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广东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献综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育意愿。

中国改革开放后，“80后”人口数量的巨大，其人口生育观念的发展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生育水平与性别结构等问题的复杂性，对未来婚姻、家庭形态、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及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伍海霞、李树茁，2008)。

实际上，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有国外学者研究国家政策对于已婚妇女生育率以及结婚年龄的影响（Lavely，1984)。

也有学者从文盲率、城乡收入水平和民族等视角来研究生育行为，研究了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和生育行为的关系（NancyBirdsall，1983)。

Bongaarts(2001)首先发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背离现象，并且发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背离的不同规律，认为意愿高于实际生育水平是因为生育的推迟、非自愿的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意愿低于实际生育水平是因为非意愿生育、孩子的死亡替代和性别偏好。

在迁移对生意意愿的影响方面，西方学者提出了四种理论模式，即选择模式、适应模式、干扰模式和终端模式，认为迁移有利于降低生育率（默斯顿，1985)。

近些年来，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研究日益增多。

黄玥（2006)发现女农民工进城后生育意愿发生了改变，理想子女数减少，性别偏好不那么明显，较重视孩子质量，生育意愿趋于经济理性化；李彩霞（2005)从职业、打工时间、交往群体、大众传媒四个方面考察了影响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的城市经历因素；沈毅（2005)通过对苏南地区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进行调査研究，认为生育动机是生育意愿中的核心要素；尤丹珍和郑真真（2002)通过对安徽、四川两省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认为外出务工的确对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减少具有显著作用；庄渝霞（2008)发现不同代别的农民工在生育意愿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且随着时代的演进，生育意愿逐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刘爱玉（2008)基于北京、上海、宁波、东莞、长沙五市所作关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内部变化不同步，期望子女数的变迁相对较快，性别偏好与生育动机变迁相对迟缓。

林湘华（2011)从妇女自身意愿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发现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在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研究方面，王金营等（2008)通过对河北省承德市和邯郸市农村居民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地调査对比，发现当前我国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度减小，认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一定导致较高的生育水平，而较严厉的生育政策也需要良好的工作和服务达到预定效果。

徐映梅、李霞（2010)利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査数据研究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

吴帆（2009)运用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方法，对我国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做出深入探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已经被现代生育观所取代。

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从生育观念到现实的生育决策，再到实际的生育行为，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

廖庆忠等（2012)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发现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

在分区域研究生育意愿方面，潘丹、宁满秀（2010)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査（CHNS)的数据考察了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王学义、王春蕊（2011)同样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査（CHNS)数据，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稟赋、资本稟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稟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

李建新、骆为祥（2009)利用江苏省的调査数据，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发现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

郑真真（2011)同样以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査结果为例，发现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在数量上逐级递减，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

徐映梅、瞿凌云（2011)基于2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査数据，发现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马小红（2011)对北京市和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査，发现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节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出生率的大大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育意愿降低的结果。

因此，为了掌握和了解广东省“80后”户籍人口生育状况、生育意愿、生殖健康和需求，对广东省“80后”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实证研究，可以把握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口总体的变化，为现行生育政策的评价和调整、老年保障等制度的完善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参考，使得人口发展规划更好地适应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描述(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广东省“80后”生育意愿课题调査，问卷数据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査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户口性质、职业、收入、住房及家庭基本情况等等；第二部分是生育意愿情况，包括婚姻生育等基本信息，还包括生育意愿的四维要素：意愿子女数、意愿生育性别、理想生育时间、生育动机；第三部分是调査对象对生育动机及相关政策的认知和期待。

调査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每个市中的3个区，并在每个区随机抽取2个乡镇；通过系统抽样并按抽样比例抽取个人作为被调査样本。

此次抽样调査以广东六普1%抽样调査资料为基础分别在珠三角、粵东、粵西和粵北地区分地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户籍、城乡等进行抽样。

由于21个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都不一样，因此，为了保证样本数量的有效性，每个地区的抽样比例按照《广东统计年鉴2010》各地区所占人口比例进行抽样。

本次调査发放问卷18500份，实际回收16737份，实际有效问卷数为15273份，有效率为93.28%，剔除非“80后”被调査对象的问卷数据，实际待分析的有效问卷数据为11917份。

有效问卷样本数据来自广东省21个地市，其中，珠三角地区有效样本数为4878份，占总数的40.93%，粵北地区有效样本数为2595份，占总数的21.78%，粵东地区有效样本数为2520份，占总数的21.25%，粵西地区有效样本数为1924份，占总数的16.15%。

(二）数据描述1、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1)生育数量“80后”的理想生育子女数是1男1女。

调査结果显示，广东省居民意愿生育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81个，其中，选择不生育小孩的调査对象有135人，占1.51%；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人的调査对象共有1919人，占21.43%，其中为1男的有308人，占3.44%，为1女的有108人，占1.21%，而对于生育的子女性别顺其自然的占大多数，有1503人，占16.79%；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希望理想生育子女数为2人，共有6521人，占72.83%，其中为1男1女的有4490人，占50.15%，为2男的仅166人，占1.85%，为2女的仅57人，占0.64%，而对于生育的子女性别顺其自然的有1808人，占20.19%；3个孩子及以上的有379人，占4.23%。

如果完全按理想子女数去生育的话，广东省“80后”居民的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

但是也有可能如果实际生育的性别达不到理想的话，实际生育水平会有所提高（见表1)。

根据调査结果得知，与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相比，1男1女是广东“80后”居民理想生育子女数的主流。

另外，对于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个孩子的市民来说，对于小孩的性别期望不高，这部分人在孩子性别上更倾向于顺其自然。

(2)意愿生育性别调査结果综合显示，男性偏好的人数有3455人，占总样本数的29.76%；女性偏好的人数有3037人，占总样本数的26.16%；对孩子的性别顺其自然的有5119人，占总样本数的44.09%。

因此，可以看出，广东“80后”居民意愿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与传统的性别偏好有了很大的转变，与重男轻女相比，“80后”居民对于性别没有明显的偏好，生男生女都一样。

这说明，广东“80后”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传统的生育意愿向现代的生育意愿转变（见表2)。

从农业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9.59%，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8.48%，顺其自然占26.14%；非农业户口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2.45%，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8.48%，顺其自然占39.07%。

因此，可以得出广东农业户口“80后”居民对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强烈些，而且对男孩偏好比较严重，这说明，传统的生育意愿观念仍然影响着广东“80后”农业户口居民的生育决策和行为（见表3)。

从成长环境来看，成长于直辖市、省会或特区的调查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0.24%，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6.35%，顺其自然占43.41%；成长于地级市的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2.74%，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9.35%，顺其自然占37.91%；成长于县城的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7.22%，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9.35%，顺其自然占30.23%；成长于乡镇的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133%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26.86%，顺其自然占41.81%；成长于农村的调査对象对男孩的性别偏好占39.33%，对女孩的性别偏好占34．28%，顺其自然占26.39%。

可以看出，成长于农村的“80后”居民对意愿生育性别偏好更为强烈，而成长于直辖市特区的居民对意愿生育性别则更倾向于顺其自然（见表4)。

(3)意愿生育时间已育调査对象初育年龄以24-26岁为主，占48.48%。

在已婚已育调査对象中，初育年龄与初婚年龄的间隔基本都是在左右时间，占73.48%；间隔时间为2-的占23.18%(见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