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寺院教育及其对云南边境的影响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第19卷No1.2010vol.19

缅甸寺院教育及其对云南边境的影响

张庆松（云南社科院宗教所，云南昆明，650034）

【摘要】缅甸寺校合一的寺院教育构成传统基础教育的支柱，传承着缅甸的民族文化。即使在

缅甸现代教育比较完备的今天，寺院教育在传承佛教文化、培养高素质的僧侣方面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缅甸的寺院教育及其现状对与之毗邻的我国云南的版纳、德宏州小乘佛教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关键词】缅甸；寺院教育；云南边境；影响

收稿日期：2009-11-04作者简介：张庆松（1973-），男，安徽六安人，云南社科院宗教所助理研究员，宗教学硕士。

一、缅甸宗教的基本情况缅甸宗教主要是佛教，其次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等。缅甸的佛教已流传一千多年的时间,在缅甸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缅甸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曾经被尊崇为国教（现代缅甸为避免宗教矛盾，未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传入缅甸,是在印度阿育王时代。据《善见律毗婆沙》等经籍记载，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在华氏城结集后派出使团到各地弘法。在这些弘法使团中，高僧苏那迦和郁陀罗二位长老被派至金地传教。缅甸和欧美一些学者根据卡里亚尼等碑文记载，认为金地就是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口附近的直通。首先传入的是大乘佛教。公元3至8世纪，斯里兰卡的一些比丘为逃避国内僧团之间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外族迫害,来到下缅甸直通地区。5世纪中叶，佛学长老在斯里兰卡传写编纂三藏经典之后，从斯里兰卡带巴利三藏全部经典来缅甸直通弘宣佛教,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直通地区。近代在上、下缅甸出土文物中，有梵文、巴利文佛经残本和3世纪前后铸造的佛像，也印证了5世纪以前佛教已传入缅甸。小乘佛教传入后,取代了流行的婆罗门教,并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而广泛流传。《新唐书·骠国传》记载,公元7、8世纪时,其国城“有十二门,田隅作浮图”,“明天文,喜佛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其国“极尊三宝。多有持戒之人”。可见唐代缅甸佛教已很兴盛。[1]近代缅甸佛教史上值得一提的是1954~1956年在缅甸召开上座部佛教第六次结集大

会，参加者有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老挝、巴基斯坦等国的比丘共2500人。会上，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缅甸第五次结集的总结，对巴利文经典进行严密的校勘，从而产生了目前最完善的巴利文大藏经版本。1962年3月奈温开始执政，为了避免僧侣干预

政治和国内各宗教之间的流血冲突，采取措施限制僧侣干预政治，加强对佛教寺庙和团体的控制。1962年4月，颁布“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规定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取消以佛教为国教。从1962年至今，佛教界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当局强调僧侣要遵守戒律，脱离政治。比丘到国外去弘扬化法的活动基本停止，外国学者和僧侣到缅甸学习修禅与研究佛学也受到限制。缅甸小乘佛教信众比例占总人口85%以上，小乘佛教不但是缅甸人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他

36们道德教育的源泉。佛教的经文，尤其是《吉祥经》，是缅甸人民的生活哲学，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灵中。缅甸人日常生活中参神拜佛是常事，而且要求信众一路赤脚走去,不允许穿鞋或袜子。不能对寺庙、佛像、和尚有任何轻率的举动，如不能跨坐佛像上拍照等，这些行动会带来麻烦，甚至被判刑。不能穿过短、过于透明的衣服。在缅甸，信佛教家庭的男孩都须入寺庙当一段时间的和尚，过静修生活后才能还俗结婚。缅甸人对和尚十分尊敬和崇拜，只要有和尚来化缘，他们都不惜拿出家中最好的财物送给和尚。缅甸人虔心向佛，以至于民风淳朴、和善，社会犯罪率比较低。缅甸佛家人绝对不杀生，但可以食肉滋养身体。缅佛教徒十分虔诚，每天早晚均要念经一次，每逢缅历初一、十五或斋戒日都要到寺庙朝拜、布施钱财、物品。遇有红白喜事或做生日等，也常请僧侣到家供斋或到寺庙布施。佛教思想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缅甸人民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二、缅甸寺院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在缅甸，佛教寺院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教寺院和禅修中心两大类。经教寺院以学习三藏、研究教理为主；而禅修中心则以修习止观、实践佛法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缅语称为PondawkyiPinnyathin的寺院。这类寺院义务办学，免费教导广大村民的孩子读书识字，为他们提供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还解决无家可归的孤儿们的食宿问题。这一类的寺院在现代型的世俗学校尚未兴办之前，充当着普及全民基础教育的角色。时至今日，它们仍然遍布全缅各地乡间村落，承担着普及教育的义务。根据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资料，1992年缅甸男性识字率达到90%，女性识字率达到72%，儿童入学率达97%，这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2]缅甸的文盲少，除了得力于缅甸政府的免费义务阶段教育和对扫盲工作的重视外，还与缅甸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关。缅语中的“jiang”既是寺院的意思又有学校的意思，寺校合一是缅甸传统基础教育的基本特色。缅甸的王朝时代，执行儿童读书、写字、算术的教育机构称为“寺子屋”，这里的教师就是僧侣，指导学生文字的读法、写法、九九乘法和四则运算，以及诵读《吉祥经》等巴利语经典。根据下缅甸英化后所进行的调查，在下缅甸有3500所“寺子屋”，就学的儿童超过40000人；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之间，缅甸男子的就学率是印度的3倍，女子则达5倍之多，这完全是受惠于具有悠久传统的“寺子屋”教育。[3]在寺庙内传授各种哲学理论、伦理道德、佛教经典，努力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使人们超脱世俗，改邪归正，去恶从善，文明重礼。除此之外还教授非宗教(佛教)的知识学问。历史上在欠发达的偏远农村，无法开办正式学校，寺院便成为当地最好的接受教育之地。寺院传授非宗教的知识学问，从最基础的“扫盲”式的识字、读本，再进而到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的数学、英语乃至理化，都是传授的科目对象（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科目的多少，当然视寺院和尚的文化水平而定)。时至今日，尽管政府教育部的各种中小学校已经很有规划的分布全缅甸，但是部分地区仍不放弃，寺院教育仍然是缅甸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尽管不是占据很大部分)。目前，在政府有关方面的认可鼓励下，特别设立的“主持和尚培训学校”中，除有关宗教的理论是“主科”以外，英语、数学也是必修之科目，可见寺院对基础教育的重视。除基础教育，部分寺院的僧侣，还传授一些谋生技术：裁缝、钟表修理、机械修理、甚至电子器件的修理……在农村，僧侣是最高知识分子，必须无所不懂、无所不会；和尚在人民的心中是最大智囊，尽管不是万事精通，但仍需样样都了解一二。因为农村中的淳朴居民，每当生活中碰到困难、疑惑，都会立即请教他们最崇拜者———和尚师父。另外，有些寺院还为智障儿童专门设立“聋哑学校”；有些具有远见、文化素质颇高的僧侣还在寺院内设立“图书馆”。英国占领缅甸后,于1866年成立了教育局,开始对缅甸的封建寺庙教育进行改造,近代教育由此兴起。缅甸的基础教育学制为10年。全国有小学(1～4年级)3.5万所，在校学生约500万人，教师

15万人；初级中学(5～8年级)3000多所，在校

学生约200万，教师5万多人；高级中学(9～10年级)1800多所，在校学生约65万人，教师1600多人。高等院校有156所，主要大学有仰光

大学、曼德勒大学和毛淡棉大学等。全民识字率92.2%。缅甸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制度。除学校教

张庆松：缅甸寺院教育及其对云南边境的影响37育外，还有寺庙教育。近年来还开展了远程教育。[4]随着时代的变化，“寺子屋”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变更。从公元1867年起，英缅政府开始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并且特别重视以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时常积极地予以辅助。虽然在村落中还存在着实施缅甸语教学的“寺子屋”，不过，那些对于时代变迁较为敏感的下缅甸都市居民，为了让孩子在新时代中能够脱颖而出，于是将弟子送到英语学校就读。在白人统治的殖民地社会中，有无英语能力，是主要的生存关键。而英语学校的毕业生，无论升学或就业，都比“寺子屋”毕业的学生更为有利。缅甸的寺院教育日趋衰落，1908年，英缅政府把采用政府规定课程的寺院称为A类学校，不采用的为B类学校。越来越多的富人和城镇居民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世俗学校学习。1916年，A类寺院学校有3418所，到1925年只剩下了1182所。[5]到了现代，寺院教育受到世俗学校教育的全方位的冲击，阵地越来越小。究其原因，寺院教育培养不出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才，接受寺院教育越多的人越不能在当代缅甸社会中谋求一份好的工作，无法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其次，缅甸的现代化运动深深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的发展为人民追求今世幸福，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可能，而寺院教育灌输的“今生受苦，来世进入涅槃”的思想就失去了现实生活依据，“今世享福，来世进入天堂”的观念越来越多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第三，寺院教育注重背诵巴利文经典，尽管世俗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不同程度的进入寺院，但已经远不能满足孩子的求知渴望。在缅甸寺院教育日益萎缩的当代，政府也意识到了传承佛教文化的危机，1996年成立了小乘佛教大学。校址毗邻风景如画的和平塔，整齐的精舍掩映在绿树丛中。学校一成立，立即引起国际佛学界的关注，中国佛教协会也选派了8名留学生前往学习。缅甸的佛教文化长河流淌千年，至今潺潺不息。三、缅甸寺院教育对云南边境的影响中国和缅甸从后汉以来就有友好的往来（见《后汉书》卷六、八十六，当时称为掸国）。公元七世纪间，中国佛教学者玄奘和义净历游西土，都听得其地盛行佛教。《大唐西域记》卷十称它为室利差呾罗国，说：“乞食杜多，是其国法”。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说：时有昙光律师，荆州江陵人，游行到达诃利鸡罗国（今缅甸西部阿拉干）。该书还提到一个中国僧人，年五十余，携有许多经像，到达诃利鸡罗国，受到国王尊敬，并住持了一所寺院，病故在当地。公元八世纪间，骠国（即今缅甸）王遣其弟悉利移（《新唐书》说是悉利移城主舒难陀）于唐贞元八年（792）向唐朝通好，并送来彼国有关佛教的乐歌十曲（《新唐书》说有佛印、赞娑罗花等十二曲）。据传当时彼国都城内有佛寺百余，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便落发住在寺内，归依沙门，到了二十岁又可留发为居民（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至公元11世纪间，蒲甘（今缅甸北部）王阿那罗多大弘佛教，巴利文上座部系统的佛法在缅甸开始兴盛。传说阿那罗多曾向中国求取佛牙未得。在这以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也传入了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并盛行弘布。至18世纪间，缅甸国王孟云先后向中国朝廷赠送金塔、佛像、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驯象、缅甸国布等（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三）。当时中国朝廷也还赠与缅甸许多珍品，内有佛牙舍利一颗，现尚供奉在该国敏贡佛塔中。[6]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两国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也频繁起来。1955年10月，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协会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迎请佛牙舍利，到缅甸巡行，供缅甸人民瞻拜。这是中缅佛教关系史上的大事，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边境地区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一所佛寺，每个男孩也都要经历一段出家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这一传统的延续受到很大影响，南传佛教的寺院和僧侣数量就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寺院数量有所增加，但僧侣人数仍有大幅度下降，已达到平均每个寺院不足一名僧人的地步，甚至出现了有寺无僧的局面。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的很多年轻人已不再热衷于宗教活动，条件好的家庭也不愿意送孩子去当和尚，导致佛寺僧人人数严重不足；其次，南传佛教僧侣高素质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