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警察”的称呼由来“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

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

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

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

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

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

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

“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

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

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

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

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

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

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

，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

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

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

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

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

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

(《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

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

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

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

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

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

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

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

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

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

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

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

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

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

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

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

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

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

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

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

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

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

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

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

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

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

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

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

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

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

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

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

私刑、私狱普遍存在。

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

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

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

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

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

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

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

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

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

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

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

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

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

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

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

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

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

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

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

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

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

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一、保卫局；二、迁善所；三、整顿刑狱；四、课吏馆；五、时务学堂；六、武备学堂；七、南学会；八、湘报馆；九、团练；十、矿务；十一、内河小轮船；十二、湘粤铁路。

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

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

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

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

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

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