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多次征求意见，慎重决策，从1994年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我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这场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感到其中值得回顾之处很多，现选取相关的几个片段，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体会。
机不可失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的过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大限度的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承包经营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快，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上不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又如上海，中央对其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超过部分中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
如此，结果自然是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人们当时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我说，过去旧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解，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而且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鎔基对我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要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意慷慨解囊，所以闹的很不愉快，真的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以难以为继，朱鎔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这种局面，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使得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财政部门长期以来想干的事情，想搞的改革，终于可以向前推进。
1993年4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我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常委们不断插话，讨论非常热烈的。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江泽民总书记说，你们提的方案这么复杂，胆子不小嘛！金鑫很有意思，答了一句：科学嘛，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鎔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
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定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要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中央成立了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我任组长，金鑫和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任副组长。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核心是分税制
1994年财税改革涉及的内容较多，核心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我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初，曾向国务院领导说，中央向地方借钱这个办法不行，哪有“老子”向“儿子”借钱的？只有“儿子”来向“老子”要钱才有凝聚力。毛主席说：手中没把米，叫鸡也不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后来分税制改革决定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句话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也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
但是，如何分税，是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3年设计分税制改革方案时，恰逢我国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在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情况下，既要达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又要致力于改善宏观环境。因此，在划分税种时是费了一些心思的：明确将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收，例如营业税等划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片面追求GDP，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将国家控制发展的一些消费品，比如烟、酒、高级化妆品实行消费税，而消费税100%归中央；当时最红火的加工制造业的流转税，改革前主要属于地方税源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实行共享，中央拿大头；同时，为体现资源国有，国家要保留对资源税的分享权，考虑到大部分资源税的分享权，考虑到大部分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一般都是财政穷省，大部分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个别品种如海洋石油资源税划归中央。
增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也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朱鎔基在听取我们汇报后，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例上，即“二八”、“三七”、“四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帐，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
8月31日，在总理办公会讨论时，我们拿出“高、中、低”三个测算方案。只有个别人认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快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75：25方案。同时建立一个超过上年增长部分给予返还的系数。 建立返还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一个基期年为基点，按照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而且逐年给予一定增长。究竟递增比例为多少合适？开始时，我们倾向按通胀率确定，朱鎔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率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最后确定了一个1：0.3系数，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1：0.3系数，时间越长，返还的系数就会起变化，不断降低，这是因为分母、分子的大小差不断变化而引起的。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朱鎔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即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返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
1994年财税改革前，税法约束软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有权减免税。除地方有意藏富于民的体制性原因外，征管体制也存在缺陷。当时全国是一个税务系统，实行属地化管理。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可以得心应手地大量减免税收。减免的税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为应当上缴中央的收入。地方“请客”，国家“买单”。企业减免税多了，财政就没钱了，中央财政更没钱了。分税制改革后，如果在征收上不实行分开征收，税种划分再合理，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
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如美国就设有联邦、州甚至地方税务局。还设有专门的税务警察局。这些国家都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才这样做的。
我国按照分税制体制要求，分别设置了两个税务局，一个是国家税务局，一个是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会增加税收人员。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如何？1995年全国税收人员共73.4万人，其中国税43.9万人，地税29.5万人。到2007年底，全国税务系统74.8万人，增加了1.4万人。其中，地税35.2万人，增加4.7万人，国税39.6万人，还减少了3.3万人。即使地税系统增加4.7万人，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1995年决定将原由财政部门征管的农业税划给地方税务系统，由此，随业务划转，有的地方将一部分农税人员转入了地税系统，没有划转的地方招聘了一些农税工作人员。
当时设立两个税务局最大的问题，是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怎么划分。后来朱鎔基请示李鹏决定，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除非本人愿意留在地税局，原则上国税局全收。这就是说中央把离退休人员全部担起来了，由此解决了问题。
分设税务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如果没有分设两个税务局，现在根本不可能每年征收到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因为分设税务局，多盖了一些办公楼，这是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得失是不言而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分设税务局从制度上杜绝了拿被人的钱请客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规范了税收征管秩序，净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1994年财税改革又一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主体是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公有制企业，非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数量还不大，但其市场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国有企业另搞一套，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当时社会各方面议论较多的问题。因而，处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改革，核心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和非国有经济统一纳税，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我们。我记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吴晓灵（后来是副行长），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赞成我们的意见，认为应该统一征税，公平竞争。
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首先要客观分析实际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得税率高达55%，税后利润必须上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还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职能，如职工养老，公费医疗等。此外，企业还办“社会”，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政法机关。这些负担如果降不下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难以平等竞争，而承包制又面临诸多矛盾，诸多不平衡。
第一章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第一章 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1
第一章 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而在这个过程中财税体
制几经变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符合公共财
政运行规律的财政、税收体制。但是，财税体制改革在总体框架、运行
机制、法制建设以及政府职能与市场分工、收入分配与调节方式、资源
配置与宏观调控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中共中央在2014年7
月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
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
现代财政制度，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在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
务，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第一节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历程（1978—2014年） 2 国家治理视阙下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研究
财政体制问题在整个宏观调控中非常重要，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开
始得也比较早。如果将1978—201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过程做一个简要的
划分，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4年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
其基本特征是：通过财政改革放权让利，也就是通过对企业、地方进行
放权让利。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改革、社会事业改革，但是与此
同时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个阶段是1994—201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
及后续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基本确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规范的事权
与财力划分关系，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后果就
是地方财政困境凸显。
一、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1978—1994年）
1978年以前我国的财政体制高度集权，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
成，不仅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而且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
对我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思考
对我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思考
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新税制运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达到了改革目标。但是对新税制的改进与完善建议也从未间断，其中，新税制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更是颇受非议。一些人主张进一步改革增值税制，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本文仅就现阶段我国为什么要选用生产型而不能采用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谈些看法。
一 增值税的类型及其根本区别
从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增值税来看，以法定扣除项目为标准来划分，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三种类型增值税的根本区别在于课征增值税时，对当年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国际上通行的规定是：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按折旧方法对固定资产价值逐年扣除的是收入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当年一次性扣除的是消费型增值税。显然这三种对固定资产价值扣除的不同处理方法，使三种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所包括的范围大不一样，生产型增值税税基最大，收入型增值税次之，消费型增值税最小。从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可以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实质上是对生产过程的固定资产耗费支出部分进行了重复课征，虽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及时取得，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导致抑制投资的现象。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额与其折旧额相配比。它能够避免重复课税，符合增值税的理论要求，但是增值税分子扣除额统一计算，而且收入型增值税不能以发票抵扣制度管理结合。消费型增值税明细表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一次扣除，搬迁避免了重复课税，有利于鼓励厂商投资，因而备受西欧各国推崇，但它容易导致在投资高峰期因税款抵扣量大而致使财政收入锐减。
二 生产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的现实选择
（一）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原因
虽然生产型增值税整体上不如消费型增值税优越，但为什么我国对其如此器重，虽倍受指责仍不改初衷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90年代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模式是分不开的，同时，在短时间内我国尚不具备把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的条件。
[路径,体制,我国]浅析我国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及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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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及改革路径
摘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有利于创造正确的利益导向，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本文在主要采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针对财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财税体制；预算管理；转移支付
财税体制是处理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等要素。在我国，财政体制也是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协调地区之间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先后调整了多次，从最初的“统收统支”改变为“分灶吃饭”，再到“分税制”，都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创新。
一、我国财税体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94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次改革，使原来包干制的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得到去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得到了明确，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梳理和规范，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激发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调整结构、加强财源建设、依法治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创收机制更加有效，使财政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财政收入得到了很快的增长，经济结构得到较好的调整，可以说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我国当前的财税体制及存在问题
（一）预算管理制度存在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难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预算公开不统一、不规范，公开的程度和要求存在差异，难以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预算编制和执行约束力不够，财政支出随意性较高、零星分散。年度预算的控制也不合理，预算执行缓慢，导致资金效益低下。
（二）税收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不利于公平健康市场的统一和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间接税比重过高。征收的营业税和增值税，存在重复征收的情况，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些税收如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成，也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完善的环境保护税没有建立，资源税计征方式不合理，房产税制度不完善，税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较弱。而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较滥，不利于基层财政收入的管理。税制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依法收税的意识较低等。
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财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将探讨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财税体制是指国家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来调节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和规则。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经济发展。财税体制改革可以优化税收体制，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2、调节社会收入。财税体制改革可以让税收更加公平合理，减少收入差距，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提高全民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 3、改善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可以推进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规范政府部门行为，提高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二、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1、早期的地方财政改革期（1979年——1993年）。这个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主要改革措施有：建立税制、改革公有制、完善收费标准等。
2、中期的税制改革期（1994年——2002年）。此时期有关税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显著的进展。税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税制初步调整等。
3、近期的综合性改革期（2003年至今）。该时期中国财政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了较为成型、完善的现代市场和经济体制。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现代财务会计制度、完善税制、增加地方财政自主权、制定财政管理法等。
三、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
1、促进经济发展。财税体制改革缩小了政府部门的规模，释放了市场的活力。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政策，加速了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 2、提高经济效益。财税体制改革使税收更加公平、合理、透明，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进步。
党校心得体会：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今天听了XX教授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课后，明白了财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问题。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以54%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的事权支出。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举债作为收入。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直接发债融资而催生的替代产物(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才可以发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国有公司）等等平台发债融资，并对其进行隐性担保，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
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从而解决当前存在的行政运行效率偏低、国家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等问题，为建立全国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根本保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
一是健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财税1994 2号减免营业税项目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若干项目免征营业税的通知
（1994）财税字第2号
全文有效 成文日期：1994-03-29
根据国务院《关于研究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后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1994〕42号）的精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若干营业税的减免税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保险公司开展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所谓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是指保期一年以上、到期返还本利的普通人寿保险、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
普通人寿保险是指保险期在一年以上、以人的生存、死亡、伤残为保险事故，一次性支付给被保险人满期保险金、死亡保险金、伤残保险金的保险。
养老年金保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当被保险人达到保险契约的约定年龄时，保险人（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契约约定的养老保险金的一种保险。
健康保险是指以疾病、分娩及其所致伤残、死亡为保险事故，补偿因疾病或身体伤残所致损失的保险。
免征营业税的具体险种须按本通知附件的规定执行。免征营业税的具体险种以后如有变化，我们将发文通知各地财政税务机关。
除附件所列险种外，各地保险公司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办的、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险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税务局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批后，也可享受免征营业税照顾。
二、个人转让著作权，免征营业税。
三、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营业税。
四、本通知自1994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免征营业税的具体险种
附件：
免征营业税的具体险种
一、普通人寿险
1.简易人身保险
2.子女教育婚嫁金保险
3.福寿安康保险
4.团体定期保险
5.团体人寿保险
6.少儿两全保险
7.金婚保险
8.终身保险
9.买房贷款人寿保险
10.家庭收益两全保险
11.一生平安人身保险
12.儿童保险
13.定期定额人寿保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编审1994年度国有商业、粮食、文教、信托投资企业财务决算的若干规定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编审1994年度国有商业、粮食、文教、信托投资企业财务决算的若干规定
文章属性
• 【制定机关】湖南省财政厅
• 【公布日期】1994.11.11
• 【字 号】湘财[1994]321号
• 【施行日期】1994.11.11
• 【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
• 【时效性】现行有效
• 【主题分类】信托与投资,财务制度
正文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编审1994年度国有商业、
粮食、文教、信托投资企业财务决算的若干规定
（湘财[1994]321号 1994年11月11日）
1994年度企业财务决算应以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文件和财务会计制度为依据，做好各项财务处理工作。根据财政部文件规定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将1994年度国有商业、粮食、文教、财政信托投资企业财务决算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如下：
一、搞好财产清查盘点和帐务处理工作
1.按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年终以前企业应对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核实帐务，做到帐实、帐帐、帐表相符。对清查出来的帐外财产，应按规定及时登记入帐。发生的盘亏和毁损，扣除过失人和保险公司赔款及残料价值后，按规定及时报批核销。财产报损审批权限，省级企业国家固定资产盘亏、毁损报废原值在50万元以内，流动资产(含商品)盘亏和毁损报废抵减盘盈后净损失在15万元以内的，报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已成建制转体的，直接报我厅审批)，超过上述额度的固定资产报损和流动资产报损，报主管部门和我厅审批；地、州、市、县级企业审批权限，由各地、州、市财政局参照上述规定自行确定。企业产权变动中财产清查发生的国家资本金的冲减和核销，应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2.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等行委局财清(1994))015号《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清产核资政策的通知》精神，企业在清产核资中清出1993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问题，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真审核，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区别对待，凡是应由企业自行消化的，都应按照财务制度有关规定，分年计入企业损益；对国有商业、文教企业清出由于客观原因(如遭受水、火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造成的各项资产损失和潜亏挂帐，以及资产盘盈大于资产损失部分，原则上应按财务制度规定，计入企业损益；资产损失和挂帐数额较大计入损益企业难以承受的，经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清产核资办)审批后，逐次冲减企业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和实收资本；对资产盘盈抵冲资产损失后数额较大的，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可相应增加国家资本金。
北京市政府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1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文件的通知-
北京市政府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1994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文件的通知
制定机关
公布日期 1994.09.16
施行日期 1994.09.16
文号
主题类别 税收征管
效力等级 地方规范性文件
时效性 失效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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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１９９４年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文件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总公司，各高等院校：
国务院决定，１９９４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１９９４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为搞好本市１９９４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以下简称大检查）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充分认识今年开展大检查的必要性。
本市已连续９年进行大检查，取得了显著成绩，查出各类违纪金额已累计入库３５．５亿元。大检查对严肃财经纪律，坚决惩治腐败，强化税收征管和物价监督，抑制通货膨胀，平衡财政预算，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当前，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还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择手段地偷税骗税，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些违法违纪问题如不严肃查处，坚决纠正，不仅财税体制改革严重受阻，甚至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破坏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今年继续开展大检查非常必要。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大检查的意义，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
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依法检查。今年本市大检查分为自查、重点检查、总结整改三个阶段。各级大检查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要充实人员，加强领导，切实抓紧抓好这项工作。市政府各委、办、局（总公司）要将大检查摆到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突出位置，指定一名主要领导人负责。特别是在自查工作中，要组织得力干部深入基层，宣传辅导，提高基层单位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保证自查面达到１００％，严防走过场。各级主管部门要组织复查、抽查。在重点检查工作中，市、区县大检查办公室要统一协调，发挥各监督检查部门的作用，尽可能多地吸收社会监督力量参加。参加大检查的工作人员要严于律已，秉公执法，自觉遵守检查纪律。
(94)财税字第004号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和若干项目征免增值税的通知
文号：（94）财税字第004号 颁布单位：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颁布时间：199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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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国阅［1994］42号)的精神,现就调整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和对若干项目免征增值税问题通知如下：
一,农业产品的增值税税率由17%调整为13%.
二,下列货物在1995年底以前免征增值税：
(一)国有粮食商业企业销售给军队的粮食,食用植物油和返销农村的粮,油；
国有粮食批发企业销售给国有粮食零售企业的粮食和食用植物油；
国有粮食零售企业销售给城市居民的粮食和食用植物油.
(二)饲料.
(三)农膜.
(四)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以及原生产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钙镁磷肥产品的小化肥生产企业,改产生产销售的尿素,磷铵和硫磷铵.
(五)农药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敌百虫,敌敌畏,乐果,对硫磷,辛硫磷,甲胺磷,乙酰甲胺磷,异稻瘟净,杀虫双,杀螟松,马拉松,磷化铝,除草醚,丁草胺和氧化乐果.
(六)批发和零售的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
(七)电影制片厂销售的电影拷贝.
三,残疾人员个人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免征增值税.（此条作废）
四,一般纳税人生产下列货物,可按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并可由其自己开具专用发票：
(一)县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
(二)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
(三)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
(四)原料中掺有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底渣及其他废渣(不包括高炉水渣)生产的墙体材料；
财政分权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财政分权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财政分权是指国家税收、财政收支事权的分配与管理权的下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财政分权的实行，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却是分权这个普世制度的实践中的难点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其中财税体制改革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走向市场化，并探索出符合国情的财税体制，此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是中央掌握税收和拨款决策权，地方主要负责财政支出的落实与管理。但是，在此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预算过程不透明，地方财政困难加剧。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所得税分配制度改革，将所得税的征收权下放至各地，并规定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归地方自主支配，地方政府的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也被认为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财政分权政策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调配不足够公平，地方在面对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时，财政困难凸显。而地方又必须满足经济建设、社会服务的需求，所以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也随之出现。
为了扭转财政分权政策的一些负面影响，我国在2013年启动的“新常态”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条例》的颁布是不可忽略的一环。该条例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支出权作出了细致的界定，进一步优化了财政分权政策的实施。
然而，实现财政分权的目标还是有诸多挑战。首先，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管理中权力对比及分配不均导致不合理的支出；其次，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预算和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三，如何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更好地理顺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关系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针对上述难点，应该加大政策创新和改良，并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使财政分权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