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蛙》的批判主题及其现实意义

论莫言《蛙》的批判主题及其现实意义作者：侯本塔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第05期摘要：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忏悔与救赎主题，本文认为小说《蛙》以人物塑造为核心，在忏悔与救赎的背后蕴含着的是对制度的批判、对人性的批判乃至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性扭曲的书写。

这同时使《蛙》产生了一定的警世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蛙批判主题蝌蚪姑姑反思《蛙》围绕“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展开，并非是要写出计划生育的整个过程。

莫言将计划生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人物塑造为核心，产生了蝌蚪、姑姑、陈鼻、陈眉等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

这里，笔者试图从蝌蚪和姑姑的形象分析入手，期望有所新的发现。

一、从“我”的形象分析小说中的“我”，学名万足，乳名小跑，笔名蝌蚪，既是这五封长信的作者，同时也是信中的叙述者和话剧的剧中人。

从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可以知道，蝌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的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1]。

小时候的蝌蚪虽然经历了大饥荒，吃草、吃煤、吃树皮，他却是一个调皮但满怀正义的人。

他看到秦河为制止他人吃青蛙而挨打，会忍不住出手相助；看不惯红卫兵大队长肖下唇的小人得志、耀武扬威，就决定出手整他，将狗屎塞到他嘴里，把“毒蛇”挂到他脖子上。

后来，蝌蚪当了兵，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成为了一个正排职军官。

这时候的他依旧是充满着正义感，在女儿出生后，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遇到袁腮和郝大手的争执，义无反顾地充当起和事老，“一个抱着初生婴儿的年轻军官是很有力量的”。

不过，蝌蚪将自己工作和前途看得重于一切，为了自己的事业他要求仁美堕胎，“部队有纪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回家种地”。

他要抓住自己的命运，要离开庄户地，做一个城里人，这是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普遍想法。

蝌蚪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王仁美的去世，为了自己在部队里的职务，为了所谓的前程，他“亲手”将王仁美娘俩儿送进了地狱。

此后，他开始变得懦弱，逐渐向命运妥协。

较为明显的是和小狮子的结婚，“我想，人生一世，许多事，都是命中注定的，逆水撑船不如顺水推舟”，这和第一次与王仁美结婚时的“要！我盯着她的腿说”，有了明显的思想转变。

蝌蚪向上级提交了请求转业的报告，带着小狮子去了北京生活，成了城里人，并成为了一名剧作家。

但却因为受到了老北京人欺负，“我软弱地赔了钱，道了歉。

先生，我们回家后抱头痛哭，决定回东北乡居住”，他认为“这里是我们的故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他不再具有作为军人的刚强，更多的是对现实、对命运的妥协。

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变是回到东北乡后，被张拳的外孙，那个“像豹子一样的小孩”满街追打。

再次受到欺负，死里逃生后，他一方面是以“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就是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苦难，之屈辱”为理由，为自己的懦弱寻求思想上的安慰。

另一方面，他开始变得自私，“我要这个孩子！我迫切地需要这个孩子！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宝宝，我的苦难，都是为他而受！”他不再考虑这个孩子的背后陈眉的苦难，作为代孕的直接受益人和抢走孩子的幕后主使，他又一手策划了高梦九断案这出闹剧。

在蝌蚪思想从刚强正直到懦弱无能再到自私自利的转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是计划生育这一制度带来的悲剧，是时代带来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的悲剧。

作者对计划生育这一制度的批判，在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中同样有所展示。

那个已经有三个女儿、妻子耿秀莲又再次怀孕的东风村张拳，在张金牙带着民兵将他按倒在地后，“张拳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着说：‘我张拳，三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难道非绝了不可？老天爷，你睁睁眼吧……，”。

那个“身高一米九，双肩宽阔，力大如牛”的车把式王脚，在宁公安带着民兵将他从猪圈里抓出来之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

这里，作者采取的是一种无声的批判方式。

他没有对计划生育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但在对蝌蚪、张拳、王脚等人命运遭遇的描写中，包含着对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对不合理制度的深刻批判。

二、从“姑姑”的形象分析姑姑是以一个拥有“黄金般璀璨的出身”的形象出场的，加上她一口“令姑娘们羡慕的白牙”和高超的新法接生技术，就像她晚年回忆时所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

王小倜的叛逃台湾，是姑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使得姑姑试图割腕自杀，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右派，成为红卫兵批斗的对象。

也因此，大革命之后，姑姑做了公社卫生院主任，“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在对姑姑形象的刻画中，笔者看到的是：（一）对平庸的批判这里提到的平庸不是指她的碌碌无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姑姑“抓捕”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整个过程，她不仅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大有作为”。

这里的平庸是指思想上的寻常不突出，或者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最能反映姑姑在强力执行计划生育制度时的内心想法的是：姑姑虽然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

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

我不怕做恶人，总是有人要做恶人。

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被姑姑认为“缺心眼”的蝌蚪媳妇王仁美也说“姑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党指向哪里，她就咬向哪里……”。

姑姑只知道一味地、强力地执行政策，却没有个人的独立思想，这种思想的平庸造成了巨大的恶。

经姑姑之手流产的孩子有二千八百多个，尽管她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支撑她的是国家计划生育的正义性，是“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的毛主席语录。

在姑姑的认知中，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所以，以强制手段甚至不择手段地执行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对姑姑以暴力手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描写，既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无声批判，同时也是对姑姑思想上的无作为、对她平庸思想的批判。

（二）对人性的批判和姑姑的“笑”在一次次的“执法”过程中，姑姑心灵同样受到了鲜血的腐蚀，这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对耿秀莲、王仁美、王胆的“搜捕”上。

耿秀莲是一个有五个月身孕的孕妇，在被带回公社堕胎的铁皮机动船上，伺机跳水逃走。

对姑姑发现耿秀莲逃跑后的非人性做法，小说做了详细描述：姑姑说：慢慢地开，对，再慢点。

真是好水性，姑姑说，怀孕五个月了还能游得这样好。

姑姑微笑着，示意秦河把船速再放慢点。

姑姑低声道：我倒要看看，这东风村的女人，水性到底好到什么程度！甚至于：姑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挤的瘪瘪的烟，剥开，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又摸出一个打火机……姑姑眯缝着眼睛，喷吐着烟雾。

在这里，她简直变成了一个玩弄生命于股掌之中的恶魔，最终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惨剧。

同样的，作为王仁美的姑姑，她却没有一丝人情，在“搜捕”王仁美过程中株连四邻，再一次造成一尸两命的结局。

在“搜捕”王胆过程中的斗智斗勇，甚至在其即将临盆之际，仍要将她带回去做流产手术，都展现出姑姑被腐蚀、被扭曲的人性。

需要注意的还有姑姑的笑，上述追踪耿秀莲过程中的“微笑”是鲁迅所说的看客心态，而她同时还是悲剧的制造者。

逼王仁美现身过程中：姑姑冷笑道：孙悟空本事再大，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姑姑冷笑着，对着人武部副部长说：开始吧！“搜捕”王胆过程中：姑姑便发出一阵冷笑，然后大喊：陈鼻，王胆，你们是自己出来呢？还是让我像掏耗子一样把你们从洞里掏出来呢？到最后：姑姑跳了一阵，突然冷静下来。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悲凉的笑容。

如果说，姑姑的做法是“失去理智而又无比理智”的，“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是蝌蚪的主观判断；那从“冷笑”到众叛亲离的“悲凉的笑”，在对姑姑的笑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展现出的是作者对姑姑非人性做法以及扭曲人格的批判。

姑姑为什么会以如此高度的热情、强制的手段来执行计划生育？甚至于“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表面上，姑姑有个特别正面的出身，但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她被日本人抓走后受过“款待”，她父亲的死因有多种可能，她的男友王小倜叛逃台湾，甚至她本人也曾经“以自杀的方式向党示威”。

这样看来，姑姑高度的工作热情中，包含着想以出色的工作成绩保护自己的因素，她害怕被组织抛弃，正向莫言本人说，“那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到了50年代都那么顺从，做了那么多伤害朋友的事情，就是怕被排除在时代外”[2]。

姑姑心里正是因为缺乏一种归属感，害怕被集体边缘化，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在她冷血甚至残忍的做法中，有着和蝌蚪同样的懦弱和自私。

三、《蛙》的批判主题对于小说《蛙》的主题，持“救赎说”的主要依据是，蝌蚪和姑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

蝌蚪通过写话剧的方式向死去的妻子忏悔，姑姑则选择了供奉泥娃娃的方式向经自己手流产的两千八百个婴儿忏悔。

（一）可笑的忏悔蝌蚪的忏悔无疑只是一种空想，正如他给杉谷义人的第五封信中所说，“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之后，心中的负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这种忏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是没有实际价值的。

姑姑嫁给民间艺术家郝大手，拼命地回忆起被堕胎孩子父母的长相，通过郝大手将她引流过的婴儿一一再现出来，“我让他们在这里集合，在这里享受我的供奉，等他们得了灵性，便会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投胎降生”。

她试图用这种近乎幻想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这种救赎明显是失败的，噩梦依旧缠着她。

在蝌蚪和小狮子生育的问题上，姑姑重操旧业，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企图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却又犯下了新的罪过——非法接生和代孕本身存在的道德质疑。

如果说在无法选择的年代尚有为了国家的利益作为借口，姑姑现在的所作所为便无法原谅了。

话剧的最后，姑姑走向了自杀的道路，但被蝌蚪救下之后，脱口而出的竟是“我死过了吗”“这么说我再生了”。

这其中又包含着作者的批判，对忏悔方式的批判，对忏悔不彻底的批判。

（二）话剧中的浮世绘，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有人认为最后的话剧部分是“一出庸俗的惨剧”，在形式上满足不了小说内在逻辑的自洽，“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感，而且降低了小说的文学品质”，“连批判对象本身都遭到了彻底的回避”。

[3]这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小说的主题，话剧的设置是对制度批判、人性批判和忏悔批判的更进一步——对整个社会的批判。

蝌蚪和姑姑口中的“疯子”“神经病人”陈眉，恰恰是整个话剧中最真实的一个人，她为了自己的儿子，大闹妇婴院、诉冤派出所、抢子满月宴、对簿“开封府”。

反观其他人，刚刚上岗的小魏是一个正义者，但所长却以“干我们这一行的，既要保持警惕，又不能神经过敏”为由，置有明显线索的案件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