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 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
张明楷 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 台湾刑法学者蔡敦铭先生曾说，刑法之解释不啻予刑法以生命。刑法适用离不开对刑法的解释，刑事审判工作与刑法解释紧密相连。由于刑法奉行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确保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刑法正义性的实现。“刑法解释”系列专题希冀通过学理解释为法官增强司法能力提供参考。 “使法律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是一句法律格言，其字面含义相当明确：只有将法律之间、同一法律的条文之间解释得协调一致，才是最好的解释；如果将法律之间、同一法律的条文之间解释得自相矛盾、相互冲突，则是最糟的解释。 从实质上说，成文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对于相同的事项应相同处理，对于不同的事项应不同处理。所以，使刑法条文之间保持协调，使相同的犯罪得到相同的处理，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例如，在刑法上，如果某种解释导致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无罪，而轻微侵害法益的行为有罪，或者解释导致重罪只能判处轻刑，轻罪反而应当判处重刑，那么，这种解释就是不协调的，因而也是不正义的。要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就必须保持刑法的协调性。 从解释论上而言，首先，只有将刑法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理解各个条文的含义；但对各个条文的理解，又有赖于对刑法这一整体的理解。例如，如果离开了规定“贩卖”、“倒卖”概念的条文，解释者便不能理解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所规定的“贩卖”是否包括单纯的出卖行为。其次，当解释者对某个用语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常常会心存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解释结论能够得到其他条文的印证，解释者便会解消疑虑。例如，孤立地将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的“贩卖”解释为出卖时，解释者或许感到不安，因为贩卖的通常含义是买进后再卖出。但当将“贩卖”解释为出卖能够得到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的印证时，不仅会消除解释者不安的感觉，而且会使解释者坚定其解释结论。再次，在一些情况下，面对一个孤立的条文时，我们无法确定用语的含义，但当解释者将该条文放在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考虑时，就会明确其真实含义。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了“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行为，孤立地面对这一条时，解释者很难确定其中的“挪用”是否包括挪归个人使用。一旦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解释者会信心十足地认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挪用并不包括挪归个人使用。所以，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可以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刑法解释得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有所见。例如，从笔者收集的案例来看，司法机关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骗取财物的，无论数额多少，都认定为招摇撞骗罪。于是形成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协调、不公平：一方面，采用其他方法骗取财物的，可能转化为抢劫；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的，不可能转化为抢劫。另一方面，采取其他方法诈骗公私财物的，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而采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方法骗取财物的，最高只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再如，司法机关对行为人出于报复等动机强制猥亵、侮辱特定妇女的案件，不是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而是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显然，这就造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的不协调，导致重罪轻判。又如，对于同时为行贿与受贿双方实施帮助行为的，司法机关均认定为介绍贿赂罪。行贿罪与受贿罪都重于介绍贿赂罪。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帮助行贿或者帮助受贿的行为，则成立行贿罪的共犯或者受贿罪的共犯；如果行为人同时为行贿与受贿起帮助作用，反而成立更轻的介绍贿赂罪。这也造成了刑法的不协调、不公正。 为什么总是出现使法律不协调的解释结论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解释者没有公平正义理念，面对一个刑法条文时，常常大脑一片空白，就想凭借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得出结论。例如，面对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关系时，解释者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如何区分二者才能实现公平正义理念的问题，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介绍”的含义。其次，解释者不熟悉相关条文，因而难以使解释结论与相关条文相协调。解释者往往只是熟悉与常发犯罪相关的条文；即使熟悉若干条文，对若干条文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认识。例如，解释者可能同时熟悉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规定，但未能通过正确认识两个条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再次，解释者缺乏解释能力与解释方法，且常常将先前理解作为真理适用于一切案件，而不考虑处理结果是否合理。例如，面对出于报复动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案件时，解释者便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必须出于性的刺激或者满足的动机”的先前理解作为最终解释适用于一切案件，而缺乏推翻这种先前理解的解释能力与方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不能准确评价各种犯罪的危害程度；如此等等。 为了作出使法律之间相协调的最好解释结论，解释者必须从诸多方面付出努力。 第一，解释者必须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理念。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因此，“通晓正义的诸方面，……是法律解释的一个必要的基础；解释犹如法律本身，也服务于正义，正义的各种原则表现在实在法的解释里。”（科殷语）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正义，才会时时刻刻追问自己的解释与判决是否公平、合理。 第二，解释者必须探明刑法条文的目的，准确评价各种犯罪的危害程度，从而实现刑法的协调性。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所以，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行为侵害的法益性质不同、对相同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就表明犯罪的客观危害不同。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恰当评价各种犯罪的危害程度。从刑法规定的角度来考虑，法定刑的轻重标明了犯罪的轻重。所以，解释者必须善于联系法定刑的轻重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使轻微行为排除在重法定刑的犯罪构成之外，使严重行为纳入重法定刑的犯罪构成之内。例如，不能将使用轻微暴力取得财物的行为解释为抢劫罪，也不能将使用严重暴力取得财物的行为解释为敲诈勒索罪。 第三，解释者必须尽可能熟悉所有的刑法条文以及其他法律中与刑法相关的条文，并且正确认识各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的条文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存在密切关系。熟悉所有刑法条文，不仅有利于使不明确的概念得以明确，而且可以使条文之间保持协调，从而实现刑法的正义性。例如，只有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与第二百六十三条联系起来解释，才能明确“绑架”的真正含义，否则就会导致绑架与抢劫界限不明或者重叠交叉。 第四，要提高解释能力，合理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不仅要善于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而且要善于运用其他解释方法。体系解释要求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其他解释方法的合理运用，也会有利于刑法的协调。 首先，当刑法设置了概括性规定时，应当通过同类解释规则合理确定处罚范围。如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刑法条文没有明文规定本罪的具体对象、行为结构与方式，所以，如何确定“其他危险方法”的内涵与外延，就成为重要问题。司法实践所认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极为宽泛，导致其囊括了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全部行为，使“以其他危险方法”的表述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条款。其实，应当根据同类规则进行解释，即“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因为刑法将本罪规定在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之中，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它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相当；根据该罪所处的地位，“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条款；换言之，对那些与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不相当的行为，不管是否危害公共安全，都不宜认定为本罪，否则会有损刑法的协调。 其次，当刑法表述存在缺陷时，必须通过体系解释、补正解释或限制解释等方法，实现刑法的协调。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破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与造成严重后果两种情况，而第二款规定的是“过失犯前款罪的”情形。从该条的关系上看，过失破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成立犯罪。但如果这样解释，则会导致诸多不协调现象：一是与刑法总则第十五条关于过失行为只有造成严重结果才成立犯罪的规定不协调；二是与过失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犯罪相比不协调；三是与故意损坏广播电视、公用电信设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不协调。因此，应当认为，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失犯前款罪”仅指过失犯前款中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再如，一个行为如果在符合法条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该法条的要求，也没有其他可适用的法条，则应适用该法条。如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罪，倘若行为人以暴力相威胁“抢劫”国有档案，应当如何处理？或许人们会解释道：“既然刑法只规定了抢夺，而没有规定抢劫，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当然应以无罪论处。”可是，从规范意义上说，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要求的前提下超出了抢夺的要求，既然如此，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当然，如果以国有档案也具有财物的属性、抢劫罪不以数额较大为起点为由，主张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以抢劫罪论处，也是一种思路。笔者只是以抢夺与抢劫的关系为例，说明可以通过当然解释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至于对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是认定为抢劫罪，还是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还可讨论）。同样，如果只是以“刑法规定原本如此，解释者无能为力”为由，维持不协调、不正义的局面，则
张明楷：楷哥的经典语录
张明楷：楷哥的经典语录作者 | 张明楷清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 | 公众号法舟刑事辩护研究中心转自 |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1、我深深体会到，任何一位法律人士对一个观点所作的任何论证，充其量只能得到原本赞成该观点的法律人士的认可，对于反对该观点的法律人士而言，一切论证都是多余的；不管持此观点的法律人士如何论证，持彼观点的法律人士的全部声音只有一个常见的字——不。
2、有些问题，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要我回答，我不知道；有些问题，每思考一次，想法就改变一次，从而不能形成某种甚至带有适度自信的观点。
3、法学是一门施展才华、满足自尊、唤起激情、伸张正义的科学。
4、刑法理论应当将重心置于刑法的解释，而不是批判刑法。
换言之，刑法学的重心是解释论，而不是立法论。
5、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危害。
主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的危险性。
6、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而且在于生活。
解释者不能大脑一片空白，目光不断往返于法条文字与汉语词典之间；而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
7、当某种行为同时符合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的规定时，应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特别刑法；如果某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等同效力的特别刑法的规定，则应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适用新的特别刑法；如果某一行为同时符合两个效力不同的特别刑法，则应适用效力更高的特别刑法。
8、刑法解释的目标应是存在于刑法规范中的客观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规范时的主观意思或立法原意。
9、对于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为，即使行为方式、程序不当，也不得轻易解释为犯罪。
10、如果立法机关过多地就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则有立法者介入司法活动之嫌……呼吁立法解释的人们，常常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向立法机关提出解释要求，这实际上是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使类推解释“合法化”……本书认为，立法机关不宜做出立法解释。
司法考试《法理学》必知考点 法律解释方法位阶
XX年司法考试《法理学》必知考点法律解释方法位阶今年9月份的司法考试马上就要来临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呢?下面是出guo司法考试栏目的为大家提供的“xx年司法考试《法理学》必知考点：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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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解释方法有其各自特殊的功能。
语义学解释和立法者意图或目的解释实质上使法律适用者在做法律决定时严格地受制于制定法：相对于其他的法律解释，这两种法律解释方法使法律适用确实定性和可预测性得到最大可能的保证。
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容许了法律适用者在做法律决定时可以参酌历史的法律经验和其他国家或社会的法律经验。
体系解释有助于特定国家的法秩序防止矛盾，从而保障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客观目的解释可以使法律决定与特定社会的伦理与道德要求相一致，从而使法律决定具有最大可能的正当性。
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功能，是因为它们各自指出了在法律解释中考虑的因素不同或提出问题的视角不同。
而这就意味着在具体的情景下按照不同的解释方法对同一个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被用来证成不同的法律决定。
这种结果的出现就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最好或最终方法是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立一个位序或位阶关系。
现今大局部法学家都认可以下位阶：(1)语义学解释一(2)体系解释一(3)立法者意图或目的解释一(4)历史解释一(5)比较解释一(6)客观目的解释。
但是，这种位阶关系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依此不能得以终局地确定个别解释方法的重要性，重要性如何很大局部取决于其将造成如何的结果。
①这就意味着上述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是初步性的，这个位阶所确定的各种方法之间的优先性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这种优先性关系是可以被****的。
但是，法律人在****上述位阶所确定的各种方法之间的优先性关系时，必须要充分地予以论证，即只有存在更强的理由的情况下，法律人才可****那些优先性关系。
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
如以被 〔 ５ 〕 试图从构成要件上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的界限，从而使二者形成对立关系的做法 （ 害人是否承诺为标准） ，不仅毫无益处 （ 导致罪刑不均衡） ，而且徒增困惑。例一：使两罪对立的观点不利于处 理事实认识错误的案件。例如，甲住入某酒店后，本来想奸淫幼女，但实际上却是嫖宿幼女。亦即，行为人主 观上具有奸淫幼女的故意，但客观上实施的是嫖宿幼女的行为。如果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是对立关系， 就必须得出甲客观上没有奸淫幼女的结论。根据客观的未遂犯论，甲的行为便不成立犯罪；即使根据主观的未 遂犯论，甲的行为也只是奸淫幼女的未遂犯。但这种结论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使两者对立的观点，也不能 处理相反的认识错误 （ 行为人原本想嫖宿幼女，但客观上却是奸淫幼女） 。例二：使两罪对立的观点不利于处理 共同犯罪案件。例如，乙入住某酒店后，让 Ｘ帮助找一名卖淫的幼女供其嫖宿， Ｘ却找了一名并非卖淫的幼女 Ｙ送到乙的房间，乙与 Ｙ发生了性交。如果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是对立关系，那么，二者之间并没有 重合之处，于是，不管是采取犯罪共同说，还是采取行为共同说，乙与 Ｘ都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但这种结论 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支持。例三：使两罪对立的观点不利于处理事实不清的案件。例如，丙入住某酒店后，与一 名幼女性交，之后给了幼女一块手表。事后不能查明，该幼女是否属于卖淫的幼女。如果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奸 淫幼女罪是对立关系，根据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既不能认定为嫖宿幼女罪 （ 因为不能证明该幼 女卖淫） ，也不能认定为奸淫幼女罪 （ 因为不能证明该幼女没有卖淫） 。但这种结论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赞成。 德〕 Ｉ ｎ ｇ ｅ ｂ ｏ ｒ ｇＰ ｕ ｐ ｐ ｅ ：“ 基于构成要件结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构成要件实现之想象竞合” ，陈志辉译， 〔 ６ 〕 〔 《 东吴法律学报》 ２ ０ １ ２年第 ３期，第 ７页。 日〕 山口厚：《 刑法总论》 （ 第 ２版） ，有斐阁 ２ ０ ０ ７年版，第 ３ ７ ９页。 〔 ７ 〕 参见 〔 刑法》 第 ３ ６ ０条第二款与 《 刑法》 第 ２ ３ ６条第二款是特别 〔 ８ 〕 倘若要承认特别关系，充其量只能承认 《 关系，此时的特别条款是前者。《 刑法》 第 ３ ６ ０条第二款与 《 刑法》 第 ２ ３ ６条第三款不可能属于特别关系。
张明楷：想象竞合的定罪与处罚
张明楷：想象竞合的定罪与处罚▲ 张明楷著名刑法学家、教授、博导想象竞合的定罪与处罚文 | 张明楷清华大学众所周知，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同样，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目的也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一方面，如果某种行为没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必要，就表明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必须有助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实现。
不以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为指引、不以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为目的的定罪量刑活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后患无穷。
一要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就必须使一般人与行为人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会科处什么样的刑罚。
如果一般人与行为人不知道某种行为是犯罪，就不可能产生反对动机，因而可能实施犯罪行为。
诚然，刑法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对犯罪会科处什么刑罚，具有行为规范的一面，但刑法不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
“在对真实没有偏见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说法律是对市民发布的，如果真要如此，那么就要完全不一样的去形塑法律，它必须更具体，并且要具有民俗性的，它必须是用日常语言的说法来表达出来，他不应该是用非常有限的表述方式来规定的。
而且，它必须被说明被教授。
”（[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9页）事实上，一般人并不直接阅读刑法条文，更不可能在实施某种行为前先翻阅刑法典，而是通过判决书（包括刑事裁定书）了解刑法内容。
因为刑法表述具有专业性，一般人不可能读懂。
“法律不是靠明确的条文来表现，而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中清晰地展示出来。
”（[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这虽然是普通法规则，但同样适用于成文法。
日本学者指出：“法就是观念上已经固定的存在，对其正确理解的判决是法的具体化。
”（[日]平野龙一：《刑法解释中的判例与学说》，黎宏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5页）德国学者也认为，“大部分的法律都是经过不断的司法裁判过程才具体化，才获得最后清晰的形象，然后才能适用于个案，许多法条事实上是借裁判才成为现行法的一部分。
张明楷：学派之争——旧派与新派（下）
张明楷：学派之争——旧派与新派（下）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刑事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还是重视行为人，旧派与新派形成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立。
“行为刑法（Tatstrafrecht）即是以客观的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对于行为人是否加以处罚，则必须视该行为人对该行为是否有构成可罚责任的因素而定，是采‘行为责任（Tatschuld）的立场。
反之，行为人刑法’（Taeterstrafrecht）是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即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Lebensfuehungsschuld）。
这种理论主要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架桥。
”李斯特提出过“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口号，他针对以旧派思想为基础的行为刑法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未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
”“相对于行为人的反社会意义，犯罪行为的法学特征退居次要的地位。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在犯罪论领域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不管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没有采取客观归罪与主观归罪的立场；对于犯罪的成立，都要求客观上有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且违法的事实，主观上具有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等。
但是，在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之间，究竟重视哪一要素，则会得出不同结论，于是形成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如下一章所言，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
客观主义立场旨在限制处罚范围，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作为处罚依据，就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从而导致刑法的干涉性，形成刑法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局面；如果犯罪概念不是客观的，就容易造成认定犯罪的困难以及法官的恣意判断，从而导致刑法的恣意性。
读书笔记之《刑法格言的展开》
读书笔记之《刑法格言的展开》法谚是法律文化遗产，虽经时代更迭、沧桑变迁，仍内涵丰富、熠熠生辉。
品读法谚，可感古代法学家的思想精华，并与当代法律制度相照应，得知制度诞生的历史渊源。
置身于当代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大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以一句句的法谚为引，以其高超的理论素养，探寻法谚的思想源头、本国内涵、理论争议及疑难适用。
全书以24句法谚为题，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暗含内在的逻辑性，以“刑法原则与任务—犯罪构成要素与阻却事由—刑罚与刑事政策”的框架分而述之，将其紧密地串联。
其充分展现了在刑法学领域中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等，充满着张氏解释论的独特风格，令读者领略到刑法研习之乐趣。
作为一个法律学者，你不可能坚持知道法律的相关规定，却不知道为什么。
在本书中，张明楷教授从刑法格言的起源、发展过程、各国立法体现、经典案例等方面对所选刑法格言进行了全景展示，帮助法律初学者清晰把握刑法知识的发展脉络，更深入地理解刑法格言背后的法律精神。
很多法律格言的起源是很难追溯的，这可以说明法律格言很长，很优秀。
对比世界各地的谚语，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智慧的核心是相同的。
书中主要论述了以下24条格言:(1)法律不是嘲讽的对象；(2)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为罚；(3)任何权力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4)罪责越重，刑法越重；(5)没有人会因为他人的违法行为而受到惩罚；(6)法律应该在惩罚之前发出警告；(7)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囚徒；(8)法律忽略琐事；(9)无罪不罚；(10)没有人会因为思考而受到惩罚；(11)不作为也是一种行为；(12)原因的原因是结果的原因；(13)紧急情况下没有法律；(14)承诺的行为不违法；(15)年轻人和精神错乱的人没什么区别；(16)不犯法，不犯人；(17)不知道法律不豁免；(18)法律没有强制性；(19)被执行的恶行应归于执行人；(20)特别法优于普通法；(21)因犯罪而未犯罪受刑罚处罚的；(22)处罚宜轻不宜重；(23)没有人会因同一罪行而再次受到惩罚；(24)当有疑问时，对被告有利。
张明楷法律经典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陈某某，男，30岁，无业。
2019年5月，陈某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逮捕。
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防卫过当的认定以及犯罪中止的认定等方面。
二、案件经过2019年5月15日，陈某某与同村村民李某因土地纠纷发生争执。
在争执过程中，陈某某持刀将李某刺伤，致李某重伤。
案发后，陈某某逃离现场，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三、争议焦点1.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2.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3.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四、案例分析1.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陈某某持刀将李某刺伤，致李某重伤，其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陈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2.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陈某某与李某发生争执，李某并未实施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陈某某持刀将李某刺伤，不属于防卫过当。
因此，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防卫过当。
3. 陈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在实行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犯罪；二是在实行行为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陈某某在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后，并未自动放弃犯罪，也没有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此，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中止。
五、判决结果根据上述分析，法院认为陈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五年。
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上）
张明楷：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上）【内容提要】：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法律后果存在明显区别，对二者必须进行严格区分。
不借助具体案件事实的联结，仅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能够肯定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包容或交叉关系，是法条竞合的形式标准。
实质标准之一是法益的同一性，即一个行为侵害了两个以上犯罪的保护法益时，就不可能是法条竞合，而只能认定为想象竞合。
实质标准之二是不法的包容性，即在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法条，只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就能够充分、全面评价行为的所有不法内容时，两个法条才可能是法条竞合；倘若适用任何一个法条都不能充分、全面评价行为的不法内容，即使符合形式标准与法益的同一性标准，也只能认定为想象竞合。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关键词】：法条竞合想象竞合法益的同一性不法的包容性一、区分的必要性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法律后果存在两个区别：其一，在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中，当减轻法条属于特别法条时，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不能从一重罪论处，而必须适用减轻法条。
与之不同，想象竞合采取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
其二，即使对于法条竞合的其他关系（如补充关系）适用重法条，也仅适用一个法条，而排斥适用其他法条。
与之相反，成立想象竞合时并不是只适用一个法条，而是同时适用行为所触犯的数个法条。
因此，在判决中应当明示行为触犯的数个罪名（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只是按其中较重犯罪的法定刑量刑而已。
正因为如此，法条竞合仍属单纯一罪（或本来的一罪），而想象竞合原本为数罪，只是作为科刑上一罪来处理。
显然，“如果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法律后果相比较，就会证实一个论断，即除了在法条竞合里也可能优先适用较轻的刑罚，它们的法律后果几乎没有差异。
” 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特殊关系，法条竞合的其他情况都可以被当做想象竞合处理。
”所以，各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都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主张不区分二者的大竞合论观点，并不可取。
张明楷 刑法方法论的六大关系 重点笔记
刑法方法论的六个关系教义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法律的条文当成教义，不可以批判，可是实质不就是一种解释么，我门现在讲的刑法的解释就是一种解释学，即使是解释学，也不应该去批判刑法，都有对某些条文发表不同的看法。
在很多场是融为一体的。
立法和解释的循环，批判和解释的循环。
没有任何人可以制定出一部完美的天衣无缝的法律。
靠的是什么，靠得就是解释，莫把立法当解释，解释当立法。
即使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要用教义学的概念，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强调教义学的概念，对于内容的区别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强势理论与弱势理论的关系强势就是通说，如果一个理论要想不受到批判的话，那么他只能讲一些通俗性的东西，但凡是。
的观点一定是超出了常规的观点，如果一种观点提出来能够有被批判的价值，这个反而是很好的。
学科的发展，一定是从弱势到强势，反反复复的循环。
一个理论永远是强势的，这个理论就没有发展。
要把弱势理论做强，很艰难，需要恒心。
不要老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去维护传统理论。
真问题与假问题的关系问题是知与不知的矛盾的统一体，你知道一些，有一些你还不知道，所以你才有问题。
子刑法学界有好多的假问题，什么叫假问题比较好回答。
一、问题的前提是假的，伪造货币罪是目的犯吗，有没有不成文的目的犯。
刑法中的犯罪哪些是严格责任的犯罪，问题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要普遍适用，必然要使用抽象性的描述方式。
三、没意义。
拐卖两性人怎么办，给法律提出了挑战。
四、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的区别。
五，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电脑量刑问题。
六，在现行法中找不到根据的问题。
怎么样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前见与偏见的关系解释者的前见与文本的循环，一个人在解释的时候，他的前见，他的向导，就是他解释的前提。
偏见按理说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错误的。
要把偏见和前见分开。
刑法的解释要从前见出发。
随时验证和修正自己的前见。
解释刑法不可以有偏见。
逻辑结论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价值判断有两类，一种是个人喜好和个人爱好；另一个是严肃的道德判断，就包括了法律判断。
在法律方法论与刑法学之间的“往返顾盼”——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一)
在法律方法论与刑法学之间的“往返顾盼”——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一)刑法在适用中获得生命。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裁判者如何合理地阐明相关事实的刑法意义。
此处的“合理”，一方面追寻刑法的安定适用，另一方面追寻个案正义的实现；然而此二者又非总是和谐相处，从而裁判者可以兼收并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法律领域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不能消解的紧张关系，在司法领域转化为了法的确定性原则和对法的正当运用之主张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1]虽然这样的难题出在刑法的适用中，——当然其它部门法的适用也无疑会遇到，——而率先作出尝试性解答的则是作为法理论学或法哲学的分支之法律方法论。
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部门法情况各异，法律方法论的这种总括性的讨论必须结合部门法自身的情况展开分析论证，才会更为有效。
——而刑法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这种“具体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刑法学界有必要从刑法学的视角审视法律方法论，在法律方法论和刑法学之间“往返顾盼”，3]既要注意到刑法学自身的特征，又要把法律方法论中的有益成果引入刑法学，以期在刑法适用中的合理性之达成。
——而张明楷教授的著作《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所做的，我认为正是这样的工作。
正如作者在文首指出的：“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
”（序说，Ⅰ）然而这样的目标能否达成，也即这种合目的的、安定的正义究竟是可以触及的，还是悬于远方的、虽遥不可及但可以指引方向的梦幻灯塔，抑或完全是一种幻象？此点由于前述难题之存在，而在法律人心中形成特别的疑惑。
因此有必要具体的看一下作者是如何在法律方法论和刑法学的“往返顾盼”中处理这个问题的。
一、著作的理论定位——外部证立问题的讨论既然问题的解决关乎法律方法论与刑法学之间的“往返顾盼”，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法律方法论提供了哪些知识，而作者的讨论是在哪个知识范畴内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