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我的自白》赏析

我的自白
钱谷融钱谷融（1919-2017），原名钱国荣，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

现当代文艺理论家。

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

一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读书。

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

这样的读书，能使我游心事外，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纵意所如，了无挂碍。

真是其乐无穷。

自然，读书有时也会给我带来惆怅与忧伤。

但那是种甜蜜的惆怅，温馨的忧伤。

我还是喜欢的。

一切书本上的知识，最宝贵的是关于人的知识。

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了解人。

要通过书本来了解人，读书时就必须善于设身处地，反求诸己。

于心有得，再推己及人。

如此反复推较，可以知人，可以论世。

我爱读的书是：《论语》、《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

二我与写作
我虽是作家协会会员，却很少写作。

偶然动笔，也大都因为受到外界的催逼，并非出于自己主动。

虽然如此，我的文章却仍尽量说自己的话，决不作违心之论。

古人云“修辞立其诚”，为文而不本于诚，其他也就无足论了。

文章要写得好，必须逞心而言，无所顾忌，使语语皆从肺腑间流出。

能如此，则入人必深，其动人之力也必大。

读者最欢喜看的，也是这一类文字。

我虽颇知此理，并且衷心向往，渴望能达到这一境界，却总是做不到。

原因就在于我总忘不掉自己是个教师。

觉得一言一动都得像个教师的样子，因此文章老是放不开。

其实，我未尝不知道，读者是并不在乎你是个教师还是别的什么的，重要的是要有你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

可我总是改不掉教书匠的习性。

这是顶着个作家头衔的我的悲剧。

三我的座右铭
我平生最服膺的格言有二。

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

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知道自己是最平庸、最无能的人。

因此我决不自以为是，决不在人前逞能。

诸葛亮的“淡泊”，是为了“明志”；“宁静”是了“致远”。

我既无大志，也不想高飞远颺。

我之自甘淡泊，企慕宁静，无非是为了求得个自由自在，庶可少惹些无谓的烦恼耳。

【作品分析】
本文选自钱谷融先生《钱谷融论文学》，钱谷融先生讲“文学是人学”，他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

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

这确实是钱谷融先生一
贯的思想。

本文所表达了除了钱谷融先生读书和治学的智慧，更使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一种陶冶心智的快乐和兴趣，而且能够领略到一种通达的人生境界。

【思考与练习】
1.作者为什么说他喜欢读书？
2.作者“改不掉教书匠的习性”，为什么？
【链接】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而历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也的确都是以赞美和歌颂好人好事，鞭挞和斥责坏人坏事为其职责的。

善恶邪正的斗争，成了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且善总是战胜了恶，正总是压倒了邪。

即使邪恶在作品中得胜了，但人们的同情也必然是在善和正一方面的。

正像高耐依在论到戏剧的作用时所说的：“好人虽然遭到不幸，大家一定是爱他的，同情他的；坏人虽然得志，大家一定是恨他的，讨厌他的。

”这是因为，作者在描述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时，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而是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

他不能不爱那些他所认为善良和正直的人，而恨那些他所认为奸邪和凶恶的人。

他和他笔下的好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为他们的高兴而高兴，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

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总是带着极大的憎恶与轻蔑，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刻画他们的丑态。

作者就用他的这种热烈分明的爱憎，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又通过他的人物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

使得读者和他一起来爱那些好人，恨那些坏人。

并进而鼓舞读者积极地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好人去和邪恶战斗，去扑灭邪恶，肃清邪恶。

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人们在提到那些为我们创造了杰出的文学作品的大师的名字时，才总是怀着无限崇敬与感激的心情的。

假使作家所着眼的是所谓“整体的现实”，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说的是所谓“生活的本质”，“生活发展的规律”，而把人仅仅当作是借以反映这些东西的一种工具的话，那末，他就再也写不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来，再也收不到这样巨大的效果了。

我这样说，是不是会斩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取消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职能呢?这种顾虑(或者简直是对我的责难)，其实是不必有的。

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

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

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

这些烙印，是谁也无法给他除去的。

曹雪芹难道是为了要反映封建社会的日趋崩溃的征兆，为了要反映官僚士大夫阶级的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写《红楼梦》的吗?当然不是的。

他是因为受到了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这里不谈这些人是怎样闯进他的心海里去的问题)的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常深厚复杂的感情的驱迫，才来写《红楼梦》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部作品所看到的，却决不是贾宝玉等人的个人生活史，而是当时的整个时代，整个社会。

对于《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奥勃洛莫夫》以及《阿Q正传》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