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
各级政府之间公共服务供给责权划分不合理,财力与事权严重失衡,势必会造成政府承担的社会发展责任与其所拥有的财政资源不对称的局面,从而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产生制约。
(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
一般而言,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政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6]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7](P113)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并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事权配置缺乏制度规范。除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中央政府与地方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相互错位。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承担。
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配置不统一、不规范,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省级政府集中了较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但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过多由县乡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由市县两级政府支出。[8](P25)国道建设与维修、基础科学研究也大多由地方政府承担。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平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力的上移
财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中最重要的中枢,是“指一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包括自筹的和上级转移的”[9]。财力的界定应以事权为依据,并赋予不同层级政府一定的财权,即获得收入的权力。政府获得收入的来源包括税收收入、财产收益、规费收入以及接受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其中,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
我国现行的财权配置是在1994年分税制以后形成的,并在形式上对各级政府的财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界限。但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即使拥有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由于税源单薄,政府也无法组织到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使县乡财力薄弱,难以有效保障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我国现阶段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安排有以下特点:
一是财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如果仅仅由于事权配置不合理,会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有相应的财力保障,还不会造成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然而,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却是层层向上集中,各省级财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各市、县级财力向省政府集中,而各乡镇财力向市、县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到2007年均在50%以上,而县乡财政却十分困难。农村税费改革措施推行之后,使得乡镇的部分财权上移,导致基层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削弱,县乡政府能自主筹集到的财力更加有限,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造成了基层政府财力不足。
二是农业税费改革使基层财政的部分财权上移,导致基层政府自主调节预算内收入的能力减弱。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金额比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现行分税制下,共享收入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过高,且中央的共享比例比较大,基层财政的共享比例极低,与彻底的分税制相比表现出很大的差距。[10]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内供给的财力主要依靠县乡财税,但县乡税源非常有限,税收种类少且数额低,并且部分税种征收成本过高,导致县乡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税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县乡政府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而中央财政下拨资金又难以弥补县乡财政缺口,使得县以下政府财力入不敷出,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心无力。
(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中财力与事权配置失衡事权的确定是财力配置的基础,事权的实现需
要财力保证,财力配置服务于事权配置,财力的大小又影响着政府执行事权的效率,合理有效的事权配置必须有相应的、合理可行的财力予以支持,财力与事权必须相匹配。由于财力与事权安排中存在失衡,各级政府的责权不对称,因此,制约着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
一是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配置不对称,难以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分税制在增强中央财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使财权过于集中在中央,事权过于下放到县乡政府,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力。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0%下降到2007年的45·9%,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1993年的22·0%上升到2007年的54·1%。[11]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一直徘徊在70%左右,2007年高达76·9%。[12]县乡财政一方面存在大量亏空,另一方面承担了过多的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职能。“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负担的部分占2%,省和地区负担11%,县和县级市负担9·8%,乡镇负担了全部的78·2%,县乡级财政负担合计为87%。”[13](P385)“许多地方教育支出占到乡镇财政的60%左右。”[14](P35)在地方财政收入向中央财政转移的同时,中央财政没有随着事权的下放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力支持,使得承担过多公共服务供给事权责任的县乡政府由于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财力不断萎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缺口变得更大。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财政困难的县乡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只好在少作为或不作为中进行选择。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8](P39)可见,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中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缺
陷,地方政府财权过小,导致县乡政府财力匮乏,从而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减弱。
二是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责权不对称,对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产生制约。在多级政府体制下,需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具体特性,将决策、执行、管理、监督及融资的责任与权力按照不同层级政权机构的比较优势进行因“级”制宜地配置在由两级以上政权机构合作承担一种公共服务供给责权的情况下,要处理好责权分解与责权对称关系,防止发生“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权责分离现象。[7](P130~131)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界定不清晰,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
担的农村公共服务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责任而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上级政府拥有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权,但却不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责任或义务。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村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乡村公路等,提供的责任主要由县、乡等基层政府承担,而基层政府却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力,上级政府拥有相当多的财力权,完全具备为这些公共服务提供或筹集资金的权力,却承担很少的提供责任。[8](P29)只有各级政府的责权对称,才能保证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显示：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48%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了70%的公共服务职责，财权事权倒挂明显。
学习是成就事业的基石
胡静林.打开国家的账簿[N].中国财经报,2008-03-15(1).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0902404038 虞春华
Page 2
Page 3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
的关系中央与一般
行政地方的
关系
中央与自治地
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
特别行政区实行
社会
主义
制度
实行
资本
主义
制度
Page 4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
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所以，从政权的层次的角度上讲，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政权与省级政权的
关系。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表现为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
从中央的“单一制”特征。
Page 5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
毋庸置疑，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
行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中央与地方关
系在这前后30年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Page 6表1：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
（1949—1978年）
时期体制特点企业管理财政管理计划管理
建国初期（1949—
1952）权力集中“统收统支”（1950）。“条条”管理体制初
告形成。
“一五”时期
（1953—1957）集中统一部属企业由2800个增至
9300个，户数约占中央和
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
的16%，产值占49%。“统一领导、划分收支、
分级管理、侧重集中”
（1954）。中央支配的财
力占国家预算收入的75%。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
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
理制度。统一计划，
分级管理，不得层层
加码。
“大跃进”时期
（1958—1960）权力下放工业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
特殊的试验性质的企业外，
一律下放给地方。“划分收支、比例分成、
五年不变”（1958）；
“收支下放、计划包干、
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
年一变”（1959）。中央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
的比重从40%降至20%。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
础的、专业部门和地
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
制度。
Page
7五年调整时期
（1961—1965）权力上收企业管理权上收，部直属
财权事权划分方案
财权事权划分方案
引言
财权事权划分是指将财政权力和行政职权合理划分并明确分工的过程，确保政府各部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财权事权划分方案的制定是为了优化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围绕财权事权划分方案，从制定目的、原则、步骤和实施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阐述。
制定目的
财权事权划分方案的制定有以下几个目的： 1. 有效划分财权和事权，实现财政和行政职责的明确分工，提升政府职能。 2. 加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推动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3.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操作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4. 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促进地方发展和国家统一。 制定原则
在制定财权事权划分方案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合法性原则：确保财权事权划分方案的合法性，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制定。 2.
经济效益原则：优先考虑财务收支平衡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 3. 简洁有效原则：划分方案应简洁明了，避免冗余和重复，确保行政效能。
4. 政策稳定原则：划分方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避免频繁修改导致不确定性。 5. 公平公正原则：注重各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权益平衡，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
制定步骤
制定财权事权划分方案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1. 建立专门的划分方案制定工作组，确定项目组成员和工作职责。 2. 开展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了解各部门和地区的财权和事权状况。 3. 分析评估各部门和地区的财权和事权行使情况，确定现存问题和改进空间。 4. 制定财权事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明确划分的范围和内容。 5. 制定具体的划分方案，包括财权和事权划分的具体内容、权限、责任等。 6. 组织相关部门和地方进行方案讨论和调整，确保各方利益被充分考虑。 7.
经过内部审批和公开征求意见后，最终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方案。 8. 公布方案并组织实施，同时进行监督和评估，及时修订和完善。
剖析当前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不足
剖析当前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不足
作者：阙传保 王 培 陈 颖 任元芬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8年第19期
摘要：宏观经济波动与财政体制的持续改革密切相关。近期股市与汇率的大幅波动引起了对财政体制改革程度的争论。本文首先对当前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对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支出责任划分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28-0035-02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现代财政管理体制，不足之处在于其仅针对的是“财”端的改革( 央地收入划分)，对“政”端( 央地支出责任划分) 基本没有触及。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央地财权与事权划分严重不匹配，加剧了地方预算管理的困难，迫使地方政府严重依赖政府间的财力转移，以及对资源管理收益收入的依赖，形成“土地财政”、“收费财政”以及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央地财权与事权划分改革矛盾越来越激烈，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平衡央地财政收支的任务迫在眉睫。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与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的“矛盾”
( 一) 财政收入中央占“大头”
现阶段政府财政收入是根据“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构架进行划分，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2 个体系，以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收入比重高于中央收入；改革之后，财权迅速向中央汇集，最后两地的收入比例趋向均衡。到2015 年，中央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5.49%，地方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4.51%。
( 二) 财政支出地方责任“负担重”
当前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基本延续“分税制”改革的框架，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支出责任等，实际仍采取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划分。1983 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占总支出结构比例基本呈反向变化，中央支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地方支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到2015 年，中央占总支出比例为14.52%，地方占总支出比例为85.48%。
央地关系拓展资料
央地关系拓展资料
央地关系的症结何在
关于这个难题的症结何在，主流意见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在于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分权和集权难以恰到好处，以至出现“放乱收死”的怪圈；二是认为央地关系的症结在于财税关系没有理顺等。
以事权和财权来解释当下的央地关系仍然无法到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所谓央地关系其实包括了四种关系：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中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国务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央地关系在政治层面过于复杂，仅仅着眼于其中一个或两个非决定性的层面，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事权和财权如何分配正是这种非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它们只是被决定的因素。
在目前的体制下，对比行政权力内部的集中和分权争论，更能决定央地关系格局的核心权力关系的，非党内组织关系莫属，事权和财权的分配只是其结果。而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人事安排；地方党组织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即使在具体事权上，地方政府也要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在此种严格的组织关系下，从理论上根本不存在分权的问题，即便有分权，主动性也完全掌握在中央手中。
但与此同时，党内关系并不如政府关系那样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可依，更加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导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博弈存在巨大的非制度性空间。换句话说，党内关系在央地关系中实际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党内关系迄今并未充分制度化，这两点是理解中国央地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调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围绕着财权和事权来进行的，但出于依赖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统和。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扩大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将更多资源掌握在中央层面，而在分配过程中形成对于地方政府的间接支配。而在事权方面则对于明显威胁到中央统一目标的地方行为给予直接调控。近十几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房价和土地进行的多次博弈，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不过问题是：在党政关系错综复杂、非制度化传统强大而法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双方的选择都不多，这些博弈始终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层面，央地关系改革始终难以破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的合理边界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的合理边界∗
王琛伟 陈凤仙
内容提要:利益分配不合理是中央与地方间频繁“收权、放权”的根本原因,中央地方职责边界
模糊则是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制度基础。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点的存在。
在这一点,两者完全可以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达到利益均衡。其次,排列出政府行为的优先顺
序。再次,明确提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边界的总体原则和主要做法。最后,提出通过法律固
化两者职责边界、化解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政府间合作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 职责边界 利益均衡点
一、引言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乃至改革开放的纵深推
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央与地方的
事权、财权做出了原则性的划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研究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问题,努力将中央的原则性规定落到实处,
意义十分重大。中央与地方之间含混不清的职责边
界历来是影响两者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
国成立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漫
长历程,中央与地方之间多次经历中央集权与地方
分权的演变。分析权力频繁收放的原因可以发现,
中央地方间利益分配动态不合理是其根本原因,中
央地方职责边界模糊则是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制
度基础①。
回顾以往文献,国外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
边界的研究并不多见,较有影响的是联邦主义观点。
虽然联邦主义思想早已存在,但现代意义上的联邦
主义理论主要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Tiebout、
Musgrave及Oates等人是联邦主义理论的最早提
出者。Tiebout(1956)强调居民“用脚投票”来引发
地区间竞争,从而为Oates(1972)提出的财政分权
理论奠定了基础。Musgrave(1959)和Oates(1972)建构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强调给地方指定
税种和支出以改善地区福利。但此时的联邦主义存
在缺陷,它假设政府是天生善良的,而没有考虑到地
多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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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分析
作者：林璇
来源：《智富时代》2016年第03期
【摘 要】本文在分析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本格局变化，国家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多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经验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多级政府；财权划分；事权划分
一、基础理论分析
（一）多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理论
财政体制一般可分为财政层级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而整个财政体制框架性的基础是财政层级制度，财政层级制度与国家政权体系的框架和运行状态联系十分密切。
政府职能与事权划分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起点，事权划分的一大重要原则是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各级政府的共同事权应当对应各自的职责范围和相应的费用摊派机制，在税收权力上应当给与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自主权以保证地方政府对地方收支的控制权和地方预算的自主性，我国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还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差异进行调节，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国家结构理论
国家结构是一种组织形式，并形成一定的政府层级制度。财政层级制度与政府层级制度是紧密联系的。现代国家纵向配置权力的两种基本模式是单一制和联邦制。
1.单一制模式
单一国家掌握主权权力，主要有中央集权型关系和地方分权型关系两种具体形式。
中央集权型关系，中央政府仍有最终的决定权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交给当地政府行使。这种分权只是权力的一种委托或代理，地方政府实际上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例如，法国。
地方分权型关系，权利的一种确定性转移，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实行地方自治，并在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务中央政府不得随意干涉。例如，英国。 龙源期刊网
地方的债务如何化解(3篇)
第1篇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债务形成原因、化解策略和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化解提供有益借鉴。
一、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
1. 经济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有限，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2. 财政体制因素
我国财政体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税收体系不完善等，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存在较大压力。
3. 监管体系不健全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系不健全，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违规举债、隐性债务等问题，导致债务风险积聚。
4.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受土地财政影响，部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导致财政收入波动较大，增加了债务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策略
1. 优化债务结构
（1）降低短期债务比例，提高长期债务比例，降低偿债压力。
（2）优化债务期限结构，确保债务期限与地方财政收入周期相匹配。
2. 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
（1）加强债务限额管理，严格执行债务限额制度。
（2）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范融资平台管理。 3. 加强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测
（1）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掌握债务风险动态。
（2）加强债务风险监测，对高风险地区和项目进行重点关注。
4. 优化债务融资方式
（1）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2）创新融资产品，提高融资效率。
5. 加强土地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1）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确保土地收益稳定。
（2）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6. 优化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财力
（1）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
（2）优化税收体系，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
三、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实施路径
政府债务化解建议(3篇)
第1篇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债务风险逐渐凸显。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障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本文从政策、制度、管理等多个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二、政策建议
1. 调整财政政策，优化债务结构
（1）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优先保障民生、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2）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提高赤字率。在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财政赤字，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扩大有效需求。
（3）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安排短期、中期、长期债务比例，降低短期债务占比，避免过度依赖短期融资。
2. 加强债务风险监测，防范系统性风险
（1）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对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偿债能力等进行实时监测。
（2）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提高债务透明度。定期披露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债务结构、债务风险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债务风险防控合力。财政、审计、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形成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合力。
三、制度建议
1.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1）明确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权限，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地方政府债务举借必须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
（2）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制度，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期限、利率等进行预算管理，确保债务规模可控。
（3）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债务风险可控。 2.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1）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监督，确保债务资金合规使用。审计部门要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举债、使用债务资金等问题。
（2）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市场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党校心得体会：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今天听了XX教授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课后，明白了财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问题。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以54%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的事权支出。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举债作为收入。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直接发债融资而催生的替代产物(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才可以发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国有公司）等等平台发债融资，并对其进行隐性担保，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
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从而解决当前存在的行政运行效率偏低、国家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等问题，为建立全国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根本保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
一是健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浅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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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作者：陈硕峰 吕晓聪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年第01期
［摘要］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的发展，探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动情况。要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因此，要合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事权；财权；分税制；转移支付
［作者简介］陈硕峰，广西财经学院教务处助理工程师，中央财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广西南宁，530003；吕晓聪，广西财经学院两办行政科助教，中央财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广西南宁，530003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8）01-0043-0003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以集权与分权划分为中心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组织——国家的一种政治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形成而出现的，并随着国家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事关国家的稳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亡的问题。以下将结合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从合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浅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一、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现状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理论上结束了双轨制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国家确立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涉及中央与地方财力和财源的分配、调整，触及各地方的既得利益。分税制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由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实行这一体制，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标志着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切实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不行；实行地方过度分权也不行；只有实行中央适度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适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龙源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