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医的故事

中国法医的故事 （连载一）编者按： 在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眼里，生活是很枯燥的。“我的一生就是力求不要在平庸中虚度光阴。这些小小的案件让我遂了心愿。”他这样说，一不小心说出了古往今来，追逐悬疑推理小说、对“神探”数量和质量欲求不满的人们的心声。

然而在现实中，探案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着自己的知识系统，并不断容纳最新的科学。即便在法医这一个工种中，也已经是门派林立——传统意义上的公安现场法医、研究意识的精神病学专家、跟毒物玩猫捉老鼠的毒物学、又或者是最新的DNA检测，都被纳入其中。

这一周，我们试图管中窥豹，从法医这个词切入，带读者们窥探当代福尔摩斯们的秘密。虽然以“仲夏夜福尔摩斯故事集”为名，但这些不是故事，而是真实。文中的每一次实验和推理，背后都关乎生死、爱恨、困境，以及命运。EPISODE 1 现场法医秦明 采访、撰文：蔡晓玮｜编辑：韦尔斯｜摄影：HOTST 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怎样死去。一个人口在七八千万的省，每年的非正常死亡量从数千到一万不等，其中，命案则在三百起左右。秦明所在的安徽省公安厅法医科，每年经手的命案大约有七八十起，摊到每个人头上也有二三十起。从业十年来，秦明经手的命案已经不下两百起，而能报到省厅来的，常常是疑难案件。每次摊上，秦明都必须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做解剖，抽丝剥茧，让尸体说话，让死亡过程重现。

推理小说家迈克尔·康奈利曾在《诗人》的开篇曾写道，“死亡是我的领域。我以它为生。我靠它铸就在这一行的名声。”对于秦明，这句话也成立。而且是真刀真枪的成立。

秦明经手的第一起命案，写在他的第一部书里。书的名字叫做《尸语者》，主角是“法医秦明”。书中，医学院法医专业大一学生秦明回家欢度暑假，却被在市公安局就职的父亲送进了解剖室，跟着带教师傅开始了法医实习。个把月后，终于碰到了第一起命案。

案情出乎意料地简单，就是晚上两拨人在吃大排档，互相看不顺眼打将起来，有人拔了刀。现场有人报警，双方还在打着，110已经到了并发现有人在斗欧中中刀倒地，当场就把所有人都按住了。秦明怀着一点新奇兴奋到了现场，得知情况后却傻了。按他的想法，法医就是去查明死因还原案发情况的，而这个案子死因如此明显，人也都已经被抓获，还要法医有什么用呢？他没有想到，这个貌似简单的案子不仅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坎，也是一堂关于法医职责的课。

对于秦明的疑惑，师傅只给了一句解释：“所有的命案，都必须解剖。”看到尸体，秦明赫然发现躺在解剖台上的，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同桌——第一次现场解剖居然就碰见熟人，感官、心理上都遭受重大刺激，师傅劝他回去，但他没有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回去了，可能就永远不能再回到这个行业中来了。”过了一会儿，侦查员来了，告诉他们虽然抓了三个人，但没人承认是自己造成了死者胸口的致命伤；三把刀是一样的，做了DNA血迹鉴定，刀上也都有死者的血。难题来了，到底谁是致命者？法医进一步检查伤口，发现死者胸口刀口处有翻卷起来的皮瓣，判断伤口有可能是一把卷刃刀所致。果不其然，三把刀中唯一的一把卷刃刀最终指向了致命者。

“我很惊讶，原来在这样看起来死因很明显的案件中，法医也是有作用的。”坐在省厅法医科不大的办公室里，秦明点燃一支烟，回忆道。和其他的推理小说作家不一样，秦明在小说中写的案子几乎都是真实的，在第一本书中更是实诚，书中主角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秦明本人。就这个案子的描述而言，唯一和现实情况不一样的是，死者并非秦明的小学同桌，而是小学时候同一年级的、认识的同学，但即便这样，冲击也是巨大的。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法医乃至刑警，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担当的行当；推理、侦探、判案小说从古至今的盛行，似乎也足以证明人们对于“神探”和缜密逻辑的欲求不满。对法医从业者而言，第一道门槛就是第一次的现场解剖。这和在医学院里解剖课上面对的浸泡着福尔马林、不知道被用了多少回的尸体是不一样的。那个直面死亡而且不排除是惨死的刹那，掉头而走还是咬牙直面，往往决定了你能否踏进这个行业。秦明的妻子是他大学本科的同学，“她就不行，第一次解剖回来就整晚睡不着觉，一直会想到那个画面。”最终，妻子改行投医，而秦明则留在了这个行当。

秦明的父亲也是警察，痕迹检验出身，因为破案得力很快就被提拔，在秦明大一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当地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也确实“走后门”给暑假的儿子安排了实习。父亲一直是希望儿子子承父业的，秦明也喜欢。考大学的时候，所有的专业都是父亲给填的，秦明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做警察，而且要做刑警，而法医在公安系统也属于刑侦部门。“在中国，法医在公、检、司、教这几个部门都有，但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医还是在公安机关。”秦明说，“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法医？就是老百姓的理解，搞命案的。有命案了，要去现场。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了，到底是他杀的还是自杀的。这种判断在我们公安机关。”

童年的秦明和父母，有趣的是，他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医生。

秦明所在的省厅法医科的办公室很朴素。三张看上去有点年头的写字桌面对面拼在一起，一侧的书架里有专业书也有奖状。整个科室有三个人。坐在秦明对面的法医看着年纪要比秦明大，进科室却比秦明晚，之前学临床病学，工作十年后考了法医的研究生，最后考进省厅；另一位坐镇楼下法医门诊，1998年入行，干了十年基层法医，在2008年省厅缺人手到基层遴选的时候被选拔进科室。

整个安徽省，包括他们三个在内，一共有340名在岗法医，每年近万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三百人在跑。粗算一下比例，基层法医每个人一年差不多要跑三百多个现场，基本上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尸体。而除了面对非正常死亡之外，还有看不完的伤情鉴定。然而，公安系统法医的工资收入和一般的民警并没有区别。秦明一个月的工资是3707.01元，一年就是这个数字乘以十二。曾经有外面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负责人挖他跳槽，底薪八千加提成，刚还在抱怨工资少的秦明说，“我肯定不会去，理由很简单，干法医就要在公安干。”这行有这行的成就感，秦明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今年2、3月份，秦明去某市出差，有一个当地的法医让他帮忙看一个案子。一个村庄，大路边有一所住宅，住宅里住了一个武疯子（喜欢打人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惹事。一天，老婆回家，发现他躺在床上死了，儿子回家发现他爸身上有伤，就报了警。现场勘查发现，他家门口的路边有一摊血迹，经过DNA检测，发现是死者的血；血迹后面有两道深深的刹车印，给人的第一感觉，这是一场交通事故，家里人也没有什么异议。

“我研究了半天照片，觉得不是交通事故。”秦明说。疑点之一，在于血迹停留的位置，死者的血迹就在前轮前。那两条刹车印间距很宽，只有可能是大卡车，而卡车一般是后轮制动，“如果是大卡车撞的，尸体要不就被碾压，要不被撞飞，血迹不应该恰好在车前”。第二个疑点是死者有肋骨骨折，肋骨是曲面，卡车是平面，平面撞上曲面，最多两处断裂，但尸体上有四条骨折痕，再次说明有多次撞击；但是又不是经过碾压，怎么会形成四条骨折印呢？第三，尸体身上的擦伤不多，如果是交通事故，应该有很多擦伤。第四，死者的鼻根有损伤，口唇也破了，但如果是被车撞碾，最先被撞到的应该鼻尖，而不是凹进去的地方。第五，死者肩部也有出血，如果是撞击，应该只有一处出血。

秦明因此判断，血迹和刹车只是巧合，“这样的伤口只有反复多次脚踹，才可以形成。”他根据伤口给出的犯罪现场还原是这样的：死者先是面部、头部遭受拳击导致损伤，然后倒地，被踹到头，死者反射性护头，被伤人者踹肋骨，死者又护肋骨，又被踹肩，然后伤人者离去。死者回家躺着，大量皮下出血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至于犯案人，第一，是本庄内的人；第二，他的行走路线要经过这里；第三，他为什么打一个精神病？肯定是精神病先打他。”秦明给出的建议是多提点现场周围滴落状的血，里面可能有犯案人的血迹。果然，提取到了，是同村的一个人骑着电动车经过屋子，被武疯子冲上来打了一顿，然后又反过来打了武疯子致其死亡。

这样的推理过程，是容易让人肾上腺激素分泌的。对于法医来说，实践很重要，理论也很关健，两者不断积累，最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推理。实践容易理解，理论也很重要。比如说，为什么判定这个伤口是脚踹形成的？就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肋骨属于桥型扁平骨，它的耐力和长骨是没法比的。理论还包括致伤工具推断，为什么是脚？不是瞎猜的。“钝器伤和锐器伤不一样，钝器伤也各有不同。有些钝器伤比如砖石伤，它的表现除了皮下出血，周围还要有擦伤，皮肤表面不平滑；但是脚踹，脚是柔韧的物体，不容易形成擦伤只有皮下出血。而手打则没有脚踹有那么大的力量，不可能断成好几截。”秦明分析。

但有时，绝对的真实会不小心戳破世俗的愿望。这个案子的结尾，是被害者的家人集体跪在公安局办案为犯案人求情—武疯子早就在村子里积累了民愤，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犯案者莫名其妙地被武疯子打了一顿，但打人的精神病人是免于刑事责任的；他反击以后看着武疯子走回了家，也不觉得他就会这样死去，但却犯下罪行。“你说他做的到底对不对呢？”秦明问，“但站在法医的角度，不能因为他是精神病，他的生命就得不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秦明不是一开始就能够抽离和淡然的。 在实习的时候，他碰到过一个案子。来自农村的七八岁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