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义东“同城化”的战略研究

1 加快推进义东“同城化”的战略研究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推动下，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日益明显。因为地域的无阻隔性、产业的关联性、人文历史的相似性，一些非中心城市或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同城化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作为浙中城市群中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经济总量和城市规模较大、市区基本相连的义乌市和东阳市，加快同城化步伐，把义－东中心城区打造成为浙中城市群的核心之一和重要支撑，建设成为全省最具活力和区域竞争力的经济板块，对于加快浙中崛起，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应成为两市共同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现实课题。 一、“同城化”内涵的理解 ㈠ “同城化”的主要内涵和实质 什么是“同城化”？目前学界对“同城化”概念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定论，其主要内涵是指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能够逐步融为一体条件的两个或多个地域相邻城市，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相互融合，逐步实现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统一，产业、信息、交通、市场、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一体，资源和发展成果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相融的过程。其实质以相互融合、互惠互利促进共同发展，以优势互补、相互依托完善城市功能，从而增强整体竞争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同城化”不是“同一化”或者“同体化”，也不是行政区划架构的同一或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联合体内部实行强强联合、优势整合，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创新我进步、你发展我受益，辐射力、扩散力与竞争力越来越强的板块经济。 ㈡“同城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2

“同城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较，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地域范围和一体化程度存在某些差异，属于一体化范畴。“同城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层次，处于一体化与合并之间，“同城化”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简言之，“一体化”是“同城化”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同城化”是“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同城化”源自“一体化”又高于“一体化”。 ㈢国内“同城化”的发展实践 目前，“同城化”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很多城市都体会到障碍重重的管制及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出于各种动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城化”或“一体化”。继深圳与香港最早提出“同城化”的发展理念后，吉林省吉林与长春、山西省榆次与太原、河南省开封与郑州等都先后开始同城化建设。2007年9月12日，沈阳、抚顺两市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沈抚同城化战略高峰论坛”，这两个相距30多公里的特大城市提出了同城化发展的新构想，签署了《加快推进沈抚同城化协议》。2009年3月2日，在广佛“同城化”提出9年后，广佛两地书记、市长历史性地首次聚首，举行两市党政领导工作座谈会，初步讨论通过了广佛同城化的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成立由两市市委书记、市长组成的“四人领导小组”,建立广佛“市长联席会议制度”；3月19日，两市签署了《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在产业协作、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这四个领域率先尝试同城化。2011年9月8日，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市长签署《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备受外界瞩目的“闽南金三角”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进程开始提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在正式提出建设“城市一体化”或“同城化”的城市组合有近20个。同城化已3

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区域协调与合作、发挥区域最大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义东“同城化”的时代背景、基础条件和制约因素 义东同为浙中城市群中发展较快的城市，产业关联度强、互补性大，特别是共同的母亲河—东阳江、共同的历史渊源、山水和人文把两市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探索义东同城化发展道路，是两地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又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㈠义东“同城化”的时代背景 随着义乌、东阳两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两市市区已经基本相连。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划协调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东阳江的治理等方面各自为政，直接影响了两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年2月12日，经国务院同意，《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正式批准实施。在新规划中，金华－义乌新增为浙江省第四个都市区，金华和兰溪中心城区、义乌和东阳中心城区是规划中的金华－义乌都市区的两个核心片区。为了加快推进“金华—义乌都市区”中的义－东中心城区建设，迫切需要通过城市间的相互融合，使两市在发展、建设和管理上形成高度协调和统一的运行机制，使市民弱化属地意识，共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这是义东“同城化”命题提出的时代要求。 今年３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国务院批复指出，国家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支持义乌市开展相关专项改革，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11月，《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三年实施计划》上报国务院。“实施计划”主要内容为：“1种贸易方式”即量身定制“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5项配套监管服务政策”，“打造9大发展平台”，“完善7方面服务体系”。加快义东同城化步伐，既可以为义乌进行国际贸易4

综合改革试点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为东阳利用义乌改革试点的政策溢出效应和市场溢出效应、培育建设特色专业市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错位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㈡义东“同城化”的基础条件 ⒈地缘相邻。义乌与东阳为近邻，山同脉，水同源，地相连，两市市中心时空距离仅半个小时车程，两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密度大、流量大。在18公里客运通道上，客运车辆达49台，日客运量4500人，日发班次257个。 ⒉人文相亲。义东两地历史悠久、渊源相同。义乌于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置乌伤县，属会稽郡；吴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郡西部置东阳郡，治所长山县（今金华）；乌伤县、吴宁县属东阳郡。秦时（前221--前207年），推行郡县制，东阳地为诸暨、乌伤县之一部分，属会稽郡；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东阳建县制，名吴宁，属会稽郡；唐垂拱二年（688年），析义乌（原乌伤县）东冲要地及吴宁县故地，袭旧郡名，建东阳县。历史上，义乌、东阳同属东阳郡（后来的婺州府），两地接壤地区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动。义东两地语言相通、文化同宗。义东方言均属吴语体系，浙中地区方言众多，然义东两地语言基本相通。同在朱子道学、吕祖谦婺学、陈亮和叶适事功之学、唐仲友经制之学等的浸润下，东阳形成了“勤耕俭朴”的传统品格、“勤读苦学”的教育传承、“学艺求技”的建筑和工艺文化；义乌形成了“尚文好学”的学术传衍、“尚武勇为”的义乌兵精神、“尚利进取”的商业文化传统。到近现代，随着交通的改善和交流的增加，两地浓郁的、特有的传统文化和风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构筑了婺州文化底蕴的主要根基。义东两地民风相近、民俗相融。自古以来，义乌东阳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两地的嫁娶婚俗、饮食习惯、民间习俗、庙会传统等方面都比较接近。尤其是近年来，5

随着义乌房价不断上涨，许多义乌人把东阳作为后花园，在东阳紫荆花园、海德社区等较大楼盘置业安家。 ⒊资源相关。义东两市资源互补性较强。东阳“三山夹两盆”的地貌特征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水资源，东阳江是义东两市共有的母亲河。义乌因结构性缺水，2000年11月，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向东阳买断了每年5000万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这成为中国水权交易第一案。东阳也是小商品市场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形成初期，许多东阳人就在义乌经营小商品，东阳人为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核心的市场群，与以中国木雕城为核心的东阳白云商贸园区毗邻，两大市场群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形成了省内最大的市场板块。东阳是知名的影视旅游城市，义乌则是购物旅游胜地，影视旅游与购物旅游有机合作，可以打造出全国知名的影视购物旅游产品。 ⒋产业相依。东阳大致用3个10年时间分别完成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工业基础，也带动了建筑业、商贸流通业和影视旅游业等其他产业的兴起。东阳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主要生产基地，针织服装、木雕家具、食品加工、皮具箱包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很大部分依托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一销售平台销往世界各地。义乌的饰品、无缝织造、工艺品、服装、拉链、袜业、玩具、圣诞用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已经辐射到东阳，部分义乌工商业主早已在东阳投资兴业。 ⒌民心所向。义乌要建成国际商贸名城，需要拓展发展空间，克服资源要素制约，这就需要东阳作为重要支撑；东阳要建成全球木雕产业创意中心、全国影视文化创意集聚区、华东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浙中先进制造业基地，迫切需要义乌的资本、人才、市场支持，利用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先发优势和政策优势，加快崛起、实现小康。6

同时，在推进浙中城市群建设，尤其是义－东中心城区建设过程中，需要义东两市间消除行政壁垒、加强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图谋共同发展。因此，推进义东同城化已成为两市人民的共同愿望。 ㈢义东“同城化”的制约因素 1.观念束缚。以行政区划来规定或划分经济区域和现行的财税及社会保障救济体制，客观上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发展观。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思考的方式和角度往往不是从尊重与运用经济规律出发，而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总是在“谁吃掉谁，谁吞并谁”上做文章。因此，义东同城化首先要解决发展观和思维方式问题。 2.体制障碍。存在行政障碍这不仅是义乌和东阳间存在的问题，而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以行政区划为樊篱的“行政区经济”，也有学者称之为“诸侯经济”。这是一种具有明显封闭性特征的次区域经济，省区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乡镇经济等地方经济均属于此范畴。它的主要表现为，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下，次级行政区间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存在着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或两个城市之间同城化的主要障碍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要突破现行体制的刚性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如果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过于薄弱。从制度理论的角度来说，区域合作规则是利益相关的个体，即区域内各政府在一个有限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形成一种合作均衡。而“囚徒困境”的博弈格局表明，各怀私利的参与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博弈结果往往是非合作的均衡。就地方政府而言，府际契约在属性上是一种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文本，这使得政府间许多共识的达成往往是靠领导人作出的承诺来保障，缺乏宪法和法律效力，一旦地方领导更迭或“非合作”的行为能带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