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差异化发展研究_蒋三庚

第29卷第5期2014年9月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Ｒ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ＲSITY （SOCIAL SCIENCES ）Vol．29No．5Sep．2014我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差异化发展研究蒋三庚，宋毅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70）摘要：从经济规模、结构升级和外向程度三个维度对我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CBD )建设进行了回顾，在对比CBD 发展阶段和外部条件差异、产业选择和区域分工差异、开发模式与要素集聚化差异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CBD 差异化发展的特有规律，认为该过程实现是特大城市结构调整的必要阶段。

最后，针对特大城市CBD 差异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管理组织和政府职责转变等具体实践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CBD );差异化发展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116(2014)05--0036--08收稿日期：2014--07--03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12JGA015）。

作者简介：蒋三庚（1955—），男，北京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CBD 发展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中央商务区；宋毅成（1980—），男，山东聊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区域投融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各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参与区域分工和带动地区增长的角度看，我国中央商务区（CBD ）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要素流动和空间效率、硬件条件和软件配套等方面的矛盾，表现为CBD 建设房地产化、产业结构同质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交通条件恶化以及社会服务配套滞后等现实问题。

这些表象的更深层原因是，CBD 建设一哄而上，缺乏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对区域分工和协作考虑不足，造成产业同质化与区域恶性竞争，反而削弱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要想发挥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需要从更高层面考察CBD 区域分工和地区功能定位，特别是从差异化发展的角度提出合适的顶层设计。

我国快速崛起的诸多特大城市为此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样本和素材。

当前对CBD 的研究中，虽然已经关注到集聚主体①、适建条件②、功能演变③和优化内部产业结构④等问题，但仍缺乏从特大城市发展建设的发展阶段、区域分工、要素禀赋、创新路径和特色文化等诸多差异的角度来揭示特定CBD 建设的内生动力。

此外，在诸多的国外CBD 经验对比借鉴中，若缺少对中外CBD 差异的认识，也容易造成“水土不服”。

本文从特大城市CBD 差异化发展的对比研究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样的要素条件、制度设置差异可以支撑CBD 的快速发展？特大城市CBD 建设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但本地独特的要素条件、产业禀赋和特殊政策才是CBD 发展的决定力量。

第二，CBD 的功能是如何演进并实现的？特大城市CBD 发展是呈现阶段性的，其在整个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和特大城市内产业结构升级中是有阶段差异的，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意味着政府监管的放松。

相反，还势必会要求政府优化管理、强化市场监管、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相关政策、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则需要建立在各地发展差异的基础上。

第三，既然城市群、大都市圈是特大城市共生的空间载体，且高端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也是等级化的，那么我国对应的CBD 空间等级体系是什么样的？这三个问题的相互交织即成为中央商务区最难厘清的第29卷第5期蒋三庚，宋毅成：我国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差异化发展研究现实困境。

本文认为，我国幅员辽阔，为特大城市CBD的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CBD不但要服务于特大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应在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中重新优化产业结构，从内外两个基础上形成特色互补，走局部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一、我国特大城市CBD建设综述当前，我国的4个直辖市均提出了建设CBD 的系统发展规划，其中北京1个、上海7个、天津3个、重庆3个。

深圳、青岛、宁波、大连和厦门5个非省会的副省级城市提出了CBD建设方案；21个省会城市在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CBD的相关规划。

（一）经济规模特大城市为CBD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腹地，因而城市规模和等级直接影响到CBD的规模。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朝阳CBD、上海陆家嘴CBD、广州天河CBD和深圳福田CBD的经济规模最大，财政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

其他如重庆解放碑CBD、武汉王家墩CBD、郑东新区CBD、沈阳CBD和长沙芙蓉CBD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CBD的经济规模也在迅速扩张。

此外，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北京、上海、广州仍遥遥领先（见表1）。

表1我国主要特大城市发展情况对比2013年部分指标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沈阳郑州长沙武汉第三产业比重/%76.962.264.641.656.664.241.040.847.7固定资产投资/亿元7032.25647.84454.611205.02501.06470.03561.04600.06001.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8375.18019.16882.94511.84488.63222.22586.02800.03878.6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城市政府统计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结构升级特大城市现代服务业的水平是CBD商业服务发展的基础。

由表1可见，从特大城市第三产业的占比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沈阳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60%，在发展上表现为这几个城市CBD的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和增速上涨较快，地区服务业的投资旺盛。

但是，我国CBD主导产业在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是严格按照三次产业的演进规律，而是有着一些鲜明的地域特色。

如深圳CBD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港商的投资带动发展起来的；西安市浐灞CBD和重庆CBD 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快速形成的，特别是西安浐灞CBD，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宁波CBD则依靠地理的通商优势，利用民营经济和总部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武汉CBD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借助快速工业化过程实现CBD的快速发展，进而带动城市产业升级的。

（三）外向程度特大城市的外向程度对CBD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

特大城市经济的外向程度对广州天河CBD、深圳福田CBD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除此之外，区际互动和城市群间的互动也促进了CBD 的形成，如郑东CBD依靠航空和交通的优势，开展临空经济，成为全球服务的中国配送第一站，同时借助便利的陆路交通优势向全国辐射。

在国家发展模式转为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城市群间的贸易和服务往来对CBD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二、CBD差异化分析（一）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的差异1.发展阶段与等级体系特大城市的发展历程不同，其CBD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CBD构成了我国CBD 的等级体系。

梁绍连等（2008）［1］对15个样本城市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到我国CBD等级体系。

其结果具有很强的参考性，但其未考虑近5年内快速崛起的西安浐灞CBD、郑东CBD和沈阳CBD。

本文重新对相关城市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到了当前我国特大城市的CBD等级体系（表2）。

2.基础设施与科技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是CBD 健康发展的基础，但因土地开发难度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单个开发企业难以承受，需要政府的支持。

从国际经验看，东京市政府在新宿CBD 建设之初，先进行交通系统、市政配套和公共设施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广场、停车场和公园等，使新宿成为完全的“熟地”，得以快速吸引了大量开发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建设企业，开发建设企业建成的物业同样很快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使新宿成为最成功的CBD之一。

我国西安浐灞CBD、武汉王家墩CBD、郑东新区CBD等CBD的开发均借鉴了这一经验。

表2我国CBD等级体系的聚类分析等级级别CBD所在城市主要职能影响范围一国际级香港商务、金融、贸易中国、东南亚二国家级上海、北京、广州商务、金融、贸易中国三大区级深圳商务、商业、金融中国大区四区域级重庆、大连、南京、杭州、武汉、郑州、天津等商务、商业、商贸物流跨省区域五地区级省会及其他主要城市商业、商务、地区现代服务业省内区域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城市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整理。

此外，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中，信息化冲击也为研究CBD差异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理念成为新的指导思想。

在CBD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作用不容忽视。

（二）产业选择与区域分工的差异1.产业的趋同和分工的趋异CBD独特的区位优势为现代服务业的集中提供了先决条件。

从全国范围看，特大城市CBD 的发展依托于城市提供的广阔腹地，但又不受自身所在城市的限制。

越是发达的城市，其CBD的对外辐射能力越强，也恰恰是由于产业空间集中和CBD向外辐射的互动增强了区域竞争力的独特作用，使得我国特大城市CBD的产业选择趋同和区域分工趋异现象同时存在。

金融服务业成为CBD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但是在金融业内部分工趋异现象也存在。

如北京朝阳CBD金融服务包括外资银行、保险、汽车金融公司、世界500强及其金融投资公司；深圳CBD主要包括证券、基金、担保和风险投资；上海CBD以证券、外资银行、保险等为主；武汉CBD吸引了区域内所有的中外资银行和80%的金融机构进驻；西安浐灞CBD则吸引了金融服务后台和金融中介机构；郑东CBD以期货、保险为主等。

但是在CBD招商过程中，片面强调银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进入，造成产业同构、服务同质、金融机构集而不聚的情况时有发生。

2.核心功能与产业分布差异CBD在地区发展中承担着创新基地、服务中心、商务中心和城市名片等多重功能，其核心功能是成为城市商务和服务中心的功能［2］。

当前我国特大城市CBD多以金融产业为主导，重庆、西安、成都、武汉、深圳都提出了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

虽然CBD以金融服务为主，但是服务的产业对象却各不相同，如宁波以LED灯具产业为主；郑东CBD以商贸物流为主；深圳CBD在承担了一定的行政中心和文化功能的基础上，以证券、基金服务为主；西安CBD则呈现多核特征，以金融后台服务和商贸服务为主等。

（三）开发模式与要素集聚的差异推动CBD发展的主导力量包括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二者缺一不可。

二者的作用力在CBD 建设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政府规划开发模式、市场自发作用模式和混合模式［3］。

考察我国特大城市CBD的发展，在建设初期，政府的引导力量更突出；在CBD成熟期，市场的自发作用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