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敬告青年》读书笔记

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当时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他主编的《青年杂志》，他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并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陈独秀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创刊号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短短数千字就将青年对于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巨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陷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提出的这六点，总的是向青年人可以做到：民主、科学、人性、理性、改革和开放。我也很同意他提出的这六点，因为，它指出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研究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这也更突出了它的呼吁是多么迫切，而且也正如他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将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也是情理之

中。

但是陈独秀也清晰地看到：“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就是这样的对社会有着重大责任的青年人，其生理年龄虽处于“青年期”，但是思想却极其的陈腐朽败，完全不符合人们对一个青年人的期待，或者说，根本不配称之为青年人。

其实现在我们当代的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我觉得也可能开始有点向非青年人堕落了。现在有的大学生变得很懒散，生活根本没有激情、严谨意识，。如果说进入大学前还有“跨过高考这道坎考入大学”的被动的动力的话，现在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动力了，开始变得颓废，放纵，堕落。从以前的上课担心迟到到现在的随意迟到和“专业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心理；从以前的门门功课都争取能考多少就考多少最好考满分到现在的所谓的“及格万岁”；从以前的“考试作弊隐秘化”到现在的“复制粘贴公开化”；从以前的放假即学习到现在的学习也放假；从以前的按时休息到现在的晚上熬夜打游戏、看电影白天上课来补觉，甚至有的人一睡就半天；从以前的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到现在的上课随便讲话，睡觉，吃东西，玩手机、电脑……许多的许多，难道这就是将来要挑起社会重担的青年人吗？

有很多人都有梦想，只是那些梦想同前人比起来太狭窄，还有多少人会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虽然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和我们不切实际，但前人已经给我们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也应该努力。我们总喜欢瞻仰先人，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但却有多少人会跟他们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能成功？没有人能够预计到自己的未来，包括伟人自己，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却成了伟人。我们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但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能够成功吗？他们能够站到世界的顶端吗？今日之中国，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呢？却是表面平静，内里蕴含着很多不明因素。

我们可以没有伟大的理想，但我们起码要对得起生我们，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父母，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不要因为环境的安逸而造就了我们的堕

落，麻木。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我们应该尽我们的那份力。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机会，用时间来记住我们的“不可复制”，永载我们的辉煌。

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

陈独秀对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认识和反思黄公演（一）陈独秀对后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晚年，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他的认识的立足点在于这样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所说的民主，是有具体内容，不像一些人也整天高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从来不将民主具体化，说说民主倒底有哪些内容。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第九条中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在该文第八条中，他又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总之陈独秀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总结为：党内无派，党外无党，格别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凌驾于国家正常的行政权力，凌驾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直接为斯大林个人御用工具，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专制政权，后期苏联若还被称为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不过这里应该提出，陈独秀在论述后期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时，还牵涉到其他一些问题：（1）陈独秀认为斯大林专制制度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制的

逻辑发展，是制度产生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产生专制制度。因此要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2）陈独秀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这些话都合乎陈独秀的性格，表明他从来不马首是瞻、有主见。这也说明为什么他总是走在历史前面，而不是被历史拖着走的角色。这些话却被现时一些人所赞扬。自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出现一股反十月革命反列宁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暗流。中国现在也不乏这些人，这些人中有的曾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个人理想信念，已经下定决心为之奋斗终生，也打算作出个人最大的牺牲，甚至自己的生命。苏联的解体与东欧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消亡，使他们绝望，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也说成为“乌托邦”。他们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也记在列宁的帐上，他们也企图将陈独秀也拉下水。陈独秀的说法与这些人的观点，当然有本质上的不同，我认为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1923一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果不是经从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人员的介绍，他连苏联存在左派反对派和他们曾为中国革命问题与斯大协当权派争论斗争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些党内应该有派，党外应该有党的民主思想，首先也接受于托洛茨基。我想在这里有必要说说下面的一些情况。（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新青年

陈独秀新青年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昔，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股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自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夫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备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埃。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几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情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一九一六，九，一。

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

摘要：陈独秀的国家观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本文主要考察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陈独秀国家观的此次转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陈独秀自身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素质等也是其实现国家观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专政转变。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

陈独秀眼中的鲁迅

陈独秀与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且一为《新青年》主编，一为《新青年》重要作者。以常理论，这两人之间产生亲密友谊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回首当日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时，鲁迅却如是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的。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的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刘）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陈鲁二人终未成挚友，原因大概的确也只能归于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做出精当的评价。即如以上鲁迅的寥寥数语，便传神刻画出了陈独秀那外表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而内心实无城府的独特性格。反过来，对于鲁迅，陈独秀也有着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深刻见解。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曾有一篇小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只是此时的陈独秀，无论在政坛上还是文坛上，都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这篇短文也就不大为人所知了。然而历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再回首凝眸，却越发见出其睿智清醒。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然而他们二位，都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的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之前，一帮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钱不值。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帮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外，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的文字并未对鲁迅的具体作品进行评价，然而“毁誉过当”四个字，实在是写尽了鲁迅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也预言式地写尽了鲁迅研究界数十载风风雨雨。“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的朴素断语也实在比后世那么多光辉赞誉要深刻得多。而“独立思想”四个字，则更是对鲁迅的相知之言，点出了鲁迅最大价值所在。不过，这位曾叱咤一时而后经历坎坷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这位曾被讽为“陈独兽”的孤傲书生，在说这些话时，心中恐怕比一般的评论家有着更深的感触吧！

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

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种错误理论。以王明等为代表。他们反对中国革命有阶段之分，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迷恋于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作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错误理论，混淆革命的阶段和步骤，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称“万里长城论”。[1] 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要求无产阶级避免用“过分激烈的行动”吓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应有一个长久的停顿，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前途问题认识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

中国也难以独异”。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理论观点。陈独秀把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这是一种反对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理论。历史证明，这种理论在中国是不正确的。“二次革命论”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硬要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其错误就在于陈独秀等人根本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所处的新的时代特点与中国国情，不懂得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青年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马新飞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思想政治教育·2014年第4期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青年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马新飞周建超（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科办，江苏南京210023；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摘要】陈独秀十分关心和关注青年的成长发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青年发展的目标模式与实现的途径选择等文章和演说，形成了独特的青年思想理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入学习和研究陈独秀的这一思想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知识青年在近代中国民族危难时刻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情怀，进而揭示陈独秀青年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好青年工作，推动青年把个人梦与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提供了有益启示。【关键词】五四时期陈独秀陈独秀的青年思想中国梦一、青年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动力陈独秀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内部政治社会衰败和外部面临帝国主义羞辱性掠夺的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国之道，青年陈独秀从20世纪初开始就投身爱国革命活动，先后组织爱国演说、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创建岳王会，传播民权、自由与科学思想，鼓吹革命思潮。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觉醒的”，大多数国人则沉睡不醒。因此，要挽救中国，只有依靠青年，青年学生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动力”［1］。首先，社会是属于青年的，青年是变革社会的生力军。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时期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年是社会中最新鲜活泼、富有朝气的因素，其成长发展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发展。“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2］因此，陈独秀把中国的前途、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青年通过自身的发展完善来承担不断改造国家和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物质力量。其次，青年身心活泼，受传统思想影响小，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思维。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蕴含着新陈代谢的规律，青年相对于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是人类社收稿日期：2014－03－11 作者简介：马新飞，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科办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88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

陈独秀的宪政爱国主义作者：陈永苗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05-9-2 本站发布时间：2005-9-2 21:57:52 阅读量：258次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1卷第4号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陈独秀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不能一看到国家两个字，就胡里糊涂就去爱，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他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不要算了。尽管公认陈独秀剑走偏锋，但陈独秀还是站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把爱国作为信仰加以审问，认为只能爱有资格值得爱的国家。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看来能够防御外敌，并不是值得爱的条件。在外交和内政之间，只有内政是君子，保护人权而不是侵害人权的国家才值得爱。爱国主义应该是理性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盲目的政治信仰。在陈独秀看来，民族自爱心同个人自爱心具有相同的性质。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他爱国不能盲目。所爱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如果没有这一界限，爱国心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经过理性地考验，陈独秀确立了爱国主义信仰。对于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陈独秀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的爱国是自由主义的，以个人自由作为终极目的。这让看起来是世界主义倾向的，

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

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除了党派政见、政治思想、政治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外，他的独特个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刚正不阿、性情急躁的“龙性”始终贯穿于陈独秀的革命生涯。陈独秀的独特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小的时候面对“白胡爹爹”凶狠的板子毒打，陈独秀总是咬紧牙关以沉默对抗，祖父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是蛇就成龙。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为人真诚直率、处事优柔寡断的一面。祖父的板子吓不倒陈独秀，而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当投入革命活动后，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领教过他的个性，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胡适称他为“不羁之才”，他的秘书王若飞更深知其“倔强个性”。陈独秀自己也承认自己“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陈独秀性格的两面性对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当他站在革命前列的时候，他会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时，则变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陈独秀倔强不屈的性格伴随着他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他的晚年对他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根源问题上与共产国际、联共及中共党内其他人员存在着巨大分歧，却与托洛茨基观点不谋而合继而转向托派，组织起自己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派首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组织纪律考虑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托派者的党籍，鉴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情况报到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也愿意请陈去莫斯科，然而陈在《答国际的信》中斩钉截铁地拒绝去莫斯科。倘若陈独秀此时能够理性一些，能够灵活一些，他的历史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1937 年11月20 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 期刊登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中共中央还派博古、叶剑英等与他谈判，希望他回到党内工作。固执倔强的陈独秀并没有领会中共的好意，仍然固守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加入托派组织看成是挽救革命的善意动机，表示愿意回党工作但让其作书面检讨却难能“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刚愎自用、固执不屈的“刚”性性格缺乏能伸能屈的灵活性，在特殊时期成就了他，在关键时刻也摧毁了他。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

论陈独秀的新青年教育思想［摘要］新人教育就是教育的一切要从人出发，以人为本，分析人，关注人，发展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力主除旧布新，积极为打造新国民而努力。他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提出的新青年教育思想虽历近百年却依然熠熠生辉，对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教育科学精神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奔走呼号，倡导从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挽救危局，成为他早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为达此目的，他对新教育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教育立论，提出了关于教育培育新青年的系列思想，主要涉及到教育的目的、方针和教育方法论、教育内容等众多方面，为今天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一、教育宗旨：培养健全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成为当时新学人群为之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由此而发。他在1915年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极力倡导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但不是旧青年而是新青年，对新青年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他尖锐指出，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隆

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然其所见社会之青年难以恭维，心力智衰者不绝如缕，不能自觉也难以奋斗。为此，他深刻指出，新青年要符合六大特征：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欲达到培养新青年之目标，陈独秀力陈教育之重要：“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2］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几个精英分子，不是培养几个白面书生，不是培养一群升官发财苟且偷安之徒，而是培养适应时世社会需要的健全的人、健康的人、理智健全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吾人所需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今之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3］为击退当时卑劣无耻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增强抵抗力，完成国民培养新形象，陈独秀注意借鉴西洋教育经验。他认为，新国民教育应当多管齐下，从人格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而非依附型奴隶人格，从所学上要以科学人权并重，从思想上要与世界同流开放包容而非自国的，从社会经济角度则要经世实利于社会而非守退安隐于乱世，从生理上要锻炼身体坚强体魄，要向西洋教育学习“全身皆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陈独秀与五四运动蒋文祥【论文提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先后撰写各类文章和随感录多达四十篇，还亲自起草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首倡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设计师和创始人。【关键词】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曾经盛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本文仅就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作些研究与探讨，以求教于识者方家。一、五四运动前，陈独秀首创《新青年》杂志，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口号，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和旗手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是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这个刊物起初完全由陈独秀个人主办。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并委以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编辑部便随之由上海移到北京。1918年1月由个人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新青年》创办伊始，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是五四以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陈独秀宣扬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新青年》创刊号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2]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科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曾经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明确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3] 当然，陈独秀的功绩并不在于宣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而在于向西方寻找真理，明确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即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10电子信息工程林源鑫学号：2010052707 记得陈独秀曾经说过：“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 在我看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首任领袖是陈独秀最为辉煌的时刻，在那时候，他的思想高度与先进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只是播种者，而不是收获者，他把先进的思想种子散播到神州大地上，让人们觉醒，但最后又由于思想反复和右倾路线的推行，走向被撤消总书记的职务和开除党籍的深渊。 1914年，陈独秀发表了《《双枰记》叙》与《爱国心和自觉心》两篇文章，企图把愚弱的国民真正惊醒起来。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风气得以开创，一个从根本把中国人的思想乃至中国社会引入现代化轨道作铺垫。文学革命的兴起对于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就陈独秀而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设计者，同时也是由胡适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的直接的诱发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正由于陈独秀有力的督促和诱发，胡适很快就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写成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从而以发难者的身份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可见，五四文学革命，虽为胡适首先发难，陈独秀继而相应，但整个革命的兴起及其深入发展，陈独秀却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当时情况下，倘若没有陈独秀的督促诱发，胡适未必能够很快地把自己的主张贡献在国人面前；同样，倘若没有陈独秀以《新青年》的阵地对他作坚强有力的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也不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对此，胡适本人也反复强调过，谓正因为文学革命得以陈独秀的声援，以及像他“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陈独秀根据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特点，选择几个重要的方面主攻：（1）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2）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3）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倡导科学。（4）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由此观之，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在全面指挥和重点攻坚方面，建有特殊的功绩。由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适时地为一个行将衰亡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当闭关锁国主义再也无法抵挡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为物质形态的猛烈冲击时，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实现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追顺世界文化潮流，通过真正的经济变革和政治革新来迎接中国现代化的曙光。陈独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缺陷：（1）体现了较浓厚的轻视群众的思想倾向。（2）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既有反复，也有矛盾。（3）在处理党内矛盾及党内同志相互关系时，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缺陷，爱大发脾气。（4）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共产党陷入绝境。（5）政治上的幼稚天真。陈独秀的主要错误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面目没有清醒的认识，

陈独秀与他未能完稿的自传

陈独秀与他未能完稿的自传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一生体验过四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体验，也是他服刑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胡适在催促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首先拿出自己的《四十自述》，以作为对朋友们的一个交代。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他必须面对且要认真对待之。入监后，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上了。不仅如此，更头痛的是，作为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他被铁窗和大墙所囚禁，而大墙外的年轻的“托派”们，非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紧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讨伐。凡事认真的他，既然接手中国“托派”，当然不允许这班年轻人由着性子胡来，因此，人虽然在牢中，可他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过问“托派”的事情。这就是说，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当时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吗？”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经济上最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

新时代·新青年 ——读陈独秀《新青年》有感一直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闲暇时会躺下惬意地翻上几页，欣赏大家之作。最近阅读的是一本名为品读人生的小册子，这里收录了清末至建国之初一众作家的作品，很意外地在这里读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篇名为《新青年》的文章，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陈老先生发表在他当年创办的杂志上的大作之一。将近百年过去了，在置身于21世纪的我看来，陈老先生的这篇文章依然有着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不仅仅是可以拯救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可以拯救迷失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年。陈独秀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是他让那个零落瘫痪的国家找到了生机和希望；是他在那个闭塞保守的年代振臂一呼，叫醒了沉睡的人们；是他在那个腐败堕落的社会看到了青年的力量。他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新青年的殷切希望，对旧青年的痛心疾首。“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新旧青年有着相似的年龄，但在生理和心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必须指出这些差异以警觉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热心，他明白一个国家的复兴与发展都寄托于青年，必须从青年身上寻找活力与气魄，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首先从生理上来讲，旧青年大多数都是斯斯文文的白面书生，最主要的特征是“悉秉蒲柳之姿，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

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而放眼国外时发现外国青年都是壮健活泼，非常有活力。“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对比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陈先生在这里就对新青年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予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新青年首先应该有着健康的体魄，而不是遵从旧社会所提倡的孱弱书生形象。其实陈先生的观点放在今天也是有警示意义的。现在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点线上，很早就开始给孩子增加各种各样的学习负担，让年仅十岁左右的孩子身负重压，生活重心只有学习，忽视了锻炼，忽视了身体的重要性，小小年纪就老态龙钟，活力不足。今天的孩子就是以后的青年，未来的国家栋梁。这些本应该天真烂漫的祖国花朵们现在的形象是：架着近视眼镜，耷拉着脑袋，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尽管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同样不能忽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教育里本来就应该包含体育和锻炼，不能让素质教育仅仅成为口号。然后从心理上来说，旧青年的头脑里延续的是做官发财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于做官发财这种腐朽思想的鄙夷和不屑，在他看来，新青年头脑中必须斩尽这种腐败堕落陈旧的思想，必须有真实新鲜的信仰。只有这样的青年才可称之为二十世纪新青年，所谓的新主要是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去追求新的生活，才会建立起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广大血性青年身上，他用

陈独秀论文 3000字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期末论文题目：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姓名：徐梦园年级：2013级思政二班学号：2013040097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4年12月

论文提要陈独秀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沉重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领导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当选过总书记；但也受过多次牢狱之灾，……1937年7月，陈独秀在经受过8年的监狱生活后，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我的论文就是讲述陈独秀晚年的主要思想和我对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我对他的晚年民主思想是采取总分的模式，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系统阐述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就是从总体角度来看；接下来是分别从两个理论观点阐述，第二部分是关于他的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他对于苏联经验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思想；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关于民主思想的见解有得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有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去评析陈独秀。

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徐梦园摘要：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9年11月，他被开除了党籍。以后他又和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处了13年徒刑。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的爆发，他被释放出狱。在晚年的时候，他的民主思想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新“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一个是反对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新“二次革命”论苏联经验反对法西斯陈独秀，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辉煌有过末落的人物，一生崎岖坎坷，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当中，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及其思想活动上有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他总书记的职务。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没有听从党中央的劝告，继续走下坡路，1929年11月，被开除了党籍。之后他又与托洛茨基派结合，并被选为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决13年徒刑。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陈独秀是一个生前和身后都引起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廖盖隆先生曾评价他：“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也有人认为他的错误大约功绩，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学习的是他正确的思想和地方。在面对反动派压迫和贫困生活的折磨下，陈独秀并没有思想和意识上消沉，反而继续探索属于他自己的民主思想。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我把1929年11月至1942年5月这一时期称为他的晚年时期，也就是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到1942年5月病逝这个期间。陈独秀的晚年民主思想不仅与他自身非凡而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及其外部环境有关。下面，我就从总体角度阐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一、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总体阐述陈独秀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的一生，他对待民主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早年时期，他的民主思想唤起了民众向封建堡垒冲锋陷阵的号角。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所宣传的民主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性，但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实现独立民主之人格，自由平等之人权。在后期，他又对民主的真正内涵作出了必要的说明“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治理国家。”“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的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总的来看，他的民主理论观点主要是有民主的历史发展、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制与独裁制、社会主义与民主这几个部分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