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格中的儒家思想

第1页/共3页苏轼人格中的儒家思想

苏轼一生才行高世，却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从自求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被贬黄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最后竟至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荒蛮之地，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与压力，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在此前提下，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且诗词文画书皆自成一家，可谓难得的旷世奇才。南宋孝宗皇帝曾高度评价苏轼其文其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这个“气”指的就是苏轼的主体人格。苏轼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卓然超群、历尽磨难而衷心不改。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往往过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只将苏轼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本人认为：在苏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中，儒家思想真正起着主导作用，是其“本”，佛道思想不过是苏轼缓释个人抑郁和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第2页/共3页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1,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第3页/共3页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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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壁赋》看苏轼的儒、释、道精神

摘要：《赤壁赋》体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和苏轼独特的文化品格。《赤壁赋》以水月之喻化解人生忧患，在困苦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品质的自我完善，固然是儒家士丈夫追求精神完美的思想的一种反映，同时又带有庄子相对主义和释家虚无主义的色彩。事物的瞬息变异中寓含着永恒．苏轼“变”与“不变”之论正是得之于佛道思想的启悟。苏轼用这种思想方法．把“人生须臾”与“长江无穷”统一了起来．表现出苏轼独特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豪放旷达禅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加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一百多天，受审十余次，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元丰三年二月，苏轼由开封到了黄冈，直到元丰七年四月才离开。

前后《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贫困，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随着政治权利和行动自由的丧失，戴上了“思过而自新”的“罪人”帽子，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东坡内心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感慨世事的纷扰和虚无，他哀叹人生如梦，愁绪难谴：“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他渴望从那唯一不变而又与世事无关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中，求得慰藉和超脱。在黄州的四年，他过着清苦恬淡的生活，与和尚为友，同渔樵杂处，置地耕田，种桑养牛。这时，他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从而在《前赤壁赋》里抒发了这种感慨，流露出超然出世的思想。

然而，东坡毕竟是一个胸怀旷达，政治上有抱负的人，表现在他的诗文中是豪放的风格和浪漫的色彩。苏轼处于当时的复杂政治斗争中，本来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但在入狱受审并贬谪黄州的沉重打击下，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慰藉，寄情山水，幻想出世。可是，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触景生情，倾吐了自己对曾经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崇敬、颂扬的感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

苏轼如何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儒释道的和谐思想

苏轼，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星，以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理念，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在苏轼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秉持着儒家积极入世、关注民生的精神，始终怀着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句，充分表达了他渴望为国效力、抵御外敌的壮志豪情。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

同时，苏轼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追求自然、顺应天道的观念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展现。《赤壁赋》里“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传达出一种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世事无常的坦然接受。苏轼以道家的视角看待人生的起伏，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流转，不必过于执着和烦恼。

而佛教的思想，在苏轼遭遇人生困境时，为他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和超脱的智慧。他被贬黄州期间，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面对挫折，他以佛教的“无常”观念和“放下”的智慧，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豁达，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摇。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儒释道三家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和谐统一。在他的人生观中，儒家的积极进取让他在仕途上努力奋进，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道家的顺应自然使他在遭遇挫折时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被困境所压垮；佛教的超脱智慧则帮助他在逆境中寻得心灵的安宁，超越痛苦。

例如，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体现了他对高远境界的向往（道家思想），又流露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和珍惜（儒家思想），同时还蕴含着对世事无常的领悟和接受（佛教思想）。这种复杂而又和谐的情感交织，展现了苏轼内心深处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与运用。

再看他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表达了对人生虚幻无常的感慨，带有佛教的思想色彩；而“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又流露出对世事不如意的忧愁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这是儒家的家国情怀。

苏轼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苏轼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的象征。他的超然与执著铸就的达观不仅使他智慧而艺术地把握了坎坷、苦难的人生，也使他成了封建时代最高贵、最伟大、最具人格和艺术魅力的文人。

苏轼不仅是一个超脱的文人，更是一个潇洒的人间过客，一个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生大师。

他的一生坎坷，一直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并深受两党的排挤，饱尝宦海沉浮，但是，他几次大起大落却始终永打不倒。他的性格正直而又乐观、旷达、超然。这与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分不开的。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

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

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苏轼的儒释道合一思想

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由魏晋以来所展开的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逐渐演变为互渗融合与共存，到唐宋时代，三者形成了共尊的局面。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封建文人，苏轼思想有着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典型的结构形态。

儒学精神是苏轼复杂多层思想的主色调。苏轼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是名冠一时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样的才能，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传统儒家的功名思想深深地溶进了他灵魂的深处，使他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的视点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对北宋积弱积贫、岌岌可危的险恶局势，他希望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曾向朝廷献计献策。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失去对生活的火热情感，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每到贬谪新地，苏轼都能以乐观的情怀忘却心灵的伤痛，以贤者的姿势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苏轼以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功惠当代的斐然政绩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峻洁的形象。

宋代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日趋腐朽和没落，传统儒学精神渐渐失去了合理的内核。传统儒学精神失落了，而佛老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离尘去世的佛老思想是苏轼理想受阻后对传统儒学精神的反弹，是源于他现实人生罹难后的重新选择。因而，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长叹，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凉之感，所以他认为对柔弱渺小的个体生命来说，应“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从身心的拘役中求得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饱经世事忧患、风尘播弄而面容苍老、身心疲惫的苏轼，在佛老光辉的照耀下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与酸痛。

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规定着他人生的基本追求，佛老思想是其感情焦燥的润滑，是对传统儒学精神倾斜的平衡。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苏轼对文学的贡献也正得力于他的这种独特思想构造所产生的内驱力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推动。

浅谈苏轼身上体现的三教统一

摘要：苏轼一生充满坎坷与曲折，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会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关键词：儒释道合一做人做事经世济时

《林语堂·苏东坡传》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大概与他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有关。

传统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主要是理智的直观和经验式的把握对象，以及在把握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方式中创造生存意义的知识。如儒家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道家的“心斋”、“坐忘”，以及禅宗的“顿悟”，都是主张人们首先要虚怀接纳万物，以寻求社会实践的种种经验，并进而否弃外在征取，反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升入无我之境。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苏轼在现实生活中，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一、在做人方面比较随意。苏轼爱才如命，但他接触、推举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去害他，更不要提回报了。可苏轼依然过着他安安稳稳的日子，后被贬到海南，仍旧是陶潜一般的田园生活。有言道：“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尽管如此，他仍宽以待人，让人实在佩服。他一生虽屡屡遭贬、经常遭人陷害，却从不记仇，更不记恨任何人。像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不管李定等人如何对待苏轼，苏东坡从未恨过一个人，最多只是不喜爱而已。在他看来，恨一个人代表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在他的这种观点下，一些“坏人”试着改变自己“坏”的身份。当然这也使他自己少受了一些苦，可谓是利人利己了。苏轼一生被贬官十几次，他总是坦然处之，即使被贬到海南，他照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与古代⼠⼈儒道互补的⼈格精神（转）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的⽂化巨匠。然⽽，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终其⼀⽣，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礼部尚

书，但先后不容于改⾰派和守旧派，⼏次因诗⽂获罪，“乌台诗案”甚⾄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苏轼在⼀⽣中所经历的⼤喜⼤悲，绝⾮⼀般⼠⼈所

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常的苦乐⼈⽣⾯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在其诗⽂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

的⼈⽣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世哲学与佛⽼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

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世精神始终⼗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章中就

曾⼀再阐发《易经》中“天⾏健，君⼦以⾃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为变法摇旗呐喊。对于王安⽯变

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变法的流弊⽽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顶撞，⼒⾔保存免役法之必

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世精神表露⽆遗。

1074年，⼊仕不久的苏轼在⾃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的宏⼤抱负：

当时共客长客，似⼆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舍其时，⾏藏在我，袖⼿何妨闲看！⾝长健，但优游卒岁，且⽃尊前！（《沁园

春·赴密州早⾏马上寄⼦由》）

词中抒发了⾃⼰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志，充满着对⾃⼰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信，并表达出⼀种对⾃主选择进退的⾃豪感。⼀个才华

横溢、英⽓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从儒家的⾼度责任感出发，对⼈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

芒刺在肤肌。平⽣五千卷，⼀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他⼜以古代豪杰⾃⽐，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

从儒家的角度评论苏轼的八声甘州的诗句

从儒家的角度评论苏轼的《八声甘州》的诗句

一、引言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诗人，他的诗作被后人誉为“苏诗”，其《八声甘州》更是其中的佳作。而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这部诗作，不仅可以品读其中的文学之美，更能从中感受到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

二、儒家思想在《八声甘州》中的体现

1. 孝道思想

苏轼在《八声甘州》中多次提及悲悯乡土，怀念故乡之情。其中“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一句，表现了苏轼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儒家强调孝道，认为孝顺父母和忠于国家是一个人应有的品质。苏轼通过诗作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也在间接体现了儒家的孝道思想。

2. 仁爱之心

在《八声甘州》中，“悲风留咽，恶云断肠”“江北黄梅传袁郎，胜事风流谁家听”的描述，表现出苏轼对天下百姓的关怀和悲悯之心。儒家注重仁爱之心，强调推崇仁爱、怜悯他人。苏轼在诗中展现的对人民的关怀，便是儒家仁爱之心的体现。

3. 王道思想

苏轼在《八声甘州》中多次探讨人生的短暂和无常，提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慨。此处的《八声甘州》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和对国家未来的期许。儒家思想主张君臣之道，主张统治者应当以仁爱和孝道来统治国家，苏轼的《八声甘州》中透露出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也是儒家王道思想的体现。

三、苏轼的《八声甘州》在今天的启示

苏轼的《八声甘州》诗作，在表现个人情感的也融入了儒家思想，展现出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和思考。在当代社会，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孝顺父母、关怀他人、关注社会，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而这些正是苏轼在《八声甘州》中所表达的。

四、结语

苏轼的《八声甘州》是一部经典的诗作，它不仅体现了苏轼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更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儒家的角度来评论苏轼的《八声甘州》，既能够欣赏其文学之美，更能够感受到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希望我们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将儒家思想的精神融入当代社会，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力量。五、苏轼的《八声甘州》对儒家经典的借鉴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

福建建阳张叶华

摘要：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道思想，他以赤壁为依托，反思人生、审视历史、参悟天地,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思想兼收并蓄、灵活运用，撷取各家精华，弃其糟粕,得以超脱、释怀。

关键词：苏轼前赤壁赋儒释道思想

苏轼《前赤壁赋》一文情、景、理相交融，在对赤壁那优美的山水风月的描绘中蕴含了丰富的儒释思想，这些思想几乎贯穿苏轼一生,了解此文思想内涵对解读他的其它文章亦大有裨益。这篇赋仍然采取主客对话的形式。据考证,这吹箫者是道士杨世昌,苏轼《次孔毅父韵》曾说 “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吹箫者的身份说明苏轼与道家往来甚密。但吹箫客的箫声及言辞，与其说是经苏轼组织润饰的道士之语，不如说是借道士之口,抒苏轼之思。苏轼与客的问答,正是表现了苏轼思想中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而苏轼最终说服客，则说明他思想得到了解脱,乐观积极的一面战胜了消极的一面。《前赤壁赋》的思想十分丰富。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的龙晦教授在他的《从谈苏轼的宗教思想》一文中提及： “我们仅将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从 ‘壬戊之秋’起至 ‘寄遗响于悲风’止，这一大段是运用的道家思想；自此以下为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倾注了佛家思想。”但我认为,苏轼的《前赤壁赋》不单是体现了佛道思想，而是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苏轼学问博大、宏博开放,对儒释道思想了然于胸，将三种思想融合一体又不着痕迹,这不仅表现其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反映了他已形成与众不同的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及 “君子如水，随物赋形”的行为准则。下面,我将对《前赤壁赋》一文逐段分析,兼以苏轼的其它文章印证,探索此文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舒卷自如、超逸旷达的襟怀。

一

-- 文章开篇一段情景交融,既如道家仙境,亦与禅宗自然闲适的审美境界相契合。清风微拂、明月徘徊似有情,在轻纱笼罩的江面上,作者携几位好友放歌纵酒，任小舟随风飘荡。无拘无束，何等惬意。此自由境界真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禅宗有诗云: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无门关》)此时的苏轼正是在清风明月中暂时摆脱了尘世的喧嚣，陶醉于自然,浑然忘我,飘然欲仙。人本源于自然,佛道两家都向往着自然的真淳。禅宗提倡观照自然、随顺自然、复归自然。 “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三)在青山绿水中体悟禅悦。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五灯会元》卷三) “大家颠倒舞春风,惊落杏花飞乱红”(《如净语录》卷上)这是将身心融入于自然、享受自然。道家亦追求返朴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理想中的 “真人”： “古之真人……翕然而往,翕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苏轼《前赤壁赋》中 “纵一苇之所如，……而不知其所止”的笔触与意境同庄子笔下 “翕然往来”的境界何其相似。

苏轼的文化人格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

[摘要]“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但自强不息。自筑雪堂以安居,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走向民众与民乐。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超越了士人，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关键词] 苏轼黄州精神创新人格魅力文化人格

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 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苏东坡正是如此。他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 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

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的黄州贬所的世界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王国维曾说: “三代以下诗人, 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 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文学小言》 )他把苏轼列于“ 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 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其实, 苏轼不仅仅超越了前三者,而且超越了阮籍、李白、白居易等旷世奇才。

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大都是抱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云帆沧海之志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时,却发现他们最初心怀美好的理想,却遥遥悬挂于天空;而脚踏人生之旅却又荆棘丛生而迢迢。异己的社会力量冲击包围着他们, 常使他们处境尴尬,抑郁难伸,就像梵高生前穷困潦倒, 落寞一生,而死后其作品却蜚声画坛一样;越是超越时代的大家,越是不能容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各异的人格特征:率真而又世故, 狂放而又拘谨, 执著而又超然,重生而又忘身,既兼济天下又每每独善其身,既一心为国又明哲保身,而苏轼可以说是这些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人格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苏轼的文化人格就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