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观_论语_与_周易_之比较_下_

第18卷第3期1998年9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OFSHAOXINGCOLLEGEOFARTSANDSCIENCEVOI.18No3SeP.1998君子观:《论语》与《周易》之比较(下)叶岗以下想说明从君子观所引发出来的有关《论语》和《周易》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君子”古义和“新型君子”的问题我们在第一部分阐述《论语》的君子观时，分析出孔子有三方面的“君子”指意，即职位君子、德位君子和政能君子，其中职位君子的用法仅为5例，与全书出现在81节之多的“君子”相比较显得非常稀少，故而得出结论说职位君子的用法在孔子的君子观思想中己经处于逐渐淘汰之列。

在讨论《周易》的君子观时，我们曾明确地说书中君子之指意既有职位君子又有德位君子。

在此，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周易》所提及的职位君子，往往兼有德位君子的身份，两者实在难以明分。

也可以说，有德也已逐步化为《周易》之君子的内在标准。

故此，综合《论语》和《周易》这一方面的情况来看，德位是两书衡量君子的必要之义，虽然在这两书中还都拖有职位君子的尾巴。

参照先秦典藉，我们认为职位君子是“君子”的古义所生发出来的唯一指称，而以德或以政能来指称君子，是《论语》和《周易》所极力推崇的新型君子。

有关君子一词的古义，《诗经·君子于役》说:“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里的君子是妻对夫的指称:《尚书·酒谐》曰:“越庶伯君子”，《诗经。

伐檀》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两例中的君子却指有职位的贵族。

汉代的《白虎通·号》演绎君子的古义说:“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

”可见，君子确为能群的男子，而词义重心则在“君”字。

《汉书·刑法志》进一步解释说:“从之成群，斯为君矣。

”因此，能群之君，即为有地位的上层男子，也就是贵族。

《说文解字》训“君”为“尊”，非为本义，而为引申义。

我们知道，周代以来的贵族职位基本上是世袭制。

父为贵族，子相应地也就为贵族。

一个人，无论其德行如何，才干如何，有无威望，有无贡献，只要其出生于贵族之门，从一落地开始，便天然注定是高人一等的贵族。

这种世袭制所产生的影响，在春秋之际也一直存在。

宗法制下的这一政治组织机制显然阻碍了沦为下层的“庶人”和“民”的积极向上，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更容易导致由于权力的天然不均和天然缺丧而产生的社会动乱，形成血流漂柞、篡轼不己、生民涂炭、天下无道的乱世。

孔子既圣且王，既有改造天下人心的圣人胸次，又有拯救天下无道的王者志向。

他的政治思想总则是《春秋》中的“三世之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春秋是乱世，但在孔子看来，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们仍然有走出乱世的希望。

他治理乱世的总纲是“拨乱世，返之正”。

当代公羊学专家对此解释说:“所谓拨乱世，即是结束历史的混乱状态;所谓返之正，即是使历史进入升平世的正常状态。

”(8)我们进一步想说的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在此过渡阶段，孔子不希望出现战争，而属意于和平过渡。

实现和平过渡的关键，即是要进行政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18卷改革:政治改革之根本，乃在于政治组织制度之改革。

在春秋，改革政治组织制度，即是要取消贵族地位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贤才制，这样，既可消弥由于政治权力之不均而造成的动乱因素:又可使下层百姓由于积极有为而跻身于贵族阶层，从而输入新的政治血液;同时，这还可打击一部分“素餐尸位”无德无能的世袭制贵族，为政治改革清除障碍。

出于这一政治设想，孔子虽然保留了君子之旧名，但却赋予了其新质。

这个新质便是以德位和政能有无来指称君子。

《周易》分《易》和《易传》两部分，相传周公作《易》和孔子作《易传》，均不可信，也难确考为何人，但我们可以首先地说，作为使《易》脱离了纯粹的盆占书进而成为哲学书的转被点的《易传》十翼，产生年代当在战国未西汉初。

此点详论，有待于本节第三部分。

而我们知道，生活于战国未西汉初的《易传》作者，不可能不知圣王孔子，不可能不知由孔子开创的儒学之义。

在儒学之义里面，君子问题至为关键。

因此，《周易》在以德位来指称君子并反复申述君子之德从而表现出与《论语》相类似的君子观时，有可能在此之前己经掌握并理解了孔子之新型君子观的精义。

但是，为什么《周易》会缺失政能君子这一部分的指意?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易传》所述之内容必须受制于《易》的客观限制。

《易》重在申述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作为自然诸关系之一端而来对待的，它本身没有述及政治之义，《易传》也就不可能述及到政治并进而讨论政能君子。

虽然有人会说《易传》之德位君子也可开析出政能君子，比如第二节讨论到的君子的中正之德、乾乾之德、谦虚之德和知机之德，君子要立德从德，并且长久维护己德，势必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其中包括一定的政治能力。

此话诚然不错。

但是，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诸德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仅仅是为了说明君子如何与自然各界处理好关系并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和壮大，《周易》中的德之运用没有政治舞台，也不可能有政治舞台。

强调君子之德，并以德来指称新型君子，这是《论语》和《周易》之君子观的最主要的共同点。

第二，关于阐述君子观的角度问题孔子在阐述君子观时，内心挟裹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主要是从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即现实的角度来改造先周的贵族化的君子观的。

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孔子从改革现实社会的角度出发，把君子主要定位在平民阶层。

我们己经知道，孔r君r观的核·亡的一j通德和政治能力，这种标准一旦确立以后，贵族社会那种以尊卑定贵践的}时代便宣告结束;普通民众虽无政治地位，但却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和能力培养而成为君J性并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

这对于提高平民的地位并从而推动宗法制贵族社会向官僚地l社介演，:兰内_说仃价If人意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门三千弟子中有那么多的)、都米自j几卜层社会，并且最受孔子推崇的几个弟子如颜渊、曾哲和子贱等无一例外地出身平民。

在孔子之前，受教育知“六艺”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孔子大兴私学并“有教无类”甚而向各冈统治寿推荐自己的弟子参与治政，都是对贵族社会的重大反叛并有其深刻的说实息义的，，孔子倾注心力把学生们培养成经他改造过后的新型君子，这不仅能满足弟子们谋生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孔子介入社会改革现实的一条重要途径。

孔子虽然对想成为君子的学生或其它人没有地位和门第上的要求，但他有文化上的要求。

《雍也》篇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这条记载在全部《论语》中显得相当特别，其因在于君子和小人的形容词用法，并且仅此一例，余则皆为名词。

首先我们看.君子和小人都可为“儒”，即两者都处于同一社会阶层，这是君子和小人之别并非第3期叶岗:君子观:《论语》与《周易》之比较(下)取决于外在社会地位的又一明证;其次，所谓“君子儒”，细推文义，可知“儒”是“君子”的先在规定性。

那么，我们紧接着要问的是:何谓“儒”?《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

”在甲骨文中，“儒”是以一个人洗澡的形象来表示的。

可见，在殷代，儒是一种相礼服丧的术士，专门操办红白喜事，这种术士在举行祭祀仪式前需要斋戒沐浴。

知礼是这种“儒”的唯一内在规定性。

而我们可以推知，有可能成为君子的“儒”，仅仅是知礼，还是不够的。

要成为德位君子或政能君子，懂一点礼，固然是好，但没有必要知礼过甚，更无必要以相礼服丧来作为专门职业。

因此，结合孔子的思想和孔子所招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儒”在孔子这里，也已被输入了新质，这个新质就是以文化之知否，来衡定“儒气即我们现在所习惯认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平民知识分子。

有文化者，方能学;能学，方有进，进于道德修养，进于政能之培养提高。

这一揣测是否有理，可拿“君子儒”来联想，也可拿“小人儒”来逆推(有文化者也可成“小人，’)。

若难成立，则我们也就相应理解不了所谓“儒家”首先是一支文化队伍而不是一支治丧大军。

由上可知，孔子认为，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君子。

其次，孔子的君子观成为一种现实人生的指向标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我们知道，孔子的君子观在道德方面是以仁、礼、义为核心并辅以各种具体的道德修养而构筑起来的;在政治能力方面所包括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有许多层次。

严格说来，孔子在这两方面所设立的标准都是相当宽泛的，并无狭隘单一和苛刻严峻的标准。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他所继承的周代文化十分丰富，他所设立的新观念都是在通过各种旧观念互相之间的选择和比较乃至重新诊释而加以确立的，而旧观念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各种解释，故此，孔子所确立的旧观念也就必然带有旧解释的痕迹，这一点，我们只要从孔子从各个方面对“仁”的解释就可把握。

然而，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二方面。

孔子固然希望他的弟子们通过先具备君子之德和君子之能尔后因人制宜地出仕以参与政治;他也同样希望己符合他的君子标准的学生通过在野的“贤者”、“善人”、“学者”乃至“仁者”和“成人”等名个品级的个人身份在社会上施加正面的积极的导向作用;对于个别一般的学生他则期以不做沉靡一气的“小人”而在社会上能奉行正确的方法谋食养口以成好“民”。

因此，出于各种现实的和理想的考虑，孔子所设立的君子标准也就比较宽泛，并未完全不容于世，也未必没有为学生们或其它人从现实生活而加予考虑和设计的意图。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的教育方针除“有教无类”以外，就是“因材施教”和“举一反三”。

这里的“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受教者的察赋、性格、才能等各种客观条件加以分别的教育;所谓“举一反三”就是孔子在教学时往往指其一端，让弟子以类相推，从而获得更多的成果。

故此，《论语》里才有“樊迟三问仁”而所闻均不同的现象，也会有孔子的弟子分别问政而所获均不同的现象。

这些，都是从孔子为学生从现实人生的角度加以考虑而出发的。

因此，针对《论语》，我们如果拿它当作严整的哲学书去读，可能会很失望，实际上，孔子所发挥的哲理，大都是从现实生活细节中引申出来的，《论语》要求读者在生命中、在生活的细节里去体会、去领悟其思想内容包括成为君子的议论。

然而，孔子的君子观无论怎样宽泛，其下限非常明确，就是不能成“小人”。

这样，他的新型君子观就能对将来可能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学生以及社会上有起码的“向善之心”的民众起到一定的指向作用。

孔子君子观的上限既是王者，也是圣者。

在为一般的君子和王者以及圣者所设立的各种品级的标准中，孔子思想的主体精神是强烈的对既存社会的批判精神。

这里所指的批判是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18卷广义而言的，有矫正、规范、涵养和扩充等义。

己有学者指出，孔子对分别代表周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道德认识的神、礼、德三个方面都进行了超越和改造以服务于他的渐进式的社会理想‘9)。

他主说人事而略说神，尽人事以待天命，使受传统神影响的知识分子从宗教神秘主义的迷信与恐怖中解放出来，根据自己的德行和才能安排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法制贵族社会的社会统治秩序;他把仁化入礼，以仁为礼之本，基本剥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时内核，使原先那种纯为周代贵族服务的礼转化为普通民众的护身符; 他把德视为生命的高级形式，使之与周代统治者“祈天永命”之德区别开来，使德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品，从而彻底消解了贵族统治的先在基础，使旧有社会向更为有德的新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