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发言稿

谈论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二者的定义。

文献学就是狭义上的历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文献学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历史文献学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献整理。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现在多数历史学学生学习的都是文献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的考古学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考古学对文献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古发现有利于检验一些古籍的真伪。

例如，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的大批帛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使其中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成了真书，促使学术界对前人辨伪成果重新审视考辨，七十年代这些竹简帛书的出土，无疑是辩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它促进了学者对古籍真伪的重新研究和审视，而古籍真伪的辨别也有利于我们正确的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更好的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

2.考古发现不仅能检验一些古籍本身的真伪，还能证实文献资料记载的可靠性。

例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出王亥为殷之先祖，而长期以来存有疑义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也在卜辞中有了相应的位次。另外，又考证出殷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并无等别，化解了卜辞中父甲父乙等名称求诸世系不能通的疑惑。他的《续考》，则将殷先公之名完全考释清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问世，澄清了长久以来殷商世系不清的问题，也证实了《史记》等一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使中国可信古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3.考古学还能弥补和丰富文献学。

例如，1990年10月14号到23号，在河南安阳市邹家庄河南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缺，

在考古学对文献学做出贡献的同时，文献学对于考古学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1.文献学为考古学提供了资料和信息，一方面文献学为考古发掘提供了信息。

例如，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就是德国考古学家亨利.施里曼凭着荷马史诗的指点发现的，还证明了希腊人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是历史事实，挖掘出湮没两千多年的特洛伊城遗址，找到了“普里阿摩斯宝藏”，而且又在波罗奔里撒的一条山谷发现了迈

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坟墓，打开了埋藏三千年之久的地下宝库，由此揭开了世界考古史

上最为辉煌的一幕。

另一方面文献学为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为解释考古发现提供了资料。

例如，在曾侯乙墓中发现的九鼎八簋，将九鼎八簋作为天子等级的说法，始见于《公羊传》。在《仪礼·少牢馈食礼》明确说到用五鼎，少牢馈食礼是大夫之礼，按照古墓的年代——周朝的礼制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而曾侯乙墓中的确出土的是九鼎八簋！这是代表着周朝至此已经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秩序混乱？还是此时期礼制已经改变，九鼎八簋不再是天子专享，而变成天子与诸侯国国君均可享用的礼器？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没有定论。或许曾侯乙实际上成了曾国的“天子”，因此他也用天子之礼吧。

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确确实实地证实了墓主人在当时的地位是极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曾国是强盛的。学者正是根据文献资料解读了九鼎八簋存在的意义，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