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献学

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谈论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二者的定义。

文献学就是狭义上的历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文献学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历史文献学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献整理。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现在多数历史学学生学习的都是文献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的考古学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一、考古学对文献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古发现有利于检验一些古籍的真伪。

例如，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的大批帛书，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使其中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成了真书，促使学术界对前人辨伪成果重新审视考辨，七十年代这些竹简帛书的出土，无疑是辩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它促进了学者对古籍真伪的重新研究和审视，而古籍真伪的辨别也有利于我们正确的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更好的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

2.考古发现不仅能检验一些古籍本身的真伪，还能证实文献资料记载的可靠性。

例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考证出王亥为殷之先祖，而长期以来存有疑义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报乙报丙报丁，也在卜辞中有了相应的位次。另外，又考证出殷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并无等别，化解了卜辞中父甲父乙等名称求诸世系不能通的疑惑。他的《续考》，则将殷先公之名完全考释清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的问世，澄清了长久以来殷商世系不清的问题，也证实了《史记》等一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使中国可信古史可上溯至殷商时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二、在考古学对文献学做出贡献的同时，文献学对于考古学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1，文献学对考古学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献学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资料，甚至其中某些文献资料本身就可以当作对考古发现的一种解释。

例如，秦始皇陵墓地宫，现在的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挖掘皇陵地宫，但是挖掘后无法保护，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暂时还没有挖掘。但现存有一些关于地宫的文献记载，虽然简约，且又不免带有小说家言的色彩，但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依据。这样看来这些文献资料在研究秦始皇陵墓地宫方面就

显得格外重要了，当然最终的地宫考古发掘也可以帮助完成对全部文献的释读。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

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

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

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2.另一方面文献学为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为解释考古发现提供了资料。

例如，在曾侯乙墓中发现的九鼎八簋，将九鼎八簋作为天子等级的说法，始见于《公羊传》。在《仪礼·少牢馈食礼》明确说到用五鼎，少牢馈食礼是大夫之礼，按照古墓的年代——周朝的礼制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而曾侯乙墓中的确出土的是九鼎八簋！这是代表着周朝至此已经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秩序混乱？还是此时期礼制已经改变，九鼎八簋不再是天子专享，而变成天子与诸侯国国君均可享用的礼器？学术界至今仍在争论，没有定论。或许曾侯乙实际上成了曾国的“天子”，因此他也用天子之礼吧。

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确确实实地证实了墓主人在当时的地位是极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曾国是强盛的。学者正是根据文献资料解读了九鼎八簋存在的意义，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所以考古学和文献学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二者结合更有利于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真实的还原历史和解释历史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考古文献汇编

北京大学考古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文物出版社，1991年。（考古学总论、分论（各时代考古）、田野发掘报告（各省市）、考古学专论（甲骨、金文、石刻、简牍、货币、玺印）、美术考古等。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文物出版社，1978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71-1982），

文物出版社，1988年。

1983年开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年鉴》。“考古学研究”（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汉唐、魏晋南北朝、元明清考古、甲骨文、金文研究”“各地区考古文物新发现”、“学术动态”等板块。

考古学导论

导论

一、考古学及其研究对象

（一）考古学的定义。

1．“考古”一词的来源。“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一书，但当时所谓“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2．“考古学”一词的来源。中国近代“考古学”一词，可能是从西文Archaeology[,ɑ:ki'?l?d?i]一次翻译而来的。Archae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义为“研究古代之学”，在17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的研究。3．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主要对象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这里指的实物资料，一般应是古代人类有意识加工过的人工制品。如工具、武器、用品等，或是人类修造的房屋、坟墓、城堡等建筑等。若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确定其与人类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如用于修筑房屋用的自然石块和采集渔猎活动所遗留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也属于考古学研究对象。

1．遗物。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具有可移动性的器物。遗物一般以器物的原料或用途功能进行分类。如以器物的原料可分为木器、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以用途或功能可分为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

2．遗迹。古代人类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具有不可移动性的迹象。遗迹一般依据其功能或用途分类并命名，如储物的窖穴、埋葬死者的墓穴、房屋废弃后的基址、防御性的城墙或壕沟、汲水的井等。一般遗迹中，均包含有数量不等的遗物。这些遗物有些是当时人们无意识地丢弃的，如在废弃的窖穴或壕沟中倾倒的生活垃圾和破损的陶器、工具等。有些则是人们有意识地放入的，如墓葬中的随葬品等。

3．遗址。古代某一社群居民日常生活、居住范围内遗留的连续分布的遗迹、遗物集合体。古代遗址大部分是有各种性质、功能不同的房屋及防卫、经济设施等组成的村社聚落或城址的废墟。

4．考古学文化。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古代人类遗存共同体。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由若干性质、特征、年代相同的遗址组成，它们应属于古代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等。

二、考古学年代与分期。

年代的基本概念

相对年代：指遗迹、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以及文化遗存先后时序的年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仰韶文化早期”、“商代后期”。断定相对年代主要依靠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

绝对年代：指遗迹、遗物做成的具体时间。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领域，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年历学和各种有纪年文字的遗物；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则主要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测年技术与方法。

分期方法。

二分法：以文字记载的有无为标志，将人类文化史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两大发展阶段的分期法。

三分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homsen,1788---1865）依据馆藏古物的分类，提出欧洲史前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被称为“三期说”：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六分法：三分法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分：旧石器时代（英。约翰.卢伯克）——中石器时代（英。艾伦.布朗）——新石器时代（英。约翰.卢伯克）——铜石并用时代（意。G.基耶里克）——青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

中国考古分期表（略）

三、考古学研究方法

（一）考古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地层是地质学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是指有一定时间和空间涵义的一切成层岩石的总称。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

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地层层序律——新的再上，老的在下。

文化层的划分。主要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和遗迹现象划分地层。

地层关系。

（1）、叠压关系。是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文化堆积自上而下依次叠压而形成的地层关系，在这一地层关系中，叠压者及包含物要晚于被叠压者。

（2）、打破关系。指的是晚期人类活动遗迹打破早期的地层或建设而形成的地层关系。在这一地层关系中，作为打破者的年代要晚于被打破者，打破者之中包含的遗迹年代一般也应晚于被打破者。

（3）、共存关系。在上述地层关系中，每一地层或遗迹单位（如一座墓葬、一座窖穴、一座房基等）中包含的各种遗物，构成了共存关系。凡属有共存关系的遗物，从地层学角度来看，它们的年代可视为是同时的。

二、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的基本概念。借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地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当然，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并非是生物学类型学的简单搬用，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为区别起见，一般称为“考古类型学”，也叫“标型学”或“器物形态学”。

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人类社会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各种文化因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器物的形态也常常随之改变。因此，器物形态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则是绝对的；器物形态既具有历史阶段的稳定性，又具有明显的时代与文化特色。考古类型学依据器物形态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其演变的规律，进而判定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确定与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器物的类、型、式的划分。

（1）、器物的分类。“类”是最大的分类单位。大类的划分：首先，依据器物的质料划分为石器、陶器、木器、骨器、铜器等。亚类的划分：每一个大类器物中，又可依据器物的主要用途的划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若干亚类。次类的划分：每一亚类器物中又可依据具体功能再细分为若干类。如生活用具中有炊器类、水器类、食器类等。每一类都有若干用途相同或相近而形态各异的器物组成，如炊器类的陶器有鼎、釜等。（2）、器物的分型。类之下次一级分类单位，是对某一形态器物共性的概括，主要依据器物形态进行划分。不同形态的器物，可能各有各的源流，各有各的演变过程，故型是对一类有演变序列的器物的总的特征的概括。型别号一般用大写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 型鼎、B型鼎等。有时为了充分表达器物形态变化成次，形之下还可再分亚型，亚型用小写

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a型鼎，Ab型鼎等。

（3）、器物的分式。式是型之下的次一级分类单位，每一型器物依其形态演变过程中阶段性变化，选出从早到晚各个阶段的标准器，型分为若干式，代表这一器物各个演化阶段的特征。式别号用I.II.III…..表示。如I式瓶、II式鼎等。

（三）、考古区系类型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区系类型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宏观地进行遗址间、文化间、文化系统间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目的在于建立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时空框架体系。

1．文化区。考古学文化分布地理空间范围。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对有关遗迹、义务的研究而确定的。

2．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即文化发展系统，只得是考古学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一个文化发展系统，一般是由若干有纵向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

3．文化类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内，往往由于微环境条件的差异和邻近其他文化的影响，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遗存在主体因素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别。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若干个文化类型。

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年代测定技术的应用。 194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W.F.利比（Libby，1908-1980）教授，发明了利用死亡生物体中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测年技术，是考古学家第一次知道了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引起了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应用于考古学上的测年技术越来越多。

年代测定方法表：

断代技术样品物质测年范围

放射性碳素（碳-14）含碳物质（动植物遗体） 5万年以内

古地磁粘土 3万年以内

热释光（TL）陶器、烧土 100晚年以内

含氟量（F）骨、牙等数百万年以内

钾-氩（k-Ar）火成岩 10万年以上

裂变径迹（FT）火山灰、玻璃、石器、陶器数千年至数百万年

树木年轮木 1晚年以内

氨基酸外消旋骨数年至数百万年

黑曜石水含黑曜岩制品几十万年以内

铀系碳酸岩、骨、牙、贝壳数千年至45万年

二、勘测技术的应用。

空中摄影：空中摄影勘测，即利用卫星、飞机等航空器从空中向地面观察和摄影。从空中鸟瞰，视野广阔，比较容易发现地面上难以观察到的现象，如土壤、地形的细微差别，阳光斜射产生的物体阴影，不同季节植物生长状态的对比及土壤湿度等因素在调查区域内形成的不同标志。分析对比各种现象的差别，就可能找到地面或地下遗迹。这一方法对大型遗址或沙漠地区的考古调查，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遥感技术：空中摄影勘查技术的扩展。人眼观察物体是由于来自物体可见光刺激而产生的视觉。而遥感设备取自目标的信息，除了靠物体辐射或反射可见光外，还靠微波、红外线、X射线等特征，调查时，是用能接收多个波段地面目标信息的多光谱遥感设备，就能同时获得被勘查地区，突出显示不同目标的多幅图像或信息。分析这些图像或信息，就可能了解到

地面遗迹的分布情况。

地下勘探：采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根据大地物理性质的差异勘查地下遗迹、遗物的方法。由古代遗迹、遗物同周围土壤的电阻率不同，并存在着磁性差异，可用地电阻率计（电探测）和磁性测量仪器（磁法探测）或地震雷达等进行探测，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计算机处理分析和人工解读，从而对地下的遗迹、遗物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分析鉴定技术的应用。陶器、石器、金属、玻璃等无机物之中的元素及其含量确定的“X射线荧光分析”、“发射光谱分析”等。绘画、颜料及食物、油膏、树脂粘剂等有机化合物鉴定的“红外线吸收谱分析”。确定陶器中的矿物成分及推定其烧制温度的“穆斯堡尔谱分析”和“热分析”等。上述分析鉴定，可从各个方面获得许多研究信息。如通过金属制品的金相分析可判断古代的金属制造工艺；对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则可知道青铜器原料的来源，从而解释古代贸易及文化传播等问题；对人骨中碳的同位素碳-13和微量元素锶（Sr）的含量分析则可了解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和生活环境等。

四、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近些年来，计算机技术也开始应用于考古研究。计算机技术主要应用于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影像、图表、文字、数据等资料的贮存、检索、流通和各种研究信息的分析、运算等。由于计算机的运用，大大减轻了研究者的各种繁重工作，加快考古研究的进程。特别是由于全球卫星定位仪（GPS）和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软件（GIS）的配合使用，进一步开辟了新的领域。

三、中国考古学简史

一、中国古代的金石学。“金石”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一书，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所谓“金石学”，是以传世的或少量出土商周以来有铭文的铜器（金）和秦汉以来的石刻文字（石）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偏重于著录和文字考证，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的学问。

1．汉唐金石学的萌芽。在中国古史中，从传说的禹铸九鼎始，青铜器就被神化而看作是王权的象征；商殷时期，青铜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地位、等级的标志；西周时，“藏礼于器”的观念进一步加强，礼乐制度逐渐形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由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而导致“礼崩乐坏”，但旧制度的衰落并没有是传统的观念完全消失，反而逐渐产生了由怀古而好古进而根据古代实物研究古代制度的风尚。东汉袁康《越绝书.宝剑篇》中提出了古代兵器发展序列：“轩辕神农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发魏国古墓，出土大批竹简，学者们从中经整理出《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多种佚书。北魏郦道元为注《水经》曾考察、记录了许多古代遗迹和遗物。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先秦时期的“石鼓”，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

2．宋代金石学的创立。北宋时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由于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大力奖励经学，加之史学、古文字学、书学等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者们对新资料的追求。于是，朝野人等竞相研究，形成金石学。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是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成于嘉佑八年（1063）。现存最早古器物图录成于元佑七年（1092），吕大临《考古图》。收商周、秦汉时期的铜、石、玉224件，皆绘图形、款识。《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其款识法帖》。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3．清代金石学的兴盛。乾隆年间梁诗正、王杰等先后奉敕编订《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被俗称“西清四鉴”，共收录了清宫所藏铜器4000余件。刘鹗著录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材料的专著《铁云藏龟》（1903）；孙诒让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作《契文举例》（1904）。王国维著作了《宋代金石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殷周制度考》等。；罗振玉著有《流沙坠简》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

金石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金代金石学家之中集大成者，被称为“罗王之学”。有清一代金石之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传统铜器、碑刻外，钱币、墨印、玉器、镜鉴、封泥、瓦当、兵符等也成为著录和研究的对象。据容媛所辑《金石书目录》统计现存的金石著作中，被送到乾隆以前的700年间，仅有67种，而乾隆以后的200年间却有906种之多。又据统计，清代以前的金石学家有360人，而有清一代达1058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1．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外国学者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进而进入中国，开展考古活动。 1893——1907，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evn.Hedin）曾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和许多古代遗迹。从1895年起，日本学者乌居龙藏、白鸟库吉、八庄三郎等调查和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许多遗址。 1902——1907，关野贞调查了山东的画像石和华北的石窟。 1906——1910，足利喜六调查了西安附近的秦汉隋唐城址和帝陵。 1900——1904，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多次进入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调查和盗掘，不仅发现许多古城，采集了许多文物，而且从敦煌盗走大量文物。上述外国学者的活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和支持下，采取了不正常甚至盗窃的手段进行的，造成了许多珍贵文物的流失，因此遭到中国学者们的谴责。但另一方面，他们多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故他们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了刺激作用。 1920，法国学者桑志华（E,Licent）在甘肃庆阳附近的黄土层中发现了3件人工石制品。 1921，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基（O.Zdansky），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化石。 1921，安特生发现并发掘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并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 1922，桑志华同法国学者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在萨拉乌苏河畔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和“河套人”化石。中国的学者们由信古到疑古，最终走向考古。 1922，北大成立了考古研究室，聘请马衡担任主任。 1926，李济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1928，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考古学组；同年十月，派董作斌前往安阳小屯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 20年代，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2．近代考古学的初步发展。从1928到1949，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主要由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等进行。

（1）、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 1927，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美合作开始正式发掘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遗址。 1929，裴文中主持发现了第一具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1931，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了大量的人工石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从而确认了北京猿人文化。 1933，又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遗址发现了3具完整的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被命名为“山顶洞人”。

（2）、殷墟的发掘。 1928——1937，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的先后主持下，对安阳殷墟进行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清理了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和包括商王陵在内的大量墓葬和祭祀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等文物。

（3）、方法论的建立。 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后岗遗址是，发现了著名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依次叠压的“三叠层”，解决了三者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从而标着中国考古地层学方法的成熟。 40年代，苏秉琦应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斗鸡台沟东区墓地出土的陶鬲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从而奠定了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三、现代考古学的发展。管理、科研、教学体系的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即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并设文物局。1950，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科院。 1950，成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内设古人类研究室，从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1973，成立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后改称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1952，北大创立考古专业。☆ 1956，西大设立考古专业。☆ 70年代以后，吉林大学等也设立考古学专业。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学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发展。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不断完善，考古区系类型论的提出；国内外考古学交流不断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考古学中。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

此文是徐平芳先生于2005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上的主旨发言之一。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现征得“论坛”的同意，先在本报刊出，以飨文物考古界的读者。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标志，从考古学的理论到研究方法，都是从欧洲考古学引进的，在人文科学中是受西方学术影响很深的一门学科。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属于中国历史学的范畴，是以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这便产生了一个用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现代考古学七十余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史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1981年《考古学简史》中便预言“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今后中国现代考古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在1928年引进的欧洲考古学已经是很成熟的考古学了，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欧洲考古学肇始于1760年庞培古城的发现，至19世纪中叶才逐渐形成一门比较严谨的科学，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这个学科的基础方法。1760—1866年间，欧洲旧石器的发现，瑞士湖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埃及·西亚考古和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学的发展，1819年丹麦汤姆森(C．J．Thomsen)提出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三期说，特别是1886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标志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学术界被普遍承认。1867—1981年世界考古学出现空前兴盛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类型学的发展，史前考古学的系统化，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化，除欧洲、北非、西亚考古外，东亚和美洲的考古学也得到了发展。1918—1950年，欧洲考古学在理论方面有所提高，英国的柴尔德(V．C．Child)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以野蛮、曚昧、文明三个时代来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提出文明社会形成的考古学上所见的文明因素。在田野考古方法上，英国的惠勒(M．Whetller)总结发展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强调要注意人的活动遗迹。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如物理学的探测、航空考古、水下考古、大地测量、体质人类学等，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加强了田野考古的科学化。中国现代考古学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考古学普遍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所引进的欧洲考古学也正处于兴盛成熟时期，在这样的起点上发展中国现代考古学，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必须有一批有才识的学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学者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等。

傅斯年(1896—1950年)是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策划者，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成立考古组，选定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政府学术机构第一次的正式科学考古发掘项目，这个选择极具学术上的战略意义，他不选择史前时期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而选择有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历史时期殷墟遗址，把新引进的考古学直接介入到中国古史的范围；同时，把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带入遗迹现象更为复杂的历史考古学的时空，超越了欧洲史前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揭开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大幕，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学术效应。傅斯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前三年半在英国伦敦大学，后三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先研读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后又主修哲学和比较语言学。他既有乾嘉学派的旧学基础，又有欧洲西方哲学、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训练，使他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他在1928年《史语所集刊》创刊时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

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一个扩大古史研究材料的口号，即“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特别强调在研究中国史时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他在1930年发表于《史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文章中指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历史学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古代史的材料完全属于文化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种一种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看，才可以不致误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84—191)。傅斯年的意见极为重要，第一，他确认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第二，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概念抽象的研究，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研究；第三，古代历史要靠考古学的材料去研究；第四，考古学所研究是历史文化现象，文化现象不是对单体遗物的描述，而是对诸种遗迹、遗物所反映的文化观念的综合研究。傅斯年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也给中国现代考古学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是给中国考古学定位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科，是人文学科，不是自然学科，也不是什么边缘学科，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李济(1896—1979年)是傅斯年聘任的史语所考古组第一任主任，主持殷墟发掘。他14岁入清华学校，1818年赴美留学，先在麻省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后转哈佛大学学人类学，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人类学博士。1925年回母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人类学讲师。1926年李济代表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考古学室，兼任历史系教授。1928年中研院成立史语所，傅斯年延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三名主力教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到史语所任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9年结束。李济虽然是学人类学的，在美国大学中人类学系也开出一些考古学课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考古调查很接近，所以在发掘西阴村遗址后很自然的便转向考古学。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李济、董作宾和稍后参加的梁思永，以及在国内培训出来的中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们，共同完成了1928—1937年间的十五次殷墟发掘，殷墟考古的发掘方法并未生搬硬套欧洲的一般模式，而是密切联系中国古代遗址的实际情况，发掘的布局从点、线到面，最后到区，发掘的剖面从地质学的等距离分层到辨认土质颜色和文化层，同时还清理了许多特殊的遗迹和遗物。李济还利用殷墟发掘品编辑殷墟陶器和铜器图谱，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与宋清以来的金石学区分开来。李济坚持傅斯年提出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方向和工作方法，1954年他提出利用考古学的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建议，1972—1985年之间陆续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四大本，它与1991年苏秉琦发表的重建中国史前史的重要文章，1994年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合写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同样重要，都是体现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统的开山之作。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有待于长期的努力。

梁思永(1904—1954)是梁启超之子。1923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即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有特别研究。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返国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的陶片，写成专刊。1930年毕业回国，参加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调查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和热河的新石器遗址。1931年参加殷墟后冈遗址发掘，同时又去山东历城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4年主持殷墟西北冈殷代陵墓发掘。梁思永是专门学考古的，尤精于田野考古，夏鼐说他“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梁思永先生传略》，见《夏鼐文集》上册页2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石璋如称梁思永是考古方法的改革者(见《新学术之路》上册页353—366，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梁思永在后冈的发掘中，“第一次依据地层学上的证据，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

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梁思永先生传略》)这个成果的取得全赖其田野考古技术之精密科学，才能在复杂的文化堆积层中找出其叠压关系，是利用国外田野考古方法的原则，具体解决中国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成功实例。梁思永对城子崖发掘的贡献，以及他撰写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页145—152，科学出版社1959年10月)都显示出他精湛的田野考古的高超水平，能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初建伊始便写出超水平的报告和论文，令人敬佩，惜天不假年，1954年4月2日不幸因病早逝，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夏鼐(1910—1985年)是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1931年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学近代史，1934年毕业，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改学考古学。按当时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作考古实习，1935年春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过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后冈发掘。同年夏天，改派往英国伦敦大学从惠勒学考古学，参加梅登堡(MaidnCattle)山城遗址发掘。伦敦大学以历史时期考古学著称，来英国以前，李济为夏鼐学考古的方向作了设计，叫他侧重学习历史时期考古学，1936年4月夏鼐在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曾谈到这件事，他说：“伦大之考古学，以埃及考古学最为出名，亦为最佳，此外则为希腊罗马考古学。但无史前考古学之专科，如欲攻史前考古学，则不得不转学爱丁堡；如欲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则必须留在伦敦。此二者之选择，据生之意见，以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为佳。因未离国以前，李济之先生嘱注意有史考古学，以国人研究考古学者，如李济之、梁思永二先生，皆为研究史前考古学。现在此间之周培智、吴金二君，亦偏重史前。生当时亦以为然，但现下则知学习有史考古学，困难更多。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功夫阅读不可，此项情形，不论攻埃及考古学或希腊罗马考古学，皆属相同，惟希腊罗马考古学，着重大理石建筑及雕刻，与中国情形不同，且伦大此科远不及埃及考古学为佳，故生前月往与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Glanville)教授接洽，据氏之意见，如欲徒之攻埃及考古学，因生已学习过技术方面之课程几种，故以再费二年之功夫，或可告一段落。……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因埃及考古学为比较最发达、最完备之考古学。……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见《敦煌考古漫记》页336—344所收夏鼐致梅贻琦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他随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nmant)参加调查发掘；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在耶路撒冷拜访了正在那里疗养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彼特利。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由英国到埃及，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然后取道西亚、印度、缅甸回国，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方授予的。夏鼐到英国重点学习历史时期考古学(埃及考古学)的目的极为明确，从学习的对象内容，田野考古技术，室内整理方法和古物保护，一直到研究工作的准备，无所不包，一切都是为了回国后从事中国考古学之用，真可谓是有备而来，精心选择，为我所用。1941—1942年参加中央博物院在四川彭山崖墓的调查发掘。1943年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1944—1945年去甘肃考古，调查发掘了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和魏晋唐代墓葬，在宁定、民勤、临洮和兰州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否定了安特生(J．G．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夏鼐的田野考古水平很高，早在殷墟做

实习生时，便以画图好而被称赞(见《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页1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夏鼐先任副所长，1962年任所长，直至1985年逝世，大约三十五年间(文化大革命中断十几年)他一直领导着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研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夏鼐坚持用上个世纪20年代傅斯年等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密切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现代考古学。当年他在英国时正是历史文化学派柴尔德的考古学理论流行的时期，50年代柴尔德被大陆誉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很容易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他在比较封闭的年代，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他曾经抵制过苏联把“考古学”改为“物质文化史”的错误，也曾经批评美国“新考古学派”探求“文化动力学规律”的主张(见《什么是考古学》，《夏鼐文集》页30—38)。他利用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一些考古训练班的讲坛教《考古学通论》课程，正面阐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夏鼐一贯重视田野考古，在欧洲和埃及都注意田野考古方法之借鉴，坚持用欧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密切结合中国遗迹遗物保存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择善而从。他为考古所建立了一套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的规则，制定调查、发掘表格，保证了考古工作质量，这套规则后来被国家文物局采纳，制定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4年)。他在考古所建立了14C实验室，对史前诸文化的年代序列的排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夏鼐多亲临现场指挥。1950年夏鼐亲自带队在河南辉县第一次成功地剔出古代马车的立体结构，为“土中找土”的中国式考古开创了范例。其后北京明定陵的发掘，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在他的指导下都达到了中国田野考古最高水平，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走向成熟。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中国现代考古肇兴之时，是如何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又继续发扬中国学术传统，形成一个全新的学科的经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为探索学术真理，走向西方，接受科学先进的思想和治学方法。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二是中国古代遗迹遗物及其保存实况的实际。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之矢，去射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实况之的。既引进了现代考古学，又保持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的传统。实际上不仅在考古学科是如此，在当时文史学科中也是如此。余英时先生在三联书店新编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2004年8月)一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谈这个问题，他曾举出三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燕京大学的洪业，他们正是在不同的学科成功地表现出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传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难道这些事例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研究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向后推移，它的材料库会不断因新的发现而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考古研究犹如破案一样富有挑战性，它经常不得不以有限的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材料为根据来进行研究。为了能从考古实物中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考古学一贯不耻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助益，只要其他学科发展出来的概念或方法对它有用，就毫不迟疑地加以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正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汇合点。考古学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在学科的终极目标上，它又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学靠拢。考古学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则大部分来自诸如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作为一门主要依靠田野工作和实验分析来取得研究资料，具有较强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学科，工程技术方面的进展也往往给考古学以较大的影响。

所以，当今考古学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新思潮往往导致新的考古学流派，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渗透则可能导致新的分支学科出现，使考古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致使考古学的学科界线逐渐模糊，并常引起关于考古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其中犹以考古学到底属于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影响最为深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谈些看法。

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学文化，既存在同时共存的空间分布现象(组合和文化相),又存在历时的变迁和发展关系(文化层叠压或遗迹间的打破关系),考古研究者必须在历时态中复原和研究共时态现象，以共时态研究为基础探索历时态的规律，而不能将历时态研究和共时态研究截然分开。因此，对于强调共时研究的人类学和强调历时研究的历史学而言，考古学称得上是人类学中的历史学，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也许正因为考古学的这一特性，再加上各国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上的差异，当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考古学时,对于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就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中国学者多把考古学当作历史科学。

人类学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内容复杂的学科群。若从研究对象来分，一般认为它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主要分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可划分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些人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体系，是因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民族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重视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和相比较性，均大量使用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都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起点，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田野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田野工作与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对象的亲知和体验，强调直接观察和现场记录；其区别在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象是仍具有活力的社会，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甚至与对象对话交流，可以了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对对象造成多大的损害,观察活动可以反复持续进行。田野考古面对的却是埋藏于地下的谜一样的静态实物，要揭谜全凭发掘者的观察和理解，而且发掘工作犹如生理解剖，一个遗址一旦发掘完毕，便无法完全原样恢复。

其次，考古学阐释理论大多来源于人类学,二者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研究单位都是文化。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是已“死去”的文化。那些“死去”的文化虽然也曾有过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涵，留给考古学家的却只有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如果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实物遗存的物理形态，还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解释，并进而对考古学文化的非物质领域进行探讨的话，就特别需要有关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大多来自人类学。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还“活着”的文化，它的研究对象是完整而系统的，人类学家可以对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化现象进行观察和研

究，故更容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一般的文化理论与模式来。而人类的本性和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也使以研究史前文化为主的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借用从近代原始或后进群体中得出的人类学文化模式或至少从中得到启发。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余年间，人类学先后经历了单线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和新进化论等重大理论变革；而考古学的发展，也与上述人类学理论的变革息息相关。一方面，考古学家往往接受并运用某些人类学理论来阐释古代遗存的性质和功能，探讨古代文化发展历程。比如，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喜欢用单线进化论来阐释人类早期历史，二十世纪早中期倾向于用传播论来理解诸文化之间的相似性，而二十世纪中后期则主要用新进化论中的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来说明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变迁的动力。至于社会主义中国和前苏联的考古学，则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一直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蓝本，来理解和阐释史前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考古学也以丰富的物证材料检验、补充和修订有关人类学理论，推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如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印度和美洲史前文明的新发现，改变了世界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小亚细亚的观点，并引起人们对原来甚为流行的机械传播论的反思与怀疑。

再次，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等学科提供的知识往往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参证。民族志与民俗学着眼于现在，而考古学着眼于过去。民族志和民俗学对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现象的了解，对考古学家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具有重大意义。柴尔德指出：“在完成功能性分类时，考古学家不断从民族学与民俗学求得有益的援助。几乎没有受到甚至完全没有受到产业革命影响的社会集团，到很晚近的时期都还存在，一部分直到今天还存在，这样的集团的生产活动尚未机械化，甚至有的还不知道金属，这确实是活生生的化石。有关他们的工具、生产过程、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给考古学所记录的残缺而有限的干巴巴的片断骨骼，重新添上了肌肤，为复原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转引自国分直一：《考古学研究和民族学、民俗学的援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P156)另一方面，考古学所见古代文化事实，常可揭示民族学、民俗学所渴望了解的文化现象、民俗事象的渊源过程。因此，只有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使文化人类学真正具有整体上的属性。

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也同样具有紧密联系。体质人类学中的人类起源研究与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古人类研究大体相同。体质人类学通常需要考古学提供古代人类骨骼标本，而考古学则需要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了解诸如古代居民的生活水平、体质状况、种族迁徙等情况。

考古学与历史学一样，都是时间观念很强的学科，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也基本相同，都希望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为己任，所以它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可以互相借鉴和利用。所以，考古学也被当作是一门历史科学。但这主要是目标上的认同，其实，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在研究旨趣和方法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考古学侧重于人类社会早期而历史学侧重于晚期。它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并不一样。历史学多通过对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介来阐明历史进程；而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人的群体文化行为，通过描述作为文化行为结果的实物在形态上的演变过程来阐明历史进程，因此，基本上不涉及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学侧重于从古代文献中寻找研究资料，而考古学则强调从田野工作中积累资料。

不同阶段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不相同。史前考古学全无文字材可以依凭。因此，它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与历史考古学具有质的区别。它完全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进行分期断代，同时还要结合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进化和社

会文化的发展，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证据。另一方面，史前考古学是记录和描述史前人类的主要史料来源。只有根据史前考古学，我们才能够得到关于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发展历程和文化变化的确切资料。所以，对于史前历史的研究，史前考古学家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充当着历史学家的角色，所关心的问题也与历史学家相似。

原史时期的历史往往通过神话与传说及零星的尚有待于考证的文献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却云遮雾掩，令后人困惑和向往。若要追寻这一时期的历史，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就显得特别重要。历史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现在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考古往往能起到证史之有、正史之误和补史之缺的作用。

总的说来，在学科不断交叉融合的今天，古老的历史学及一百多年前从历史学中分化来出的人类学、考古学，现在又逐渐走到一起，为着大体相同的目标而携手共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

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是研究的最少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什么是考古学？它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学术界存在着争论。

考古学究竟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还是属于人类学的范畴，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在世界上有着不一样的划分。欧美国家一般将考古学归入人类学的大学科框架下面，并且与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在理论和研究内容方面与很多的结合之处。而在中国，除了中山大学之外，其他大学的考古学一般都处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之下，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偏向于补充或者是证明历史，虽然现在渐渐的有所改变，转向了对于历史上人和社会的研究，向西方看齐，但是中国特色还是很明显的。很

多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书籍都提到这个问题。考古学起步比较晚，自身的权重不够大。所以，一般而言都是归属于其他更大一级的学科。但是由于中外学术发展道路不同，归属也就不一样。人类学起源于欧美，尤其是美国。他们没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以查阅，没有足够的遗址可供发掘。因而对于对人类自身的思索比较多，最终人类学比较发达。而中国虽然在二十世纪引进了考古学，但是从学术上讲一直附属于考古学。它的学科目的就是在完善国史，属于广义的历史学。

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彼此不存在附属关系。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考古学是归于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于几年前使考古学成为与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我们的努力，并非只是出于考古学家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对考古学学科定位的认识和学科发展的考虑。人类学在中国被称为民族学，它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有别于民族学的社会人类学在中国出现，虽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但它也并未也不应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

关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我是这样理解的：历史学是主要依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它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研究事件和人物，也探讨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其宗旨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其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版本的校勘、史料的考证、相关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等等。

考古学是主要依据过去的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即遗迹和遗物）及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和动因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区域分析、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聚落遗迹和遗物的功能分析、墓葬分析等，不一而足。

人类学则主要是通过延续至今的一些保留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集团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的发展，并探索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调查，即详细地记录被调查的集团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因和规律。

简而言之，三个学科在均以研究人类的过去，探索其规律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各自的研究的出发点或立足点不同。

历史学是从古代文献出发，立足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是从遗迹和遗物出发，立足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类学则是从活着的人们集团出发，立足于对有关的人们集团进行缜密的调查与分析。三者目标相近，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各不相同，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简而言之，历史学是以书见人，考古学是以物见人，人类学则是以人见人，即由今人见古人。分清三个学科的上述差别，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作为考古学家，应当注意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坚持考古学的立场，坚持从考古资料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或民族学调查资料出发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有着丰富古代文献和众多少数民族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学科并非始终泾渭分明，其研究对象有时也有交叉。如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帛书等古文书既是考古遗物，又是古代历史文献。一些古老的部落中祖传下来的物品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作为遗物，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如此，这三个学科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不应将其混为一谈，更不应因为三者或其中两者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便将其合二为一，或将其中一个学科附属于另一个学科之下。

还应当指出的是，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局限（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展开），仅凭某一个学科，难以承担起研究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历程，探讨其背景和动因，并总结其规律的重任。因此，需要三个学科之间加强协作，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还要同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加强联系，多学科联合，共同攻关。这应当成为今后这三个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