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
授课：XXX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
授课：XXX ”在国内，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
始。”“底层”问题在国内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学者刘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王晓华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明了，他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⑴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⑵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⑶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可谓众声喧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诸多表述中或多或少地瞥见“底层”概念界定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如“被压抑的阶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沉默的大多数”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并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即
授课：XXX “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
二、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
当前关于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底层究竟能否进行自我表述？
王莉、张延松在《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一文中，将“底层文学”作家分为两种：“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这一看法不言自明地肯定了“底层可以进行自我表述”这一命题，但却被更多的质疑之声所淹没。刘旭认为，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没有话语能力，被言说的群体，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毛丹武进一步指出：“知识者的表述究竟是不是底层经验要由底层来确认，但底层不能自我认知，它的判断不能不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污染，所以连它的自我确认都很可疑。”
（二）知识者能否为底层代言？
对这一问题，学界歧义也颇多。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
授课：XXX ”这是一种肯定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则对知识分子“代言”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某种不信任，饶翔认为，“如果底层写作是以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进行，那么如何能完全抹去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如何能证明它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遭际？因为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即使那些貌似最客观的写实作品也是透过了作者的眼睛和心灵。”刘旭的看法则更深一层，在他看来，在“代言”的知识分子笔下，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 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刘旭的这一表述显然不无偏颇，但也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众所周知，事实上任何表述在它被表达出的那一刻起，便已永远偏离了自身。
（三）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
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亦即“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当前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学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蔡翔指出，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最重要的前提是“怎么样重新走进人民”。他同时还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要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王晓华也认为，只有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
授课：XXX /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关照和表现底层。刘旭则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 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三、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反思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勃兴，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思考与追问，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在文学创作的大氛围中，同其他题材作品相比，当前的底层文学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首先突出表现在许多反映底层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趣味有时并不能贴近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学者丁智才认为，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清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明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从而彻头彻尾地跌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当前底层文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误区，在最近几年的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那就是“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甚至在小说叙事和场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快意苦难’的倾向。”正如批评家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
授课：XXX 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作者不仅没有写出坏人性格和情感的复杂性，而且，还过多地渲染了那些受凌辱与受损害者的粗俗和动物性的一面。”在对苦难主题进行描写时，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浮现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洪治纲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有关底层苦难的书写，是一种应该反思的叙事陷阱。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少读到那种温暖的人性，很少读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广袤和悲悯，也很少感受到那些人之为人的亲情、荣耀和梦想，这种所谓的‘苦难叙事’不仅掏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而且直接影响了作品自身的说服力。”他同时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之所以带有某种‘苦难焦虑症’的倾向，从创作主体上看，关键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这一表述直陈当前底层“苦难叙事”中存在的弊端，给那些视底层为“苦难之天生渊薮”的作家敲响了警钟，对当下的底层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底层文学”，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我们以前对先锋文学都有一种概念化的看法，认为形式上的探索，用跟别人不一样的写法来写就叫先锋文学。但这样先锋文学仅限于形式跟内心情绪的探索，而底层文学就是把先锋文学没有触及到的，在内容上的探索，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所以它也具有
授课：XXX “先锋性”，它是跟整个中国现实的变化，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在反思。底层文学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能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的思想界的讨论之中。从思想方面来说，从1998年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社会发展中的包袱，可以把它甩掉，或者是可以被牺牲、被忽略，或者被遗弃的。但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不同，认为底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只有中国这个主体发展起来，整个的中国才能发展起来。底层文学也是在这种层面上参与了讨论，它对底层的主体性的寻找，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强调，包括对他们现实生活中苦难生活的描写，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底层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者，是一种“新文化”。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逐渐地告别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所谓“五四文学”的方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方面是“左翼文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文学，第三方面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这些倾向内部也会有斗争，但是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思想与文学上的不同方向。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左翼文学”的叙述基本上被剔除出文学史叙述。自由主义作家的分量不断加重，
授课：XXX “先锋文学”、“纯文学”我们可以说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盛极一时，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先锋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坚持“纯文学”，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文学功能的要求也变了，也从启蒙与救亡更多变成了消费和娱乐。此后通俗文学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占据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化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五四的新文化，就没有新中国，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而到九十年代末期，特别是现在，整个文坛的主流已经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底层文学”的出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是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它是坚持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之前，黑幕小说、武侠小说、官场小说、青楼小说、鸳鸯蝴蝶派等等占据了文坛，而今天的文坛上最多的也是这一类小说。在五四时，鲁迅、茅盾都对这些通俗作品给予极力的批评，这些通俗文学起到的是一种类似于鸦片烟的效果，有故事，有通俗化的模式，让人阅读的快感之中逐渐失去了对个人与时代的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是新文学不一样，像鲁迅、茅盾，是把现实的东西写出来让人看，不是为了让读者舒服，而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文学，让人认识之后产生精神上的作用，像鲁迅所说的，“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秩序。“新文学”与“新文化”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所以
是论新世纪中国前沿文学
是论新世纪中国前沿文学
新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本文从外界影响入手阐述文学变化原因，并对当代中国前沿文学进行细化。
标签：文学前沿;科幻小说;底层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指的是当下学界讨论最多、引起最大重视的热点问题。随着时代发展，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诸如“非虚构文学”、“科幻文学”等一系列新的文学体裁。
一、文学的变化
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战时期等等这些特殊的时代，文学总是有着趋同的主题，作家将文学视为精神上和艺术上的事业来追求。如今，国家日渐强大，和平与安稳成为了时代主题，文学也从引领时代、为时代发声的艺术变成了一种消遣娱乐。纵观当下，除了文学爱好者很少有人能读一本“真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作为重要新生力量的青少年一般都将“青春文学”与“网络小说”作为课外读物。
其次是论争的减少。新文化运动初始，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之，模仿旧文人的口吻将反对白话文的观点写信给刘半农，再由刘回信一一辩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使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无论是白话文运动还是京海派论战，论争一直充斥在文学界，每一个文学思潮都在论争中明确了自己的价值，也是因为有了争论，才引起了更多大众的关注与重视。但新世纪以来，这种激烈的论争越来越少，很少看到不同流派之间的你来我往。
最后是文学载体的革新。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大众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更新。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阅读代替了纸质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运行。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在电子设備上不止可以看书，还有更多的娱乐消遣方式，所以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都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受众。
二、前沿文学种类
1.底层文学
2004年，“底层文学”作为描写底层社会人与事的文学样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受到众多文学刊物的关注与讨论，代表性的“底层文学”包括我们熟知的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等等。“底层文学”主要是想通过对底层生活的真实描写来引起人们的重视，期望社会将目光投向他们。其从诞生开始就是饱有争议的，一些主流文学家认为“底层文学”只是在片面的揭露苦难，将底层社会的事情铺开直叙并进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与审美诉求
Ｃ ＲＥＡＴ钟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Ｉ ＩＣＩＳＭ Ｉ－ Ｉ￣ｔ，评视野 ｌ 叮— ’Ｊ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与审美诉求
一、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精神危机
相比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代的社会结构，新世纪的社
会转型无疑更加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市场化已经比
较成熟，大众文化有足够的实力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
化分庭抗礼，当代中国文化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知识
分子身份的变异和分化导致精神衰退，无力对复杂的
现实发言，而是被各种新的文化势力收编、改造。
文学精神的缺席让“伪文学精神”大行其道，严
重损害了文学的根基。“伪文学精神”是打着文学精
神的旗号出现的，它们要么对历史进行重新装扮与
粉饰，要么无节制地利用当代政治资源，要么迎合泛
滥的消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谋取经济利益
的同时大量篡改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现实的理想
信仰。《狼图腾》建构了以“狼性”为中心的乌托邦，所
用的策略是对现代文明价值进行颠覆，贬低和蔑视
农耕文明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涵养，试图用“狼的精
神”取代“人的精神”，用狼的历史代替人的历史。这
种写作迎合的是西方生态意识形态，并没有考虑到
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炒作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历史观念大加篡改，哗众取宠。还有大量改头换面
的“历史小说”，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基本上
就是将历史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重新组合，迎合了
市场和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缺乏真正的人文
主义思想。而大量谍战、悬疑、玄幻、盗墓、口水诗、青
春文学等泡沫式发展，更是加重了文学精神的空虚。
这类文学作品甚至被看成纯文学，大有成为主流文
学的势头。
文学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观念的错位，不 一王冬梅
能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反而误导生活。文学对社会
现实的反映，最重要的不是什么艺术手法和技巧，而
是思考的深度、判断的能力和精神的高度。《蜗居》表
面上对当今高房价、“房奴”现象的反映和揭露，同时
涉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底层病态等现象，具有强
“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对新世纪中国诗歌的一种考察
野重构冶我们时代的野诗歌伦理冶
对新世纪中国诗歌的一种考察
张立群
一
从圆园园园年至今袁中国新诗已走过的这圆园年
历史袁自是积累了许多经验袁并可以在未来某一刻
适时而发袁为新诗创作和研究提供某些资源遥在
此前提下袁野耶重构爷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冶可作为
一次总结后的问题再思遥
时间回溯至圆园园缘年袁在批评界还为已莅临缘
年之久的圆员世纪文学努力寻求命名契机袁并已初
步诞生野打工文学冶野底层写作冶野草根性冶以及野世纪初文学冶名称的时候袁野伦理冶一词也以不同
的面相进入当代诗歌批评之中院圆园园缘年袁由张清
华撰写的叶野底层生存写作冶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
理曳就将野底层生存写作冶这一野我们时代的诗歌冶
和野伦理冶结合在一起袁进而诞生了野诗歌伦理冶的
概念遥同是圆园园缘年袁叶新诗评论曳第圆辑刊载了
钱文亮的叶伦理与诗歌伦理曳一文遥此文主要针
对野当前一些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
共性概念冶袁指出诗歌界应保持野足够的质疑和批
评冶袁并认为野有必要提出耶诗歌伦理爷来申明诗歌
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冶遥由于钱文从坚守诗歌
艺术本位的立场出发袁与从野打工冶野底层冶的角度
介入诗歌袁为后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写作世界的思
路形成了某种对立袁所以袁在之后围绕野诗歌伦理冶以及野诗歌道德伦理冶的争鸣中袁其一直被引
用且多受质疑袁而对野诗歌伦理冶的讨论也随即成
为数年间诗歌界反复言说的热点话题之一遥
如果仅从围绕野诗歌伦理冶的角度考察相关
的论述袁那么袁在圆园园远年至圆园园苑年间袁较大规模
的集中探讨大致有三次遥第一次是叶南方文坛曳圆园园远年第缘期推出的吴思敬的叶面向底层院世纪
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曳尧王永的叶野诗歌伦理冶院语言
与生存之间的张力曳尧罗梅花的叶野关注底层冶与野拯救底层冶要要要关于野诗歌伦理冶的思辨曳尧冯雷
的叶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野底层经验冶写作曳遥第
二次是叶南都学坛曳圆园园苑年第员期推出的野诗歌与
道德伦理研究渊笔谈冤冶袁包括吴思敬尧张立群的叶诗歌的野想像冶与野真实冶要要要从现象出发论野诗
余华《第七天》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
余华《第七天》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
作者：肖雪冰
来源：《文学教育》2020年第07期
内容摘要：余华作为有底层情怀的作家之一，在其作品《第七天》中，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描绘，为底层人强势发声。在叙事策略上，余华运用了亡灵视角、荒诞风格和诗意语言等叙事策略进行底层书写。通过亡灵视角将生死两个世界衔接，突出底层人的无力与绝望。通过荒诞的风格讽刺了社会麻木不仁等现象。同时又运用诗意的语言给予底层阶级爱的幻象。从以上叙事策略中可以看出余华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的底层情结，同时可以得出其底层叙事的价值所在，也是本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余华 《第七天》 底层书写 叙事策略
目前学界对于余华小说《第七天》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作者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内容等分析都很广泛深刻。但对于此文本底层叙事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因此本文尝试从底层叙事策略的角度对余华的《第七天》进行整体把控和综合分析。致力于对中国文学当下所缺少的有关个体生命與生活表现进行有效补充，同时引发读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文学关注与自觉省思。
一.“底层”和“底层文学”
“底层”一词在词典中解释为喻指社会、组织的最低阶层。它最早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所指的底层主要是从属于欧洲社会结构、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理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我国，“底层”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蔡翔教授最早在他的《底层》 一文中提及“底层”一词，他抒发了底层是他个人的成长史的感慨，而并非一个概念。而后他在与刘旭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底层的看法：“底层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强的概念，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南帆教授同样认为底层不能够简单的进行定义，应该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予以不同的审视。同时他认为底层始终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王晓华在《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中，从三个层面来界定底层：“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即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王晓华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界定了底层。
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
1 / 8 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
何言宏（载《南方文坛》2008年1期）
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便是所谓“底层写作”的兴起。在总体上对现实疏远多年后，中国文学开始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相当自觉地关注和书写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加入了这样的潮流。除了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鬼子、胡学文、罗伟章和王祥夫等以“底层写作”著名的作家外，韩少功、张炜、李锐、贾平凹和迟子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底层写作”。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底层写作”的队伍，丰富了“底层写作”的基本内涵，还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底层写作”的实力。而在另一方面，这几年来的“底层写作”实际上又绝不仅限于小说门类。在诗歌和散文领域中，同样涌动着这样的潮流。杨键、雷平阳、田禾、江一郎、辰水、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王夫刚、谢湘南、郑小琼和夏榆等人，都是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作家。
相应于生动有力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界也对“底层写作”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底层写作”的文字。不少刊物开设专栏，集中研究“底层写作”。关于“底层写作”的现状与问题，还是很多学术会议的重要主题。“底层写作”，似乎已成为描述和把握当下中国文学现实的一种毫无疑义的强势性话语。但我注意到，在以“底层写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关文字中，也有论者曾以“新左翼文学”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和讨论其中的部分作品。不过讨论的对象往往只是锁定于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大自己的文学视野，将我们的目光扩展和深入到对文学现实的广泛关注，并将我们的关注联系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不仅体现于曹征路这里，还很突出地体现在更多的包括“底层写作”在内的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左翼文学”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新中国文学变化
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是在曲折中不断开拓自己的广阔道路的。从解放之初的筚路蓝缕到新世纪的繁荣，因文学生态环境和发展特色的差异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前3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广大作家同人民一起欢欣鼓舞，一起经历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当时，歌唱新社会的光明，回顾革命斗争的艰难，很自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和主题。1958年后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大多作家高扬革命理想的同时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特别是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他们受到"五四"以来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哺养，创作了许多至今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优秀作品。其中，"回顾革命史"的代表作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和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写革命战争的戏剧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反映地下悲壮斗争的作品。"歌颂新社会"的代表作，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公刘的《在北方》等诗歌，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剧作，还有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等长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这类作品更多。如歌颂英雄人物焦裕禄、向秀丽、王杰、雷锋等的报告文学，还有如徐迟、华山、周钢焰、李若冰等人反映新中国建设战线的诸多作品。同时，还有写古代历史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文成公主》等历史剧，此外，儿童文学中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刘厚明的《马兰花开》、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童话和金近、圣野、袁鹰、柯岩等的儿童诗。以上作家生活基础深厚，艺术描写生动，人物形象刻画鲜活，他们的作品大多抒发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突出地刻画人民革命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的新人，风格明朗欢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
沉默者的世界：论肖江虹底层小说创作中的“失 语者”形象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6(2), 27-3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8 in Hans. /journal/wls https:///10.12677/wls.2018.62004
文章引用: 戴静. 沉默者的世界: 论肖江虹底层小说创作中的“失语者”形象[J]. 世界文学研究, 2018, 6(2): 27-32. DOI: 10.12677/wls.2018.62004
The World of the Silent:
On the Image of “Aphasia” in the
Creation of Xiao Jianghong’s
Underclass Novels
Jing D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 18th, 2018; accepted: May 1st, 2018; published: May 8th, 2018
Abstract Xiao Jianghong, a writer from Guizhou Province, shapes a series of “aphasia” images in his novel
creation of “Beg You Talk with Me”, “At the Gate of Heaven”, “Hundreds of Birds Worshipping the
Phoenix”, “Calling Back the Spirits”, “Criminal Suspects”, “Looking for 1978” and so on. Those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２００９年７月 第３７卷第４期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ｅｎｃｅｓ） Ｊｕ１．２ｏｏ９ Ｖ０１．３７ Ｎｏ．４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王春荣 吴玉杰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摘要：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 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 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 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 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
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 成。 关键词：女， 叙事；“底层叙事”；同构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９１（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６—０６
“底层叙事”、“底层写作”、“底层文学”、“乡
下人进城”、“打工族文学”等等，这一系列概念实
际上从上个世纪末就陆续出现在一些文学评论中，
近年来几乎构成一种创作热点，某些作家甚至自觉
地把“底层写作”确立为自己的创作目标，构成创
作领域一道抢眼的风景；批评家、各种媒体也热衷
于这些创作现象的批评和概念的理论阐释，为创作
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一种批评热点。人们在关注或
热衷于这一现象的讨论时，有论者认为女性文学的
“贵族化”使之远离“底层叙事”［１］；也有论者认
为，女性文学虽然存在“底层叙事”现象，但是往往
出现“错位”，只有“本土女性主义”叙事，才真正实
底层写作研究综论
1
“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
——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
洪治纲
一 “底层写作”的源起与变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 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研究综述
《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作品。自20世纪以来，《骆驼祥子》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吸引了广泛的研究兴趣。本文旨在对自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的研究进行综述和分析。
研究者对于《骆驼祥子》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部作品以主人公骆驼祥子的命运为中心，揭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研究者们通过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分析，探讨了作者鲁迅揭示社会阶级固化和个体命运绝望的意图。
研究者对《骆驼祥子》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主人公骆驼祥子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和奋斗意志的典型人物。研究者们通过对骆驼祥子的性格、动机和行为进行分析，展示了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一些研究聚焦于《骆驼祥子》中的文化背景和意义。这部小说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反映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特状况。研究者们通过对小说中的文化符号和象征的分析，探讨了《骆驼祥子》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
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关注于《骆驼祥子》的文学风格和表达手法。鲁迅的写作风格极富魅力，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形象描写被研究者们高度评价。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
自新世纪以来，《骆驼祥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备受关注。对于该作品的研究主要围绕其主题、人物形象、文化背景和文学风格展开。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经典之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