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张五常等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论述

1 薛兆丰、张五常等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论述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2004年08月25日17:32 作者：薛兆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要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 2

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意想不到后果。 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这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够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萧伯纳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最低工资立法不可取 周克成 发于2004/8/25/ 搜狐文化频道

据报道，北京市将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如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不低于2.78元人民币、每月不低于465元人民币，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2.96元人民币、每月不低于495元人民币。报道中还说到，这标准适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其他有关问题仍按原有规定执行。 随后，《新京报》就此发表社论，社论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每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本地实际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是政府的义务。所以，经济在发展，最低工资标准也应该相应地水涨船高。”对此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工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个人要得到一万元工资，在这社会中就必定要有人愿意为了得到他的劳动力而付价万元。而人们是否愿意付出一定的价钱得到一个劳动力，就是同时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这两个因素。如果一个人的一天的工作不能为别人作出价值100元的贡献，别人就不会出100元来购买他一天的劳动力。如果在这社会中同样的劳动力只要100元就能购买到，人们就不会出200元去购买。

既然人们的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我们要为其作出“最低”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作出这样的规定，它要么不会得到真正严格的执行，有等于无；要么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3

是否能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并不是笔者想在这讨论的。但是，如果真的得到了严格有效的执行，其得到的效果却真的会与人们的立法初衷相左！

我们必须承认，有些资本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看中的就仅仅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不管一个人是只愿以一百元还是一分钱为月薪到这来聘请工人开店设厂，我们都应该欢迎他。因为只要他能请得到，就说明有人愿意接受他所提供的工作和工资，就说明有人因为他的到来而受益。作为外人，我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太差，这样的工资太低，但我们不能代表别人作出判断，更不能以我们的判断为准则来为别人作出决定，说这样差的工作不干算了，这样低的工资不要算了。

我们要制定最低工资法，确实是出于一片好心，希望社会中的低层人士能过得更好一点。但当我们真正这样做时，却已经是在伤害他们了。一些劳动力本来不值500元，但我们要求厂商一定要花费500元来购买的话，只会把厂商给赶走。一个人的劳动力本来只值500元，当我们希望他过得好些，而要求厂商一定要给他支付500元以上的工资的话，只会在实际上令商家拒绝聘请他，令他失业，令他的景况变得更差。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低薪的隐忧 薛涌 发于2004/8/25 南方周末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 4

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低薪不是隐忧——周克成， 发于2004年8月25日《新京报》 我是个比较喜欢薛涌的文字的人，但对最近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低薪的隐忧》一文很是不能赞同，不妨在此摘其要点，逐一评点一下。

薛涌先生在文中写道：“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但是，“廉价劳动力”和“劳工收入低”其实是同一回事，并不是薛先生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既然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无法通过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提高劳工的收入，来增加他们对自己及其后代进行投资的机会。正确的看法是这样的，即只有依靠包括劳动力低廉在内的各种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才能发展起来，才能逐步提高劳工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也才会逐步地消失掉———不管我们是否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