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
介绍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
如果说《2012》和以前的灾难片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明白这很可能不仅仅艺术家的无聊想象。近年来，关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宣传铺天盖地，使得世界末日不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可预见的未来。但是尽管如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鲜有因此发生改变。对于这些宣传，人们听过，怕过，进而抛之脑后，继续自己的生活。
“吉登斯难题”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先生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就是一本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书。这被称为“吉登斯难题”，即由于气候变化的后果太抽象，与日常生活相隔太遥远，人们虽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却没有动力做出实质性的努力（Introduction, p.2）。吉登斯说这本书旨在探究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今天，仍有这么多人选择开极为耗油的SUV（运动功能型汽车）？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SUV的使用者——几乎没有人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来回应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政府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政府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政治的产生源于人的话语本能，因而政治话语在政治实践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吉登斯在展开自己的气候政治理论之前，首先批评了现有的气候变化政治思维和话语的局限。第一，现在有关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宣传几乎全是负面的，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大多是遏制、削减等消极措施。这样做会造成“吉登斯难题”的放大，人们将更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二，现今气候变化的政治话语基本上来自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为宗旨的绿色运动（The Green Movement）。然而，绿色运动本身作为一种反对传统政治的政治运动，其许多价值理念与现有政治经济框架无法协调，比如回归自然、对权力机构的不信任、参与型民主制度等等，因而难以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一些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绿色概念”，却有着内在的模糊和抽象，难以起到分析行为的效果。比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吉登斯认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它的定义只能以一些目标来取代，只能说是口号而不是分析性概念（The Greens and
after, p.63）。又比如“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法学家孙斯坦的分析下，这个原则的强弱不同版本可以产生完全对立的政策，因而失去了实质意义。而绿色运动语境下，这个原则往往否定人对环境的能动反应，因此对应对气候变化有害无益。 “政经融合”与“保证型政府”
针对这样的政治话语的现状，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概念。首先，为了解决“吉登斯难题”，吉登斯提出了“政治融合”（Political
Convergence）和“经济融合”（Economic Convergence）的概念。融合的意义在于把政治、经济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人们在政治、经济目标的激励下同时追求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政治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追求GDP以外的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政策的结合，例如减少汽车保有量改善公共交通，不仅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也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经济融合是把碳成本内化为市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激励对低碳、高能效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这两种方式，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看法，更愿意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第二，政府（国家）的角色应该得到转变和加强，除了要知道目标更要确定手段。吉登斯提出“保证型政府”（Ensuring State）的概念，这是比“赋权型政府”（Enabling State）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因为前者不仅要调动各方面行动起来解决问题，更要保证这些行动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前景化（Foregrounding）：即保持气候变化议题在政治议题中的中心地位；
政治超越主义（Political Transcendence）：气候变化的议题应该超越左右派之争，并防止其成为达到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为了保持气候变化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应该在各个政党之间达成有效的共识，并设立有关监督机制；
比例原则（Percentage Principle）：在政策考量中，不能仅着眼于某一种风险，而应该对所有的风险进行评估与衡量，以求最理性的政策；
必要发展（Development Imperative）和过度发展（Over-development）：在发展问题上，应该以这两种发展代替模糊的“可持续发展”。前者是摆脱贫困所必要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取得可以以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为代价，是不可缺少的；后者则是发达国家所要注意的，因为富裕本身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整体福利应该比发展更受到关注；
前摄性适应（Proactive Adaptation）：应对气候变化除了减轻气候变化的程度（Mitigation）之外，还需要对已经或将要发生的气候变化做出积极适应（Adaptation）。此种适应并非消极被动的事后适应，而是应该建立在风险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前摄性适应。
政府要更为积极而有力
在确立了这些分析性概念之后，吉登斯开始具体展开他的气候政治理论。吉登斯的气候政治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上都需要政府扮演更为积极而有力的角色。而无论在哪个层面，能源问题总是和气候变化问题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要求政府全面考虑，统一行动。 在国内政治层面，吉登斯重点讨论了在“减排”（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措施。在减轻方面，气候问题几乎和能源问题结合在一起，解决之道就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向低碳经济转型。而促进这一转型的关键就是技术和碳税。对于前者，吉登斯并不支持1970年代以来西方对于能源、电力产业的私有化，认为电力产业的技术革新需要大量投入，因而需要政府支持。对于后者，吉登斯认为瑞典等国经验表明碳税确实对减排行之有效，但是在推行过程中需要注意其对穷人的“累退效应”（Regressive Effect）和其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在适应方面，吉登斯重点强调了风险评估和保险业的重要作用。相对准确的风险和脆弱性评估是适应的前提，而适应应该更加积极而非消极，应该追求好处而不仅是避免坏处。保险业和政府的合作将有效减轻政府的压力，也使得风险管理和应对更有效率，因此，保险工具的创新也十分重要。
上述措施要求政府在角色上的转变。吉登斯专门用一章来讨论“计划”（Planning）的重要性。这是在西方自1980年代以来“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的背景下提出的，但又不完全是对威权国家主义的回归，重点在于政府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中发挥创造力。具体来说，对于普通人，除了教育以外，还应该用各种激励措施影响其决策，或推广技术改变其生活；对于企业，增加经济融合，贯彻“污染者责任”原则，调控市场以影响其行为；对于NGO等组织，应激励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鼓励其与有远见的商界领袖合作以求更大发展。气候政策还应该与其他政策相辅相成，以期将政治融合和经济融合最大化。
而在国际政治层面，吉登斯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模式，第二是气候变化问题对现有国际政治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是在各国对能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展开的，而有人甚至认为（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这最终将导致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共同体梦想的彻底覆灭，世界将回归由权力政治和军事力量统治。吉登斯认为，卡根的预测并不会完全实现。虽然权力政治仍将活跃，但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特别在经济上，仍会导向合作而非大规模冲突。但是，在合作模式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以里约会议、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为代表的“京都模式”（Kyoto-Style）较不可取，也不认为后巴厘岛的京都模式努力（如哥本哈根会议）能取得显著成效。这是因为过大的参与范围使得能够达成的协议过于低限度，而监督机制亦难以确立，无法保证目标的实现。他认为，有效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区域性、双边或者多边的自愿合作；或是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合作。而在碳市场和碳交易的问题上，他认为目前的经验还不足以判断其有效性，因而在推广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
解决气候问题需要政治智慧
在气候变化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会使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吉登斯提到了“底层的十亿人”（The
bottom billion），他们的生存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容易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发生。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导致的高油价使得产油国在宗教上更加激进、政治上更加保守。而发展中大国对石油的需求也让世界安全格局受到挑战。这一切都需要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应对来加以解决。
最后，吉登斯强调了美国和中国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和行动将决定气候变化的未来。他希望看到美中之间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搁置知识产权前提下在技术领域的全面合作。
吉登斯在这本书中应对气候变化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和怎么做给出了详尽而全面的分析和考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但是，吉登斯却没有很深入地探讨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本身对政治的影响。对于国内政治，他提到了气候变化会要求政府加强计划和管制，但又必须在自由民主政治的框架内，除了要求政治家超越左右派之外，他没有再更深入地讨论自由民主制度应该采取怎样的修正才能适应政府从“赋权型政府”向“保证型政府”的转型，或者说是否根本不需要修正。对于国际政治，吉登斯一方面强调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作用，也承认权力政治的存在以及其可能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会被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克服，合作仍是主流。但是，他没有深入讨论如何克服权力政治对国家合作的消极影响，或者是对其有积极影响的可能，仿佛认为合作的双方或者国家必定不再有权力政治的考量。吉登斯并没有深入地考察各大国之间可能因气候变化问题而出现的政治角力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益所在，这在国际气候政治的分析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是气候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吉登斯本人对这种“京都模式”的国际合作形式并不赞赏，但是从他对气候政治的阐述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当前，国内一些人对为遏制气候变化做出的政治努力持反对态度，或认为其完全是欧洲新世界主义的政治野心，或认为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而根据吉登斯的理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糟糕的气候政治观的产物。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将它积极化、常规化。我国采取的“节能减排”战略，绝对不仅仅对发展起遏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激励企业研发和采用低碳、节能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也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更改善了环境。因此，我们要看到在气候政治中强调和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一面，从而化挑战为机遇。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气候政治中就要追随西方，相反，我国完全可以在气候政治中为我国的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正如吉登斯在书中指出的，权力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气候政治。国家之间的利益很可能存在冲突，要克服这些，就必须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审慎地辨别我国的利益。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交的草案中建议将个人作为计算排放量的单位，就是为了我国和全人类利益向发达国家制订的以国家为标准发起的挑战。另外，在资金、技术援助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来妥善解决。而对于这些问题，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吉登斯的书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建议。
超越左与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凤凰涅槃———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超越左与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凤凰涅槃———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
兴》
发布时间：2021-12-08T05:49:13.602Z 来源：《中国教师》2021年20期 作者： 1.鲁楷 2.王昕迪
[导读] 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共识”逐步瓦解，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遭到质疑，
1.鲁楷 2.王昕迪
1.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2.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术硕士研究生 海南省海口市 570228
摘要：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共识”逐步瓦解，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遭到质疑，其危害波及到了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出现在危难时刻，迅速占据了主流思想。不仅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在当今各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制定方面依旧具有极大的借
鉴意义。本文针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对书中“第三条道路”理论框架的创新点进行梳理，反思当今社会
政策的改革思路，同时通过对于现实实践的问题探索，对本书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 书评
安东尼·吉登斯所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自1998年出版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20世纪末期，左派和右派均无法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在两种派别无休止的争论中，“第三条道路”作为应运而生的新思想，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为处于发展困
境的国家指明了光亮，影响深远，指导了美国、欧洲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吉登斯表示，“第三条道路”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启示性，其
内涵与外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治理的普适性。时至今日，“第三条道路”仍然经久不衰，树立了政治理想主义的丰碑，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
主义的凤凰涅槃。
一、创新：治国理论的超越构想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共分为六章，第一、二章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背景和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第三、四、五章，作者将“第三条道路”在政治、经济、生态方面的超越构想，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将国家治理的不同方面分章节论述，框架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342021.5“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赵 斌
【内容提要】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
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
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
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
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
理困境。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新兴大国
【DOI
】10.19422/ki.ddsj.2021.05.005
1985年
，好莱坞著名科幻影片
《退向未来
》
(Back to the Future)上映
，[1]
引发人们以传统和反
思方式思考未来命题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持续关
注的热点之一
，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焦点议
题
。显然
，气候环境问题具备全球公共问题属性
，
且其现实危机甚或未来风险一旦超越单纯的自然/
科学范畴
，而与政治
、社会
、经济等要素相互交织
演化为全球气候政治
，则可能进一步强化其集体行
动难题的色彩
。作为问题解决路径的全球气候治理
机制一度失灵
，遭遇困境
。因此
，有必要从公平正
义的高度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伦理反思
，探索全球
气候善治实现的可能愿景
。
全球气候政治：一项集体行动难题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在其
《政治学
》
一书中指出
，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地(Commons)通
常最少受到爱护
，因为人们往往只关心个人所得而
忽视公共利益
。[2]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描述的自然状态中的人
，为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相互
厮杀
，[3]
也反映了这种公共问题
。
1833年
，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提出
，公共财产会被不计后果地使用
。[4]1954
年
，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则在其经济理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社会与文化
第三章：人的社会化
第四章：社会角色与社会互动
第五章：社会群体
第六章：社会组织
第七章：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第八章：社会制度
第九章：社区
第十章：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
第十一章：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第十二章：全球化与全球社会
第十三章：社会学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社会学的视野
一：社会学观察问题的新角度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认为，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modernity）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社会学随现代性而来，是为解释现代现象而兴起的知识体系，它以普遍而精微的方式对现代性进行了跟踪式观察，对现代社会类型及其结构制度、社会行动主体以及社会问题现象等等，给予了辨析、诊断和解释性理解。
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社会学与其他科学显然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视野。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气候变化的政治》
二：社会学的现象力
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W. Mills)在其经典性论文《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中认为，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特有的心智品质，它思考人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什么，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以清醒地总结世界上正在进行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想象力能够使人们关注有限的个人经验和更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它的首要成果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人们只有了解所有和他相关的人、文化和社会，才能认识他自己所处的文化。
社会学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便是社会学的使命和前景。
气候变化主题书单
气候变化主题书单
介绍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我们面临着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崩溃等严重后果。为了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案，阅读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书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本书单精选了一些权威、有趣和深入的书籍，涵盖了气候科学、政策、经济、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气候变化，并为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
书单
1. “气候变化简史” - 比尔·布朗
这本书是一部关于气候变化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作者比尔·布朗通过深入研究过去数百万年的气候变化记录，揭示了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和变化的规律。从冰河时期到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作者将气候变化的历史串联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气候变化。
2.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 - 迈克尔·曼恩斯
这本书是一本权威的气候科学教材，旨在向读者介绍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作者迈克尔·曼恩斯是一位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他详细解释了气候系统的运作原理、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本书适合对气候科学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公众。
3. “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 尼古拉斯·斯特恩
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气候经济学著作，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通过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学方法和政策建议。本书既适合对经济学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适合对气候变化经济学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
4. “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 - 马丁·帕尔维斯
这本书探讨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包括人类健康、社会不平等、粮食安全等方面。作者马丁·帕尔维斯将气候变化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深入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多重影响。本书适合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公众。 5.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 - 约翰·S·瓦雷斯
这本书探讨了气候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国际政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和局限。作者约翰·S·瓦雷斯通过深入研究国际气候谈判和政治决策，分析了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本书适合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
历史证明，气候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太大了
历史证明，气候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太大了
文丨陈季冰
天气显然是一年比一年热，天灾似乎也是一年比一年多。长江中上游数十年不遇的山火肆虐和“水落古建筑出”的视频布满社交媒体，令人生出许多不祥之感。这或许会触动更多中国民众加入到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性政治浪潮中。
其实，气候变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相信人人都听说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些名词，它们都是远早于人类文明的地球自然地质纪年，而这些不同地质纪年之间气候变化之惨烈程度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进入人类纪元以后，气候依然在不停地变暖或变冷。在这方面，重视历史的中国古人比西方人留下了多得多的史料。对它们做细致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地球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
01
浙江大学前校长、现代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发表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通过对史籍中的古代气候水文资料记录，梳理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长时段气候变化规律。大致而言，每五百年左右会出现一个“冷-暖”循环的周期。
▲反映“冷-暖”循环周期变化的竺可桢曲线（图/网络）例如，从仰韶文化到殷周之际，是我国历史的温暖气候时期，平均气温比20世纪高2℃左右。故而，我们可以在先秦文献中找到殷商军队动用“象兵”对付“东夷”的记载。即便当时战场是在江南（即所谓“东夷”），而不在殷商政权所在的今中原河南一带，但只要大象能够很好地生存，就说明当时的亚热带与温带的分界线要比现在北移数百上千公里。周朝经历了一段寒冷期，但春秋时期开始又逐步回暖，战国时气候又比现在要暖和得多。这段温暖期延续到秦和整个西汉时期。但从东汉开始，中国的气候再次变冷。新莽、光武、明、章诸帝时充斥着华北春天积雪盈丈、江南夏天结霜以及严重干旱等反常气象记录。到三国时，甚至长江都曾经冰冻而无法行舟！传统上，“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北0℃分界线。这就说明，那时的气候比现在要寒冷得多。其实，由暖转寒的趋势早在汉文帝时代就已露出端倪，东汉以后迅速加剧……
吉登斯思想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思想简介
2007-11-30 13:06:09 来源: 作者: 网友评论 0条[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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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他对经典思想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解读，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他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他先后出版著作37部，其中许多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吉登斯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吉登斯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思，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起源和内在不足，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出版于1971年，它围绕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动力、问题和未来发展等主题，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度解读，梳理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根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同时还考察了三大思想家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影响。此书甫一出版，便在全球社会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几乎每年重版，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西方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教材生命线"。《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西方思想家的眼光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权力结构、类型划分、政治结构以及未来发展等，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被誉为"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除此之外，吉登斯于1977年出版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一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书反映了他对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理论传统的研究成果。
越南反腐启示录
·2010-01廉政瞭望自1986年以来，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越南人民也享受了革新成果。但贪污腐败问题异常严重，被越南人民和政府称为“国难”。越南共产党近年来正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反腐措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共反腐对我国有诸多借鉴意义。“亚洲腐败第三”的严峻现状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经济和社会获得“松绑”，开始步入转轨时期。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也不断滋生蔓延。1990年6月，越南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多万公务员和200多万党员，部署“开展反腐败斗争”。次年，越南国家总检察长披露：全国共对重点单位进行了2300多次反腐败专项检查，发现违规金额分别达9000多亿越盾、120多万美元和1000多两黄金，包括5名高级干部、6名司级干部、16名厅级干部在内的1.6万多名干部受到了行政处分。1992年底，越南政府把制止贪污列为来年十大紧急任务之一。2005年6月，越南公安部披露，1993年以来，公安部侦破的腐败案件多达9900多起，有1位部长、5位副部长、14名省人委会主席和副主席，数百名司局长和大公司经理受到刑事处分。最严重的是，在上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包括13名中央委员，19名部长、副部长，26名省市委书记、副书记在内的118名中央管理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越南腐败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在全国范围内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中，有92.8%的公务员、83.7%的普通群众和92.1%的企业干部认为，“腐败现象已成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越南党政干部索贿、银行官员捞钱、海关官员走私，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如交通警察处理违章，给足了钱就可以走人；边境口岸心态与会的，但本身是污染大国及排放大国的原因，怎么当“好人”，最后也只有以当“恶人”收场。德国媒体评论说，中国应提高谈判技巧，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陷阱。他们认为，中国与工业化集团发生冲突，实际上正中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招”。印度擅长打“人均牌”，以人均排放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为由，抵消“排放大国”不合理的帽子。印度也擅长于打“后发展牌”，坚持碳排放是发展权之一，捍卫“生存排放”的正当性，对所有约束性协议均明确表明不予接受。印度也频频打出国内尚有三分之一人口处于温饱线的“苦难牌”，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在碳排放方面，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情况，中国尚有四千万人处于赤贫之下，尚有相当农业人口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中国人均排放也远低于欧美国家，中国同样是受气候改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次哥本哈根谈判，中国并没有把这些牌打得淋漓尽致，反而在“透明度”即“可核查、可测量、可观测的三可制度”纯技术问题上栽跟斗。这是教训。如何迎接“低碳”考验著有《气候变化的政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称，哥本哈根大会尽管落下帷幕，但它只是个起点，人类将走上“始于哥本哈根的路”，各国的内在、自发和自愿的行动比一份协议更加重要。那么，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吗？从政府层面上看，中国此次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并把这一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作出了远景规划，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减排和遏制全球气候改变的事业中共同努力的决心。然而，作为后发展大国，作为仍处于城市化及重工业化前期的国家，中国以单位GDP碳强度为基准的减排目标，是建立在中国未来20年依然有当前的经济高增长的假定上作出的设定。专家计算过，只要不超过45%这一条线，中国以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排放峰值年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到来。但是假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外部资金不到位，技术更新换代滞后，中国的排放理论峰值就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就会到来，到时中国因自我设置的减排目标而背上沉重的负担，这对一个要养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团队采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得出的GDP损失分别是3384亿元和5862亿元。所以，中国在低碳时代的最大任务仍然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碳排放问题，在发展中切实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个近乎于两难选择的命题。可以从以下一组数据看出政府层面上减少碳排放产生的巨大社会压力：“十一五”计划前四年关停近千万千瓦小火电，导致40万人下岗，水泥行业在已经淘汰落后产能1.4亿万吨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淘汰1.8亿万吨，这将使近50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机会。对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来说，如果碳强度在2020年比2005年分别下降40%和45%，产值损失分别是1842亿元和3142亿元，损失比例分别是14.13%和24.12%。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损失比例也在10%以上。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损失比例分别是3.84%和6.79%，但是损失产值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成为损失产值最高的部门。所以，低碳经济下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及如何保证在清洁能源产业及低能耗产业中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从更宏观的角度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是政府时刻关注的问题，只有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才能经受住低碳时代的冲击。编辑：邱祥吉域外博览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 ——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 ——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 ——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作 者】郭忠华 【作者简介】郭忠华，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考察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历程，现代性是其学术研究的连贯课题。同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是围绕解放政治这一核心思想展开的，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源泉。启蒙运动以来，解放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带入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相反，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风险。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设想，以实现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 【摘 要 题】政治思想 【关
键 词】吉登斯/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 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受瞩目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其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剖析已蔚为大观，对其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更是新论迭出，对其社会学思想的分析也不乏论及。总体来看，探索其整个思想地形图的尝试却相当有限。尽管局部的研究也能获得某些真知灼见，但总难概览其思想之全貌。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在长达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围绕相同的研究课题，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我的知识生涯的连续性一直是使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凝聚起来的因素。……我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研究课题。”[1] (P25)本文放眼吉登斯整个学术生涯，找寻并论证其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分析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围绕的核心及其对未来的展望，以勾勒其完整的思想地形图。 一、现代性的研究课题 要找到吉登斯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首先必须对其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在接受皮尔森访谈的过程中，吉登斯以极其简练的方式概括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1] (P25)从中可见，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一是对经典社会思想及其发展的反思；二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即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三是对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在搞清其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着手寻找并论证贯穿这些阶段的同一研究课题。 吉登斯在评价第一阶段的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2] (P198)从投身学术生涯伊始，他就设计了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宏伟研究蓝图，对经典社会思想的反思只是这一蓝图的一部分，是在为另一相关研究准备条件。那时，他所说的另一相关研究主要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那么，当“结构化理论”已经建立，并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后，他又是如何评价和定位它的呢？“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3]
地球持续高烧咋就一直不退
地球持续高烧咋就一直不退
近日，美国气象学会发布《2012年气候状况》称，2012年成为地球有气象记录以来十大最热年份之一，北极海冰面积在当年9月萎缩至历史最小规模。
越来越热的地方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研究所发布报告称，去年全球气
温之高，位列有记录以来前10名。该所研究人员指出，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并认为“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变成一个越来越热的地方”
在另一份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进行的调查报告中，北冰洋和格陵兰岛成为2012年气候变化最为显著的地区，其变暖的速度是低纬度地区的2倍左右，格陵兰岛97%的冰盖正在融化，而且北极地区积雪已经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日益变暖的全球气候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活、行为，甚至生命。近日，美国联邦政府有报告称，阿拉斯加地区有186个村庄受到气候变暖的威胁，约占该地区村庄总数的86%。融化的冻土与上升的海平面，使该地区的居民不得不往高处迁徙。
更为严重的是，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据《每日邮报》称，英国近期遭受了自2006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热浪袭击，高温已造成超过760人死亡。
除此之外，越来越高的气温似乎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暴力行为。《科学》杂志有文章称，小至家庭冲突，大到政权更迭，背后都有日益升高的气温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
全球气候升高也对动物生存造成了重大影响。英国《卫报》报道，冰盖融化造成北极熊缺乏食物饥饿致死。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预测，急速融化的冰川将在未来45年间导致超过1/3的北极熊灭亡。
人为原因拖延行动
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有很多，一般认为主要有自然原因与人类活
动两大类。
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事实是，改变需要行动。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到一个以自身名字命名的概念：吉登斯悖论。这个概念意味着，气候变化问题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具体、不可见和不直接，因此，也就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行动。但一旦等气候问题变得直接、可见、具体，并迫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却又为时已晚。
吉登斯的气候政治悖论
南书房吉登斯的
气候政治悖论
本栏编辑宁二
编辑信箱心》王素
,泉镖望黔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月版
最近有两件事情引人注目。一件是《》的热映
,“”
迅速成为一个年度特色的关键词。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年代,
由世界顶尖科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报告《增长的
极限》,疾呼人类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很快就有学者以
《没有增长的极限》予以回应。这场“增长的危机”几乎在纸
面上就化解了。但这种主导的发展思维,其恶果近年来
在世界各地以非常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很多普通百姓才开
始真的坐不住了。
另一件事就是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会场之外依然
游行示威不断,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敦促各国以诚意达成共
识的呼声取代了以前的石块、反对的标语和口号。日趋严重
的气候变化,让人感觉灾难就在不远的明天。
那么
,谁会是下一个救世主
,各种环保组织、各国政府、
联合国还是我们所有人不少人还是寄希望于政府
,尤其是
西方各发达国家政府。很多学者都在设计未来的政治气候格
局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是代表之一。
吉登斯在今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精心
描绘了世界各国如何参与气候治理的世界政治图景。他提出
了“吉登斯悖论”,认为大家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真正愿意
做出栖牲的人少之又少,这是阻碍气候问题解决的重要原因。
这种现象,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曾清晰说过,他说很多个人经
常会产生一种心理感觉,“我什么也不是,就我一个人,做不
做没什么差别”。
因此,吉登斯设计了一个以“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
为主要内容的气候变化政治框架,将气候应对政策与现实政
治价值相结合,推进经济和技术创新抗击全球变暖,从而系
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呼吁各国政府以一种积极的“保障型国家”姿态高调介入。
从本质上来看,吉登斯的气质是精英主义的,他对政治
精英有一种自然的信赖,他本人也因为主张第三条道路而挤
进现实政治精英的行列。不过,这种精英主义态度的解决方
案可靠吗在他的构想里
,他批评个人和企业的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