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 仁 与 吴 廷 栋 交 谊 略 论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
公元1895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古老的中国文明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下奄奄一息。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倚仗船坚炮利逼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中国人直到败于日本之手，才终于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思索中国何以衰败到此种境地，如何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换言之，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中国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
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在欧洲爆发这2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观等多方面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彻底失效，认识到坐井观天只能将中国进一步推入深渊。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的心态，寻找救国之道及新的国家认同。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时成为部分中国精英阶层心目中的救世良方。他们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主张西体西用；主张放弃落伍的“朝贡”制度，建立现代外交体系；主张放弃儒家文化，彻底向西方学习，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赛”（即民主和科学）二先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从农历到西历的转交，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转变，从“不谈国事”到人人竞谈时务的转变。在变革的洪流之下，执掌中国意识形态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似乎毫无招架之力，从秦朝开始实行的专制制度也霎时瓦解。1912年，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吐故纳新和寻求与世界接轨的时代。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本书所谓的中国“国际化”，实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的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地位严重关注的结果，一战的爆发则为其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催化剂。一战时期的中国固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上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低微、处处受人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之特征，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竞相走上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复兴及国际化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换句话说，一战时期的中国颇有些像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成为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梁士诒（1869—1933）、李石曾（1881—1973）、晏阳初（1890—1990）、顾维钧（1888—1985）、王宠惠（1881—1958）、陈锦涛（1870—1939）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中国外交新思维问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无实力可凭，才使梁士诒、顾维钧等利用一战的爆发，书写了一曲绝妙的外交乐章。长期以来，治北洋史的人大都认为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因为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求生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后盾。大革命后的法国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精心策划下，虽战败却能够出席维也纳会议，未蒙受重大损失,甚而继续跻身强国之列，此乃弱国外交的经典案例。在北洋时期的中国，胸怀韬略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许多“外交政策群体”成员所依赖的是他们的胆识、学养及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民心。一战的爆发为他们施展才华、推动中国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中国历史入门书籍2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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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从夏朝算起，有近4100年历史；从中国第⼀个统⼀的朝代秦朝算起，约有2241年。以下是⼩编为⼤家整理的
中国历史⼊门书籍推荐25本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家。
1、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上、下)
(⾹港中⽂⼤学出版社 2002年)
此书原系英⽂著述，再版6次后，终于有了中⽂版(注：后来⼜有北⼤有删节本)。1978年⽜津⼤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发
表之⽂告，列举数⼗学术名著，徐著即为其中之⼀。其最⼤的特点在于能综合海内外优秀学术论著，取其精华，折衷调和，穿
插经营，条分缕析，⾮常好读。更值得⼀提的是，该书每章节之后，都附录相当详尽的参考书⽬，且多是海外论作，对国内读
者来说，尤为珍贵。
作者浸淫西⽅史学多年，讲究分析综合，⽽不太重考据。所引材料多来⾃他⼈著述，似乎较少使⽤⾃⼰发掘的第⼀⼿资
料。此外偶有⼩瑕疵，⽐如论及曾静⽂字狱案，竟然说出吕留良被凌迟的胡话。但总的说来，在同类著作中，此书具有难能可
贵的清醒，客观，⽆党见的优点，要了解中国近代史，此书不可跳过。
2、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上、下册)
(⾹港中⽂⼤学出版社，1986年)
郭⽒⼀⽣致⼒中国近代史，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所编《中华民国史事⽇志》全四巨册，极有⽤。此外，
郭⽒重视⼝述历史，组织⼈⼒对台湾及海外幸存的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当事⼈采访，整理出书数⼗种，也颇具史料价值。此书的
写法⽐较朴素，但材料扎实，信息量⼤，开初看起可能枯燥，读进去之后始觉其精湛。和徐著相⽐，此书更重使⽤第⼀⼿材
料，但综合与分析⽅⾯，则稍逊。另外⼀个遗憾，此书仅写到1949年前后，如今郭⽒早已去世，此书也终究不能再续，⼀
憾。
3、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复旦⼤学出版社，2002年)
李剑农是邵阳(湖南)⼈，跟我妻⼦是⽼乡。有这么⼀个⼤史家，邵阳才显得体⾯。之前，我⼀直以为那⾥只出⼥博⼠。李
那桐致安维峻书札一通笺释——兼以《那桐日记》对解
那桐致安维峻书札一通笺释——兼以《那桐日记》对解
孟永林
【摘 要】Na Tong’s letters to An Weijun have much value in calligraphy
and historical document.With Na Tong’s Diary as a help,the explanation
of these letters can clarify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deep
friendship between them.%那桐致安维峻书札,书法俊秀雅正,文辞含蓄虔敬,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书札虽短,但通过结合《那桐日记》详加解读,可明了书札所透漏出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那桐对其师安维峻的深情厚谊。
【期刊名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2)003
【总页数】8页(P29-36)
【关键词】那桐;安维峻;《那桐日记》;书札
【作 者】孟永林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825.4
那桐，清末显赫一时的“高官名人”，“旗下三才子”之一（其二为端方和荣庆）。生于咸丰丁巳（1857）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乙丑（1925）五月八日，字琴轩，一字凤棲，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至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内阁协理大臣、文源阁大学士等职。甲午战争后随李鸿章议和，《辛丑条约》签订，被派为专使向日本致罪。清帝退位后，寓居天津，久卧病。那桐是清末重臣，《清史稿》有传。
那桐致安维峻书札，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水市委员会所编《天水名札》一书，由樊荣先生提供。该尺牍一通三开，全文计243字，书法俊秀雅正，和其所题“清华园”、“清华学堂”字体风格一脉相承；文辞含蓄虔敬，然通过考释，仍可明了书札所透露的重大曲折情事。故此书札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又书札一些内容，可以和《那桐日记》（文后省称《日记》）相佐证，而《日记》对于和安维峻相关之注释以及点校多处有误，《天水名札》在简介和注释方面亦有错误之处。因之，本文以笺释的方式对全文进行解读纠误，为那桐文献之整理以及近代史研究贡一脔。笺释条目有详有略，详者事关重大历史情事，略者只是疏通书札文词含义而已。兹对书札断点笺释如下：
钱学森家族人才辈出
1
钱学森家族人才辈出 均为五代时期国君后人
2009年11月30日09:24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2009044期封面 2
钱鏐49岁画像。 3
1955年，钱学森一家乘克莱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4
钱基博与钱钟书。
辉煌的钱氏家族
本刊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钱学森已是美国最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与火箭技术专家。他的导师冯·卡门说，钱学森的研究成果为美国航空工业和火箭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原动力”。美国军方同样盛赞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美军航空母舰和太平洋小岛短跑道上军用飞机和重型轰炸机配备的火箭助推器，是钱学森的科研杰作之一。
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美国的年代，钱学森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他的参与国家机密研究的资格在1950年被取消了。在他打定主意回国的时候，美国移民和归化局的回答是：禁止离境。随后他被指控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横遭逮捕，甚至被判驱逐出境。 5
他在美国的最后几年形同软禁。在秘密发给国内联系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几个月后，他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1966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
仅用10年时间，钱学森开创的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68年，钱学森编制了“我国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十年规划”。两年后，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美国召开，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
美方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都被他拒绝。“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决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1991年中共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
关于《 “究天人之际”??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究天人之际”??
作者：未知
内容提要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 史学 天人关系 宇宙本体论 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2-05?おお?
21世纪以来，中国史界已在“补课”和“超越”两点上――补“实证史学”之不足，超越西方史论――达成发展共识。（周祥林：《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但取长补短也好，后来居上也罢，源头未清，则流绪何堪！相反，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发原型、初始学性及其“元问题”和问学本旨的历代衍变，逐一检讨史学本体论的建构流变史，进而拷问并重整史学“现代化”的本体论根基，当属关键。??
一、天人相与：“巫史同源”的古风及其意义??
近世以降，学者论及中国“史原”，皆已关注“巫史同源”的原始习俗。例如，梁启超先生要将三代时期列为中国学术的“胚胎时代”，证据就是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学艺，而其学术特点，“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此中，祝、史二者，是上古学术一水分流的两大亚种。发展到后世，事繁业精，人员日盛，分工趋密，差距渐远。对此，梁先生又发现，二者虽各有衍变和侧重――前者主天，有司祭、司历之别；后者近人，花开两枝――“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和“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年，第9页。）但是，“天人相与”的主题和巫史共学的格局，依旧未大变。有了梁先生的学术史发见，我们就可以理解，孙诒让先生整理《墨子》，洞悉出司马迁史学的一个最原本格调――“论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孙诒让：《墨子传略第一》，《墨子后语上》，《墨子闲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它就不再仅仅只是秉承父志的家学结果了。因为无论是“志事”者之“尊儒”倾向，还是“推理”者之“宗道”情结，二者在根源处，并无大异，早就是上古史学的合理遗存。??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第13卷第3期2011年05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HIT（SOCIALSCIENCESEDITION）Vol．13No．3May．，2011
①有关曾纪泽的研究，主要有En－HanLee（李恩涵），TsengChi－tse，1839－1890：DiplomatinModernChina，SynopsesofMono-graphicalStudiesonChineseHistoryandSocialSciences，vol．Ⅲ，Taipei，1964；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朱尚文《曾纪泽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张立真《曾纪泽本传》，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吴相湘《曾纪泽对朝鲜问题的主张记闻》，《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5期（民国26年）。收稿日期：2011－04－01作者简介：权赫秀（1962－），男（朝鲜族），吉林磐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权赫秀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136）
摘要：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
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
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
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
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
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曾纪泽；朝鲜问题；朝贡关系；外交活动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1971（2011）03－0017－07
曹锟贿选纯属国民党污蔑
曹锟贿选纯属国民党污蔑
内容提要：直系在大选期间给国会议员发放出席费并开具5000元支票，难免“贿选”嫌疑。但要认定曹锟触犯了刑律尚须考虑以下因素：(一)发放出席费的始作俑者是谁?(二)议员历年欠薪达5000余元，在此前提下发放与所欠薪俸等额的支票且无附加条件可否作为“贿选”证据?(三)总统预选未达法定人数的控告材料在证据链上可否衔接?(四)检举方与嫌疑人处于敌对关系，且私下承认一直在“设计破坏”大选，有无提供伪证的可能?(五)舆论对曹锟“贿选”的指控真假参半，可否尽信?(六)检察机关未对当事人提起公诉，原因何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知，由于相关举证存在瑕疵，曹锟“贿选”尚难视为法律意义上的结论。
关 键 词：曹锟 贿选 法律证据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教授。
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这是出现在这一世界性刊物上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该刊在报道中国正紧锣密鼓进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还配发了他的照片。十天之后，曹锟当选总统，《时代》周刊又追踪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说“有报道称”曹锟是通过贿赂议员而当选。①作为其消息来源的中国国内报刊，更是众口一词称曹“贿选”，并对“受贿”议员加以谴责。受媒体宣传影响，当时社会各界，包括相对理性的思想界及学界人士，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作为利害关系的一方，反直国会议员情绪尤为亢奋。滇籍议员刘楚湘搜集各方揭露“贿选”的言论，编成《癸亥政变纪略》一书，详述“贿选”事实之外，辑轶大量各方函电及新闻报道。书中附录的“众议员告发吴景濂等之原呈”，指出“包办大选”的吴景濂等触犯《刑律》，应以行贿受贿罪论处。浙籍议员邵瑞彭将所得5000元支票摄作正、反两面照片刊登各报，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要求侦查起诉，更被认为提供了“贿选”的“千古铁证”。②
曹锟“贿选”控告对当时政局乃至后来中国政治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直接后果是直系刚取得的统治“合法性”与“合道性”受到质疑。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师生于建校25周年纪念日做民意测验，其中第一问为“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回的801张问卷中，反对曹任总统者超过97％，赞成者不到3％。③后来军事力量远逊曹、吴的反直“三角同盟”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即与“贿选”导致的人心向背变化有关。不仅如此，“贿选”指控还使国会及国会制度受到牵连。国会很快为否定性舆论包围，时论甚至直接将“议院”与“妓院”相提并论。④国会及国会制度在国人近乎一致谴责的语境中，不久即被彻底否定。随着国会制度被否定，由国会制定的宪法亦因议员“受贿”而蒙尘，激进人士甚至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为由，⑤将其废弃。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
【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外邦交】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
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
陈尚胜
[摘要]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
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援救朝鲜;保藩固疆;朝贡制度
[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l<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o1—6198(2~8)01—0116—08
一
,问题的提出
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的战
争,在朝鲜史上通常称之为"壬辰倭乱".由于明朝
曾派援军入朝抗倭,中韩日三国学术界对于"壬辰
倭乱"的课题都极为关注.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莫过于围绕着"壬辰倭乱"所产生的明鲜关系,鲜日
关系和明日关系.其中,明朝在壬辰倭乱中所持的
立场及其行为研究,在中韩学术界中间则是一个颇
有认识分歧的问题.①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意
识到丰臣秀吉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救朝鲜就是将倭
朝鲜的行为视为上国对藩邦的字小表现,甚至从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明代万历
二十一年(1593)及二十五年日本大举进攻朝鲜,中
国两度遣兵援救……盖出兵救援朝鲜,纯为救其危
亡,乃存祀主义有以使之."②其实,封贡制度的基
本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即藩国应服侍上国,
动,是否纯然为"字小"的行为?还是实施援救朝鲜
从而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尚需检索原始史料
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关乎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
研究,而且关系到对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明鲜之间封
贡关系的性质之认识.因此,本文拟就明朝对于朝
鲜壬辰倭乱的反应过程做一详细考察.
二,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后的相关反应
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战国群
_翁文恭公日记_稿本与刊本之比较_兼论翁同_龠禾_对日记的删改
・读史札记・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
———兼论翁同 对日记的删改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
晚清重臣翁同 的《翁文恭公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该日记于1925年
影印出版后,便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根据影印本标点整理的排
印本。在近代史研究中,翁氏日记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史料。
然而,现在看到的影印本《翁文恭公日记》并非日记稿本的原貌,因为当年影印日记时主
持者曾对稿本做过遮盖,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删节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稿本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在现行刊本(包括影印本和以影印本为底本的各种标点排印本)中均无法看到。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由其五世孙、现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保存。在万戈先生的支持下,我
们对日记原稿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将坊间流传的翁日记刊本与稿本进行了斟比考证。本文将
对这些被删节的内容进行分析,同时也将结合原稿对翁同 删改日记这桩历史公案略作探讨,
相信这项研究对于全面认识翁同 这位历史人物将会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翁文恭公日记》之版本
现存翁同 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止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
四日(1904年6月27日),即他逝世前七天,持续时间长达46年之久。这一点稿本和刊本完全
相同。翁同 去世后,日记稿本一直由其后人珍藏。
1925年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据手稿将翁同 日记影印出版,取名《翁文恭
公日记》;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曾在《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等丛刊中,根据影印本选录了部分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内容进行标点
和整理。此后,台北中研院的赵中孚先生穷数年之力,根据影印本断句标点,整理编排,于
1970年由台北的成文书局出版了排印本,取名《翁同 日记》,并附有人名索引和主要人物小
传;197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又据1925年影印本出版了缩印本。在此基础上,从1989年开始,
北京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陈铮、陈东林、吴广义、吴杰诸位学者(署名陈义杰),“以1925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宋成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历史的国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则开展得较晚。不同的时代，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却均有中国的学术特色。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的日本记述与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增添新内容，异彩纷呈。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的日本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不无意义。
一、 1949年之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国正史的日本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
在古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首次记述，见载于班固编著《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记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的史迹时，顺便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①，仅19字而已。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正史的日本记事内容日益丰富。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为倭国正式立传，记入其地理方位、物产风俗以及倭奴国、女王国与东汉的交往，全文计696字，为研究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详细记述了邪马台女王国的地理方位、宫廷生活、官民等级、对外交往，以及倭国物产和倭人习俗等内容，留下了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的千古论争话题。
《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所谓视角，即“外辨华裔之别”，《倭传》和《倭人传》均将日本列入“东夷传”，虽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但并无恶感。在当时人看来，“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②所谓方法，其一，采用纪传体，记述文字庄重而平实，内容大体可信，具有实证的特点；其二，夹叙夹议，以记述为主，附有画龙点睛式的前序后赞，再加以议论和总结；其三，提出对倭国的整体认知框架，结合周边民族或国家与中原王权的关系态势来为倭国定位。自《新唐书》起，中国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③，“倭国传”改称“日本传”，但记述视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风格亦一如《倭传》、《倭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