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研究报告与分析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第七章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影不离。
证明标准总是依附于证明责任，而离开了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也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责任，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在理论上，虽然自古罗马时代开始法律学者就一直在研讨证明责任问题，而且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方面的著述都相当丰硕，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在证明责任的概念、性质、分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和确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诉讼的结果。
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制度同中有异，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往往是刑民各异、多元化的，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在表述上均可归结为“内心确信”，但也因证明对象不同而略有区别。
我国现行的证明标准表述模糊，且存在一元化的缺陷，今后的改革应从“客观真实说”走向“法律真实说”、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第一节证明责任一、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之辩在学术著作中，人们比较喜欢使用“证明责任”这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的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那么究竟两者有什么区别，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1.《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英美法系国家不仅中国学者在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等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者分歧，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中，有三个与此相关的概念：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或 onus of Proof)、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举证责任又可以称为先行举证责任(Burden of initially Producing Evidence)或证据推进责任(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evidence)。
论法律推定证明责任
论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摘要：法律推定作为一种证据规则对证明责任有很大影响，它改变了证明的主题，转移了结果责任。
在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中，有两个不同的证明主题，主张法律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对基础事实存在与否这一证明主题承担证明责任，受不利推定的当事人对推定事实存在与否这一证明主题承担证明责任，不同的证明主题对应不同的证明责任。
关键词：推定法律推定证明责任一、推定与证明责任概述（一）推定概述推定是法官依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论出未知的待证事实，并能够产生对该未知待证事实之证明责任转移的一种证据规则。
两大法系对于推定的传统分类大致有二分法、三分法两种。
其中大陆法系多采用二分法；而英美法系多采用三分法。
英美法系国家对推定传统分类方法是三分法。
依此，推定可分为：不可推翻（反驳）的推定、可推翻（反驳）的法律推定、事实上的推定。
①大陆法系一般采用二分法。
有些大陆法系国家把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与事实上的推定两种。
前者是指”法规的内容规定为’如果是甲就推定乙’的情况”，②后者是指法官根据个人的学识与智慧，在良知的指引下作出的真诚的、正确的且前后一致的推定。
常识和经验告诉法官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通常会伴生而共存，其完全可以依据经验法则作出推定。
（二）证明责任概述证明责任是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一方所承担的败诉风险。
”③对证明责任的理论内含历来也是众说纷纭。
但总的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证明责任就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也有的称为行为责任，即以直观的行为方式提出证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明责任它的真正含义并非在于表面上的提供证据的行为要求。
证明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责任，其实质在于规定提供证据和不能提供证据的两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后果，即后果责任而非行为责任。
德国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首先提出证明责任概念上的分层理论：把证明责任区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主观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的概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由原来的行为义上的证明责任发展为行为和结果两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归责原则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事关事故双方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的关键，也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对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作出的具体认定。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必须依法确认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依法确认各方当事人法定义务的优先原则;确认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确认不同的交通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认定应掌握行为责任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
（一)行为责任原则如果当事人对某一起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则必定因其由行为引起，没有实施行为的当事人不负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认定是确定当事人行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程度的技术认定，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应实事求是地表述当事人行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的程度，不须考虑法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
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即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所起的作用；过错的严重程度。
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
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先看“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二）因果关系原则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必须认定哪些行为在事故中起作用及作用的大小。
法律推定规则的适用
法律推定规则的适用张晶【摘要】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推定的目的是降低证明难度,其证明原理是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推定的适用规程中需要遵循必须性原则、高度盖然性或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允许反驳的原则.推定适用需要三个条件,即推定的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基础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没有相反证据或者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基础事实.推定的适用的三个步骤分别是提出适用、反驳和裁判.在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中,首先界定了何为证明责任,并且对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做出了区分,其次界定了推定与证明责任倒置的区分.【期刊名称】《山东警察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26)006【总页数】5页(P24-28)【关键词】法律推定;推定的适用;证明责任倒置【作者】张晶【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03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
其主要的特点是可以直接从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强制性适用并且可以被推翻。
当然，这里的基础事实并非要件事实，而是要件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其作用原理是用基础事实的证明代替要件事实。
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本文从法律推定的角度，将适用法律推定规则的原则、条件、程序以及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法律推定的适用原则所谓法律意义上的推定，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从已知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证明难度，而且已知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
罗森贝克说过，对事实的法律推定是这样的一些法律规范，他们从非要件的情况中，推断出存在作为法效果的要件特征所必需的事实。
推断的前提条件(所谓推定的基础)必须是有疑问的法效果的要件以为的情况。
但是，推定的效果是存在一个这样的要件特征的结论。
法学论文读《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有感
法学论文读《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有感【摘要】本文主要就研读何家弘教授著的《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过程中所受到的启发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感想，包括证据语言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对“推定”的思考，并就书中谈到的反腐败和刘翔弃赛等热点问题抒发了个人感受。
【关键词】证据；证据法学；法律语言在诸多学科领域，之所以存在纠缠于语言——概念和语词的学术争论或理论纷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争论者各自使用的概念或语词不同，二是因为争论者对同一概念或语词的理解或解释不同。
因此，有些争论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实质性分歧或者没有实际研究意义的。
在语言层面对这些争论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纯洁和学术界的“定纷止争”。
一、何家弘与证据法学二、证据新视角的解读1.法律语言的统一与规范作为法律的载体，法律语言是需要进行规范和统一的，这对于法律这一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然而，随着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投身于证据法学的研究，“繁荣气象”的背后却是大量重复的专业术语的创造和纯属“泡沫”性质的知识量的增加。
何家弘教授在开篇中就讨论了以证据法学为语料的法律语言的统一与规范。
2.有关“推定”的思考推定是证据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证据法学领域内的使用也是比较混乱的，不仅学理研究中的用语存在着混乱，司法实践以及立法与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混乱。
要想明确推定的概念，就必须厘清推定与相近语词之间的关系，如与推言、推明、推知、推理、推测、推断、推论等。
何家弘认为，要想界定推定这一概念，需采用“三层递进”的标准：第一，推定是对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认定；第二，推定是以推理为桥梁的对未知事实的间接认定；第三，推定是关于这种事实认定的法律规定。
[3]可以得出，推定是有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做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
明确推定的概念，对于推定类法律规范的制定、审查和运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证明责任与不适用规范说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探讨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缘由。
文章认为，与“拟制说”相比，罗森贝克的“不适用规范说”对缘由的解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另一方面，实体法作为裁判规范，其适用是与要件事实的可证明性相关联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未必一定需要拟制这一中间环节。
因此，“不适用规范说”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对我国民诉理论与审判实务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题」证据理论「关键词」证明责任，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拟制说「正文」罗森贝克（Rosenberg）是最负盛名的研究证明责任的学者。
早在1900年，他便出版了传世之传《证明责任》论。
在该著作中，他将引起实体法效果的法律要件一分为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
因该学说逻辑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强，很快在德国战胜其他学说取得通说地位。
其影响不久便超出了本国，对日本及我国的台湾、澳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我国对罗森贝克学说的关注集中在他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上，而对罗氏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内容“不适用规范说”，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近些年来，随着罗森贝克、普维庭（Prutting）这些德国证明责任大家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随着陈刚教授的博士论文《证明责任法研究》的发表，“不适用规范说”及一些德国学者对该学说的批判逐渐为人们所了解。
但是，对“不适用规范说”是否真的存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是否有必要按照批判者提出的新学说来重新认识和理解证明责任，却缺乏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一问题并非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证明责任理论的建构，而且也与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如何设置证明责任规范息息相关。
本文拟通过两种学说的分析比较，说明“不适用规范说”有其合理性和独特的魅力。
并期待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学界的同仁。
一、罗森贝克的不适用规范说罗森贝克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说到底，就是法官在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罗森贝克是这样建构其证明责任理论的。
论推定的适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L e gal Sys t em A nd Soci et y ■●囡圈圈■l墼一竺竺!型圭!f叁整!圭塾垒论推定的适用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曲妍摘要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发现真实受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无法对每一个要件事实都了如指掌——真伪不明的情况必然存在。
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推定的适用。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某些情况下，推定即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
正确认识推定和证明责任理论有助于指导司法审判的各项工作，从而防止裁判的随意性，使裁判更加客观公正。
由于审判方式不同，本文仅探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关于推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关系，英美法系则不在研究之列。
关键词法律推定事实推定证明责任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36—02一、推定的基本原理分析关于“推定”的概念，理论界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定义，通说认为推定是从已知的事实经过推论推断出的另一事实。
①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是将推定从内容上大体分为法律上的推定与事实上的推定两种，但在细微之处又有所不同。
本文以下将简称法律上的推定为法律推定，事实上的推定为事实推定。
1．法国的分类方法《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规定：“推定系法律或法官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事实得出的后果。
”依该条规定，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非法律上的推定。
前者是指，为特别法所加于一定行为或一定的事实的推定。
下列情形为法律上的推定：一是法律根据某种行为的性质，推定其有违法律的规定而认为无效；二是法律规定在某种特定情况发生时成立所有权或解除债务；三是法律对于确定的裁判所规定的效力；四是法律对于一方当事人的自认或宣誓所规定的效力。
后者是指，卣审判人员根据学识与智慧定之，但审判决人员只得为真诚的、正确的、而且前后一致的推定，并且只于法律许可用人证的情形始得为之，但在欺诈为原因而提起取消证书之诉的情形，不在此限。
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思考
2023-11-05•无罪推定原则概述•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践应用•无罪推定原则的挑战与对策•无罪推定原则的案例分析目•结论与展望录01无罪推定原则概述•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其无罪。
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基础之上的，其含义包括被告人享有不受强制自证其罪的权利，控方承担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义务等。
定义与含义•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原则，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告人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它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性•无罪推定原则源于12世纪的意大利，最初是在欧洲反对教会纠问式审判的斗争中产生的。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理论的传播和普及，无罪推定逐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司法所采纳，成为一项普遍性的刑事诉讼原则。
在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经历了较长的历程。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正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
02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举证责任分配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01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
被告人不应被要求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也不应因此承担任何举证责任。
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义务02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方必须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
如果控方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应被视为无罪。
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03在无罪推定原则下，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要职责是评估控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足够，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被告人有罪。
排除合理怀疑在评估证据时，陪审团应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这意味着陪审团应审查所有证据，并排除任何合理的疑问或合理的怀疑，以确保被告人的无罪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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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上）何家弘推定是由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作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
由于“推定”一般都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就表现为对“推定规则”的适用。
推定规则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也可以是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证据规则或者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具有约束力的判例。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个方面来探讨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
由于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问题比较熟悉，所以本文的讨论也以刑事诉讼为主。
一、推定规则适用与证明责任的配置(一)推定规则适用中证明责任问题的缘起虽然推定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诉讼活动中适用推定规则的直接作用是免除了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并添加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关于环境污染损害原因或因果关系的司法推定规则。
众所周知，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X谁举证”。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人即受害人本应承担所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包括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在环境污染事件中，损害结果往往是较长时期内多种因素复合造成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还涉及专业知识，因此一般的受害人往往无力证明。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并进而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对“谁主X谁举证”原则进行了修正，要求被告方即加害人承担其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上述推定规则就是一例。
按照这一规则，原告人不再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同时被告人则要承担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责任。
如果被告人不进行举证或者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说服法官接受其主X，法官就应该推定该污染行为是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并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和其他类似的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可以更加公平合理地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
一方面，在此类诉讼中，原告方很难完成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的证明任务，适用推定规则可以避免其因客观条件造成举证不能而招致不公平的败诉结果。
另一方面，在此类案件中，被告方往往掌握着证明相关事实的信息和能力，适用推定规则可以促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证明活动，或者迫使其提供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平合理地作出判决。
由此可见，推定规则具有根据特殊情况在诉讼当事人之间重新配置证明责任的功能。
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要回答潜藏于上述文字后面且纠缠于相关概念之中的两个问题——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且从笔者选用语词的刻意小心推断出它们的众说纷纭。
这两个问题是：第一，这种重新配置的对象是证明责任还是举证责任;第二，这种重新配置是证明责任的转移还是证明责任的倒置。
下面，笔者将分别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由于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叉的，所以笔者在讨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姑且使用“转移”的概念。
(二)证明责任抑或举证责任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并小统一。
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完全等同;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有人主X统一使用证明责任的概念;有人主X一律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包括证明责任。
总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是就语词使用习惯而言，学者似乎比较偏爱“证明责任”的概念;而司法实务人员似乎更喜欢“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立法人员。
在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律中，《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后者的第64条提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X，有责任提供证据。
”《行政诉讼法》明确使用了“举证责任”的概念。
该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X性文件。
”另外，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代表的司法解释则在涉及相关问题时比较普遍地使用了“举证责任”的概念。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略有区别的概念。
从字面上看，一个是举证，一个是证明，含义自然有所差异。
举证的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
那么，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二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
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其实相去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出证据的意思。
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举出证据的行为，证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
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作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
再者，语言是约定俗成的。
司法实务人员在长期使用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赋予它等同于证明责任的含义，换言之，人们讲的举证责任并非仅指举出证据的行为，也包括了证明案件事实的含义。
综上所述，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基本相同的概念。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人们可以按照习惯选用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的语词，只要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一致性。
具体来说，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都是指诉讼当事人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X之案件事实的责任，都应该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就其事实主X向法庭作出提供证据之行为的责任;(2)说服责任，即诉讼当事人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说服事实裁判者相信其事实主X的责任;(3)后果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明确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我国证据法学界的很多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
例如，卞建林教授认为：证明责任是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的统一。
所谓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X的事实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有学者称这一责任为‘利用证据推进的责任’或‘形式上的举证责任’。
所谓说服责任，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当事人应当承担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论证，使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确信的责任。
由此可见，仅仅提出证据并不等于履行了证明责任，还必须尽可能地说服裁判者相信其所主X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
[1]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对笔者上文提出的问题产生疑问：既然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相同的概念，那还有什么必要讨论适用推定规则时转移的究竟是证明责任还是举证责任呢?这个疑问的产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上述问题的提出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我国有许多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发生转移时只转移部分责任，而且有些学者就把这转移的部分称为“举证责任”。
卞建林教授说道：“笔者认为，在证明责任转移的情况下，只是提出证据责任的转移，而不包括说服责任的转移，或者说转移的只是主观的或者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或日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始终固定于控诉方。
” [2]龙宗智教授则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刑事证明责任中举证责任可以转移，而说服责任始终在控方。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被告人有效履行举证责任，也是同时在履行说服司法机关认定自己无罪的责任。
法律规定的‘说明’要求，可以被认为既包含举证责任，又包含说服责任。
” [3]笔者赞同龙教授的观点，但是也很欣赏卞教授的用词谨慎。
在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卞教授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提出证据责任”的说法，看来就是要避免卷入“举证责任”的概念之争，但是他关于“证明责任转移”的论述似乎与其前面“证明责任是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的统一”的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嫌。
龙教授直接使用了“举证责任”的概念，并且与“说服责任”的概念相并列。
诚然，这并不是龙教授的首创，许多学者都在这个含义上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但是，这与笔者前文谈到的司法实务人员——包括立法人员——习惯使用的“举证责任”的概念却有明显的区别。
前文谈到的“举证责任”是包括说服责任的，但是龙文所说的“举证责任”却是与说服责任并列的。
为了区别，我们只好把前者称为“广义的举证责任”，把后者称为“狭义的举证责任”。
至此，我们就看清了上述问题之分歧所在，即推定规则所转移的是全部证明责任，还是部分证明责任即“狭义的举证责任”。
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证明责任的三层含义是可以分割开来独立存在的吗?笔者在上文指出，无论使用证明责任还是举证责任的概念，它都应该包括行为责任、说服责任和后果责任。
在此，笔者要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三层含义上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说，在诉讼过程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无论是按照一般分配原则所承担的还是经过转移或倒置所承担的——都同时包括这三层含义上的责任。
诚然，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感觉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证明责任应该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再轻微的证明责任也应该是包括上述三层含义的完整的责任。
假如我们说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只是行为责任，不包括说服责任和后果责任，那就等于允许其随便举出一个证据，不管真假，也不论有多么微弱的证明力，法官都得宣告其完成了证明任务并且将证明责任再转给另一方。
于是，诉讼双方的举证就会成为随意抛出证据的交替行为，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认为，行为责任与说服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即使只举出一个证据，当事人也要承担这个证据的说服责任，即说服法官相信这个证据是真实可靠的，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的;而且要在法官未被说服的情况下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
[4]至于有些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比较轻微，这并不等于说明他只承担行为责任，而恰恰说明其承担的说服责任较轻。
其实，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论述的重心已经从证明责任转向了证明标准。
对此，笔者在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主X证明责任可以部分转移的学者可能会把英美证据法学中关于推定和证明责任的有关理论作为论据。
实际上，我国学者的“只转移举证责任”的观点大概就是受到了英美学者的影响。
其中，有两位美国学者颇值一提，因为他们的名字获得了代表一类推定的“冠名权”。
第一位学者名叫詹姆斯·塞耶(James Thayer)，他于1898年提出了只转移举证责任但是不转移证明责任的推定及相关理论。
后人便把这类推定称为“塞耶推定”(Thayer presumption)。
第二位学者名叫埃德蒙德·摩根(Edmund Morgan)，他于1933年提出了不仅转移举证责任而且转移证明责任的推定及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