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正

论有关司法公正

刑事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履行职责，正确适用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能够相对公平合理地处理刑事案件，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使利害关系各方尽可能得其所应得。在刑事司法过程和结果中体现（一般）公开、相对公平、普遍公认的正义精神和原则。具备了实现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这不等于公正的实现将达到充分的程度。在一国范围内，司法公正程度整体上取决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各种改善条件的总体状况。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有法律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统一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司法公正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就越高。

[关键词] 刑事司法；司法公正；实现公正

众所周知，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而司法权威的真正树立取决于司法的公信力，其公信力的确立又关键在于确保司法的公正。何谓司法公正？人们众说纷纭。为了早日化解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危机，强化司法的公信力，当务之急应在法学界与实务界尽量达成科学评价司法公正的基本共识性的标准，并借助各种传媒方式将之向全社会推行，积极引导普通公民正确理解法律正义与司法正义，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以便维护人们对法律正义的信仰并强化人们对法的忠诚的情感，改善守法教育的效果。[1] 因此，本文拟从共识性的公正、刑事司法公正的内涵、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条件和评价标准等几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探求共识性的公正是否可能？

何谓公正？人们众说不一。例如，在对待公正与公平、公正与正义的关系上，有同义说和近义说。同义说有三种：一种观点是公正与公平同义[2] ，另一种观点是公正与正义同义[3] ，还有一种观点是公正、正义与公平同义[4] 。而近义说大致有六种代表性的观点：

（1）近义说1。公平一般是指对于以利益分配对称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价值评判,合理划分利益是公平的深层本质；公正是“权利(利益)的平等交换”,其核心要求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规则下的相同对待；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取所值,做当做之事,得当得之物,其核心意旨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之间达到基本的均衡(平衡)。[5] （2）近义说2。公正从其内涵上来说，与公平、公道、正义、合理等词义相近，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为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6] （3）近义说3。公平,英文为Fairness,它与公正、正义(Justice)、平等(Equality)是意思相近的词,许多著作家们对它们的意涵都未予严格区分,许多词典也是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的。公平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在汉语中,正义与公正、公道、公平含义相当,只不过在意义强弱、范围大小方面存在差异而已。[7]（4）近义说4。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

观性,注重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带有明显的中性和“工具性”色彩。而且认为，公平、公正和正义在社会定位和价值目标的追求上不尽相同,正义是前提性的,侧重于社会基本结构安排的正义；公正是基础性的,侧重于利益分配上的对等；公平是条件性的,侧重于社会成员在基本权利上的平等。[8] （5）近义说5。公正和正义是一组经常被混用的概念。由于译介、解释和概念论方面的模糊,公正和正义的内涵分析尚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正确地认识公正和正义的区别,是一个政治哲学和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从概念维度、价值维度和论域维度等三个角度看,公正是一个政治生活的评价范畴,是一种多维价值的认识范畴,存在于“入场”的价值活动中；而正义则是一个伦理生活的评价范畴,是一种单一的价值信仰,存在于“离场”的价值评价中。[9]（6）近义说6。公正与正义尽管有着内涵和价值取向的相似性,但却并不完全等同,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正义则是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两者不仅有内涵之别,在具体运用上也有差异。[10]

对于前述观点而言，不难发现，同义说值得商榷。首先，公正和公平的含义往往是不等同的，因为公平往往是公正的核心之义。其次，公正和正义的含义是否等同，则难以分辨，有译者把“Justice”译为“公正”，有的则将之译为“正义”。至于近义说，种类繁多，各说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相对而言，前三种近义说更有说服力。尽管如此，前三种近义说也有差异。而且，此等类似观点林林总总，枚不胜举。既然如此，那么探求共识性的公正是否可能呢？对此回答，与达成共识的范围大小有关。若限于特定时空中的小群体，则人们形成共识可能较为容易；若特定的时空范围越大，则人们形成共识可能越难。不过，若认为共识是要求达到基本认同的程度即可，则在某一时代一国范围或者更大范围内探求共识性的公正也是有可能的。[11] 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教授曾经从六种最流行正义概念中归纳其共同思想而设置一个共同公式，即提出了“同等待人”的形式正义论。[12] 应该说，该理论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其结论是仅从六种正义概念中归纳出来的，仅限于对待个人的态度方面，因此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实，这就使正义（公正）与公平同义。然而，公正可能涉及多种或多层含义（包括广义、中义、狭义等），其中公平是广义公正的核心含义。鉴于世上所有人都认同的、普适性的、绝对的、永恒的定义标准并不存在，因而，最值得探寻的是从长期来看有尽可能多的人认同的定义。

可是，探寻这种定义也是一大难事。因为“尽可能多”是一种相对模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多的人（基本）认同的定义和标准，是要探寻一种接近（而不是精准的）最大共识范围的关于公正的定义。因为在这里追求精准是徒劳的。众所周知，理性人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驱动，因而理性人的立场往往取决于其利益的需求。因为满足一切人的所有利益要求是不可能的，[13] 所以，就应当使这个定义尽量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要求（包含对探求真理欲望的精神满足）。那么，如何具体界定这个接近最大共识范围意义上的“公正”呢？对此，或许可以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需要的理论入手来理解。该理论说，人的五个层次需要由低到高分别是：（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需要。[14] 其中“社交需要”实际上涉及了自由的问题，“受人尊重的需要”则涉及平等的权利，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涉及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更多地满足这些要求，需要使每个社会成员尽量享有更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并尽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理想程度，力求使每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应得，即获得相称的、正当的利益或者结果。作为限制的是，对行为过分的人，则应当领受相称的和必要的惩罚。对此，也许有人质疑这将导致一种功利主义的定义。而功利主义有违背平等和人权原则等缺陷，它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对功利论的批判那样。[15] 我认为，这是对探寻接近最大共识范围意义上的“公正”定义的误解。其实，按照尽量满足每个人的正当利益要求为原则设置的定义，其立场不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