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一、明诗
（一）台阁体
永乐成化年间，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们的诗文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和应酬之作，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这种文风由于由统治者倡导，因此一时模仿成风，千篇一律成为流弊。

后来这种萎靡的文风渐为时代所不容，在后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冲击下，渐渐退出了文坛。

（二）茶陵派
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

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

因其历任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诗风雍容典雅，平正典丽，仍有台阁体的余波。

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台阁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

自然清新、意趣横生，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三）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出现于明代，由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领袖，称为前后七子的十四人，标榜所谓的"复古"，并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

这种复古，实为拟古。

这群作家凭着少年锐气，起身反抗箝制士人思想，迂腐不通的八股文以及雅正有余，生气缺乏的台阁体。

然而，前后七子振兴散文诗歌的目的并未达成，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以模拟为创作法门，因此作品缺乏独创的精神与风格；二是前后七子或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挤，把持文坛，目空一切。

洁身自好的士人感到厌恶，无不望而却步。

（四）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中后期，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是李贽的文学革新思想在诗文领域的突出表现。

“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因为他们是湖广公安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又称“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核心口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他们反对复古模仿，亦反对道统。

主张以性情为诗文，清新自然的风格。

但公安派的追随者因为文才不足，往往使作品流于粗糙，直白。

（五）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政府驻地）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二、明文
（一）唐宋派
中国明代中叶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因为拟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当时的文学作品渐渐流于仿古、抄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

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

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

”(《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

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

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

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

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二）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三）小品文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

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

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群和创作的数量，一
些小品文的选本和以小品命名的文集也随之出现。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三、明曲
（一）明杂剧
特点与元杂剧对比，举例《四声猿》
明代主要有两种戏剧样式：一是由元杂剧发展而来的明杂剧，一是由南曲戏文发展而来的明传奇。

元末明初杂剧是杂剧发展史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介于元杂剧之末，明杂剧之初，但却自成系统，显著具有独立完整的特点。

元末明初杂剧是对金、元以来北杂剧的承续，又开启了明、清杂剧发展之先声，在杂剧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转折点。

对元末明初杂剧的研究是相当有价值的，由于跨越朝代，资料又不多见，因此研究的难度较大。

明代杂剧在数量和质量上比元代杂剧相对减少和蜕化，但在形式上却有了一定的演进，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结构上，明代杂剧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一楔子的程式，结构比较自由。

其次，在曲调上，元杂剧全用北曲，而明杂剧则兼用南曲，还有专用南曲的南杂剧。

第三，在演唱方式上，明杂剧打破了元杂剧一个角色演唱到底的模式，有时对唱，有时轮唱，有时合唱，显得比较自由。

第四，元杂剧的题目正名一般在一剧之末，明杂剧有的将其提前到第一折前，也有的采用南戏中“副末开场”的形式介绍剧情。

徐渭的《四声猿》在剧本的形式方面便有不少创新。

首先，他大胆突破了南北戏的界限，将传奇体制运用于杂剧之中，完成了较早的一部杂剧合集。

其次，徐渭在是第一个大量写短剧的作家。

《四声猿》中只有《女状元》为五折，其余均为一二折。

第三，《女状元》首开以南曲写杂剧的先例，南杂剧从此大兴。

（二）明传奇
明传奇是早期的中国戏曲剧种之一，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

明人大都将“南戏” 称为“传奇”，并将元人南戏佳作如《拜月亭》、《琵琶记》列入“传奇”之中。

明传奇作为明代戏曲的主体，它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曲发展的新阶段。

传奇是宋元南戏发展到明代时的改称，主要指那些以南曲演唱为主的中长篇戏曲。

总体上看，从南戏到传奇的发展，一方面是格律从自由趋于严整，一方面是语言由本色趋于文雅。

1.临川派
临川派，是明代的戏曲（传奇）文学流派。

万历年间，临川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等传奇，着重刻画人物，讲究词藻，影响颇大。

戏曲史上把明清两代仿效他风格的戏曲作家称为“临川派”或“玉茗堂派”。

《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临川文学的经典名作，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

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

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

2.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

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

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汪廷讷、史□等。

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

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

沈□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

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
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

沈璟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

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