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沉沦与救赎——郁达夫伦理心态研究之一

２００２年第５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Ｎｏ．５，２００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总第１６４期ＳｕｍＮｏ．１６４

欲望、沉沦与救赎——郁达夫伦理心态研究之一唐小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０１００６８）

摘要：跨文化伦理观惫的冲突导致郡选夫感性生命敞开与囚禁的紧张Ｉ价值挥取的先范和对当下生存的超越性关切使其深陷沉沦与忏悔的日境；对文明的绝望感和臆在的宗教情怀，又使其散发着“黑色光辉”的作品透溢出救赎酌渴望与期待，从而达成有信的写作与文学样态。在如今价值失据的时代，吁术审美与伦理相统一的文学在场。关键词：伦理｝文化｝心态；欲望｝沉洽；忏悔；救赎中固分类号；１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誊编号：１６７１—１１０６（２００２）０５。００５８—０７

本文试图从郁达夫的伦理心态切人．描述其矛盾诡异的伦理行为，探寻隐藏于内部的文化根源及紧张关系，廓清多年来郁达夫研究中似已解决却依然存在的问题，并说明。像郁达夫这样已经对本土文化失信的作家，在殖民主义文化又普遍失效的历史语境中，因价值选择的惶惑所遭致的巨大的内心痛苦以及写作的救赎作用。我的用心在于：在价值失据的时代，吁求重建有信的写作与文学。敞开与囚禁郁达夫复杂的伦理心态．在我看来，首先表现在感性生命的敞开与囚禁的冲突上，即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的灵魂与肉体的斗争”［１］（Ｐ２０２）。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他面对本土与异质文化伦理观念所产生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在心态上的投射，也是人类共有的存在与文明的两难困境在个人身上的体现。郁达夫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生活在本土文化与殖民主义文化杂糅并存的文化生态中；生活在西方已将中国文化纳入文化全球化轨道的当口。这时的中国是启蒙的中国，需要以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来照亮被封建专制文化愚昧的心灵；这时的中国又是救亡的中国，需要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来鼓舞国民，抵御西方列强。反抗殖民文化，也是反帝意识的体现。这样，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就共处于既被否定ｔ又被坚守的尴尬境地，对于它们所负载的伦理价值观念的择取就是一个问题。就郁达夫那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对西方文化的信赖胜于中国本土文化。一方面是历史的经验，前者为现代西方世界带来了繁荣的物质文明，而与后者相伴随的则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近代国家；另一方面，是对知识进化论或者说文化进化论的确信，现代西方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中国本土文化是前工业社会的遗产，所以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我不想去说这样的观念对不对，我想说的是，正是这样的观点使郁达夫们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西方。然而，“信赖”是一回事，生活的践行又是另一回事。行为总是滞后于思想，顽固坚韧的力量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４—２０作者简介：唐小林（１９６５一）·男，重庆南川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剐教授，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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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往往来源于传统。尤其像郁达夫那样饱读唐诗宋词，痴迷竹林七贤，深请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作家，常会出现行为方式与思想信仰的错位：在思想上仰慕西方伦理，而行为方式仍惯行在古代士大夫的生活轨道上。别的不说，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不也是一面在倡导科学民主，一面又来往于秦楼楚馆的风流韵事吗？［ｚｌ（Ｐ３３）因此，价值取向的迷茫，思想的守望与行为方式的悖离，是郁达夫那个时代的共相。表现在伦理心态上，感性生命的敞开与囚禁的冲突则是最为内在而深刻的。具体到郁达夫，他在１６岁以前，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教育，而以后的十年，又以逐步西化的日本为中介，大量地接触西方文化。两种异质文化承载的伦理观念，先后契人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对立的部分，是其感性生命的敞开与囚禁相颉颃的重要文化根源。中国本土文化的伦理原则最早化人郁达夫的理性生命。他是沿习士大夫的正规渠道，从书塾开始传统文化的发蒙的。他进入书塾的方式带有严格的宗教仪式的意味。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束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住行了三跪丸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３］（Ｐ６２２）“灯笼”、“老先生”、“神位”、“香案”、“《三字经》”都是深具中国本土文化精魂的意象。宗教仪式般的肃穆、虔诚、神圣给予幼年郁达夫的，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敬畏感和神秘感，他就在这样的感觉中去亲近和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血脉。他从一开始就被纳人了传统士大夫的培养轨道。至于“那册英文书”．指的是郁达夫初学英语时用的教科书，是英国人编给印度人读的，里面讲到了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读书人形象，其实也是古代士大夫的画像。进入书塾后的郁达夫，也成了自呜钟的摆．而且一摆就是五六年。这样长的时间，对于敏慧的他领悟本民族文化精神有了基础。何况，在书塾改为学堂后的二三年内，在他留学东洋前，虽也学过一些洋文，譬如英语，但不过是用它在《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等泛黄的封面上，写一些“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玩意儿罢了。［３］（Ｐ６２７）这说明，他们当时的主攻方向仍然是本土文化。富阳是迷漫着浓厚的古文化气息的，富春江、严子陵钓台都流传着许多动听而诡秘的文化神话故事。李清照南渡后的流风遗韵，还不时被那斜倚在江边乌桕树下的老人提起。富阳是能显现中国文化精髓的吴越文化的重要部分，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郁达夫就生于斯长于斯，又接受着正统的教育。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这一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单词、概念、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的各种符号含义，就会自动生成其心灵和自我的组成部分，内化为相对稳定的理性原则与规范，沉积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规约其伦理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的伦理内涵是丰富而繁杂的，其中有一点是重要的，也与郁达夫的伦理心态密切相关，就是它抑情、非性的特征。有的学者甚至将中国文化称为非性文化。Ｅ４］（ＰＩ）极端一点说，这是有道理的。尤其到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被奉为圭臬。“诲淫”往往与“诲盗”并提。这种非性文化的实质。是以僵死的理性教条，去闭抑或扼杀人的感性生命。郁达夫后来对此是有自觉的，他说：中国文化中“纲常名教的那一层硬壳，是决不容许你个人的个性，有略一抬头的机会的。”［１］（Ｐ６５６）不过，那已是他熟知西方文化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是．中国本土文化还有另～面，它的抑情非性往往更多地停留于主流文化、书面文化。在生活方式上，无论在民间抑或官方，一夫多妻，纳妾狎妓，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几乎是一个男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的墨客骚人，大都往来于青楼行院，沉湎５９

　万方数据于酒色，在传统中国，人的情欲在一个层面被压抑，而在另一个层面又被过度释放，这造成古代士大夫知、行的分离，情与理的背道而驰，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脉。中国本土文化伦理的这两个层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以理性生命囚禁感性生命的一面是主要的，它具有文化的合法性。如果，郁达夫对文化的触摸就此为止．他就不会有以后如此巨大而深刻的伦理冲突。问题是１６岁以后，他整整十年受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缦润。而他所接触的那部分西方文化，又恰恰是以敞开人的感性生命为特征，直接与传统中国的主流伦理文化相对抗的。众所周知，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巨人卢梭、施蒂纳、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都对郁达夫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有一个共同点：对人的感性生命的珍视、强调和张扬。自然人性、对人的内在宇宙的发现和敞开，是卢梭对伦理学和人类文化史的重大贡献。康德因此把卢梭比作另一个牛顿，说他“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ｓ］（Ｐ１７９～１８０）一卷《忏悔录》即是他的感性生命与理性生命搏斗的记录。旋蒂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的感性生命超越了上帝、国家、自然、神权等身外之物。尼采所推崇的洒神精神，其实是人的感性生命的狂欢。柏格森创构了生命伦理学，尽管他坚持道德的双重起源论，即道德既起源于内在的生命自我所产生的“爱的冲动”，又起源于外在的生命自我所产生的“社会压力”，但是，他认为“爱的冲动”源自生命内部，它比“社会压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如内在的生命自我比外在的生命自我更为根本。Ｅ６］（Ｐ２０３）因此，他仍然倚重于人的感性生命的伦理价值。而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人的感性世界的探幽者。他揭示着性与爱这些感性生命中的关键因素，对人的理性生命的支配作用。郁达夫所接触的西方诗人、哲学家们，大都有着对人的感性生命关注的共同特点，是不足为奇的．它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大潮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同样有意昧的是，郁达夫留日期问，正是日本“要使人性的自然本质在社会中得到充分伸张”的时期，是一个强调人的感性生命６０敞开的时代。［７］（Ｐ６２）那时的日本已步入西化的漫漫征程。据郁达夫回忆，当此之时“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１９世纪文化的结晶，自然主义中的最坚实的作品，车载斗量地在那里被介绍”。［１］（Ｐ８１４）而“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３］（Ｐ６５７）。身临此种西方或亚西方文化语境，郁达夫逐渐形成了侧重于关注人的感性生命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我以为，这与鲁迅的侧重于关注人的理性生命为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文传统的两脉，而合起来又几乎是全部。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这里要说的是：郁达夫这种萌生于西方文化的，强调人的感性生命敞开的伦理价值取向，必然与早年就进入其文化心理结构的，以抑情非性、囚禁人的感性生命为指归的中国本土伦理文化相抵触、相矛盾、相搏杀。在我看来，这就是导致郁达夫内心冲突和复杂的伦理心态的文化根源。

沉沦与忏悔强调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化，颠覆着传统的中国伦理文化，将郁达夫的内部生命点燃，而西方文学又使其火焰更加炽热火爆。据说，他读过近千部英德法俄小说，其中最让他感动的，是那些忠实地记录了人的感性生命的作品和那些放纵感性生命的作家。如所周知，英国《黄面志》作者道生的文学成就并不高，但郁达夫在言说他将“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酒精和女色中问”的生活方式时，却津津有昧。［Ｉ］（Ｐ８５）“酒”、“色”是郁达夫伦理词典中两个关键的词忙。郁达夫有着纤弱自卑的内在气质，但又有着敢于践行信仰的生活勇气。他实践着敞开感性生命的伦理原则，放纵着自己的情感。可是，他在实践方式上出了问题：当他大胆追求婚恋自由，与王映霞结合的时候，他是按照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进行，体现的是启蒙者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精神；当他行走于青楼酒肆，买醉买笑，沉溺酒色的时候，他又运行在古代士大夫的人生轨道上，表现出浓厚的颓废和没落气息。负载着两种不同伦理观念的新旧生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