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早期传统文化观_梁文冒

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摘要：文章主要论述的是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的传统文化观。中华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面对着融入世界还是回归传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迫使当时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做出文化选择。艾思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上，遵循世界文化发展的通则，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姿态，构筑了全面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他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参与思想文化论争，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认真总结文化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5-0071-04

艾思奇早期传统文化观*梁文冒（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产生裂变。随着西学东渐的加深，一些西化派人物主张抛弃传统文化，这种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主张恢复旧的传统，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也有无数的思想家欲为中国文化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苦探索。艾思奇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人的杰出代表，本着对待传统文化的务实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并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提出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待传统文化（一）艾思奇首先强调传统文化要符合社会的一般性需要这个社会的一般性需要也就是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不是观念形态的需要。他以通俗文为例说：“试做通俗文章的人，现在渐渐多起来了。这是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倾向，这倾向正反映着社会上一般的实际需要。”［1］作为一个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在肯定通俗文的作用时他并没有否定旧文体在历史上的合理性，因为旧文体是建立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曾经满足了封建社会的需要。但是，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基础的逐渐解体，旧传统文化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有的传统文化被保留了下来，有的受到强烈冲击。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不平衡的特点。他说：“文化在中国，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是非常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缘故。”［2］也就是说，不平衡的中国文化满足了不平衡的中国社会经济的需求。为了更加深刻地阐明传统文化满足于一般性的社会需要，艾思奇还从经济上加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因。他认为，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大多属于封建伦理性质，这种封建伦理性质建立在封建家族制度基础之上。艾思奇在《家族》里专门论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族制度。他不但分析了封建家族的一般形式和伦理，而且还对封建社会不同阶级的伦理做了具体论述。在艾思奇看来，中国封建家庭就是一个小的家族，而整个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家族制度。在小的家族里面，无论是子女还是妇女，都在经济上依赖于封建家长，所以他们不得不遵守这种封建伦理。而家长由于处于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需要用封建伦理来继续维持自己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甚至进一步扩大经济利益。大的家族制度也是如此，封建伦理满足了大家长经济统治的需要。由此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封建伦理是建立在封建经济依附关系之上的。为了加强这种经济依附关系，中国封建统治者把儒家所定下的许多道德规律当做了天经地义，甚至于看做神圣的法律。这是极端的绝对主义的道德观。艾思奇论述封建伦理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10051）。

作者简介：梁文冒（1977-），男（壮族），广西柳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讲师。

文史天地71--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味着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性，也不是为了表明它将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而是为论述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追溯一个前提，甚至为传统伦理的消亡提供现实社会经济依据。艾思奇十分清楚，在剧变的民主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传统文化秩序已经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旧道德也将随之瓦解。他说：“社会的经济状况是变化的，因此，道德也不断地变化，没有永久的道德的教条。”［3］在延安时期，由于家庭经济关系的变化，他甚至已经开始呼吁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道德观，把传统的不合时宜的伦理彻底抛弃。（二）艾思奇还强调传统文化要符合具体需要他重视的并不是传统文化本身如何演化，而是重视具体环境中的传统文化体系如何演化，即把传统文化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去考察。“忠恕”、“诚信”之类原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然而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之后却用来当作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工具。同样，佛学原来也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却被日本侵略者当作要求中国人民服从统治的工具。艾思奇对这些在具体历史环境下被异化了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人和其他所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把传统文化封闭于神秘主义之中，艾思奇要传统文化具体化，还原于生活实际。他多次把中庸之道称为观念论，指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如阎锡山等人把中庸之道当做最高的善的标准，是一种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指出，在封建统治者那里，中庸之道是属于观念论的范畴，被看作世界的本体，成了万事万物的根源。由此，世界不再是客观物质运动的世界，而是被“中”的理念所支配的世界。这样一来，自然就产生了唯心论和神秘主义。艾思奇从处于革命时代的中国出发，认为中庸之道根本不是什么最高的善，最高的善乃是前进性革命性的东西。同样，蒋介石也把“诚”给神秘化了。他只是要求人们诚心诚意、不加分辨地接受他的“革命建国纲领”，是要求人们愚忠。对蒋介石的“诚”，周佛海更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4］而艾思奇指出，“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它常常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它只是要对“国民”发出这张“诚”字号的空洞的说教，它没有任何物质的准备金付给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英国人类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为个体的需要服务。而艾思奇认为，传统文化为大众的需要服务，为民族的抗战需要服务，民众可以利用传统文化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在统计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成绩时号召把传统的戏剧、小说、木刻和连环图画等运用起来，以达到揭露日本侵略者丑恶行径和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热情的目的。他和当时很多文化人一样都主张国防文化，认为凡是不符合抗战需要的，都要予以相当的警惕或舍弃。他以儒学和佛教为例说，日本人也替我们宣扬孔教，也替我们修建佛教寺庙，实际上是想曲解中国传统文化为其侵华政策服务，是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反抗，心甘情愿地当奴隶，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给异化了。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只有摒弃这种消极无用的思想，依靠俗人起来奋斗，才能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

二、积极参与党内外思想文化论争，在百家争鸣中发展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思想文化论争是很激烈的，有关传统文化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旧形式的利用和中国历史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近代中国批判旧学传播新学的传统，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从认识论和思维的高度，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进行批判。这方面贡献比较大的当属鲁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随着农业文明的逐渐衰落，引起普遍的文化危机。反传统的文化浪漫主义达到高峰。‘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导致了文化重构中的二重化矛盾。鲁迅的‘拿来主义’，突破了文化二重化模式，掀起了改造传统精神文明的热潮。”［5］艾思奇在上海时期便和鲁迅等人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在艾思奇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普遍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因而他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基调就是批判这种迂腐和盲从。但他也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但需要先进思想的导引，同时也需要常态的文化制衡，新思想文化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不成熟的社会革命，企图摧毁传统文化。艾思奇意识到这种摧毁必定会使中华文明遭到破坏，他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那样靠着激情去摧毁传统文化，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对待传统文化。艾思奇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是他的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民族和社会的危机导致的传统文化变迁，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的逐渐解体，价值观念的更新，人格模式的转变，从而导致整个传统文化体系、文化结构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同时也试图进行相当的改造，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旧形式。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把对旧形式的利用当做权宜之计，只是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艾思奇则认为，不能简单的利用旧形式，利用旧形式同时就要能发展旧形式，创造一种文化的综合。针对如何具体利用旧形式，他还在《旧形式的运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和《旧形式新问题》里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以《中国文化》为阵地，并以主管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的有利条件，积极引导党内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比如他在《中国文

文史天地72--理论月刊2013年第05期化》第二卷第二期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更难能可贵的是，艾思奇并不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压制党内不同意见，而是主张百家争鸣，允许不同意见在党内存在。他把尹达和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发表在《中国文化》上，通过比较来辨明中国历史。（二）文化作为一种以世界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常常存在着不同党派之间的论争近代以来，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的传统文化秩序也逐渐被打破，中西方文化开始交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强烈震荡。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秩序被打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张力也已经断裂。这种文化秩序的变异在不同思想家身上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提倡复古，而以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主张全盘西化，章士钊等人则主张简单的调和主义。艾思奇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看到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分歧，他也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他注意到，西方文化的渗透会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样貌，导致传统文化模式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小部分是相容的，更多情况下是相互排斥的，这就迫使人们做出文化选择。艾思奇认识到，虽然外来文化在中国已经获取一定地位，但传统文化仍然在中国社会占据着支配地位，中华传统文化仍然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强制力量而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人们并不总是感受到这种强制力量，是因为人们通常总是与传统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当人们试图反抗传统文化强制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一强制力量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在梁漱溟身上。梁漱溟曾经赤裸裸地宣称他去北京大学任教只是为了对儒学做发挥。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把梁漱溟称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批判他力图把已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了的“孔家店”再建起来，要歌颂儒家的封建伦理。冯友兰比梁漱溟要高明，他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把封建传统文化神秘化，提出要继承传统文化中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的东西，只是反对其中特殊性具体性的东西。即冯友兰主张要反对封建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了的具体的条条框框，而要继承封建传统文化的精神。针对冯友兰的主张，艾思奇指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所说的那些原则，正确地分清精华与糟粕，分清什么应该肯定和继承，什么应该加以否定和抛弃。就一般的文化问题来说，我们要肯定的是有民主性、科学性与大众性的东西，而不是冯先生所说的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的东西；我们要否定的是反民主、非科学、反大众化的东西，也不是冯先生所说的什么特殊的具体的东西。”［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