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１．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２．学习型组织理论３．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４.最新趋势１.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２．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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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续这改边过程。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２.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南亚史研究的成果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摘要：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行为（内在）等。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公共艺术在中国也叫“城市雕塑”，这个不太贴切的名称实际上也象征了中国公共艺术从幼稚状态开始的起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这条路基本上通过市场招标来作为主要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公共艺术主要分两大块：一块只由政府建设和规划项目内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等。这主要是通过政府城市雕塑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另一块是由企业、地方政府等通过市场进行招标的地产项目来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个平等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市场上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诸多非市场元素还在其中产生影响。另一个影响中国公共艺术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公共艺术启蒙的缺乏。民众不太理解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决定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交给谁创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也不太具备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的基本素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学院培养公共艺术人才是当下急务所需的。作为一名公共艺术家，一个能进行商业谈判和企业管理市场经营者，一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有深入了解的文化实践者。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大部分雕塑家习惯将自己的架上纯雕塑作品放大做成城市雕塑，这样的雕塑往往不是过于个人趣味，就是离公众的文化心理隔得太远。这种将城市雕塑纯艺术化的做法使中国的公共艺术一直没有定位清楚真正的公共艺术概念。这也使中国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很多雕塑家在公共艺术市场上不是很成功，同时也让那些个人趣味极强的跟公共空间不搭调的城市雕塑在城市街头成为一种强制性和文化暴力。 “什么是公共艺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作者：高晓东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一、专著简介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艺术_理论的回顾_易英

文章编号:0257-5876(2002)05-0112-11 20世纪90年代艺术:理论的回顾易英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展的,艺术运动、艺术风格和艺术思潮都与具体的社会条件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在90年代的特定条件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构成现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背景。艺术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与前卫艺术、后殖民主义、架上艺术与观念艺术等一系列问题都在90年代艺术中体现出来。本文从社会批评的角度在理论上对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与批判。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文化政治波普策划人架上艺术观念艺术作者简介易英,1953年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一燕灵路来福面馆(2002) 翁云鹏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时候,首先要提出经济的问题,这与80年代总是谈到思想解放运动大不相同。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刻变化,也因为这个大环境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艺术的生产不可能孤立于经济制度之外,在市场经济的大系统内,逐渐形成艺术生产的制度,从前卫艺术到体制文化,无不在这个制度内运作。90年代初是现代艺术运动陷入低潮的时候,而艺术市场恰恰在这时出现,尽管这时的艺术市场还很不成熟,完全是境外的买方市场,但对现代艺术的冲击是很大的。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0是1989年后最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展,这个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展览却为理想涂上一层金钱的颜色。展览的宗旨是要把中国的前卫艺术推向市场。当时的现实困境是前卫艺术后继乏力,在经济的压力与诱惑下,前卫艺术严重分流。一些艺术家看到前卫艺术前途无望,一部分人接工程做装修,一部分人转而制作迎合市场趣味的绘 ) 1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竞技体育向职业化、高度竞技化方向发展。体育的目的、功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其间伴随的体育价值选择的混乱给体育道德建设带来许多亟待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如职业运动员的不道德行为问题，教练员、体育信息中介人等追求名利的思想与体育运动的“善”的背离，观众体育道德规范的界定问题等等尤为引人注目。这些理论问题假如不从哲学的高度、从体育价值视角探讨，从更广的背景上认真地、战略性地加以审视，将不能高效、省时的促使体育现实从混乱走向健康有序发展道路。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适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必定能站在国内体育科学研究的前沿，廓清体育价值选择与体育道德建设的相关理论问题，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体育改革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体育价值即体育的功能（效用）与人类需要之间的主客关系。体育价值包括：（1）体育外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外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外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外部价值；④快乐的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包括：①体能的内在价值；②体育知识的内在价值；③运动技能的内在价值；④快乐的内在价值。判定体育价值的有三个标准：内在价值的标准；满足的标准；一致的标准。体育价值的属性有：（1）属人性和社会性；（2）客观性和主体性；（3）应然性和实然性；（4）局限性和拓展性。借鉴价值哲学理论，从学理上我们可将体育价值选择定义为，体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作用过程中，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尺度，对客体的属性、功能及其对主体可能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比较，以求用最小的代价取得对主体最大体育价值的过程。体育价值选择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观能动性；第二、中介性；第三，社会历史性。体育价值选择目标是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价值倾向的体现。是追求参与还是以获胜为第一要旨，是在竞争中凸显运动员个体价值还是在合作中彰显集体精神，是在公正的旗帜指引下下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忽略运动员先天的条件不平等，是重视结果还是卓越的表现。实践是检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最终标准。在价值论上，实践还是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确定者，是价值标准的本质形式。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标准，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加以确定。第一，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是否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第二，逻辑上的一致性；第三，现实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第四，眼前利益和将来目标的一致。体育价值评价基础上的合理化价值选择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体育价值选择合理性的主体条件。其二，体育价值选择合理化的技术条件。其三，体育价值选择的过程条件。体育价值选择主体性的变化，

中华老字号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本文希望通过对传播学经典理论：拉斯维尔的“5W”理论，与中华老字号品牌的传播实务进行结合，总结其在本土化过程中与老字号品牌的交叉适用范围，对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具体产品进行细分，分析其品牌的形成、维护和推广过程，总结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整合营销策略，找出其不足和成功之处，提出“中华老字号”品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持续发展的新观点，即理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和特色创新的有机综合，从而不断注入中华老字号品牌的文化内涵和新的活力。该文提出以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注重凝炼品牌的文化特色，以现代传播理论和手段，促进老字号品牌传播模式的改进并提出了创新对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务评点，总结老字号品牌在国际推广中如何导入传播学理论，从而将理论上升到实际操作层面，直接应用于实务，最终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老字号品牌在文化传播领域和市场开拓领域发现新的突破口。 1.1.2国外对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文化因素研究实践国外对老字号品牌的研究和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把“老字号”称为品牌，并且将品牌看作是企业和产品的无形资产，因而在国外的研究中，出现了无形资产理论（Intangible Assets）。无形资产理论诞生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历经了组合无形资产、要素无形资产(专利权、商标权、特许权等)以及合力无形资产(核心竞争力)等发展阶段。进人20世纪以后，无形资产以其对企业价值贡献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为各国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所重视。如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04)、威廉·佩顿(W: Aaton)、利特尔顿(A.C.Littleton，1940)、人力资源的先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60)、同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1969)、美国会计学家卡特利特(G.R.Catlett)、奥尔森(N.0.Olson，1969)、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PrahaladcK.)、哈梅尔(HamelGarg，1990)、知识资本的创始人卡尔·埃里克·斯维比(1990)，罗伯特·卡普兰(https://www.360docs.net/doc/c715148188.html,n，1993)、托马斯·斯图亚特(1994)、帕特里克·沙利文(1998)等学者在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美国FASB、英国ASB、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等机构也从制度层面上的推进。关于无形资产运营管理方面的研究，Prahalad和Hamel，Foss、Teeee，Pisano 和Shuenn等都基于RBV(资源基础观)的角度上来对于无形资产管理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企业是“能力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自企业的核心能力或动态能力，尤其是要加强对企业的独特的异质的无形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这才是企业创造利润和的来源。此外，Harvey，Michael揭示了无形资产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并研究了如何保护问题;Mo，J.P.T.、Zhou.M讨论了虚拟企业无形资产管理，他们的观点是，企业竞争力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并被称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问题是如何最佳地使用好这些资产；Homer解释了无形资产价值为何超过公司价值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在无形资产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这些国家里，无形资产同有形资产同样重要的观念已深深根植于社会当中，投资者非常重视无形资产的开发、培育、经营和管理。目前，国外对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在评估和交易方面，即评估方法的量化以及适合于无形资产的生成和开发的环境建设方面，以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管理与运用的需求。企业内部亦形成了牢固的无形资产意识和机制，使得无形资产能够像其它资产一样发挥其作用。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资产的主要部分。同时，还可以看出无形资产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美国著名饮料“可口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