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

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新时期发轫期，女作家们在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究中，渐次进入性别领域，女性意识得以苏醒，女性感觉得以发育，女性特征得以复位。

她们在对爱的权力、信念的追逐中，证实了“爱”对于女性生命的基础性意义；她们在对真、善、美和温柔的宣扬里，纠正了以往不谈性别差异的平等论以及无性化情状。

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终于获取了实质性的结合。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作家女性意识不断地增涨，女性文学颇成气候，一道亮丽的女性文学风景线终于横空出世，照亮于文坛。

张洁、舒婷、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作家的作品不胫而走，其所呈露的女性尊严、怀疑精神乃至性意识，震撼着文坛与读者。

从《方舟》到《玫瑰门》，无不让人或感动、或惊诧、或不安、或责难，它们为人们所带来的动静至今尚未止息，所带来的气息至今依然缭绕。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标志性岁月。

女作家们不仅度过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举行的狂欢节，她们的创作也进入到空前的高潮期、丰收期。

假如说，“五四”女性文学是由古代、传统向现代、现代性转型的话，那么，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则为又一轮转型——向多元化的转型。

今天，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交织的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女性主义全球化的文化语境，都在催使中国女性文学作出转型性反应；本轮转型现正处于进行态，既深刻又全面。

这轮转型不仅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还回答了之前某些男士所忧虑的“女性主义文学能走多远”的疑虑。

我以为，中国女性文学正依据自己所开创的性别和超性别相融会、相整合的思路和视界，继续勇敢地向前迈进。

路上，肯定依然会遭遇到他设和自造的麻烦、曲折，甚至陷阱；但，路，一定会越走越阔广，越走越深远。

由改革开放初始作好准备，世纪之交以来正式启动的女性文学转型，就女作家的性别立场和视界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以张洁为始，翟永明、陈染、林白为续，徐坤等探索和实践为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视野。

其二，以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方方、范小青、王小妮等为代表，虽具深厚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性也时有表现，但却坚持追逐、探索超性别的立场与视野。

其三，迟子建最先提出了文学的性别和谐论，主张消解男女之间内在紧张，致使世界不至于倾斜而丧失平衡。

诚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并无严格界限，何况各类型内部常有自我消解和矛盾情况，各类型之间的观念也常有交叉和变化，此等划分，仅为研究方便而为，绝非科学论断。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却在于她们的趋同方面。

随着女作家各自成长轨迹的清晰呈露，我们发现：一，新时期初始，女作家们强化女性意识的要求与实践，是具有很强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的；女性文学对女性意识的强调，正是对女性主体人性的强调，其为女性话语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上世纪90年代，反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抬头，以女性个体经验为核心的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一时试图取代宏大叙事和集体经验的话语；但较快地，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广大女作家，包括以往较沉溺于自恋的女作家，也都不再将性别元素孤立、封闭起来，她们竭力地将性别意识、视角，同国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视角整合一体，置性别元素于各相关文化结构之中。

她们似乎不再专注于女性主义称谓（原先专注于这个称谓的，也绝非多数），而要将个性主义、人性主义作为自己最真切的追求目标了。

三，面对繁复的性别歧视（以市场经济主宰的性别歧视为最突出）现象，女作家们依然不放弃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然而，基于对人性结构深入的透视和理解，她们对待两性关系问题，一方面感到不宜搞绝对化的性别主义，一方面则追求和谐关系的建构。

既然性别关系的基本内核属人性关系，那么，就应在彼此尊重各自主体人性的基础上，协调好“主体间性”关系。

即，双方应互为主体、彼此对话、互助互动，以求男女共生、和谐共存。

对共生共存男女关系的追求，反映在创作视界上，正是性别与超性别的交汇和融合之境。

从张洁到徐坤，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们，她们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上的表现，是30年来女性文学演变的重要征兆与象征。

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刻，还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寻找男人的意味；但从《方舟》到《只有一个太阳》，再到《无字》时，她却已是个相当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了。

当她撕开男人人性面具、逼近男人人格真实的时候，那种捅破自己制造的乌托邦神话的反思、忏悔劲头，令人震撼；那种失望于男人、尤其男人“精英”，无情地撕破其自私、虚伪、轻浮、庸俗、不负责任等真相时的决绝态度、愤懑神情，更令人敬畏。

然而，张洁至今仍然不愿被人归纳到“女权主义”中去，她认为，这样做只能是“画地为牢”（参见钟红对张洁的采访，《文汇报》2006年2月27日），会限制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张洁创作尽管有自己的年轮和转型，但其同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制度的关联，却始终如一。

《无字》同中国百年变革历史的纠缠，呈现得何等生动和深刻！张洁正是因她的既性别又超性别的立场和视野，才成就了她杰出的文学业绩。

翟永明抒写《女人》组诗时，那种顽强抵抗和拆解“野蛮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的执傲劲，热切期待女性伟大原生力、原创力焕发的激情流，至今还在激动着我们；而她那“穿黑裙的女人”和“黑夜意识”，也终于成为了女性诗歌的经典性符号。

然而，翟永明很快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标准》创刊号）的问题。

她一方面继续着女性题材创作（如大型组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倾心于女性家族史的谱写；一方面却沉溺于有关自由、美和艺术等命题的开拓了。

她开起了“白夜酒吧”，周游世界，一方面继续着“出自女性之喉”的表达，一方面却探索起“双性沟通对话乃至双性同体式的吟述”（陈超语）了。

翟永明犀利的性别洞察力和不断成熟的女性意识，使她原先“自白式”诗句所呈露的狂热激情有所降温，但那个体生存体验与时代生存本质的联系却更其紧密；诗作的人类性和生命意味剧增，诗歌的技艺也更其精湛。

为之，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07年10月授予她“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据说，授奖词赞扬她的诗作“能量充沛，情境深邃，肌理细腻，意味幽怨”。

刘索拉、陈染也都不隐讳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

而今，她俩一个提出女人应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刘索拉、西云《刘索拉：我的女性主义和女性味》，《艺术评论》2007年3期），一个则明确表示“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林宋瑜《陈染：破开？抑或和解？》，《艺术评论》2007年3期）。

刘索拉以为，“人没有必要保持绝对女性和绝对男性的状态，那种状态其实很愚蠢”，因为“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一大因素就是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人应在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引导下，“感知自然的双性，并顺其自然的双性”。

她觉得自己正是个能感悟双性的幸运儿，这样，既写出了兼具女性特色和历史大场面的小说《女贞汤》，又谱成了揭示女性心理阴暗面的新歌剧《惊梦》，作品的视野都是双性的，对女性自我所持有的阴暗与弱点也都不予避讳。

陈染一贯以女性性别引以为“美好和荣耀”。

但她长于哲思的思维方式，让她认可伍尔芙关于“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观点。

以往，人们在短论《超性别写作与我的创作》、小说《破开》《私人生活》中，一方面发现了她对姊妹情谊、女同性恋的倾心，另一方面却注意到，她希冀男女精神结合以求人格完整的心愿。

陈染认为，认识和欣赏一个人，假如拘泥于性别的话，那就“未免肤浅。

”应该说，她是较早具超性别意识的。

晚近，在反思自己青春期锋芒的时候，她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内敛起来”，深埋“反骨”；一方面却坚持女作家应“把男性和女性的优秀品质融合起来”，以求作品“感情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说：“我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

”作为人性主义者的陈染，她的性别和超性别自有其独特的方面。

她以包容、开阔胸怀，理解和感受人性的丰富性，包括对女同性恋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她以哲人的睿智，思考男人与女人的长短，并着力扬弃自已身上的人性弱点，以求继续“成长”。

林白，一直认为创作由生命深处而生，是个人的言说，因而更倾心于个人主义；然而，当大家把她列入女性主义时，她也不反感，并认可了自己“算得上”是个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作家”。

2003年，她的长篇《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获得成功，《妇女闲聊录》还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这是她的黄河之行、深入湖北农村以及同从农村请来的“女管家”亲戚作了深入交谈之后的结果；是她从房间、从窃窃私语中走将出来后，由蓝天和大地给予她的回报。

她感慨道，写《妇女闲聊录》时有一种“回到了大地”，以及大地给了自己“温暖”的感觉。

她甚至提出，是这种“低于大地的姿势”，使自己“找到了文学的源头”（林白《世界如此辽阔》，《前世的黄金——我的人生笔记》第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林白的感受，意味深长，难怪她要说自己的创作“远不止女性文学这一块”。

徐坤，这位我曾称之为女性文学“吉祥鸟”的实力派作家，自走上文坛以来，或以反串、易性写作，操持着对知识界虚伪自私之境的炮轰，或以女性身影正面袭击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权立场清晰而顽强。

她知道，男权意识充斥于世的今天，男权话语形态覆盖于文坛的时候，女作家倘若选择不好视角，就难以呈现女性自己的身姿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1996年，她严正提出“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其所肩负的任务则为：一“反抗”，二“自我发现”。

这里，她“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鲜明而突出（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0日），其态度和言辞，果然被人称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宣言”。

然而，她渐渐地感悟到，两性关系毕竟属于“共存”关系，一味地“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得安宁”（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

近些年来，她真的不再只取一端，或装扮成男人看女性，或执著于女人视点看男性，而试着男女“对看”（万燕《从徐坤看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的前途》，《女性的精神》第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了。

人性的“主体间性”，除了“对话”，还须“对看”；只有努力地认识对方，才能真切地对话和沟通。

从她几部长篇新作如《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来看，徐坤已明白了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的重要性，明白了作家在人与人之间搭筑起心灵桥梁的责任。

这些作品无论宏观切入，还是微观透视，都非常到位，尤其在挖掘人物内心真实方面，相当出彩。

自徐坤潜入人物内心，把握住人的最真实所在的时候，她终于让男人和女人之间既对看、又对话，既沟通又理解了，她的创造性也由此而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王安忆、铁凝们对超性别视野的探索，同张洁、徐坤们的探索有许多相叠之处，尤其在女性主义的自审方面就相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