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

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叶世昌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的。

严复译本定名为《原富》，1902年初版。

在此以前，中国学者已经知道英国有这样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但不知其具体内容，甚至闹出了张冠李戴的笑话1。

《原富》的出版，对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起了扫盲和启蒙的作用。

严复在《原富》中附有《译事例言》十五段和按语六万多字。

按语除补充一些其他经济学家的论点外，主要是抒发己见。

因此，它是研究严复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

《译事例言》和按语广泛涉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是空前的。

关于economy一词，严复说：“日本译之以‘经济’”，“既嫌太廓”，“中国译之以‘理财’”，“又为过狭”2。

“经济”二字连用，始见于隋人王通的《中说·礼乐》，原意为经世济民，所以他说含义“太廓”，而“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第420页），所以含义又“过狭”。

于是，他决定译为“计学”。

但这译名并没有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就在出版《原富》译本的同一年，梁启超把“计学”改为“生计学”，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外国经济学说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严复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在于提出了多少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主张，因为在这方面他既比不上在他稍前著书立说的郑观应、陈炽等人，也比不上和他同时的康有为、梁启超。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个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名著介绍到中国来，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作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虽然比起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来，他的理论大多还很肤浅，但这终究是中国人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理论的肤浅是中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所造成，不能归咎于严复个人。

现根据上述特点，下面从《原富》按语和《译事例言》中，对严复的经济思想作一综合考察。

一 自由贸易论严复对亚当·斯密极为推崇，称之为“命世之才”（第537、627页）。

但他没有全盘接受亚当·斯密的理论，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

他最为肯定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声称这是他“独有取于是书”（第479页）的地方。

他认为自由贸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指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第636页）因此，他批判重商主义，说国之贫富和货币无关，在对外贸易中“争进出差之正负”1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万国公报》上发表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第九章，在 提到英国原实行不利于通商的政策时说：“幸而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斯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

这里的“斯米德·雅堂”就是亚当·斯密，“《富国策》”就是《国富论》（“《富国策》”原是经济学的最早中译名之一）。

次年《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易名《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其中还数次提到亚当·斯密及其《富国策》。

1896年署名“通正斋生”（即陈炽）的“重译”《富国策》，其塞他重译的是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福塞特（当时译“法斯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

《叙》中，他张冠李戴，声称他“重译”的就是《泰西新史揽要》中所说的斯米德（他写作斯密德）的《富国策》。

又，陈炽在甲午战争后作《续富国策》，意在续雨亚当·斯密的《富国策》。

他不知道《国富论》的内容，而且将《国富论》的著作时间推后了约四十年。

2《原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译事例言》第1页。

是错误的。

他说由于“争进出差之正负”，就使“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

”（《译事例言》第3页）这些政策“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国中商业之发达。

”（《译事例言》第4页）西方“自斯密氏说行，而长夜始旦”，而中国从林则徐、魏源直到“近世诸贤”，却仍“力持而笃信”“进出差负而金银出国之说”，不知道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

”（第478页）在严复以前，提出自由贸易主张的还有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梁启超在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时已放弃了自由贸易理论）。

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

他们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或者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欺骗宣传的影响，或者是把西方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论。

严复属于后一种情况。

他不了解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历史条件同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中国近代的“保商权，塞漏卮”主张也同西方重商主义者的“争进出差之正负”不是一回事。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和要求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同帝国主义国家讲自由贸易，就是给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的自由，它只能使中国的民族经济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即使是西方的重商主义理论，也不是“无所是而全非”，它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幻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

”3不过，严复这样彻底地否定重商主义，也是历史要求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实际上是为了向清政府表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

他指出经济上的发展变化“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决非在上者所得强物从我，倒行逆施”（第38—39页）。

只有顺其自然，才能像水流一样趋向于平。

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指出设官管理，“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是“大乱之道”（第57页）。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就是要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充分自由。

严复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

”（第494页）就是说，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尽可能地多发展生产。

他反对洋务派“以官督商办为要图”的做法，指出国家只应办理以下三方面的事情：（一）私人办理费用大，而国家办理则比较节省的，如邮政、电报；（二）对社会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办的，如学校的地产、制造的奖励；（三）私人还不能联合经营或联合经营的力量还不足以举办，而需要“在上者为之先导”的，但“必至不得已而为之”（第724页），以免扩大范围。

实际上，严复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保商政策，如他认为对创造发明实行专利政策也会“致不平”，但考虑到“不专利无以奖劝激厉，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第479页），因此仍主张实行。

保商和自由贸易主张都是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两者强调的角度不同。

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既需要国家政权对它的扶持，也需要给它以自由。

国家对自己的经济基础决不是消极无为的，例如没有国家暴力的作用，就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

亚当·斯密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自由贸易有利于它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自由贸易理论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

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则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严复的自由贸易论，如果不考虑它的理论错误，则是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解除束缚的呼声。

二 价值论和货币论严复虽然承认“财之所生，皆缘民力”（第847页），但他所说的“力”还是指创造使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8、149页。

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价值无关。

他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说道：“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劳动）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

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

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

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

”他不承认商品有内在价值，认为商品的价格完全决定于供求关系。

而振振有词地责问：同是一亩土地，处于偏僻农村，“价数金而莫售”，处于城市，“虽万金而争买”；同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向阳一面的长得好而价贵，背阳一面的长不好而被弃，这难道是劳动上的差别？接着他又说：“故值者直也，两相当之名而对待之数也。

以功力言，则物物所独具，而无随时高下之殊矣。

”（以上见第26—27页）商品的内在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抽象。

这种抽象“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

”4中国还不具备这个前提，因此也难以理解这个抽象。

商品价格反映价值，但又随供求关系而变动。

而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却可以成为商品而且有价格。

价格和价值的不一致，使严复感到劳动价值论说不通，因而干脆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关于商品价格的一切5。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供求价值论为严复所反复强调。

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甚至用来批判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者认为工商业是不生产的，严复认为这不符合供求理论。

他说：“物之贵贱无常，视求其用者之缓急”，“急则值贵”，“使知价由供求之多寡缓急而成，则农宗（重农主义）工商无所生财之说，将不待辨而自废矣。

”（第676页）严复所认为的最根本的经济规律就是供求规律，供求价值论是严复经济理论的核心。

关于货币，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认为：“泉币之为用有二：一曰懋迁易中，二曰物值通量。

”（第23页）“懋迁易中”就是流通手段，“物值通量”即价值尺度。

因严复对价值的看法同亚当·斯密不同，所以后者实际上只是指货币给商品以价格，而这些价格则由供求关系决定。

严复认为货币只是符号，就象赌博的筹码一样，“筹少者代多，筹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筹之实贵实贱也。

”（第202页）他又说：“夫泉币所以名财而非真财也，使其所名与所与易者亡，则彼三品者（金、银、铜币），无异土苴而已。

”（第23—24页）这不是亚当·斯密的观点。

既然货币只是符号而不是财富，那重商主义者将货币当作财富的基本形式自然是错误的了。

严复正是用这一观点来批判重商主义的。

在这里，严复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重商主义者将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固然不对，但说货币只是含义上的财富也不对。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抽象社会财富的存在和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6，它始终具有特殊的地位。

严复认为“国虽多金，不必为富”，“国之贫富，非金银所能为。

”（第202页）但金银是财富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又是世界货币，如果真的多金，就能向国外购买所需要的商品。

富国虽不一定靠金银，金银却可以富国。

只有在与外界隔绝的国家中，才可以说“国虽多金，不必为富”。

把金银说成同富国毫无关系，当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严复有时也否定了自己的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