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利益衡量”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浅析“利益衡量”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利益冲突也随之加剧。同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稳定性和滞后性，使其对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纠纷和冲突的调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如何缓和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维护司法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对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审判活动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本文主要通过对利益衡量的概念界定和其具有的显著优越性的介绍，从而提出完善利益衡量在司法审判中的建议。
一、利益衡量概念界定
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成文法无法直接得出合理的判决，理清存在冲突的利益类型，进而对冲突利益进行评估，结合自身的价值判断进行相关利益衡平后将依据的法律引用到审判结果上的过程。利益衡量的一般过程包括“结论先行”环节及“依据法规的理论构成”环节。前者包括利益调查、利益分析和利益权衡。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尽可能地收集和整理案件事实证据，调查与案件处理相关的利益类型，然后对所发现的利益进行归类整理，继而根据所发现的利益的相关性筛选出冲突利益，依据现有法律和价值判断从而实现各方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依据法规的理论构成”环节则是法官在完成前述环节后，通过现行的法律条文赋予衡量结论理由，从而验证结论的正确性，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利益衡量理论是20 世纪 90 年代由梁慧星教授从日本引入大陆，其精神内涵在于法官适用法律时，应摆脱机械规则的束缚，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原意，通过衡量案件中的各种利益从而对利益主体和冲突利益进行衡评，兼顾双方当事人及社会利益，从而在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梁慧星教授认为：利益衡量是普遍的，可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各类案件之中。
二、利益衡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一)在司法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
利益衡量可以让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在面对立法漏洞时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平衡实现个案正义，继而有效弥补司法实践中法律空白的缺陷。同时法官在综合现有法律规则下，通过利益衡量寻求最佳的裁判方式有助于解决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法律适用难题。
(二)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
法官在审判中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具体分析各方利益，不仅有助于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听取各方利益抓取矛盾的主要方面，更有助于在案件裁判中正确适用法律、化解各方纠纷，兼顾社会效果与法治效果的统一，从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正义。
(三)是法治原则与立法精神的要求
利益衡量体现法治原则，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与维护，法律的裁决具有规范与指引社会和个体行为的能力。利益衡量有助于法的稳定性实现，成文法律不宜在社会出现新情况时频繁改动，通过利益衡量机制，有助于实现法律在保持变化中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精神的实质内涵。
三、利益衡量的完善建议
利益衡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多有所用，但在我国现有法律中还无法找到利益衡量的具体标准。为了贯彻法治精神，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要熟练掌握运用利益衡量理论来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弹性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从而提高其司法能力。
(一)在法典中增设法律适用
在我国的各类法典中应增设法律适用一节，明确规定法官可以用利益衡量等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虽然实践中法官被告知在面对法律空白时不应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束缚，填补法律漏洞应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我国是传统的成文法国家，法官习惯于演绎推理的定向思维及案件审判的终身负责制使得法官不得不谨言慎行，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利益衡量规则，使法官裁判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始终坚持法治原则。
(二)培养高素质的法官
法官自身的良好素质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更有助于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宏伟目标，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弥补法律漏洞审理案件对法官的法学素养和洞察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高素质的法官应符合以下两个方面：一，具有深厚的法律素养。采用利益衡量审理案件是一个融合归纳总结和演绎推理的复杂过程，只有精通法律理论，拥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法官才能很好地驾驭这个过程。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高尚道德。法官在进行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服从法律，遵守法律条文，同时他们都会加入自己的道德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高尚的道德观有助于法官做出公正的价值判断。
(三)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制度，这里所说的“判例制度”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我国的制定法为主要法律依据，参酌最高人民法院形成的判例，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受这些判例的指引和约束，以判例补充解释制定法。这样，人们能够合理预期到自己的行为将产生的法律效果，从而树立司法权威，增加人们对法律的尊崇。
(四)利益衡量依据与理由的明示化
对于经过利益衡量裁判的案件，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出示利益衡量的过程，对平衡依据和推理过程进行充分的解释。同时对于不适宜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的利益衡量过程，法官可以采用在裁判文书后附加“判后寄语”、“判后释法”等说明相关利益衡量的理由和法律规定，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方利益主体的对抗情绪，提高公民法律意识，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我国做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如果单纯依靠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推理，忽视价值判断，无法解决现实中复杂的问题。利益衡量理论突破了概念法学的束缚，倡导法官衡量案件事实中的利益，更加灵活自由地进行审判。同时也应注意到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在充分发挥其作为价值判断的同时，不仅不能脱离法律规范，更要依据法律规范评价当事人利益及其体现的社会利益，弥补制定法的不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简介：
范辉霞(1991～)，女，汉族，河南郑州人，辽宁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传播效果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传播效果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一、本文概述
传播效果研究是传播学领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致力于探索和分析信息传播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传播效果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实验法和调查法，并剖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方法的特点、适用场景和局限性，本文旨在为传播学者和实践者提供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以更有效地评估和优化传播策略。
本文将介绍实验法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应用。实验法通过控制变量、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等手段，能够较为精确地揭示信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面临着操作难度大、伦理问题等挑战。
本文将阐述调查法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作用。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手段收集大量受众数据，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受众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态度。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相对简便，但也存在样本代表性、数据准确性等问题。
本文将探讨实验法和调查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这两种方法在操作原理、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通过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信息传播的效果，为传播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实验法和调查法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应用及其相互关系，为传播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传播效果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传播效果研究是探究信息传播过程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的重要领域。在传播学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和调查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并在不同的研究场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验法是一种在严格控制条件下，通过操作某些变量来观察其他变量变化的研究方法。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实验法主要用于探究特定传播内容、媒介或策略对受众产生的影响。例如，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实验法来研究不同广告策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实验法的优点在于其能够准确控制变量，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能够较为精确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实验法也存在局限性，如样本规模相对较小，实验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２００９年５月 第３期（总第１３９期）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ｄｒｅｓ Ｍａｙ，２００９ Ｎｏ．３ Ｍａｖ．Ｎｏ．１３９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崔鹏 ，王晓琼 （１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２６６０００；２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青岛２６６０００） 摘要：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 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 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 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情理；法律；冲突；利益衡量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６０５（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９９—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ｒｅ ｉｎ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Ｓｅｎ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ｅ．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ｌａｗ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ｊｕｄｇ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ｅｘ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印ｐ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ｌａｗ．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ｔｇ ｖｅｒ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ｎｓｅ；ｌａｗ；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一、情理与法律冲突之溯源 所谓“情理”，是指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 理，它产生于民众，是民众情感的集中体现，反映了 社会的主导意识和道德观念。情理是民众论事论 理、论是论非的标准。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民众往往 凭借情理进行是非评判，违反情理，他们会认为不 当，符合情理，他们就会认为理所当然。…而法律是 社会中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规范人们日常生活 的程序和规则，具有强制性。其价值在于对自由的 赋予及对秩序的确保，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 序并促进社会发展。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 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只不过这种 情理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并上升为国 家意志。“法本缘情”、“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是 善良和公平的艺术”等表述，展示的都是法律与情 理的关联性以及法律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分离的道 德属性。可见，法律本身就是人类情感的理性凝练， 包含了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 客观伦理，体现的是一种不断试错、Ｆ１积月累而获得 的文明成就。＿２』（ｎ ”美国法律学家霍姆斯认为，法律 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情关注，法律史也就是人类 道德的演进史。法律深植于人类的心性之中，法律 的最大正当性，在于其与人类最深沉天性之契合无 问。＿３ 法律应当以情理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其内容和价值追求要尽可能地体现情理的要求，将 情理融于法的价值之中。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 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顺乎民意的过程。可见， 从实质而言，合法性同合理性是统一的。 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 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 异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因此，法律的公正是相对 的。在自然法学看来，实在法与应然法相一致时才 具有法律效力，才是真正的法律。自然法学家哈贝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１４ 作者简介：崔鹏（１９７９一），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晓琼（１９７２一），女，山东胶南人，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 ・９９・
法官的司法干预——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视角
２０１１年ｌ２月 第３０卷第ｌ２期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２０１ｌ ＶｏＩ．３０ Ｎｏ．１２
法官的司法干预
——从实体公正－９程序公正的视角
高路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司法干预作为司法能动的一种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是否应当进行以及如何进行司 法干预，这些都与司法实践密切相关。诚然，程序公正是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途径，然而程序正义并不必然导 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因而法官作为司法能动主义者，就需要对当事人进行合理的干预，通过行使阐明权、依 职权调查取证以及引导“诉调对接”等途径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司法干预；实体公正；利益衡量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１２ｘ（２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２—０６
一、司法干预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６年的“江苏高淳县民政局为流浪汉维权
案”曾一度被视作拷问法治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ｑ），
也被媒体称为影响２００６年中国法治进程重大事件
之一。…无名男子命丧车祸，在公告后仍无法联系
到其近亲属的情形下，高淳县民政局替该流浪汉提
起了损害赔偿诉讼，但两审法院均认为高淳县民政
局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遂裁定驳回诉讼请求。然
而随后，针对类似案件，湖北等省份却作出了相反的
裁判，具有典型性的“宜昌流浪汉维权案”甚至通过
调解已赔付到位。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法的秩序
内并没能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目前“在个案的
处理上发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时，法官束手
无策，没有达致统一的技术和方法” 。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速度的加
快，各种纠纷日益复杂化，法律的滞后性也日益凸显。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在审判此类案件中面临着维权
主体在实体法上部分残缺和在程序法上绝对空白的
两大司法难题，而法院的裁判能否作为社会的调节器
利益衡量的适用缺陷及其补正——以民事裁判为核心展开
2010年11月第47卷第6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NOV．2010V01．47No．6
利益衡量的适用缺陷及其补正
——以民事裁判为核心展开
吴国结1，李爱平2
(1．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2)
[摘要]利益衡量是民法方法论的重要内容，由于其自身存在主观性、参照标准的非确定化和衡量结论的弹性化等特性，以及“利益”概念的宽泛性和范畴的多元性、衡量因素的运动性、权衡考量与法学思维定位的偏离等预设难题，利益衡量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滥用的可能，应通过适用边界的设置、论证的引入、衡量的明示等规制手段对其缺陷进行补正。[关键词]利益衡量；司法实践；民事裁判[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6—0098—07
法学方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司法裁判提供基本
的指引和说明。利益衡量作为法学方法的重要类
型，其本身是以对概念法学的反对而出现的并对于
克服概念法学的自身缺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目前各国司法实践的基本趋势。然不容忽视的问题
是，利益衡量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其在适用过程中存
在着极大的缺陷。目前学界侧重于研究利益衡量的
方法，但对其缺陷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这种缺陷如何表现?引起这种缺
陷的深层原因何在，是其自身的特质所决定抑或是
外界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如何通过体系化路径对此提供补正?本文的研究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利益衡量的适用缺陷及其原因
利益衡量的适用缺陷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弃用。即法官受传统形式主义法律
思维的影响，回避利益衡量的适用而单纯依靠现有
法律及相关规则进行裁判。传统形式主义法律思维方法以普遍形式正义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为维护法
律的自主性、自治性和自立性，主张应严格地从制
论利益衡量在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２００６年６月 第２期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ｕｎｅ，２Ｏ０６ Ｎｏ．２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７７４０（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Ｏ９—０４
论利益衡量在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朱晓冬 ２，翟广绪
（１．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６；２．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江苏连云港２２２０Ｏ６）
摘要：通过一个侵权案例的分析揭示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利益衡量规则的适用问题。主张将当事人的 具体利益设置在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层次结构中予以考量，以利益衡量来弥补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具体个素举 证责任分配中的缺陷，以追求个素中一种实质公正的分配结果。 关键词：利益衡量；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中豳分类号：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法学家们曾提
出“当事人地位说”（由原告举证或被告举证），“待证
事实分类说”（主张积极事实者负担举证责任，主张
消极事实者不负举证责任），“法律要件分类说”（当
事人就对其有利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事实举证） 等十余种学说ｎＪ８～，这些学说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使
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然而，每一种学说所确立的形式标准都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中有时会显得苍白 无力，甚至会得出背离公平正义的分配结果。也正
是由于无法找到一个普适性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立法者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设置了举证责任倒
置的例外，同时也对法官自由裁量决定举证责任分
配作为补充性方法作了肯定，本文则试图从一起侵
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来阐述利益衡量理论在法官
裁量分配举证责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案件中各
种利益的考量来弥补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具体个案中 的缺陷，以追求个案中一种实质公正的分配结果。
一、案件的事实及争议焦点
某厂将土地使用权转让，要求退休工人董某拆
“为民、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培育
“为民、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培育
贺志明 王艳艳 张梅姿
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是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不公，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司法队伍法治理念与司法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实现司法公正。
一、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其培育
(一)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从理论层面对法治理念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进行分析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及其中国化是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其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为其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从历史的维度考察法治理念的源起、演进和确立过程。党的领导、执法为民和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及“中国特色”;公平正义和服务大局的辩证统一,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和使命;党的领导、执法为民、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服务大局五方面内容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构成了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比较完整的内容体系。
(三)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阐述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从功能价值、逻辑内容、概念演进等方面分析,指出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科学严整与创新开放的统一、实践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统一,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基本路径
从法治理念培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切入,着力探讨新世纪新阶段为民、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的基本路径,并重点加强对党员干部、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
二、“为民、公正、廉洁”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及其弘扬
浅析司法核心价值观
浅析司法核心价值观
[摘要]“公正、廉洁、为民”作为人民法院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是法院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稳定、最本质的部分，它高度浓缩了当代中国法官的行为理念和价值追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法院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广大法官履行神圣职责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法院文化建设的精髓和根本，是人民法院的精神旗帜和生命之魂。本文将从司法核心价值观的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自觉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司法价值观；核心；公正；廉洁；为民
一、公正是司法价值观的灵魂所在，是人民司法的基本要义
正义是法律的基础价值，公正则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所在，是所有良法的基本目标。失去了公正，司法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将会受到合法性的拷问。
公正是人民司法必须坚守的最低底限，也是人民司法的最高目标追求。没有了公正解说的司法价值观将无法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心认同，社会风险与矛盾的正常释放出口将被堵塞。人民法官只有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矫正功能，从而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纠正失范、制裁不法、引导民众以理性合法p要实现公正的价值，需要人民法官保持一颗谦虚和好学之心。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矛盾纷繁复杂，仅有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善良愿望和以往的经验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的提高需要法官不断地学习。面对转型期审判工作的挑战，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案例和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每一名法官必须潜心研究法律知识、总结办案经验、提高办案能力，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廉洁是司法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是人民司法的必要保障
廉洁不仅仅是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传统，也是人民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客观标准，更是法官内心对法律的一种坚持与信仰。廉洁是司法的必要保障，失去了廉洁依托的司法队伍，纵使能力再强、业务再精，也无法获得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从过程的角度审视司法，司法并非是单纯的客观活动，而是随时伴有利益衡
浅析目的性扩张的适用
龙源期刊网
浅析目的性扩张的适用
作者：向鑫
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4期
摘 要：随着立法技术越来越发达，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文本内容也不断科学。但社会多变性与法律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想要制定一部亘古不变的法律是不可能的，也有违辩证运动的客观规律。法律的不完美决定了法律漏洞的必然存在。在适用法律时，通过不断发现法律漏洞并使用科学的方法将其弥补，是促进法律走向“良法”的有效途径。因此，科学的漏洞填补方法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以目的性扩张为例，探索在实际案例中如何进行法律漏洞的填补。
关键词：法律漏洞;填补规则;目的性扩张;法律适用
一、选题背景
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指引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定“良法”是立法者的不懈追求。然而，社会瞬息万变，法律的守成性与普遍性决定了法律不能事无巨细的囊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之立法者的主观性和知识储备的有限性，难以制定出一部适用于万事万时的法律。法官不能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而拒绝裁判，当出现漏洞的时候，法官就需要利用漏洞填补规则去填补，以保障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常见的漏洞填补规则有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利益衡量等。在这几种规则中，研究最多的是类推适用，而目的性扩张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之前的研究中，大多认为目的性扩张属法律解释或类推适用的一种，都是嵌套式的运用，并没有明显区分。笔者认为，既然有不同的定义，就应有其不同之处，应与其他规则有同等地位。目的性扩张的重要性突出，关注度却不够。本文拟通过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出一条科学的适用路径，能够发挥目的性扩张的作用，同时为完善漏洞填补规则提供参考。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法律漏洞
现在较为主流的观点都赞同台湾黄茂荣先生对于法律漏洞的定义，即法律漏洞是一种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性[1];梁慧星[2]认为法律漏洞是立法和法律缺陷或不完整性;王泽鉴[3]将法律漏洞定义为法律应规定而未规定的内容。
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
利益的层次结构
与利益衡量的展开
———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
梁上上Ξ
内容提要: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的利益衡量理论揭示了法官运用法律进行判案的
过程就是利益衡量的过程,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其缺点,最根本的是它没有科学
的规则体系,容易导致恣意。利益存在层次结构: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
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实践中应当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仔细地剖析和论证。
关键词:利益 层次结构 利益衡量 制度利益
利益衡量理论60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后,在日本民法解释学理论
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民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和民事审判实务的开展。20世纪90年
代,我国梁慧星教授把利益衡量理论介绍了进来,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有的持赞成意见,有的持反对意见。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一方面,利益衡量理论本身存
在问题,极易导致恣意,另一方面,我国对利益衡量理论还有一些误解。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
些探讨。
一、利益衡量在日本的兴起及其意义
与我国一样,日本原先并没有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民法。日本的民法是19世纪末从法、
德两国引进的。民法学理论也是从法、德两国输入的。而在19世纪的欧洲,占据支配地位的
民法思想也为“概念法学”①。概念法学源于德国的潘克吞法学和法国的注释法学派,但到19世纪后期,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共同现象,对于普通法系国家如英美等国也有相当影响。
到了20世纪初,概念法学占据了支配地位。概念法学的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其一,在民法
的法源问题上,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特别是民法,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排斥习惯法和判
例。其二,关于法律是否存在漏洞,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即认为社会生活中无论发
·25
·Ξ①[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以下。浙江大学法学院讲师。生什么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成文法中获得解决,不承认法律有漏洞。其三,关于法律解
释,概念法学注重形式逻辑的操作,即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排斥解释者对具体案件的利
诉的利益之利益衡量标准探析
诉的利益之利益衡量标准探析
姚夏海
【期刊名称】《法商论坛》
【年(卷),期】2012(000)003
【摘 要】诉的利益是指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与实效性，其本质上是国家在司法裁判供给问题上的一种利益衡量。文章在界定诉的利益的概念及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诉的利益背后蕴含的功能，并从一般诉讼的角度以及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三种具体类型诉讼的角度，对诉的利益之利益衡量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页数】2页(P91-92)
【作 者】姚夏海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915.2
【相关文献】
1.论诉的利益之定位——基于大陆法系诉的利益与英美法系救济法的比较视角 [J],
杨军
2.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探析——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J], 王峥伟
3.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论党如何才能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J], 缪慈潮
4.诉的利益视阀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探析 [J], 麦雅诗; 冯泽华 5.诉的利益之探讨
——以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类型分析 [J], 乔芳娥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