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假买假”者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浅谈“知假买假”者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摘 要]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是司法实践中常常面临的难题，也是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其中以“知假买假”案为探讨的热点。文章对于消费者的界定以及责任承担上适用的惩罚性赔偿提出个人见解，希望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
一、“知假买假”的定性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出现了一个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群体，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打假防假的途径，成为消费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先锋队。但是对于“知假买假”的行为人是否属于消费者以及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一问题，学界却难以达成共识。
（一）“王海打假”的思考
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适用消法。王海案件中的法院据此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没有生活消费目的而不能被认定为消费者，进而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有关规定。且不论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与否，主要看法院的理由是否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笔者认为，既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作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通过其立法意图我们就应该清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管公民个人购买商品的动机、使用情况如何，只要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照价付款购买了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就是消费者，就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对于保护范围的规定未免过于狭隘，由于法律对消费者的概念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把“知假买假”人排除在消法保护范围之外，有失偏颇。
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排除存在很多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从节省的角度出发购买明知不是正品、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这种情况，因为同一种商品会有不同的厂家和品牌，既有名牌正品也有无名仿品，购买能力低的消费者通常会选择价格较低的仿品，他们的的确确是为个人生活消费的目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明知不是正品却依然购买用于生活消费而认定他们不是消费者吗？笔者相信，消费者也不希望有任何损害的发生，因为他们用相当的价格买了缺陷产品已经是一种无形的损害，售后得不到赔偿更是雪上加霜。即使是知假买假者，其以真货的价格支付给销售者，而购买的只是假冒伪劣的商品。这对消费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损害。②贫困人群已是弱势全体，如果作为消费者的他们因为生活所迫购买到低价缺陷产品而剥夺他们遭受损失后索赔的权利，那这个社会的公平何在呢？这也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意图相违背的。法律的精髓永远是具有人文情怀的，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法条文字。法律要保护广大消费
者，而作为商家，也不能以“白马非马”为由，强调消费者的主体问题和产品的特殊性来逃避承担责任。
（二）“知假买假”的分类
“知假买假”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为了获取高额赔偿而买假、为了打假而买假以及因贫困而买假，从性质上说，这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相较于后两者，为了获取高额赔偿而买假者的性质显然是非法的，其当然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而为打假买假者并非为生活消费目的，不排除他有追逐利益的意图，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言：“我们虽然不敢断然否认其立意打假的高尚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断然肯定其没有追求获得惩罚性赔偿金以增加财富的意图。”③但是对于因贫困而买假索赔者而言，他们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而购买，出现不利后果是他们不能预见也不希望发生的，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如何从目的上区别这三者呢？现行的方法是举证责任倒置加上法官内心确信，即由经营者举证证明另一方是知假买假并进一步证明其有索赔获利的目的，法官在查明的事实基础上依据内心确信进行甄别判断。④笔者认为此种方法比较合理，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推定是符合立法意图的。
我们且不论“知假买假”案中王海的主观动机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满足作为消费者的条件，不能因为他购买不合格的产品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退货或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就认定他是故意寻求高额赔偿，因为我们无从得知原告的主观想法。故意是一种主观状态，隐藏在行为人的内心，他人很难了解。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判定原告是消费者的事实，消费者主体身份应当在经营者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销售商品的时候既已确定，而不能根据消费者将购买的商品用于何种用途而确定，即不能用后发生的事实来反推在前购买商品行为的性质，若对购买商品的动机进行考察，则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⑤倘若原告真的是故意索赔，那也涉及的是道德层面，法律的管辖范围有限，因为法律管不了“他人有选择不做雷锋的权利”。这样看起来消费者违反了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所以我们对于把“知假买假”行为人看成是消费者难以接受。但是，衡量诚信原则的根本标准是买卖双方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照价付款，履行了义务，其行为就符合诚信原则。⑥相较于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的不诚实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却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退一步来说，其瑕不掩瑜，利大于弊。
二、实践中对“知假买假”者的保护
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张某在一家饭店就餐时，饮用了一瓶1488元的53度贵州飞天茅台酒，他察觉有异后又购买了17瓶，并于当天送到工商所鉴定。经鉴定，张某购买的酒并非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为此，张某诉至法院要求饭店对自己购买的18瓶酒进行双倍赔偿。
法庭上，张某说，他在饭店喝酒时发现这不是真茅台酒，所以又要了17瓶，就是“打假”，让他们长长教训。饭店负责人说，既然张某知道是假酒，还要求双倍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判决饭店退换张亮17瓶酒水费用，共计25296元，并双倍赔偿他就餐时饮用酒费用2976元，但对张某所要求17瓶白酒加倍赔偿不予支持。法官解释，张某在饭店购买并饮用1瓶茅台酒，属于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要求赔偿双倍价款，应于支持。但之后知假买假的行为，不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不能在法律上认可为消费者，因此，其所要的加倍赔偿不应支持。实践中与本案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大多数的法官都倾向于本案中的判决方法，这严格依照消法的规定进行审理。笔者认为，本案中法官判定张某另外购买17瓶酒是“知假买假”，并未深究张某是为高额索赔而买假或是为打假而买假，不利于鼓励广大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做斗争，不符合形式正p由于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概念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理论争议。根据《牛津法律辞典》的解释：消费者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也认为：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把消费者限定在为个人消费目的之内，也不符合一般国际标准，为了提高立法技术和水平，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适用性，对消费者规定的完善迫在眉睫，可以适当扩大消费者概念和保护范围。并且提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设定最低赔偿金额，以此震慑和遏制消费领域的欺诈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二）明确“知假买假”的性质
不可否认的是“知假买假”是一种社会公益行为，但是却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遭到误解并产生歧义，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够对它的性质予以界定，规定打假者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并指导打假者的行为，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那么对于打假者主体地位的争议也就不复存在。
中消协副会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俊海曾说过：“法律本身是有生命的，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的认定的修改是势在必行，也是众望所归。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加重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一方面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激励消费者在权益被侵害时积极维权；另一方面，增加商家的违法成本，降低商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利益冲动，从而在消费者和商家的不断博弈中，减少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⑦
[注释]
①王从烈：《我国若干问题的判例分析》，《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1期，第108页。
②王利明：《也谈王海现象与惩罚性赔偿的运用》，《判解研究》2000年8月，第1版。
③屈崇丽，成继平：《“王海现象”的实质及立法建议》，《内蒙古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5卷第2期，2003年4月，第41页。
④侯继虎：《论“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26期，第167页。
⑤赵志亮：《知假买假，是否可以获得双倍赔偿？》2010年12月29日，http：///display.asp？id=79，2013年3月28日。
⑥王从烈：《我国若干问题的判例分析》，《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1期第108页。
⑦周伟：《现行中的若干问题探析》，《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26卷第2期，2011年3月，第83页。
职业打假人“重出江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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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重出江湖”的意义
作者：邢少文
来源：《消费者报道》2014年第07期
今年3·15后，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出现的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是：职业打假人“重出江湖”，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这些打假人活跃在各个超市，“知假买假”，专挑商品标签、食品保质期等等毛病，有意识地大量购买，保留证据后再向超市或生产商索赔，或向工商部门举报，及通过法院诉讼等方式维权，以此获利。
他们之所以“重出江湖”，成行成市，在于今年3·15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其中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司法解释解决了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的老问题，规避了以往职业打假人诉讼中各地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带来的“风险性”，等于确认了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地位”。
而他们的动力来源，则在于3·15后实施的新消法，其中第55条将经营者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从一倍提高到三倍，并且赔偿金额不低于500元。
在食品领域，职业打假人还可以要求企业按照《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进行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
这样一来，可以较有效地缓解因惩罚性赔偿过低，消费者普遍不愿耗时耗力进行维权的问题，而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也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
职业打假人正在成为零售商和生产商的一块“心病”，如梗在喉、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
这个社会似乎总是先由一些精明人“闹事”而开始发生改变。“出于经济利益目的”——是职业打假人过去20多年来存在的一个争议点。在一些利益受损者眼中，他们是为私利打假，出发点不高尚。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他们对生产者的造假和不规范经营行为起了很好的约束作用，对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推动和法律落地都做出了贡献。
王海打假案例法律(2篇)
第1篇
摘要：本文以知名打假人士王海为例，分析了他所经历的打假案例，从法律角度探讨了维权过程中的法律依据、维权途径以及法律保护等问题，旨在为消费者提供维权参考，同时也为打假人士提供法律支持。
一、引言
王海，中国著名的打假人士，被誉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定的维权精神，为消费者揭露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为维护市场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将以王海打假案例为切入点，从法律角度分析维权之路。
二、王海打假案例概述
1. 案例1：王海在1995年，通过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向有关部门举报，最终使涉事企业被查处，涉案人员被判刑。
2. 案例2：2001年，王海发现某品牌洗发水含有违禁成分，经检测，证实为假冒伪劣产品。王海将涉事企业告上法庭，最终胜诉，为企业敲响了警钟。
3. 案例3：2013年，王海在购买某品牌羽绒服时，发现产品质量不合格。他通过法律途径，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视角下的维权分析
1. 法律依据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如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如遭遇假冒伪劣产品，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2）产品质量法：该法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保证产品质量，对不合格产品予以召回、赔偿等责任。
（3）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规定了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如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
2. 维权途径
（1）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调解等服务，帮助消费者维权。 （2）工商部门：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如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可向当地工商部门投诉举报。
（3）人民法院：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如遇到困难，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法律保护
（1）民事责任：消费者在购买假冒伪劣商品时，可要求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包括退还货款、赔偿损失等。
（2）刑事责任：对于涉及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可追究刑事责任。
消费领域中职业打假行为的民法解释
消费领域中职业打假行为的民法解释
本文从利益分配的视角，使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与比较解释等狭义的民法 解释方法，对职业打假索赔问题作出评析。经分析，得出职业打假者也属于消费者范畴;在消费领域中，职业打假行为应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法律 经过利益机制的分配调控秩序，彰显社会 正义。
2009年6月，北京《石景山法院消费者诉讼纠纷的难点及解决办法》首次明确：职业打假人视同于普通消费者，具有消费维权类案件的原告主体身份。①
2007年至2011年，上海黄浦法院共审结消费投诉案件661件，其中210件由职业打假人提起。对于职业打假人提起的消费诉讼，黄浦法院审理时大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判案依据，对于不合理的索赔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行为建立在牟取暴利的基础上，沪上一些法院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往往不认可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从而判决其败诉。②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职业打假群体的广泛出现，所以职业打假行为是否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再一次引起了热烈讨论。对于性质相类似的职业打假行为，有的法院判胜诉，有的法院判败诉。各地法院对同一法律条文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认定，原因在于法官们依据各自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出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学者王泽鉴认为，法律解释的主要方法有四：①法律文义。②法律体系。③立法史与比较法。④立法目的。[1]本文以下将从利益分配的视角，使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与比较解释等狭义的民法解释方法，对职业打假索赔问题的分歧点作出评析。
一、目的解释
所谓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的目的为依据来阐述法条的疑义。任何法条在规定时都是有一定目的的，在解释法律时应当充分贯彻立法者的目的。[2]《消法》第一条即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从这一条文来看，《消法》有两个立法目的：一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立法者在制定《消法》时的真实意图是想通过利益驱动机制来调动消费者的打假积极性。"离开利益关系，法律就无从产生和存在;法律正是在对利益的控制过程中，体现其生命力，表明其自身的地位。"[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的区别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的区别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是两种常见的违法行为。虽然它们都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但在性质和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区别。
一、欺诈行为的定义和特点
欺诈行为是指商家或服务提供者采取某种手段，以虚构或隐瞒事实、误导或迷惑消费者的方式获取财产利益，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欺诈行为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故意欺骗：欺诈行为是商家或服务提供者蓄意进行的，他们有意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以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
2.财产利益：欺诈行为的目的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通常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财产或财产权益。
3.实质性误导：欺诈行为常常通过虚假陈述、虚构广告、虚假合同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实质性的误导，让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产生错误的认识。
二、虚假宣传的定义和特点
虚假宣传是指商家或服务提供者在产品宣传、广告宣传中，使用虚假的或夸大的宣传手法，误导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性能、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虚假宣传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宣传手法：虚假宣传常常通过夸大产品优势、虚构用户评价、演示效果等手段来误导消费者。
2.影响消费决策：虚假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通过误导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认知，使其做出购买决策。
3.信息不真实：虚假宣传中所宣传的信息与产品或服务的实际情况不符，消费者购买后发现有误导成分。
三、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的区别
尽管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都属于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但在性质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
1.性质区别：欺诈行为是商家或服务提供者通过使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的方式来侵害消费者财产利益的行为，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从消费者那里获取经济利益。而虚假宣传是商家或服务提供者在产品宣传、广告宣传中使用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性能、质量等产生错误认识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
从法解释学角度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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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解释学角度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适用
作者：毛岚
来源：《法制博览》2018年第10期
摘要：在现代社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营造公平合理的消费市场至关重要。14年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但其中的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第55条规定由于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其在实务和理论界纷争众多。而最新出台的《民法总则》的第128条规定了民法特别法的衔接条款，将消费者保护也纳入了民法的体系之中，这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又因为法律体系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产生冲突，通过对这些冲突取舍协调，可以更好解决消法第55条的适用问题。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适用；消费者；欺诈行为；知假买假；诚实信用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29-0010-04
一、从《民法总则》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理论界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性质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消法调整的不仅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法律调整的特点不是私法的性质，而是纵向的法律关系，因而属于经济法。而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有部分行政类管理规定，但最主要的还是调整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其给予消费者权利一定的倾斜性的保护，但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属于私法规范的范畴。
而新出台的《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一章第128条规定“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法条看似条文简洁，但实则功能强大，通过本法条的规定，立法者将某些法律规范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纳入民法体系，实现其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立法目的。在这里新的民法总则虽然没有对消费者的权利进行细致规定，但这个法条却成为了特别法的链接条款，此条款将消法纳入大民法体系，形成以民法为中心、在民法外围包围民法特别法的较为完整的民法体系。
论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的认定
论职业打假人的消费者身份的认定
摘要：最近由于“重庆粉蒸肉”打假案件的发生，职业打假人再一次进入大众们的视野，并再一次引起了对于“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这一话题的激烈讨论。对于“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目前“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地位还是较为模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后也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职业打假人”的定性问题, 但职业打假人的问题却亟待解决。
关键词：职业打假人；消费者；法律地位
一、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认定
1.1职业打假人的由来及发展
1993年中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发第49规定了“1+1”赔偿制度。正是一位该制度的确立，才逐渐引发了以王海为代表的一些人职业打假人通过知假买假的方式获取收入，这也是著名的“王海现象”。在王海事件的初期，这种打假的行为呈现出一片大好的景象，各大媒体、公众一直支持，甚至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也主动“以身试法”，但这样的大力鼓舞下，全国涌现出一大批职业打假人，例如：叶光、张磊等，使的“王海现象”达到鼎峰。但在1997后，各地法院出现的对职业打假人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也使得职业打假人的定义处在了模糊的地带。
1.2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
在我国，《消保法》第2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这种“为生活消费”的定义被大大的扩大，所以对于“为生活消费”的定义对于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的身份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为生活消费”就是“非营利性”，即：不以盈利为目的去进行购买商品。那么，非营利性这一主观目的就成为了职业打假人消费者身份认定的关键。但是，我们从《消保法》第49条的立法意图看，制定该条就是为了对销售假冒伪劣等商品进行惩罚性制裁，不再采取传统民法上的填平原则。所以如果仅仅因为购买者的动机不纯，就不再适用该法的1+1赔偿，那么就会放纵已经构成假冒伪劣欺诈行为，也就进一步说明1+1赔偿法条存在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其次，该条与美国的惩罚性赔偿极为相似，都是通过该机制，刺激公众主动揭发不法行为、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有效的帮助，进而形成一种对市场的监督。“王海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关“王海现象”的经济法方面的思考
1995年3月，山东无业青年王海，从消法第49条规定发现了谋生的机会，他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由于他的打假行为带着鲜明的牟利动机，一时间在社会上引发热烈争议。这个事态从一开始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表态和支持,职业打假成风,到后来的纷纷败诉，这其中所含的法律问题更是让人深思。
这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就在于这消法第49条的规定，也是王海打假的依据所在。消法第49条是这样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于是王海就四处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成了完全的“知假，买假又打假”。
不可否认“王海现象”的积极社会效应。一个就是它加强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的维权模式尚不完善。同时国民的维权意识也不承受。很多情况都是哑巴吃黄连的结局。而“王海现象”无疑是一种法律意识的普及。也可以说是维权的先驱和标杆。再者便是遏制制假货蔓延，我想也是消法第49条规定的立法初衷，它的惩罚性所体现的鼓励人们与制假卖假的恶意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进行斗争。
而最后“王海现象”的纷纷败诉，法院的判定多为是“原告在×天内购买大批量×××，其行为不具备直接消费的目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者，其实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滥用，因而不具有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故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所以这个判定的重点还是这消法第49条规定，怎样理解这规定决定“王海现象”的最终走向，而这判决的关键明显是对消法第49条中消费者的法律解释。
关于消费者的范围，目前存在较大争论的是，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使用或者利用商品，而是以买假货为手段赚取惩罚性赔偿金所体现的财产利益，意图是营利，因而不是消费者；另一种观点认为，使用或者利用商品是消费，购买或者接受某种服务也是消费，知假买假者只要是购买或者接受服务，就是消费者，就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职业打假中正当维权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以黄某敲诈勒索案为例
1 内 容 摘 要
随着我国普法工作的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增长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
赔偿”条款的出台，造就了一大批“知假买假”“打假索赔”的职业打假人。职业打假
人作为一个高危职业，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似乎是一线之隔。
从2003年我国首例职业打假人被判处敲诈勒索罪至今，关于职业打假人被控敲诈勒索的
案例屡见不鲜，这些案例有的以被告人无罪告终，有的令维权者受到了有罪惩处。职业
打假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属于正当维权而在何种情况下属于敲诈勒索？两者的界限属于
一个民刑分界的模糊地带，也是司法实践中备受困惑与争议的疑难问题。
文章从一个真实案例出发，围绕如何对本案定性这个焦点展开论述，结合我国民法、
经济法中涉及打假维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刑法学中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
本案中黄某打假索赔的行为进行分析探讨，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希望通过对本案的分析，
厘清职业打假中正当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为今后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疑难案件提供
些许帮助。
全文共约2.3万字，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案件的基本情况，包括案由、案情介绍、分歧意见、争论焦点。案由，
即黄某向电视台索要钱财案。案情介绍，简述了黄某向电视台索要钱财案的整个过程，
以及一审、二审对黄某行为的定性问题。分歧意见，指出了本案的分歧意见在于黄某打
假索赔行为的定性上，即黄某的行为是作为一名消费者的正当维权，还是构成敲诈勒索
罪。争论焦点，简述了决定黄某行为如何定性的四个争论焦点，按照逻辑顺序层层递进
依次为：职业打假人是否可以定义为消费者；本案中的职业打假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
性；本案中的索赔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的索赔手段是否合法。
第二部分：相关问题的法理分析。本部分分析了争论焦点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
职业打假人的法律身份、职业打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职业打假索取赔偿与非法占有目
的之认定、职业打假手段的合法性这四个相关问题的法理分析，是案件分析的理论前提，
教学案例王海打假案
教学案例：王海打假案
【案情】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幅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 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予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海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做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初，王海到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但王海的诉讼行为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胜利，有些地方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有些地方则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问题】
消费者知假买假，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为什么王海打假的同类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判决
【参考结论与法理分析】
一、王海为什么会打假
1998年9月17日，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时，基本上是一直胜诉的王海，在天津无绳电话打假一案中以败诉结束。原因便是只有消费者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欺诈地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要求双倍赔偿，而王海在这个案件中被认定不是消费者。什么是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同时根据该法第54条的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执行。法院认定王海是知假买假，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索赔，因此王海便不属于消费者，既然王海并不是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双倍赔偿。
职业打假人特点及识别应对技巧
职业打假人特点及识别应对技巧
作者：邢振荣律师
一、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５个特点
1.知假买假是职业打假人区别于普通消费者的典型特征。他们的消费动机是专门购买有问题、有瑕疵的商品，购买数量远远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正常消费量。
2. 职业打假人对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维权程序非常熟悉，打假技巧和手段较多，索赔成功率高。
3.职业打假人对工商机关的履职监督程度高。
4.职业打假人比较注重高额赔偿和举报奖励。
5.职业打假人具有区域活动和团队活动倾向，内部分工明确。现阶段，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地点多集中在大商场、大超市，打假行动和寻求救济方式日益规模化、程式化。
二、如何识别职业打假人
1.进店购物很仔细看包装，但不品尝或询问销售人员食品口感，有时反而打听进货渠道、进货周期、销量、消费群体、店面连锁情况等于食品消费不相干的信息。
2.不谈论购物目的，也不对所要购买的食品的数量和品种，询问销售人员的建议。
3.针对某一种或某几种食品进行大量的采购，数额一般超过伍佰甚至仟元以上。
4.采购食品时或采购后，在我方提供收银小票后，又要求开具正式发票或收据，但又不提供消费单位的名称或者要求开消费者个人姓名。
5.购物构成或结账时，不断用拿出手机又不打或用直接用手机拍照。
6.一般不是一人购物，大多是二人以上，且年龄大都为25至45岁之间男性居多。
7.选购物品时进店人员之间会有交流，但声音小或谈论的内容不是关于产品适不适合消费目的。
8.第一次进店不一定立即购物，会于第二日或第三日转回，手里通常拿着深色小包，且经常把包的一头对准选购的食品，又不说话。 9.近店后，会不时留意或询问我方营业执照或食品卫生许可证等证照情况。
10.付完款后，马上打消费投诉电话或报警。
三、如何对付职业打假人取证
1.除了介绍食品的口感、吃的方法、保存注意事项等与消费食品直接的信息外，对于成分、产地、标识等信息，请对方直接看产品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