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_试论张爱玲小说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试论张爱玲小说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肖燕云1, 于正权2

(11苏州大学中文系,江苏苏州215000; 21徐州市沛县大屯煤电公司第二中学,江苏徐州221000)

摘 要: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走向悲剧。其人物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物生存的困境,膨胀的欲望和变态的心理,摇摆不定的双重性格及性格冲突。关键词:张家玲小说; 人物命运; 悲剧性; 悲哀中图分类号:I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02)01-0061-03TheTragicFateoftheCharactersofZhangAi-ling’sNovelXIAOYan-yun1, YUZheng-quan2(11TheChineseDepartmentofShouzhouUniversity,Shouzhou,Jiangshou215000;21TheNo12Middle-schoolofDa-tunCoalandElectricityCompany,Peixian,Xuzhou,Jiangshu221000)Abstract:Allthecharacters’fateofZhangAi-ling’snovelistragic,aboutwhichthispaperstudiesfromthefollow2ingthreeaspects:theirlivingenvironment,theirexpandingdesires,theirwaveringdualtemperamentanditconflicts.Keywords:ZhangAi-ling’snovel; thecharacters’fate; tragedy; grief

收稿日期:2002-05-14作者简介:肖燕云(1976-),女,湖南永顺人,江苏苏州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于正权(1975-),男,湖南永顺人,徐州市沛县大屯煤电公司第二中学教师。 当三、四十年代的大部分作家正在积极地参加革命,既作战斗者,又作歌唱者,文章充满着对理想社会、光明前途的热切向往时,张爱玲却独立于他们之外,阴郁而冷漠地站在一隅,用一支涂满华彩的笔轻轻一戳,理想主义便在她的小说中消失了。幻想就像被风吹散的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了,在破灭的瞬间,我们看到了一群群遗老遗少,太太小姐,风流浪子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同时代作家所描写的英雄,她用自己的话解释说:“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仓促,不那么容易大彻大悟。……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1](P136)张爱玲抽走了封建家庭赖以生存的体面,让人物赤裸裸地站在读者面前,使读者看到的只是他们兽性的膨胀和恶劣的情欲。如果说鲁迅的作品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的阴暗和劣根性,那么,张爱玲的作品似乎更侧重在对特定的社会思想环境和社会现实对中国特种阶层———“老中国儿女”心态影响的清晰扫描。他们生活在时代的夹缝里,既不愿接受现实,又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生活关系的变化,强烈的生存欲望和难以生存的环境,使他们精神崩溃,人格分裂,最后走向悲剧。傅雷曾这样评价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说他们是“疲乏、苟且、小智小慧的人,担不了悲剧的角色。”[1](P326-327)连王安忆也说她的小说“就只是伤感剧,而非悲剧。”但事实上却不尽如此,张爱玲的小说,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在对普通人的极尽描写中,咀嚼出浓烈的人生悲剧,她的人物中,不管男女,没有一个有好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走向悲剧,其小说始终贯穿着强烈、明晰而独特的悲剧意识。一、人物生存的困境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2]这句话揭示了长久以来,人类生存的问题,以物质生活资料的解决为前提。我们不能否认张爱玲在关注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时,首先是从生存需求上加以考虑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女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延续。她们对生存存在着恐惧

,那么她们要走出的第一步便是解除生存威胁。当时的社会对女性而言,解除生存威胁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走出封建家庭,走进社会、自食其力,而这种方式也仅限于那类进过学堂,受过旧式或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此类女性,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她们仍落入了窠臼。《白玫瑰和红玫瑰》中,孟烟鹂就是这类女性,她看似进过学堂,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有文凭,但是,她骨子里仍是旧的,把结婚作为了唯一的选择。这样的女性,从本质上其实还是得归入第二种方式,那就是通过结婚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做一名女结婚第21卷第1期 怀化学院学报 Vol1211No112002年8月 JOURNALOFHUAIHUAUNIVERSITY Aug.2002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员是众多年青女性的出路。她们选择这条道路,是与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密不可分的,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权利,这就成了她们一生可悲的命运。《沉秀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曾经是一个单纯、美丽、不谙世事的少女,因为家道的败落,为了完成学业寄居在姑母梁太太家中,最初是立志出污泥而不染,也相信能摆脱经济利益的束缚,找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可是最终,她同她的姑母一样,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同浪子乔琪乔订婚。她等于把自己卖了,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利用色相去帮姑母拉拢客人。在欢乐的年夜,她凄惨地觉得自己同街上卖笑的妓女没有什么区别。生存的尴尬变成了一双罪恶的手,将薇龙一步步推向深渊。如果说葛薇龙是因为生存困境而被逼良为“娼”的话,那么《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是因为生计的困境而主动出去的榜样。白流苏也受到一点教育,她敢于离婚,但在娘家却终日受到兄嫂的冷嘲热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用自己唯一的资本———青春同风流侨商范柳原展开了一场追逐婚姻的游戏,但范柳原只想找个可爱的情妇。流苏的小智小慧并没有得到范柳原扎实的婚姻保障,流苏在那场冒险而又费尽心机的游戏中彻底失败了。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她由情人的险境升入妻子的地位。但是,她并没有拴住范柳原的心,她只是成为了他名正言顺的妻而已,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说给别的女人听”了。流苏最后“还是有点怅惘”,她其实并没有得到圆满的收场。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关注更多的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张爱玲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体验与认识是悲观的,在她的作品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基调是苍凉,她几乎是在用一种幽怨的声音对我们说:“女性的天空是低暗的。”总观张爱玲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女性都面临着生存和婚姻的困境与危机。也就是在女性生存的问题上,张爱玲写出了女性处在时代的边缘地位和作为男性附属物的不平等地位以及这种社会地位给女性带来的种种不便、困境和尴尬。女性同男性一样,也想在社会上生存、立足,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地位的社会系统中,女性的努力终将化为泡影。她们免不了自觉的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与男人结婚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却不能给女性幸福,只会使她们更加低下、自贱、自卑和惶恐,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消亡。在张的小说中,没有女英雄,有的只是一群“不明不白,猥琐难堪”的女人。关注女性的生存问题所带来的悲剧,一直是张爱玲喜欢的方式,而这,也恰恰表明了张爱玲其实是在对女性生存地位和价值进行探索,她对女性地位能否真正改变始终保持一种迟疑和犹豫的态度。她安排自己的人物在生计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其实是她感觉到了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女性在社会传统下的强大压力。她是理性的,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描绘出了女性在这个社会低下的地位和艰难的处境;而同时,她又是焦虑的,为女性的将来她心中始终怀有一份焦虑和担心。这种焦虑的结果自然是她笔下的女性都走向了悲剧,她想借此来提醒和警告天下所有的女性:再也不能这样活!她悲怆沉痛于现实中女人的生存姿态和命运,其实是对那种代代相传的固定生存模式的强烈反抗和愤慨。二、膨胀的欲望和变态的心理有人说痛苦有三种境界:一种是欲望的痛苦,这是常人的痛苦;一种是情感的痛苦,这是诗人的痛苦;一种是精神的痛苦,这是哲学家的痛苦。每个人所经受的分量和层次都不一样,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常常带着欲望的痛苦和情感的痛苦。她们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金钱欲,一种是情欲。一般说来,人们对物质、金钱和情欲的基本追求和需要是很正常的,无可悲之处。但如果人们对物质、金钱和情欲的追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形成一种强烈的欲望,并逐渐膨胀,以致异化和心理变态,这便往往导致悲剧。如果说白流苏和葛薇龙的结局主要是因为生存问题的尴尬的话,那么《金锁记》中的曾七巧则一开始就是因为欲望的膨胀,而后导致心理变态和人性失衡走向悲惨结局的典型代表。年轻漂亮的七巧被贪财的兄嫂卖到姜家,丈夫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像僵尸一样的瘫子,七巧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在姑嫂叔伯的勾心斗角中受尽凌辱和践踏,畸形的婚姻导致了人性的失衡,膨胀的黄金欲剥夺了她正常的情欲满足。她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这是她的不幸,但她更为不幸的是她在人格上自贱,经济上自缚,在金钱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下,人性受到压抑,心理严重扭曲。对七巧而言,变态的情欲是构成她悲剧命运的独特因素。“人情”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以情欲作为人物悲剧命运构成的因素之一,恰恰是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在正常人身上,有各种使身体保持和谐的因素,而情欲上的受虐会使其中一些因素受到压抑,其压抑到一定程度,便失去和谐,无论是欲望和情感,长期受到压抑,不能正常发展,便会产生心理变态。七巧为了满足自己的黄金欲望,压抑着自己的情欲,而这样的结果却是使她的心理严重扭曲。弗洛伊德说:“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结合,性变态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变态原是正常人的和谐行为丧失了其融合性的结果。”[3]性变态的进一步发展会发生主动性的攻击,这种攻击有两种,一种是自虐,自我毁灭;一种是虐人,把攻击的目标转向别人,这是一种严重的变态。曾七巧就是这种通过虐人的方式来发泄的典型。

她的儿子长白其实成了她精神上的半个情人,深夜把儿子留在房中,向他询问她与媳妇之间的隐私,然后第二天向牌友大肆渲染;她把女儿长安的意中人偷偷请到家中,然后轻描淡写地有意告诉他自己的女儿抽鸦片已经有十年了。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人间最为惨烈的两幅图画。七巧为了追求金钱,压抑情欲,从而产生变态的心理,使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女儿都成了她变态情欲的牺牲品,变态的情欲,对她的悲剧命运产生了极具杀伤力的作用。同样,在《心经》中,许小寒对父亲那种不正常的恋父情结,一次又一次毁了许小寒健康的爱情,她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自我毁灭。总而言之,张爱玲笔下受情欲折磨的男女老少无论是走向自虐,还是虐人,他们总免不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情欲这个“内在”的苦难造成的悲剧恰恰是人们最大的悲剧。因为它不像其他诸如宗法、礼教、制度、灾难等外在的苦难造成的悲剧那样,至少可以找一个客观原因诅咒、反抗和攻击。但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遭受的祸害,使我们难以找到泄忿的目标。张爱玲对情欲特别是对变态情欲的关注,其实・26・怀化学院学报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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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宿命式悲剧_浅析_金锁记_省略_中长安与_月牙儿_中_我_的形象_燕淑梅

月光下的宿命式悲剧_浅析_金锁记_省略_中长安与_月牙儿_中_我_的形象_燕淑梅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gfangTeachers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4-05-28

作者简介:燕淑梅(1979-),女,江苏扬州人,硕士,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商务分院旅游系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张爱玲女士和老舍先生分别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社会生活和身处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独特心境,写出了

不朽的短篇佳作———《金锁记》和《月牙儿》。虽然男女有别,但两位作家都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用男性缺席的结构

方式叙述故事,写出了两代女性的悲剧人生。对比《金锁记》中的长安形象和《月牙儿》中“我”的形象,发现二者有着

诸多相似之处。如何理解其相似,怎样看待这两个形象背后潜藏的时代投影,需要从“她们共同的命运注脚———缺月

意象”、“母亲主导下的宿命式悲剧”、“作者身世在小说中的投影”三个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金锁记》;《月牙儿》;长安;“我”;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4)04-0025-03第30卷第4期Vol.30No.42014年8月Aug.2014

一个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在十里洋场生活的天

才女性作家张爱玲,一个是贫苦出身、地地道道京味

儿浓重的北京男性作家老舍,按说两者之间没有什

么关联,然而他们却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社会生活

和身处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独特心境,写出了不朽

的短篇佳作———《金锁记》和《月牙儿》。在这两个短

篇中,两位作家都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用男性缺席

的结构方式叙述故事,写出了两代女性的悲剧人生。

《金锁记》主要叙述了麻油店家的女儿曹七巧怎样从

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少女变成一个性格乖戾、心理

扭曲的怨妇的过程,以及她如何用“黄金的枷”劈杀

她周围的女性,特别是在她的一手导演下将女儿长

安一步步推向“没有光的所在”的过程。《月牙儿》则

主要叙述了一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母女为了生存

《金锁记》中隐含的人性悲剧

《金锁记》中隐含的人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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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中隐含的人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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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食者到食人者_试论_金锁记_中曹七巧的心理转变

从被食者到食人者_试论_金锁记_中曹七巧的心理转变

2008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8第28卷第三期 总第53期

54从被食者到食人者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心理转变

陆俊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曹七巧是个被黄金枷锁套牢的疯狂女人,在与命运的对抗中,

逐渐失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被食者沦为食人者,亲手毁掉了儿女的幸福。张

爱玲在《金锁记》中细腻描述了七巧的心理转变历程,揭示了现代人性的阴暗面。 [关键词]曹七巧;被食者;食人者;人性

1943年张爱玲的金锁记问世后,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迅雨(傅

雷)给予了颇高的评价,称“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1]“毫

无疑问”,他说:“《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美之作,

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

的收获之一。”[2]正如亨利·菲尔丁介绍其作品所言——这替读者

准备下的食品不是别的,乃是人性。张爱玲运用悲壮和苍凉形成参

差对照,演绎了七巧的转变历程,给读者深长的回味与启示。 一、荒凉的生命体验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

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

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

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

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开篇阴沉的描述带人走入冷峻萧瑟的时节,

月光瑟瑟,寒意直透心底。姜公馆丫鬟交谈中,主人公若隐若现,

伴着榴喜打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她走出场,张爱玲是这样

写的:“那曹七巧暂且不坐,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

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

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单看外

观,就知道这是个漂亮泼辣的主儿。再听声音:“人都到齐了。今

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黒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

冲着后院呢?……横竖我们那位是眼看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

张爱玲悲剧生命意识初探

张爱玲悲剧生命意识初探

2010年第1期第9卷(总第46期)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SHANGQIU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V01.9,No.1Feb.,2010

乱世人生止乎苍凉

——张爱玲悲剧生命意识初探

马晓宇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悲剧生命意识”一直伴随着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始终,深深地渗透在其作品之中。她以第三者的立场,用理智、冷静的态度俯看乱世人生,窥探现代市民群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张爱玲的悲剧生命意识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荒凉。“荒凉”之源与其身世

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呈现在多种不同的方面。

关键词:张爱玲;家世背景;悲剧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127(2010J01-0077-02

读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隐藏在文本中浓厚的悲剧生

命意识。整个作品弥漫着一成不变的悲剧氛围。这使读者不由

感受到作者是一个悲观气质很重的作家。她常用理性的口吻

叙述故事,很少夹杂个人情感,用一种清醒到近乎冷酷的态度

俯视战乱中现代市民群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经历使她在作品中把人生写的如此绝望?我很好奇。于是,我

试对这一问题做一个探索性的解析。

一、“悲剧生命意识“之源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气质与她曲折

的身世是息息相关的。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

清末“清流派”重要人物,在李鸿章的府中做幕僚。祖母是李鸿

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她出

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这深宅豪门彻底衰败的年代。她亲身感

受到了父母两个家族的没落与瓦解,兴盛一时到家道中落,最

后完全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曾经的煊赫,曾经的门庭若

市,只是她记忆深处一块不可碰触的荒原。

祖父的煊赫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张父是个典型的遗少,

沾染有贵族阔少的陈规陋习,性格暴戾乖张。母亲是清末南京

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的清丽孤傲的女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女性形象的异化

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女性形象的异化

1 【摘要】曹七巧为了金钱而嫁入豪门,畸形的婚姻使她对情欲的渴望无法满足,于是她便沦落为金钱的奴隶,金钱成了她精神的主宰,她自以为是黄金的主人,实为黄金的奴隶,由一个卑微凄楚的女人,在黄金的枷锁下异化为丧失人性的衣锦妖怪。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女性 异化

2 《金锁记》这篇小说曾被傅雷先生誉为“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①”,被夏志清认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②”。《金锁记》与张爱玲其他小说相比,可以说是一部深刻剖析人性异化的顶峰之作,所谓的“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及产物(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产物,社会体制等),成了主宰人,约束人的异己力量,人成了自己行动和行动产物的奴隶。通俗来说,就是人不象人,人成为非人。③曹七巧的人性异化是人的理性不断剥落直到完全毁灭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其情欲、金钱欲逐步异化,从而导致人性全面异化直至内化为自我的精神枷锁,然后再强加于他人的过程,而且曹七巧这种女性异化的过程,也正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中女性原生态的影射。

一、 畸形的婚姻---情欲的异化

在《金锁记》里,张爱玲十分注重挖掘七巧疯狂变态行为的心理原因。

故事是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通过凤萧和小双两个丫头的对话开始,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过来的么?"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③为了钱,哥哥曹大年把曹七巧嫁给了姜家残疾的二少爷。为了让七巧死心塌地的服侍二少爷,老太太把她扶了正,做了正房少奶奶。虽然名为二少奶奶,但卑微的出身永远是七巧身上一个永不磨灭的烙印。从两个丫环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到七巧现在的身份、地位和现实处境。丫环们与七巧无冤无仇,又是低层劳动者,可两个人言谈中的轻蔑显而易见,可见曹七巧在姜家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曹七巧周围的环境是冷酷无情的,姜家的显赫家庭地位后隐藏的是封建社会制度的虚伪和残忍。为了稳固在姜家应有的地位,七巧承继了麻油店遗传的市侩气,本能的操着“剃刀片”似的嘴,与来自多方面的围攻相抗争,她生活无聊乏味,抽大烟解闷,有不可言喻的性苦闷,“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不忌讳姜家的“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家规;对人当面奉献过分的热情,背后 3 搬弄着无端的是非,擅长无所顾忌的冷嘲热讽。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83现当代文学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文/朱赫男摘要:张爱玲是我国著名作家,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利用意象化手法刻画出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大量文学作品中,以小说最为著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和探索,充满了研究与探索的兴趣。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类型和悲剧原因的分析,从而揭示现代女性生存状态。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张爱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才女,在她的笔下文字生动形象,好像有了生命色彩。她的小说主要以女性心理为视角,刻画出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传统封建思想中生存和挣扎,但最终依然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将女性的生存困境深刻的描写出来,虽然具有悲剧色彩但是给现代文化作品注入新的活力。一、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分析张爱玲的小说是站在女性视角对女性当代生存现状、价值和自我意识的深度剖析,在她的小说中,展现了在封建思想下旧式家庭女性的婚恋故事,每个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封建思想环境下女性的痛苦挣扎,变形扭曲的状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大致塑造了三种女性形象,接下来将进行详细分析。首先是拜金型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代表人物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这部小说,白流苏是个有洋派风味的中国现代女性,她在选择爱情时将经济作为选择标准,白流苏这一形象始终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通过对白流苏婚恋故事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封建思想挣扎反抗的影子。虽然白流苏得到物质保证,但是并没有摆脱生存困境。其次是交际花型女性形象,这一形象的代表人物是《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最初葛薇龙是一位清白的女生,因为读书等原因投靠姑姑梁太太。而梁太太是一个交际花型的女人,为满足自身物质和性欲需求每天围着男人打转。在这种环境下,葛薇龙受到诱惑,为了守住爱情,开始用身体赚取物质生活,但最终初恋以失败而告终,在物质的诱惑下葛薇龙成为第二个梁太太。第三种是畸型女性形象,这类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较多,有因为金钱而心灵扭曲的形象,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金钱,由而由一个小家碧玉、美丽的姑娘成为戴着黄金枷锁的恶毒妇人,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极大伤害。也有因为“情结”而畸形的女性形象,比如《心经》中的许小寒,许小寒对父亲产生爱慕之情,父女关系转变成恋人关系,许小寒对父亲的爱恋导致母亲离开,幸福家庭最终破裂。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原因(一)封建社会中男权思想的禁锢和压迫张爱玲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悲剧形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这一特征是由父权意识和封建制度而导致的。在哪个年代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但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导致女性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并且在感情、心理等方面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这就是女性悲剧的主要原因。比如《半生缘》中的顾曼璐,她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者,为什么这样说,从顾曼璐的经历进行分析,为了获得依靠与祝鸿才结婚,但是结婚不能生育给她带来威胁,为了留住唯一能够依赖的男人,她允许丈夫染指自己妹妹。顾曼璐的经历表现出对男性的依赖,而对顾曼璐自己而言,她既是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即使是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封建思想,所以对于当时的环境而言,女性角色即使有想要反抗的意识,也会社会强大的压迫下而失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原因受各种欲望的诱惑和奴役,同时也与自身难以获得独立和封建制思想下男权社会的压迫有直接关系。(二)自身性格缺陷导致人生悲剧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女性悲剧形象展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种种不幸与凄凉,除了上述分析的社会原因外,这些女性角色自身性格缺陷也是重要因素。比如面对各方面压力表现出软弱、依附等,从而导致自己悲剧命运的结局。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比如《十八春》中的顾曼桢这一女性形象,她的悲剧结局不仅是社会环境决定的,同时也与她甘于妥协的性格有直接关系。顾曼桢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遭到姐姐欺骗,被姐夫强暴怀孕后选择嫁给自己的姐夫,从而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中。最初,顾曼桢想要逃离,想要与命运进行抗争,但是在遭受多重打击下最终屈服于命运,选择顺从,这也是懦弱与失去自我的体现。除了软弱的性格外,坚毅和执着也某些环境下也会演变成顽固和执拗,从而导致人生悲剧,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因为丈夫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便开始勾引小叔,最终因为情欲压抑和对金钱的崇拜,不仅毁了自己,同时也毁了儿女的幸福。三、结束语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性格鲜明、遭遇不同,但是都具有悲剧色彩,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女性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更加引人思考,也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尤其是在现代思想更加开放的社会,虽然女性获得独立,但仍需要加强对女性的关注。参考文献:[1]李松.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分析[J].散文百家(新语文活页),2017(05):30.[2]王习雯.浅析张爱玲女性观对其小说中女性悲剧形象的影响[J].传播力研究,2017,1(02):1-5.[3]陈丽.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探析[J].名作欣赏,2014(14):115-116.[4]许玲玲.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J].教育观察(上旬刊),2013,2(03):87-88.(作者单位:天津青年职业学院)

浅析《金锁记》人物形象

一、《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

《金锁记》以一个日趋衰败的世家望族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小家碧玉的大姑娘曹七巧,在世俗与命运的安排下阴差阳错地嫁入姜家豪门大院。而在畸形的婚姻和封建大家庭的无情戕害中她逐渐丧失人性,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欲的极度膨胀,最后成为一个丧失了人性的“疯子”的母亲形象。她是一位由爱情悲剧走向精神裂变而不自觉的悲剧性人物,是一个体现了人性恶的典型。一部《金锁记》,就是曹七巧人性沦落的历史,就是“人性的枷锁记”。

(一)社会底层的曹七巧活泼可爱的形象

曹七巧生活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当时的中国城市生活是一种独特的“生态”,它介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也介于才子佳人和现代文明生活之间,因此这种生活色调复杂,意蕴独特,并且在市民阶层的七巧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

(二)嫁入豪门,成为“人上人”③的可悲二奶奶形象

自从七巧嫁入姜家后,她的命运便有了重大的转变,内心便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她的娘家人来看她,她竟然不敢告诉老太太,只敢悄悄地会她的哥哥和嫂嫂,同时这一幕也最能表现七巧内心的复杂的挣扎。自被许配给残缺的男人后,她在婆婆家所经历的轻蔑、委屈、嘲弄和压抑,都在这唯一的亲人面前倾吐。这不仅是压抑自我再现的一种冲动,也是她想求得可以谴责或能够怜悯自己的对象。 - 1 -

七巧并不是天生爱钱,女人的本性让他对爱情对家更为重视、珍惜。七巧也曾追求过心目中的家。在她的潜意识里,家首先是需要一个男人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是女人的需要,也是简单的虚荣。七巧做着名义上的二奶奶,和大奶奶玳珍、三奶奶兰仙平起平坐,实际上却被这个家族所拒绝,被贵族阶层排斥在外。对这个婚姻,七巧没有一点希望,一进门她就死了心了,她唯一的盼望就是二少爷死后的那一份家产,这是她用青春换来的。

但是,面对年轻健壮又有点风流的三少爷季泽,年轻的七巧就忍不住要动心了,忍不住就爱上了三少爷,这是她当时唯一能够接触的年轻男子。她把一腔深情都放到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身上,明明知道这位小叔子也是位轻浮之人,知道她不是一个好人,却还幻想着季泽能把她放在心上。甚至过了十几年,季泽因为想骗得一些好处来向她表白,她仍认为自己嫁到姜家来就是“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④可惜,季泽十年后的表白不过是想利用七巧对自己的爱情哄骗些她的家产。七巧亲自撕破了自我欺骗了十几年的爱情,虽然表面上很强硬,内心里却后悔极了。季泽的势利和冷漠深深地刺伤了她。在爱情上,七巧是一个苍白脆弱可怜的女人。

关于张爱玲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关于张爱玲小说研究

张爱玲,40年代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从50年代之后三十年间在大陆销声匿迹,不现于任何文学史著述,80年代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受到专业阅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1981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1]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首次把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使她的小说得以进入文学史的殿堂。在谈及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成就时,夏志清认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 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2]夏志清的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出版,在大陆文学界掀起“读张”热潮,张爱玲正式进入文学史家和研究生论文的视野。

1984年,钱理群与温儒敏、吴福辉等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3]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指出张爱玲小说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大陆文学史,从此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程也有了张爱玲的位子。

80年代初期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的窗口》,都用“比较”的视角考察了张爱玲小说在题材、手法和风格上的特点,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80年代中期,评论张爱玲小说手法的特异,多以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为切入点。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 饶芃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等在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分析的同时还指出张爱玲揭示了十里洋场的阴暗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触及到了张爱玲小说深层的人性内涵,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反映现实”的角度去肯定其价值,对她的现代性创作特征分析有了新的突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对张爱玲的学术研究逐步加深,研究论文既有文学眼光又有学理分析。金宏达的《论》、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这些论作注重解剖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价值、作家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开始注意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重新思考张爱玲这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90年代至今,众多的年轻学子(本科生和研究生)一窝蜂地做张爱玲的论文,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在各大学中文系遍地开花。杜瑞华的《善辨的眼睛——关于》、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梅佳玲《烽火佳人的出走与回归——中参差对照的苍凉美学》[18]胡锦媛的《母亲,你在何方?——被虐狂、女性主体与阅读》以及王桂妹《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等,这些论文研究包括了张爱玲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创作手法、女性主义的评论,由此张爱玲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扩展到了公共领域。

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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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荣

回首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

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7~1984年,以旅美学者

夏志清,台港的水晶、林以亮等为代表,在文

学史或专论中,较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

作实绩,但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

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作家,这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于其《中国现

代小说史》中分析,张氏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

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

处理,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无人可比。

水晶对其小说中玻璃与镜子的意象暗喻的把

握觉颇有新意,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神话原型

批评理论分析《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

香》及《秧歌》的多重变调复合结构、《半生缘》

中的“潜我”和“他我”的文本解读,都对打破

40年代迅雨(傅雷)、谭正璧、胡兰成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宽。

以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为代

表的学者,往往以偏狭的眼光,尖锐地指出她

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

趣卑俗的倾向。

在这一时间,公认为张氏小说的核心文

本《金锁记》被提到不同的位置,或褒或贬,研

究的笔力最为集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

她小说的美丑感特征,具体层面或集中于主

题、或意象、或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这一阶段

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

悟,因是开风气之先,故在具体操作上是需要

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的;但在论断的精辟和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

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嘲,但毕竟提供了不少

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

如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提出:张氏

是去矗立一个旧的死的世界,趣味主义地描

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而没有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执着地关注世俗的生活状态,尤其关注女性命运。她的小说塑造了众多各具个性、命运悲凉的女性形象,挖掘出了她们蕴藏的觉醒意识,揭示了她们的女性意识在“洋场社会”的浸渍、“男权体制”的淫威、金钱“枷锁”的束缚中泯灭,希望女性能以独立的姿态自在地生存。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 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学潮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1]而在王一川等人编写的《20 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张爱玲名列第八,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为此毫不夸张的说,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次“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会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就试从张爱玲小说中创造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带给女性悲惨命运的社会环境及张爱玲的传奇经历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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