礀藏书窖记》和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胡
身之墓碑》记载，胡三省的著述除《通鉴音注》外，还有《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通鉴
小学》一卷、文集《竹园素稿》一百卷、《江东十鉴》、《四城赋》等等，今仅存前两种，而
最有价值的则属《通鉴音注》。
③
宋元之际理学兴起，成为当时许多学者思想认识的基础，胡三省也不例外。理学在历史。陈垣《通鉴
胡注表微》的成就，后生已不能企及，而《通鉴音注》的内容又极其广博，本文拟就《通鉴
音注》兼及《通鉴释文辩误》二书中的史学思想和文献考辨方法论，略抒己见，以见教于方
家。
一、强调经史并重和历史借鉴 ① 以上见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 清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胡身之墓碑》。另按，《新注资治通鉴序》言《音注》完成于1285年；而考《通鉴释文辨误后序》则可知《辨误》完成于后，在1287年。然《通鉴》唐高祖四年“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鄀州”有注曰：“褒州当作襄州，详见《辨误》。”（《通鉴》中华书局本，5926页）后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兵奄至虔州城下”则有注曰：“注详见《辨误》。”（《通鉴》中华书局本，8824页）可见《音注》完成后，仍有接续的修订。 ③ 参见拙文《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北京社会科学》2006、2。
2 观、心性论方面对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是使人们在考察以往的历史进程时，能够在一个较
高的价值层面上展开哲学思考。然而，也有负面的影响，比如，经本史末、重经轻史则是当
时许多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看法。胡三省却对当时流行的重经轻史思想不以为然，他根据自
己对史学的感受和认识，提出了经史关系的独到见解。其曰：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
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①
胡三省经史并重的认识与其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宋元学案》将胡三省归入《深宁学案》，
以他为王应麟（深宁）的门生，王应麟综罗文献，撰有《困学纪闻》这一考史论史名著；全
祖望在《深宁学案》中又说王应麟“独得吕学之大宗”
他反对经史不可同日而语的意见，认为道无处不在，并不局限于经籍，史因记事而寓道，所
以治史也是求道的重要途径。在此，他根据理学“理无处不在”的基本命题，大大扩展了求
道的范围，从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表达了经史并重的思想。为了说明经史并重的关系，
他列举了孔子序《书》、作《春秋》之起讫，曰：“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
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指出《通鉴》之作实接《春秋》经传，暗示孔子序《书》、
作《春秋》也是记事，经史并无两样，地位相当。他以《资治通鉴》一书为例，全面阐述学
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意义，他说：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
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身，
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
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在这一段话里，他列举各阶层人物，从各个角度说明不知史则事不可为的必然道理。其精警
之处，不仅在于交代他音注《通鉴》的意义，更在于启发世人对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②
崇儒重文、以德治国，是理学的政治理念。胡三省也特别重视在历史借鉴中阐明儒治的
作用，其曰：“不有儒者，其能国乎！”，吕即吕祖谦，撰有《大事记》等
史著，治学有“言性命必究于史”的思路，因此胡三省经史并重的思想是与吕、王的治学特
点有继承关系的。胡三省重史求道还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理学起于宋代，宋儒奢谈心
性，却与救国扶世无益，于是他有意于史学求治乱兴衰之“大致”，这也应是一个原因。据
胡三省自序，他第一次成稿的《通鉴》新注就包括有“自周迄五代，略叙兴亡大致”的《论》
十卷。虽然这些对“兴亡大致”的议论在他第二次成稿时已散见于所注各史文之下，但仍反
映了胡氏由史求道的认真思考和良苦用心。
经史并重的思想促使胡三省完成了《通鉴音注》这一巨著，从史注中可以看到他在治
国方略、为政之道、边防之计、人臣气节和纲常伦理等方面，以史垂鉴、扬善贬恶，凸现了
历史借鉴的重要作用。尤其在治国为政方面，他的阐述尤多。
从历史借鉴中，他强调为政勤勉。《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均王贞明四年”记，五代
十国时前蜀国主王衍不亲政事，宠任佞臣。胡三省注曰：“有政事则国强，无政事则国衰。
衰者亡之渐也，可不戒哉！“指出勤政强国、荒政衰亡的历史教训。为政不仅要勤勉，还要
常有忧患意识。《通鉴》卷二百七十三“后唐庄宗同光三年”，记南汉主刘岩闻后唐李存勖灭
后梁而统一北方，势力强大，惧其南下攻汉；及使人探得后唐“骄淫无政”后，“汉主大悦，
自是不复通中国”。胡注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汉主及知唐之不足惧，奢虐亦由是滋矣。”
“无敌国外患”本是发展作大的绝好时机，但南汉却从此没有忧患意识，刘岩及其继承人开
始纵奢无度，导致朝政腐败，境内曾爆发张遇贤为首的农民起义，于是国势日蹙，终不能久。
③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通鉴》卷首。以下未注出处者，均见此序。 ②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注文。 他有鉴于唐初在天下既定之后，唐高祖、太宗对儒
3 士的重视和任用，在《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注文中曰：“然则欲守成
者，舍儒何以哉！”说明以武力得天下，以儒教治天下的历史经验。然而以儒教治天下还要
注意对人才的选用，《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六年”记载了李世民和魏征的一对
对话：“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
进矣。”胡三省赞同这种看法，特别表注曰：“观此，则天下已定之后，可不为官择人乎！”
节俭轻徭、使民不倦，也是治国的重要方略。胡三省在南北朝时中选取了两个典型用以
取鉴。一是为政节俭的代表，《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安帝义熙元年”记刘裕主政，尚书
殷仲文请增朝廷乐舞，刘裕一再拒之。胡三省称为“英雄”，并曰：“世之嗜音者可以自省矣。”
暗喻南宋朝廷歌舞升平，以失江山。反之，胡三省有批评北齐后主高纬贪奢糜费，卖官鬻爵，
以致百官竞为贪纵，民不聊生。注曰：“史极言齐氏政乱，以启敌国兼并之心，又一年而齐
亡。有天下者可不以为鉴乎！”①他认为人君要节俭轻徭，“君德以节俭为贵也”；他以为隋
朝的短祚是与“君德”不俭，追求奢糜有密切关系的，隋君的奢费并不始于杨帝，而是在文
帝时便初见端倪，因此他对开皇十九年隋文帝幸仁寿宫一事讥讽曰：“仁者寿，帝穷民力以
作离宫，可谓寿乎？”②
有鉴于外族入侵、宋朝之亡，胡三省对于历史上国家在边防之经略也颇着意，多有取鉴。
比如，《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唐昭宗乾宁四年”，记王建镇守西川，“蛮人”不敢侵盗。胡
三省认为王建颇有“安边之术”，因瞭知边境外族的情形，善于安抚防患，故“外夷不敢有
所侮”。然而，要使边防无虞，重要的还在于国力的强盛。胡三省举唐玄宗开元盛世之际，
边防虽有胜负，但最终契丹、奚两蕃仍“相帅来降”之事，认为“中国之势安强，有以服其
心志也”。
③
在元代理学思想认识的影响下，元代史家在史学研究中多注意透过纷繁杂呈的史事，探
求历史兴衰治乱之理。胡三省在他一生心血凝聚的史学巨作《通鉴音注》中，就没有把《通
鉴》注释仅仅看作是文字训释或名物考证的工作，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分析，在注释文字中融
入了他对历史运动过程的深刻思考。他说：“物盛而衰，因其理也。”
除了治国为政之鉴外，胡三省在臣节方面，则多强调为人臣守节忠君、守境安民之节；
在伦理纲常方面，则宣扬了孝慈悌爱之道。《通鉴音注》正是以它在史注中的借鉴史观，为
史学地位的不断提升，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二、以心性之学求盛衰之理
④历史盛衰变化受“理”
的支配，理存于史事之中，因此考察历史要善于求理。如何观史以求理呢？胡三省认为看待
历史变动时，必须抓住影响盛衰的“大致”，“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
致。”⑤
首先，从“君心”看历史的盛衰治乱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元代一
些重要的史学著作中，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心性学说的观念，并且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从“君
心”的角度议论历史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胡三省的《通鉴音注》就是在司马光重“君心”的
基础上，从历史教训方面进一步总结“君心”与盛衰治乱的重要关系。比如，他指出，人君
在政治上要居安思危，“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他在分析一些朝代兴衰变化、鼎祚迁移时，特别注意从人心向背以观历史大势，便
是他抓历史“大致”的具体体现。
文献学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 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
4.汇释群经 （《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2022-2023学年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高二上学期第二次模块检测语文试卷
长郡中学2022-2023学年度高二第一学期第二次模块检测
语 文
时量：150分钟 满分：150分 得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7分）
材料一：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怎样才算是“贤”呢？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二十世纪古籍辨伪学之检讨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其中古籍辨伪学尤为突出，争议最多，格局变化最巨。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古籍辨伪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十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籍辨伪之风最盛，古籍也越辨越伪；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古籍考辨之学复炽，然古籍越辨越真。从表面上看，这种前后变化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一大批青铜器和战国秦汉简策与帛书陆续出土，许多从前被认定为“伪书”的文献找到了更为古老的来源与根据，过去被判为“伪书”的证据一个一个被攻破。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新的资料为一些上古文献提供了真确的依据，而在于过去判定它们为伪书的方法与理论本身就需要认真地加以检讨。
一、古籍辨伪学的概念
直到现在，“古籍辨伪”这个概念都是相当含混的。
顾名思义，所谓“古籍辨伪”就是对古籍真伪的审查。但是，“真”与“伪”都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古籍的实际情况是，“真”与“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面，也是比较广的。
古籍的“真”“伪”，有作者的问题，有成书年代的问题，有内容的问题，还有“真”与“伪”的程度问题。或者作者伪，而成书年代不伪；或作者与成书年代不伪，但经过长期流传，内容已非原貌。就程度而言，有小部分伪，有大部分伪，也有全伪。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作者的问题为例，张心澄在其著名的《伪书通考》里也提到了古书的作者问题有四种情形，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判别真伪的标准。他认为：一、“古人不自著书”，如谓《管子》为管子一派人所作，则不伪；如“题为管夷吾所著，则成伪书矣”。二、“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因此常无作者名，如果这类书题“文王作，周公作，孔子作，曾子作，一人题名，遂成定案，致使后人翻案，发生辨伪之事。”三、“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如《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司马迁谓为左丘明著，于是就成了问题。四、“书名非著者之名”，如《荀子》、《管子》皆书名，如谓作者为荀子、管子，也成了问题。[1]
湖南省永州市高三语文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试卷
第 1 页 共 14 页 湖南省永州市高三语文第三次教学质量检测试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 现代文阅读 (共4题；共64分)
1. （12分） (2017高二下·牡丹江期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料是需要辩证的，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不记出处，或商榷前史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若不加以辩证而随便引用，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以讹传讹。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就是考据学。这种学问，汉代的经注已开其端。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书多起来了，裴骃注《史记》，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吴缜《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大大地发展了。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史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佚，考异正讹，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书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王书是对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校勘，两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甚为有益。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崔适的窜乱《史记》的十余家，纠正纰缪；考证《汉书》的多侧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证《后汉书》的多侧重于史实的纠谬。考证《三国志》的皆系补佚考异。自《晋书》以下的诸史，辨证的书虽不及“四史”之多，但诸史皆有考证之书。
以史料的范围而论，清代学者所考证的史料只是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献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学上的史料则做得非常不够。这是因为许多考古学的史料，如新、旧石器文化遗物、甲骨文及汉晋简牍等尚未发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的价值，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学的资料，如殷周之彝鼎、两汉之石刻画像，早已呈现在当世学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为考证古史的资料。即以文献考证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证完，例如从对诸史之史书志考证看来，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天文、律历、书表考证不太多；有关社会经济之食货志，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
2022-2023学年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高二上学期期末质量检测模拟考试语文试题(Word版)
1
龙岩一中2024届高二质量检测模拟考
总分150分 时间150分钟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怎样才算是“贤”呢?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历史立足学风考据
历史立足学风考据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使用正确的史料是历史编撰学赖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确的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据，所以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夫。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无不受过严格系统的考据训练，传统史学家都强调研究要从考证史料开始。针对有人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而忽视史实辨证的现象，胡适尖锐地说：“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强调史实的辨证和考据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崇尚宏观、理论、架构等等，而忽视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辨证。因此，史学界恢复实证主义的学风显得非常迫切。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的尝试值得称赞。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质量尚属上乘。但毕竟这部300余卷的著作出自众手，讹误疏漏仍不胜枚举。先是黄云眉积30年功力，成《明史考证》8册，首次对《明史》进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研究明史至关重要，但黄氏著作涉及较少。《明史选举志考论》洋洋40余万字，专门考证《明史・选举志》，并对明代选举制度多方论证，不仅清理订正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论述亦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此书名为“考论”，“寓论于考，着重于论”。用力点主要有三：一是逐条辨析正误，澄清史实；二是补缺略，明原委；三是对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前两点属于“考”，后两点属于“论”。无论“考”或“论”，事实上都可以归入考据学的范围。既考且论，于是有明一代的选举制度便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远甚于重考据，这本来无可指责。但倡导者却忘却了考据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谓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过分。考据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以达到去伪存真、溯源补阙、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这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历代史学家秉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统完整、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我们才有了引以为豪的未间断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考据在现代中国却很难长成大树。20世纪50-70年代，考据学被认为是走实证主义路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谈考据而色变”；80年代后至今，很多人则看不起考据，认为考据是雕虫小技，只有建构起所谓的大理论框架，才是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谈考据而色愧”。到头来其后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实证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学家，在理论方面又被欧美史学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丢弃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史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选举志考论》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历史事实的澄清，二是向传统史学复归的可贵努力。
唐史基本史料总结
唐史基本史料
基本史书：《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更应当经常反复地读，案头不可一日或缺。
精读史书：在精读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再涉猎一些诗集、文集和笔记之类的书籍。象《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及《唐大诏令集》等书，如一时无暇通读，但起码也要经常翻检，熟习各书的体例和大体内容，以便在进行考释和从事专题研究时知道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门中去查找史料。
重点的三史：《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唐史史料的来源：唐代最主要的历史原始记录是“起居注”。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时称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论、行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所谓“起居注”。 史馆根据“起居注”中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编纂，写成“国史”和历朝“实录”。五代人修《旧唐书》、北宋人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就是主要从唐朝“国史”和“实录”中搜集史料的。今人除能看到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外，已读不到唐朝建国后的“起居注”。 除《韩昌黎集》保留《顺宗实录》五卷外，其余历朝“实录”和“国史”已全部散佚。唐代“实录”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实录”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补写。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旧唐书》一书前半部比较精详而后半部舛错特别多，为什么《册府元龟》一书大部照抄“实录”，而宣宗以后用贾纬的《唐年补录》补足。
从目录学书籍中了解唐史：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时隋唐二代史料在当时保存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尧臣等人所编的《崇文总目》，知道一点古籍著录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尤其是《读书志》和《书录解题》二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此外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也都是这一方面必读的史书。
史学概论总结
名词解释
一、 三通
通志
宋 郑樵 著 纪传体通史
起于三皇 迄于隋末 诸略所及下至于唐
集中反映出作者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
由 帝纪、年谱、略、世家、载记、列传构成
通典
唐 杜佑
1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2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其记事上起皇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至德宗贞元年间
3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想从，叙其始终的典志体，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4讲求会通，重视议论
文献通考
作者：马端临，南宋人。
体例：典章制度体通史
内容：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
思想：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会通思想；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门类；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的认识既包含着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辨证因素，也包含着进化的观点。
二、《竹书纪年》
战国后期魏国人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今所知中国史学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质的著作。其中，《纪年》12篇，被认为是最具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止于战国后期。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竹书纪年开篇记事之通史的先河，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创性成果之一。同时，它对于订正其被埋没期间所问世的有关古史著作，有重要的价值。
《华阳国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性著述，它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著者常璩，共12卷。《华阳国志》有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1皇朝史 2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3是作者本人搜集的资料。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且编撰。不仅有史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
三、洛阳伽蓝记
作者北魏的杨衒（音同炫）之，因公役重游洛阳，见洛阳残破，不甚感慨，写成《洛阳伽蓝记》
篇目内容：以记录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分别为城内、东、南、西、北卷首为原序，阐述写作原由，北魏建都洛阳的经过，以及洛阳各城门名称的来历。主要内容在记北魏京师洛阳40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洛阳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情况以及社会各界的生活状况，还反映了北魏王朝在这40年间所发生的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其中不少史料可补正史之缺。
中国古典文献学笔记整理
1、①“文献”概念：
文：文章（典籍），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献：贤才，含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
②文献概念的溯源、发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第一阶段：“文”，典籍，指书面材料；“献”，贤人，或贤人的口述材料。
代表人物：东汉郑玄《论语注》：“献，贤也。”
魏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
（南宋）朱熹：“文，典籍也；献，贤也。”
第二阶段：叙事为“文”，论事为“献”，同为书面材料。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序中称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末以来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谓
之“献”；
元代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中：“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谓的“文献”似乎已专指
书籍资料了；
明成祖朱棣《永乐大典》（始称《文献大成》）；
（清）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
第三阶段：近现代文献的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偏重于文。
1963 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把“文献”界定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
物质载体。”
2、文献学（三个基本板块：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
概念：“文献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献”概念的自然延伸，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
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此即广义的校雠学。一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或称古
典文献学），二指现代文献学（我国古时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学者为教雠学家）。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
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
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研究对象：古典文献，指 1919 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
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宋辽金夏思想史之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46 字体大小: 【小】 【中】【大】
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其特点
宋代史学，是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但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以及史学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各朝对于修史的重视，宋人对于撰史的热衷，为前代所不及。因而，宋代史学成就非常突出。
１。史著与史学史学，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
宋代开朝，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为避免再度分裂，朝廷对总结历史经验十分看重。宋太祖始建朝，就下令修《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着意从这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中寻找借鉴。史书修成，他很快批阅，第二天就发评论，有 昨日观新史 记载①。同时，宋也十分重视当代史的记录，运用史学手段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宋代史官制及其职能的完备性方面。
史官制起于唐代。唐以前，官私修史并存，尤其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了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官修。私修必须经官审或有帝诏。唐设立了史官职务，负责 注记 、 实录 ，编修 国史.至宋，史官职进一步完善，由相应的实体机构固定下来。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居注和时政记。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成日历。实录院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一朝实录。国史院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