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两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

男女两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对比摘要：本文男女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美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使我们从千姿百态女性的形象中，从男女两性的差别，力图将两性中各自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创造和谐完满的人类世界与文化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

关键词：女性形象；男权思想；女性意识；双性同体纵览古今文学，女性历来是文学中的“第一性”，即男性创造出来的供欣赏和消遣的“器物”。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强烈的统治欲和占有欲使男性作家在其女性形象的描写中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感为目的。

这实际上是指男性主宰一切，女性完全被排除在主动范畴之外的概念，女人无形中被固化为“附属”和“他者”。

这种思想在已有的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者对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有了清醒、深刻的看法。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认为，在两性关系的权力结构中，男性通过性政治支配女性。

性政治“把女性局限在性和生育的事务中，而让男子便于获得有别于女性的人生经验……它把男子在自己身上感到满意的东西标榜为男性优越的证明，而把女性身上有利于受控制和支配的特征说成是女人的天性。

”[1]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二十被造就的”[2]本文试图从男女两性的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的的异同，来挖掘潜在的女性意识，实现两性的更加和谐。

同时也使我们看出女性作家的创作艺术才华，可同男性作家相媲美。

一，他们眼中的她们“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3]。

从人类的文学起源—神话起，一直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女性始终是作为主要人物陈述的对象，或作为次要、点缀性人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能接受文化教育且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是凤毛麟角，所以绝大多数的女性形象都是出自男性作家的笔下。

而在这些传统的书写中，女性形象常常给予概念化、模式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天使型；二是魔鬼型。

1 家中的“天使”“家中天使”是男性作家塑造出来的能满足男性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都有着天使般的美丽、纯洁、善良和无私。

长期以来，“家中天使”一直维系着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和人性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

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常常根据这些文学女性形象来调整、设计自己的生活。

西方文学中的天使女性人多传承了圣母的美德:贞洁温顺、恬静安宁 .富有母性。

歌德笔下的绿蒂是“一位天使!……那么理智却又那么单纯，那么坚强却又那么善良，那么切实地生活和操劳着，心灵却又那么宁静……”[4]她体贴父亲，悉心照顾弟妹，而对少年维特则始终待之以友情，拒之以礼仪。

绿蒂成为了那个时代淑女的典范。

狄更斯的艾妮斯也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她温柔、聪慧、克己、坚强，一生遵奉“于人有利，于己有利”的信条。

她不断支持备尝艰辛的人卫，成为他的知音。

这些天使般美丽、纯洁、顺从、无私的理想女性成为了现实社会中妇女们争相效仿的典范。

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她们变成了艺术对象还是圣徒，她们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她们自身的舒适，或自我愿望，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那些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妇女的最主要的行为，更确切地说，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和天堂。

因为，无私不仅意味着高贵，还意味着死亡。

”[5]在女权主义批评家看来，这种将女性理想化、神圣化的行为，无疑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这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正是男性中心文化用以压制女性的性政治策略之一。

男性通过塑造“天使形象”来左右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她们树立榜样，使她们乐于扮演模范角色，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意识，充当“家中天使”的角色。

2生活中“魔鬼”在男性文本中，凡是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成魔鬼。

长期以来，这种女性一直都是被世人攻击和唾弃的对象。

于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便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习俗和要求，努力规避这种女性形象。

《圣经》故事中，亚当因为受到夏娃的蛊惑偷吃了智慧之果，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而且，此罪还祸及后世子孙，成为了人类水远的原罪。

希腊神话中，美丽的女人潘多拉将一切灭祸从匣子中放出来祸害人类，却将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水远地关在了匣子中。

从此，女人被认为是人类罪恶和灭难的根源。

在很多古代神话中，凶恶而可怕的妖精也往往被描绘成年轻漂亮的女性，她们总是以美色诱惑男性，使其丧失理智，沉沦堕落。

因此，女人又成为男人堕落和毁灭的根源。

这些女人的罪过都在于她们的美貌，它会使“无辜”的男人走上歧途。

于是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个性强悍、凶狠狂暴的女性形象—悍妇形象。

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悍妇形象: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塑造了美狄亚这个“悍妇”形象。

美狄亚为了帮助爱人伊阿宋获得金羊毛，不惜残杀并肢解了自己的亲兄弟。

当后来她得知伊阿宋另有新欢，意欲抛弃她时，她用巫术烧死新娘及其父亲，还亲手杀死自己的一双爱子，以达到让伊阿宋绝嗣的目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让美狄亚成了魔女的化身。

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野心比其丈夫更甚，心肠比丈夫更狠，在使丈夫从国家的功巨堕落为血腥的拭君篡权的过程中，麦克白夫人的邪恶怂恿起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其短篇《瑞普·凡·温克尔》，描述了具有一个欺凌丈夫恶名的“悍妇”形象。

她整日地喋喋不体，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

“凶悍的性情、也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温和，尖刻的舌头却是一柄惟一的愈用愈锋利的刀子。

”至此作者对她欺负丈夫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二分，形象生动。

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和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破坏了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这显然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

女人的不顺从、不放弃，既是对男人尊严的蔑视，也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挑战。

于是，男性作家便将女人的这种特点描绘成不能容忍的“恶德”，而具有这种“恶德”的女性便不可避免地遭到社会的攻击和唾弃。

事实上，“女人身上被指责为‘恶德’的品行未必就是邪恶的，它之所以被指责为‘恶德’，只是因为它表现了女人身上的‘男人气”。

它使男性在生活中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男性会为此进行抗辩，于是在男性的文本中出现了悍妇形象。

男性文本中也不乏将富于魅力、以姿色迷人的女性描绘成妖精的事例。

萨克雷笔下的交际花贝基 夏普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妖精:“在描写这个能歌善笑、花言巧语的妖精时作者不卑不亢地求证于诸位读者，诸位是否以为他有失风雅之趣，让诸位看见这妖精把尾巴翘出了水而?非也。

诸位可向清澈的水下窥视，她的尾巴在那里滑溜溜地扭摆，十分可怕，在自骨中拍打，缠着尸体；但在水而上，她处处都显得温良恭检……”[6]作者无疑是在告诉读者，女人的另一面是妖怪，是魔鬼，并警告男人提防她美丽外表之下的狰狞面目。

事实上，男性文本中这些歪曲和贬低女性的妖精、悍妇荡妇和女巫或女尼等“魔鬼”所反映的正是男性文学中的厌女症传统，是男人为了掩盖他在某些方而对女性的恐惧面对她们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是男人将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和主题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重要表现。

二，她们眼中的自己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到女人应该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寻求自己经济的独立，无需依赖他人和余男人平等的意识。

美国肖瓦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作家从勃朗蒂到莱辛》，详细论述了女作家的自我意识如何在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时间内变成一种文学形式，这种自我意识如何变化和发展，并且可能导向哪里。

正是像她们这样的女性主义先驱唤醒了女性的意识，从而使女人们勇敢的把积聚在心中所有的压抑与不平诉之笔端，向男权社会及男性中心论发起反抗，为女性平反，谋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1女性意识的觉醒凯特·肖班的《觉醒》最自觉、最大胆地描写女性意识的作品。

这它描写美国南部一位富商的妻子爱德纳·邦迪里埃太太的苦闷—对婚姻的不满和生活的无意义.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家庭的奴隶”之时起，她的作人的意识就开始觉醒。

她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丈夫的奴隶，甚至阴谋诡计们也是她的主人，要把她“拖进灵魂的奴役之中”，她不愿再扮演奴隶的角色了.但当她想寻找新的出路时，却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只能以投身大海作为最后的归宿，死亡也正是“觉醒”最好的答案。

她的另一篇作品《一小时的故事》虽然是个短篇，但和这篇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表现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的突然发现，但故事更富于戏剧性。

作者选择了玛拉德太太突然得知丈夫遇车祸身亡，开始还感到非常悲痛，但继而感到一阵轻松，如释重负，因为自己是跟一个多么平庸、无聊的人过了大半辈子。

她开始幻想未来独立的生活，毋须屈从任何人。

她一遍又一遍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

”她快速地祷告，希望生命再长久一点。

但颇具讽刺惫味的是作者笔锋一转，熟悉的钥匙开门的声音令她大吃一惊，继而她看到丈夫活生生地走进来时，她突发心脏病而身亡。

医生说是“过度兴奋”，的确是“过度兴奋”，但兴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她重新获得了“自由”，还是丈夫的“复活”？如果不是由于“过度兴奋”，她也不致于在见到丈夫生还的一刹那而丧失生命.她为了这一刹那的自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不难看出，妇女的觉醒需要付出何其惨重的代价，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被压抑的真实的心理感受又是很难从表面现象观察出来的，但它象火山一样，到一定的时候总要喷发出来。

2有抗争转向平等伍尔夫是第一个提出“双性同体”的女性主义者，她摒弃了生物学上的涵义而发挥了心理学上的寓意。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伍尔夫借“双性同体”探讨了创作问题，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7]伍尔夫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索质，只有在作品中同时展现小同的性别元索才能创造出再现生活全部的伟大作品。

“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另一种双性”:“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8]西苏所说的双性同体既是对立的消解，又是差异的表达。

双性没有特别尖锐的对立，也不排斥任何一性，可以通过互相交流激发巨大的活力。

在多丽丝 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就有这一思想的明显体现，安娜得了“写作障碍症”，无法继续创作。

在她的梦里反复出现一个时而男性、时而女性的矮人形象，令她惊恐不已。

这时，她遇见了同样遭受写作障碍痛苦的美国作家索尔·格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