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宋版书的命运

旷世奇书《永乐大典》悲哀的命运

《永乐大典》编撰于永乐年间，是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大典，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全书共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荣誉，

永乐大典

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外（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永乐副本也惨遭浩劫，，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那么永乐大典到底毁于哪次战争，毁在哪个人手中

正本下落之谜

1 殉葬说上世纪60年代，北京十三陵的(定陵(万历皇帝)的大门被缓缓打开。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有些失望。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所以后来一直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

2 毁于明末说

一说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3 毁于嘉庆乾清宫大火说

副本命运

虽然《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后来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统治者学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华也是《永乐大典》最后的劫难

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义和团5万人英国使馆不足百人）因为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中国科研最高基地），义和团不断拿着火把，带着黑狗血冲向使馆，嘴里叫着真神驱魔。

永乐大典

英国人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纯木结构英国使馆石头建筑）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命理四大名著

按朝代先后分，四柱命理的四大名著，其中三部皆出自明朝。

第一部，刘伯温所作的《滴天髓》

刘是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因其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其所作之命学著作《滴天髓》在四柱命学史上，被喻为顶尖之作。如果世人有想知命学之精华者，此是第一部不可绕开的命学著作。

第二部，万民英所著的《三命通会》

万，字育吾，明嘉靖庚戌进士，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出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是编取旧时星学家言。对星相、命理研究造诣很深，四柱著作《三命通会》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

《三命通会》广征博引，是四柱命理的集大成者，只有开阔的视野，才会有精微的洞察，此书对于研习命理者的视野拓展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

第三部，明朝江湖手抄本《栏江网》，后被清朝余春台注解更名为《穷通宝鉴》。

此为江湖术士所用之书，实用性极强，不专于说理，也不擅为引经据典，一切皆以“致用”为根本，有人认为此书乃“调候”之经典，实则此书深得易之精髓——“天垂象以示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虽不说理，但寓理于象，此才是此书之精髓。如果除了爱好玩味儿四柱命学之外，尚求能精解某人命局，此书当不可不读，且不可不精读也。

第四部，清朝沈孝瞻之《子平真诠》

此书很好地解释了《渊海子平》的核心理论，也抛弃了很多于实用分析并无多大助益的理论，书中言辞中肯而直接，把命理分析，重点引向五行生克制化的本质因素上，使后世研习命理者，不致误入歧途。

所以后来命学智者评说：只有研习了并领悟了《子平真诠》与《滴天髓》才会使自己研习命理不致于摸不到南墙而误入歧途。

无论业余玩味儿四柱命理，还是以推算为生，绕此四部名著而索求当世标新立异之作，皆等同于火车脱轨，并把它开到荒野上的狂妄愚昧之举，其行为舍本逐末尚其次，滑稽无知也可谅解，唯误已之余，尚再误人，此则于良心、于阴德，损之大矣！

《道枢》及其养生思想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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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枢》及其养生思想考析

黄永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本文对道教养生典籍《道枢》作者生平、成书背景、成书时间、版本源流、养生思想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细致的探究。作者认为：《道枢》由福建晋江人曾慥编撰于1151年前后；该书的出现与宋代道教发展状况以及曾慥本人的阅历密切相关；《道枢》不同版本在卷数、篇数、文字方面有差异；《道枢》养生主导思想是兼容并用。

关键词：曾慥《道枢》养生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两宋之际，福建晋江人曾慥编撰的《道枢》辑录总结了南宋以前的各种养生方术，该书特别注意搜罗内丹著述，是道教养生学方面一部相当重要的典籍。对《道枢》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于当今道教哲学、史学、医学等学科的建设有添砖加瓦之作用，但是前人对此书的探究基本上止于一般性的介绍，成果零散。鉴于此，本文拟对《道枢》作者生平、成书背景、成书时间、版本源流以及养生思想等问题做较系统细致的考察。

一、《道枢》作者生平及成书背景

两宋之际的曾慥一生为官四方，宦海沉浮，却笔耕不辍，现今可见的曾慥作品有：《类说》六十卷、《高斋漫录》一卷、《道枢》四十二卷、《集仙传》一卷、《乐府雅诗》三卷以及《拾遗》二卷等。他的著述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对道教学、文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曾慥是中国道教史、传统文化史上一个贡献卓然的人物,可是前人对他生平事迹的认识有许多自相矛盾甚至讹误不清的地方，兹作一番辨析。

关于曾慥的生平，《福建通志》记载：“曾慥字端伯，晋江人，公亮五世孙。靖康初，历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登城不下，知慥娶吴幵女，令充事务官，限三日立张邦昌。慥挟势督促，都人震恐累日。绍兴九年，秦桧当国，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擢太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也。总领官正名自此始。寻以疾请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案《闽书》云，慥奉祠闲居银峰，号至游居士，疑即在此时）。幵以赦还居赣上，桧怜幵无依，除慥知虔州以安之。幵卒，移知荆南。既而进右文殿修撰，知庐州。”[1]

宋代的科举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宋代科举考试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

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东亚大陆上两宋与辽、金始终处于对峙状态。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赖于多种途径的资讯传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大概就是民间的书籍流通。由于印刷术的普及，这个时代的书籍传播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尽管宋辽或宋金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常常设置许多禁令以阻止本朝著述的外流，但这些人为的障碍并未能有效地阻隔相互间的书籍流通。政治的疆界是有形的，文化的边界是无形的。以往学者们在研究宋辽金时期南北中国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时，多着眼于政治、战争与外交关系，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双方的民间文化交流。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问题，[1] 但多侧重于讨论宋代书籍雕印、流通中的各种禁例，而对处于严格管制之下仍相当活跃的南北书籍流通状况却缺乏足够的了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书籍流通：南北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宋辽两国自澶渊定盟以后，双方的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宋人著作的大量北流。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苏辙充贺辽国主生辰使，次年还朝后，在呈上朝廷的一首札子中说：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伏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伏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2]

根据苏辙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北宋书籍外流之普遍。《渑水燕谈录》卷七所记张舜民绍圣元年（1094年）出使辽朝时的见闻，正好可以佐证苏辙的上述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3] 张舜民的题诗实际上是借用苏辙的诗句而稍作改动，苏辙元祐四年使辽时曾写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中一首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4] 苏轼本人对辽朝人喜欢他的诗文也深有感触，据他说：“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5] 又《东坡前集》卷一八《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三云：“氈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原注：予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那知老病浑无用，欲问君王乞镜湖。”[6]

书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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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人家

作者：吴方

来源：《月读》2018年第08期

一年里冷热不均的四季，比较而言，人多苦夏热。一入伏天，小室如蒸笼，觉得坐卧皆不安，只有摇扇读书，聊可消闲。昔宋人尤袤酷爱读书抄书，曾有“四当说”，形容书“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孤寂以当友朋，幽忧以当金石琴瑟”。读书，能否当得吃穿，令人怀疑。但说聊当长夏清茶，借以消遣、寄托，也差不太远。

半亩方塘，天光云影，好读书者，自有会意。受书的陶冶，人可能会由求知读书而爱书、嗜书如痴。这样的人，从古至今，接续了一种文化性情，身上好像带一种“书卷气”。书卷气好不好呢？难说（譬如“书呆子”便不是个好称号），却总比铜臭气、脂粉气、小家子气或者俗气、痞气好多了。

由读书而想到书籍本身的历史沧桑，本身也成了一本令人惊心的书的内容，也是文化史的一章。我恰好有机会翻了一本《古今典籍聚散考》，于此很有感触。溯自孔子“韦编三绝”那时代，而后书史种种，书的成毁沉浮聚散，往往述不尽述，却可看出：书的厄运劫难正是文化的厄运劫难，而由于有书卷气的藏书家和古代“编辑”代不绝出，方维持传统“斯文”未坠于地。毕竟，书史上的兴亡悲欢也太多了。虽然古人早就总结过：“书画器具，裒集甚难，而其究也，或厄于水火，或遘于兵焚，或败坏于不肖子孙，或攘夺于有力势豪。”

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为可风后人的书卷人家。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叙述过他们的藏书之乐和失散之悲：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可惜好景无常。战乱一起，李清照“四顾茫然”，盈箱溢箧的书画古器虽恋恋难舍，终究一批批挥泪而别。世事无情，令嗜书的人怅恨何深！

宋元明清古籍版本发展概略

李光华

内容提要自雕版印刷以来，中国古籍文献数量大量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文章简要叙述了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版本的发展概况。

关键词古籍版本；版本发展；宋元明清

我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古籍。由于雕版印刷的出现，文献的数量大量增加，因而出现了众多版本，其中成就辉煌的要数宋元明清时期。

1 宋朝古籍版本发展概况

1. 1 官刻本

官刻本又分为监刻本和地方刻本。

1. 1. 1 监刻本

宋朝初期，刻书的权利掌握在国子监手中，直到熙宁年间才开私人刻书之禁。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里说：宋承五季离乱之后，书籍印版不多。刻书之事，至真宗时方盛。宋初官刻书，于校雠极为重视。校勘之事，属国子监；刻书之事，亦属国子监管领。北宋国子监，以五代时期的监本作为基础，重刻了十二经和其他各门类的书。这些国子监所刻之书，皆经过精审细阅，可堪称当时刻书之“国家标准”。很可惜，这些书大多毁于靖康之难，没能够保存下来。因此，现在所说的宋版书，主要是指南宋时期的书。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都，重新建立国子监，习惯上称为南宋国子监，南宋国子监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出版机构。但是南宋国子监刻书有个特殊情况：宋朝偏安江南之后，内忧外患，国力不足，无法拿出足够的经费来刻印书籍。于是调集各地书版到临安，作为国子监本。如淮南转运司所刻的《史记》，温州所刻的《唐六典》，台州所刻《荀子》，甚至连边远地区如眉山刻的南北朝七史，都调运到临安作为国子监本，所以总的来说，南宋国子监本，并不全是国子监所刻。

1. 1. 2 地方刻本

自从熙宁（1068-1077）以后，刻书不必申请国子监，因此，刻书之事，如滔滔江水，风起云涌，遍布全国。其中值得称赞的要数浙江、四川、福建。地方官刻本，公使库[1]刻的书最多。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有苏州公使库、吉州公使库、明州公使库、阮州公使库、舒州公使库、台州公使库、抚州公使库、信州公使库、泉州公使库、鄂州公使库。其中，抚州公使库所刻的《郑注札记》最为有名，据说现在还有传本，真是神奇。除了公使库之外，各路[2]茶盐司、漕司、提刑司等机关，郡斋、郡庠、县学、书院等皆竞相刻书。

南宋出版业考述

提要：南宋出版产业持续兴旺，出版文化高度繁荣，官府、私家、民间三大出版系统各领风骚。当时的出版业分布于大部分地域，形成了杭州、福建、四川三大出版中心。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为南宋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刻书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四部皆有。

关键词：南宋；出版业；刻书

对宋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从百年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开篇，王国维继起，之后张秀民、宿白有个别讨论，长期处于冷寂状态，缺乏深入讨论。近一二十年才有了较大改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有了较大推进。在目前相关的200余篇论文中，把“南宋”列题来考察的，不过10余篇。大都把两宋作为一个整体来作共同的考察，进行长时段的概括，且往往以北宋涵盖南宋，又以南宋顶替北宋，所谓的两宋文化特色有的实际只为北宋或南宋所有，并不贯穿两宋。就是北宋，也是缺少作历史顺序的考察。至少在北宋前期，出版并未见发达。洪迈（1123―1202年）曾说：“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1北宋名臣韩琦（1008―1075年）“少年时家贫，学书无纸„„时印板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2宋前期出版业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官方出版的迅速发展：（1）大量刊刻儒家经典；（2）大规模雕印大藏经；（3）开始编印大书。私家出版的材料在目前见到的文献中极为稀少，说明此时私家出版尚未兴起。大概要到仁宗时期，私家出版才迅速发展，古文家穆修倡导韩、柳古文不遗余力，“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3时为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4对于相国寺书市，当时人还有不少记载，5可知相国寺书市的图书内容相当丰富，各类图书应有尽有，是文人学士购求图书的最佳去处。可惜可考的汴京书铺仅有穆修、荣六郎两家。1苏轼后来说：“近岁市人转相募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可见仁宗年间私家出版出现蓬勃兴起的势头。但“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驰此禁”。3此后，宋代的出版业才开始了持续的兴旺发达，并得以形成南宋出版业的繁盛。可见，长时段、尤其是通贯两宋的考察，不能真正把握南宋的脉络和特点，难以做到复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宋三大刻本【宋版《荀子》流传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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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三大刻本【宋版《荀子》流传史话】》

摘要：蔡京专权,拉拢邹浩不成,结果被打成“元�党人”而被再次贬谪衡州、昭州等地，谪官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时,邹浩不再过问时政,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自号道乡居士,撰有《道乡集》,学者称道乡先生，从此之后,国宝级文物宋版《荀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入藏国家图书馆,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保护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珍藏着一部国宝级文物一宋刻本《荀子》,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它的底本是淳熙八年(1181)台州唐仲友刻本。此本刊刻精美,字大如钱,墨光如漆,版式疏朗,还保留着北宋国子监刻书的敦厚古朴之气,它的纸据说用的是宋代的黄坛纸。睹之令人不觉书香扑鼻,掩卷遐想则不免思绪万千,仿佛身临两宋时期工匠雕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场景中。这部宋版书《荀子》,背后有一段曲折的流传经历,不妨娓娓道来,从中可以看到宋版书能够保存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以此唤醒我们保护古籍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一部书的流传可以从它上面所钤的印章看出来,这部《荀子》有“邹氏子之”、“邹印同心”、“忠公后裔”、“道乡书院”、“勤有堂读书处”、“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印章。邹子之,生平仕履不详,这是可以考知的此部书的第一位收藏者。他是宋代忠公邹浩的后裔,或许是为了彰显先世的清正显赫,特意盖上了这方“忠公后裔”的印章。邹浩,北宋元丰年间进士。及第后在哲宗朝任右正言官,即评论政事的谏官。邹浩为人耿介正直,担心连累亲族,想要辞去谏官,他的母亲劝说道:“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吾顾何忧?”遂屡次上疏指摘朝政,结果数次罢官贬谪。《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绍圣三年(1096),哲宗废黜孟皇后,决定立刘贤妃为后,邹浩认为此举不妥而极力谏止,结果遭到政敌章�谗言诬陷而贬谪新州。宋徽宗立,邹浩召回复任右正言官,迁左司谏,益发忠言直谏,尽职尽责。蔡京专权,拉拢邹浩不成,结果被打成“元�党人”而被再次贬谪衡州、昭州等地。谪官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时,邹浩不再过问时政,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自号道乡居士,撰有《道乡集》,学者称道乡先生。“道乡书院”这方印章即与邹浩谪官昭州有关,据《广西通志》记载,明嘉靖六年(1527)兵备副使李如圭赴平乐途中得井栏石,视之则是道乡书院断碑,于是重建道乡书院以祭祀邹浩,这方印章应该是邹浩后人所盖,以寓遥祭先祖之念。

宋朝有四部大书，分别为《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宋朝有四部大书，分别为《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如果仔细端详，竟然发现三部书的编纂者都是李昉。

前面说了《太平广记》，其实《太平御览》也是宋代著名的类书，该书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月。

《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据说书成之后，宋太宗每天看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

有宋一代为何能出多部大部头的类书，其实还是和宋太祖相关，宋太祖爱读史书，他甚至提出，要所有武将大量读书，以学会治理国家的道理。宋太宗即皇帝位之后，更是锐意文字，手不释卷。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是打天下的武将出身，当了皇帝以后，转而潜心读书，正是体现了“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的道理。

宋初国家史馆藏书万余卷，后来削平诸国，把各国藏书集中到京师，宋太宗又下诏，百姓献书有赏，由此共有藏书八万卷，集中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通称三馆。

四部书当中，《太平御览》编得最早。它是一部综合性类书，门类繁多，征引赅博，在类书中堪称“空前”，被视为“类书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