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诈骗罪行为的确定(一)
论诈骗罪行为的确定(一)
摘要
目前犯罪行为的近似，使很多犯罪行为难以定性。本文通过四个方面进行论友述：首先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手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三、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所导致的，这是区分诈骗罪的关键。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以及对几种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比较，认为几种犯罪行为的区别在于：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如果被害人最终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反之亦然。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一、划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鉴定、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做到既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活动，又及时调整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根据法律规定，都属于无效经济合同；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能交付的“标的物”。
两者的区别是：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ａ．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ｂ．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
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ｃ．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ｄ．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①主观方面。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真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②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③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④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
１．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①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
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③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为根据去下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２．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①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价格优惠，能及时供应；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②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员、促销员等身份，甚至打著名人、“高干家属”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等证件和印章使对方上当。③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３．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
夭夭，或大肆挥霍，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４．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定性
论奶 骏诈 为钓利法定性
谢相成罗玲苑
（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２０）
摘要：所谓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采用提供虚假的陈述和伪造的
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获得财物或财产上的
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未将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
学界对这种行为的刑法定性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对诉讼欺诈行为与一般的伪造证据或提供虚假
陈述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作出区分，从而明确诉讼欺诈的刑法定性。同时对诉讼欺诈行为入罪的
必要性以及相关罪名的设立加以讨论。
关键词：诉讼欺诈；刑法定性；侵害财产罪；虚假诉讼不当得利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４３１（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７５—０４
一、诉讼欺诈的刑法定性论争及其评析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行为屡见不鲜，
北京市一中院通过对１００起民事二审改判案件进行
抽样分析发现，超过２０％的案件存在诉讼欺诈行为。
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未对诉讼欺诈行为作出专
门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通过伪造证
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
法律问题的答复》 （［２００２］高检研发第１８号）中
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 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
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２８０条第２款的规定， 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
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３０７条第１款的规定， 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理论和司法实务
中，除了有论者主张对之作无罪处理外，还存在以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
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
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本罪既可以由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因此，只要单位或者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单位或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
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
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
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
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二、本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上）
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为（上）
《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悄悄法律⼈按【悄悄法律⼈按】诈骗罪及其与盗窃罪等关联罪名区分最具深度⽂章，没有之⼀。办案、
考试、辩论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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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普遍认为，除了⾏为对象与⾏为⼈的故意与⽬的之
外，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个特定的⾏为发展过程：⾏为⼈实施欺骗⾏为——
对⽅陷⼊或者继续维持[①]认识错误——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为⼈取得
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遭受财产损失。[②]“通说认为，交付⾏为的存在是必要的；交
付⾏为这⼀要素，是‘没有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③]⽇本判例主张，“成⽴诈骗罪，要求被欺骗
者基于错误实施某种财产处分⾏为。”[④]旧中国的判例指出：“诈欺取财罪之构成要件，在⾏为
者欺罔他⼈，使其陷于错误，⽽为交付，从⽽取得本⼈或第三者所持之财物是也。故本罪之成
⽴，要以加害者有不法⽽取得财物之意思，实施诈欺⾏为，被害者因此⾏为致表意有所错误，
⽽其结果为财产上之处分受其损害，若取得之财物不由于被害者交付之决意，不得认为本罪之
完成。”[⑤]英美刑法理论也认为，成⽴诈骗财物罪，除了主观上必须故意或者轻率地实施欺骗⾏
为，不诚实地取得财物并怀有永久性剥夺他⼈财产的意图之外，客观上必须存在欺骗⾏为，欺
骗⾏为必须作⽤了⼈的⼤脑，⾏为⼈或第三者取得了财物（结果），欺骗⾏为与被禁⽌的结果
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⑥]本⽂仅讨论诈骗罪中的被骗者（或被害⼈）的财产处分⾏为
⼀般来说，处分⾏为是指受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将财产转移给⾏为⼈或第三者的⾏为。旧 中
国1928年刑法与1935刑法使⽤的都是“交付”⼀词。⽇本刑法第246条使⽤的是“交付”⼀词，但在
刑法理论上，⼏乎没有区别地使⽤“交付”、“处分”这两个概念。[⑦]由于诈骗罪的对象除了狭义的
集资诈骗罪实践适用中的认定问题
浅析集资诈骗罪实践适用中的认定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现实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多新形式的诈骗类犯罪，这凸显出了集资诈骗在相应立法中完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集资诈骗罪在我国刑法中，其最高刑高可至死刑，但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仍然屡禁不止，还呈现愈演愈烈的情况，犯罪数额的扩大，犯罪范围的扩大，如2010年的“吴英案”，这些都将进一步促使对集资诈骗罪的重新认识。我国《刑法》第192条对集资诈骗罪进行了规定①，从法条的规定中来看，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的模糊性，造成了无法界定那些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那些集资诈骗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区分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不仅是刑事责任的基础，更是度量轻罪和重罪的标准。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再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定罪量刑基础上，才得以充分体现。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诈骗数额、罪与非罪等方面的具体认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需要从立法、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具体的完善。
二、集资诈骗罪认定在实践中的困境
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重要性削弱
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中，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是认
定集资诈骗罪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逐渐被忽略，其作为要件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首先，在司法实践中的众多案件中，往往通过所涉及款项没有及时返还或者偿而轻易认定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意图，对于行为人未偿还具体款项的原因不去详细认证。其次，在“非法占有”的理解上，往往将民法意义上“非法占有”与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想混同，民法中的占有强调行为人对物在事实上的非法管领状态，而刑法上的占有强调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以自己所有的心态占有。而实践中一般是将“非法占有”简单的认定为民法上的占有，忽略了需要以自己占有的心态。最后，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办案人员通过一系列手段予以判定，这种经过推断产生的定罪量刑情节，势必会影响不同案件的不同审理。
浅谈诈骗罪相关司法适用的几个问题
２Ｕ１ Ｏ年１己月（上）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ｏｃｉｅｔｙ ｛ｌ；Ｊ占缸金 戋设 在骗 相买司 主 闱 几个问题 尹耿昂 摘要诈骗罪是我们时常遇到而又颇令人头疼的一种犯罪，无论在批捕环节还是公诉环节，如何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如何认定其‘谴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手段、以及如何认定犯罪数额等都是难题。本文从诈骗犯罪主观目的、 行为手段、作用方式、财产的范围等方面出发，分析诈骗罪的基本特征，为打击该类犯罪提供相应的司法解决途径。 关键词诈骗非法占有行为手段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ｌ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ｌｏ）ｌ２－３６０—０１ 《刑法》第２６６条规定了诈骗罪，通说认为，诈骗罪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其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错误 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青取得 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 一、主观目的 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行为人在着手行骗时必需具有“非 法占有”的目的，如其“非法占有”目的是在行骗后产生，则只能认 定为侵占罪或其它犯罪，而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因此，认定其“非 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就至关重要。而目的是纯主观性的东 西，要想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需从其客观行为着 手，加以认定。主要是从行为人的事前准备行为以及事后处理行 为加以考虑。事前准备行为主要应从其是否有前科、目前的经济 状况、是否准备犯罪工具（如伪造身份证等）、是否调查跟踪等情 况加以考虑；事后行为主要从其获取赃物后是否立即据为己有、 处分、分赃等情况ＪＪｕ以考虑。必须考虑其事后行为与获取赃物时 是否有时间差，如果间隔时间过长，则不排除其有事后方产生“据 为己有”目的的可能，还需要其它证据ＪＪｕ以佐证。 二、行为手段 诈骗罪是骗取财产型犯罪，其行为手段是“虚构事实”或“隐 瞒真相”，二者实质上都是使对方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行 为。欺骗行为可以是不作为：当行为人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 但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从而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利用这种 错误认识取得财产时，这种不作为行为也应属诈骗行为。欺骗行 为既可以是在他人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情况～Ｆ使之产生处分财 产的认识错误，也可以是在他人已经由于某种原因陷入认识错误 的情况下，使他人继续维持或者强化其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欺 骗行为必须达到足以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对自己 出卖的商品进行夸张，不具有使他人处分财产的具体危险的行 为，不是欺骗行为。例如某药品推销商吹嘘其药品能够包治百 病、延年益寿，诱使患者购买时，其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而其 若欺骗他人得了某种具体疾病（如Ｊ｝｝炎）而将药品卖给他人的，其 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因其此时行为已经达到了“足以使一般人 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 三、作用方式及被害人处分财产 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因被骗而“自愿”处分财产。这里有三个 要素：首先，被害人必需适格，即被害人必须是具有一定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幼儿、精神病患者等不是适格的被害人。其次，被害人 作者简介：尹耿昂，增城市人民检察院。 ３６０ 必需被骗， 对行为人的行为或话语信以为真，产生丁错误认识。 对于被害人有所怀疑或判断错误但仍处分财产的场合，仍应认定 被害人产生了错误认识。再次，破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 分财产：第一，被害人处分财产必需有“自愿”的意思，如果其中掺 入行为人的暴力、胁迫等行为，则可能是想象竞合而以其它犯罪 论处；第二，何谓“处分财产”？众所周知，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处分权能是指决定财产事实上或法律上 命运的权能，包括事实处分和法律处分，事实处分是指改变该物 的物理形态，使之消失或以另外的形态继续存在：法律处分是指 将物上的权利加以变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转让物的所有权 取得价金；二是发定他物权获得收益：三是设定担保物权融通资 金 笔者认为，刑法中的处分应当包括民法意义上的处分财产 （剐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处分），但不 于此，其还应包涵转移占有 财产的含义。 四、财产的范围 一股认为，诈骗罪中的财产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财物必 需具有价值和管理可能性，其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有体物和无体 物，但不包括知识产权，因其具有人身属性。违禁品（如毒品）、丧 葬物、人体分离物以及债权凭证也部属于诈骗 中财产的范畴。 财产性利益是指能够免除自己债务或者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的 利益（如借条）。 五、行为人获得财产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行为人获得财产是诈骗罪成立（ 遂）的必要条件。诈骗罪 中破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一股足指可以ｆ！ｊ！删的、确定的则物损 失。ｉ亍为人获得则产与做害人遭受财产损失都是诈骗罪成立的 重要标志，二青 义不尽相同，某些情况下二者是同时出现的，但 也有很多情况下行为人获得了财产，但做害人及时追回，并朱造 成实际损失，此时仍应认定诈骗 Ｆ成立。当然如果财产的获得与 其实施的欺骗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例如被害人识破了行 为人的欺骗手段，但看其可怜而给予其财物），则仍然属于未遂。 如果行为人采 欺骗手段骗取自己于法应得的财物，则不是诈 骗，因为铍骗人没有遭受则产损失：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诈骗 行为，但被骗人没有遭受财产损失，则有可能是未遂。此时的财 产损失觊包括合法财产的损失，也包括一定的不法财产的损失， 合法财产的损失范围非常广泛，如前所述，包括一切合法财物和 财产性利益的损失；而不法财产的损失目前则没有明确的范围，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获取财产的行为没有犯罪，则都应属之。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北京市⾼级⼈民法院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为进⼀步规范刑罚裁量权，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根据刑法、刑事司法解释以及《最⾼⼈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北京市⾼级⼈民法院结合北京市刑事审判实践，制定了《北京市⾼级⼈民法院实施细则》。其中，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如下： 1.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起点五千元的，在三个⽉拘役⾄九个⽉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诈骗数额每增加三千五百元，增加⼀个⽉刑期。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起点⼗万元的，在三年六个⽉⾄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满⼋万元不满⼗万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并在三年六个⽉⾄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互联⽹、⼴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实施诈骗的；
（2）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3）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4）诈骗残疾⼈、⽼年⼈或者丧失劳动能⼒⼈的财物的；
（5）造成被害⼈⾃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属于诈骗集团⾸要分⼦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的，增加相应的刑罚量： （1）犯罪数额每增加六千元，增加⼀个⽉刑期；
（2）具有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情形的，每增加⼀种情形，增加六个⽉⾄⼆年刑期。
（3）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3.法定刑在⼗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诈骗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特别巨⼤”起点五⼗万元，在⼗年六个⽉⾄⼗⼆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期徒刑的除外。
论保险诈骗罪未遂形态的认定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３期总第１３８期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３ Ｎｏ．３ Ｓｅｒ．Ｎｏ．１３８
论保险诈骗罪未遂形态的认定
刘文强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８５４）
【摘要】保险诈骗罪是结果犯，且存在犯罪未遂形态。本罪的着手是行为人开始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或者要求
支付保险金的行为。对数额较大的认定应采实质控制说，即以行为人实际控制保险金的数额为准。
【关键词】保险诈骗罪；犯罪未遂；着手；数额较大 【中图分类－￣－］Ｄ９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３９１（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４４一Ｏ２
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是否存在未遂形
态？关于保险诈骗罪犯罪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一直存在
较大的争议。另外，根据司法解释，个人诈骗数额较大以１
万元为限，若某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数
额为２万元，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为８千元，那么，本罪诈
骗数额以８千元认定还是以２万元认定将会导致不同的结
果。因此，如何认定数额较大也应该进行深入探讨。
一、保险诈骗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通说认为，行为犯是以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完
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一类犯罪，而结果犯的既遂还需要
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保险诈骗罪应归入行为犯还是结果
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学者主张，保险诈骗罪
是结果犯，即本罪的既遂必须要求行为人骗取的保险金达
到“数额较大”，如果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没有成功或者行
为人仅骗到数额较少的财物，那么上述情况只能以保险诈
骗罪未遂论处。还有学者主张，根据现行《刑法》第１９８条
的规定，本罪是行为犯，因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并非
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实际上取得的保险金额，而是指行为 人主观上希望通过实施保险诈骗活动所获取的保险金额，
至于行为人是否达到了主观目的，在所不问。 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是妥当的，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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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认定
作者：王雯汀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1年第02期
本文案例启示：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其产生时间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虽说对产生时间的认定问题属于事实范畴，但在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都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案例一]甲得知乙公司三月份将有大量流动资金，便产生诈骗故意，伪造证明文件后以某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乙公司签订标的75万的投资项目，取得乙公司预付款后携款潜逃。
[案例二]甲个体户与乙公司签订两年的设备租赁合同，约定在合同期间甲按月支付乙公司设备租赁费，数月后由于甲经营不善无力支付租金，便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将乙公司设备占为己有拒不归还。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本质是利用合同实施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所谓利用合同实施诈骗，就是利用与他人签订、履行合同的活动，欺骗对方当事人支付一定财物，或者履行给付货物，进而予以非法占有的欺诈行为。司法实践中通常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包括签订合同时)，即未取得对方财物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如案例一)；一种是在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财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合同利益的目的(如案例二)。前一种是合同诈骗罪的一般表现，而对于后一种情况是否影响到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很大争议。我们认为，在利用签订合同这一手段取得对方财物的行为发生时。是否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区分于侵占罪、合同经济纠纷的关键所在。
二、认定的理论误区——事后故意
在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前后这个问题上，学界的称谓尚不统一，有学者将产生时间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有的则用“行为前”、“行为时”和“行为后”的提法来进一步明确事龙源期刊网
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
法治视点
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分
张少会
【摘要】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和被害人交出财物时的心理不同。诈骗因素与敲诈勒 索因素混杂有两种情形：人物关系中有第三人和人物关系中无第三人。前者应定性为诈骗罪，后者则为诈骗与敲诈勒索
交织的情形，属法条竞合，应按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
【关键词】行为方式 交织 法条竞合
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区分
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是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本质区别之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方式并未明确规 定。一般认为，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就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前
哲表现为编造某种根本不存在的或者不可能发生的、足以使他
人受蒙蔽的事实；后者则是隐瞒客观上存在的事实情况，既可以 是隐瞒部分事实真相，也可以是隐瞒全部事实真相。 对于敲诈
勒索罪的手段行为则…般表述为：威胁或要挟。在内容上一般包 括：对被害人及其亲属以杀、伤相威胁；以揭发被害人的违法行
为、隐私进行要挟；以毁坏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财物相威胁；以凭 借、利用某些权势损害被害人切身利益进行要挟等等。 刑法理
论中的通说观点能够区分典型的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但对于
非典型的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现 援引案例加以分析：
案例：甲吃饭后刷卡买单，第一次未刷成功，服务员乙让
甲再川一次，甲第一：次刷卡后，乙说还是没刷成功，让甲付现金， 甲即付现金。后来甲发现卡里多用了３６００元，后报案而案发。经
垒，甲第 次刷卡成功，第一次未刷成功。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案例：：：甲写匿名信给乙，以揭发其婚外情相威胁，要求乙汇５万
元到其指定的银行卡上，乙担心婚外情曝光而将钱汇到该银行 上。甲的行为构成何罪？案例三：乙与丙因某事发生口角，甲知
此事后，找到乙，谎称自己受丙所托带口信给乙，如果乙不拿出
２０００元给丙，丙将派人来打乙。乙害怕被打，就托甲将２０００元带 给丙。甲将钱占为已有。对甲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诈骗罪数额新论——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
２００９．２（丘）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ＩＪ占缸金
诈骗罪数额新论
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
唐婷王 钢
摘要诈骗罪的数额可以分为四类：诈骗行为期待数额、受骗者处分财产数额、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被害者的实际损失 数额。而在以上几种数额中，兼具定罪量刑意义的只有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和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数额。一般情况下，诈骗
罪的定罪数额应确定为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但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以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作为其定罪数额。 关键词诈骗数额犯罪所得数额 实际损失数额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０９）０２・０４６－０２
一、案情简介
Ａ、Ｂ先后从台湾到广东省深圳市，经人介绍后卡¨识。２００６年４
月，两人商量从外省购买移动电话ＧＳＭ卡存深圳设点打围际声讯台，
以此获取国际电话费回扣，并商定回扣所得Ａ分３０％，Ｂ分７０％。此
后，Ａ向Ｂ提供移动电话８部，并借资２万元给Ｂ用于购买电话卡等
２００６年７月，Ａ又派人将１台控制手机拨号电脑和５部移动电话送 到深圳市Ｂ的租房进行安装，Ｂ则购买移动电话充电器、稳压器等物，
并雇佣ｌＯ余人为其拨打国际声讯台，Ａ则负责与境外人员联系和领
取电话费回扣。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９月间，Ｂ将伪造的身份证交给雇佣
人员ｃ等，指使他们两次到贵州省的务川县、仁怀市、毕节市、关岭县
用假身份证购得ＧＳＭ卡ｌ６张后，又指使雇佣人员Ｄ等人按照Ａ告 诉的电话号码，用其中ｌ４张卡昼夜拨打国际声讯台，给电信部门造成
话费损失４９０万元。Ａ领取了部分国际电话费回扣５０万元，两被告
人共同分赃。０
Ａ、Ｂ两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对此应无疑义。本案争议的焦点
在于，诈骗数额应如何认定：是电信部门实际损失话费额？还是行为人
实际取得数额？抑或还有其他认定标准？
二、理论评析
（一）问题的展开
刑法在认定部分罪名时对犯罪数额提出了要求，认为超过一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