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兼谈我国的侦查模式》
《论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兼谈我国的侦查模式》《论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兼谈我国的侦查模式》一、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
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
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
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
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
等等。
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
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
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
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
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
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
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
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
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
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
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
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
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
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
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代理人”观点也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代理申诉、控告都是代理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代理人”。
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代理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所聘请的代理人。
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代理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代理申诉、控告这种代理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代理。
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
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代理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代理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
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该代理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
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
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
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必须充分肯定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诉讼职能是诉讼法学研究当中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
一般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当中存在控诉、辩护和审判三种基本职能。
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职能。
辩护职能则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职能。
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而存在。
这种理论把侦查活动视为公诉的必要准备,因而把侦查活动视为控诉职能的具体运用。
以该三职能说为基点,诉讼职能理论上又有四职能说、五职能说、七职能说等等。
尽管着眼点不同,但都认为在侦查阶段就存在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对抗。
对此,有的学者也从辩护权的性质角度进行了论述。
这种观点认为,辩护权具有绝对性,其一就是当一个公民被认为具有犯罪嫌疑而受到追诉时,,他就拥有辩护权。
刑事诉讼启动之时,就是被指控人开始行使辩护权之时。
辩护权的行使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尽管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辩护权行使的方式及侧重点有所不同。
考察某一主体的诉讼地位,可以以其诉讼权利为坐标。
就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权利而言,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防御性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性。
而辩护职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防御性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性。
所谓防御性,是指辩护职能是相对于控诉职能而存在的。
没有控诉也就谈不上什么辩护。
在英文中,“defense”一词既可以翻译为辩护,也可以翻译为防御。
控诉职能的特征是攻击性,与此相对,辩护职能的特征则是防御性,其行使的目的旨在对抗、抵消甚至否定控诉,实现辩护权主体的自我防护。
从侦查阶段律师能够从事的工作来看,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律师还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所有这些权利,其特征都是防御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护权又可以称为防御权。
台湾学者蔡墩铭也指出:“防御权不限于刑事被告人有之,即尚未被起诉之犯罪嫌疑人亦应具有此项权利,盖多数之犯罪嫌疑人终不免被起诉,为使其准备被起诉之防御,实有提前赋予其防御权之必要,例如许其于被起诉之前选任律师为其防御是。
”所谓犯罪嫌疑人利益性,是说该职能的运作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从辩护职能的发展历史来看,辩护职能实际代表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体地位。
可以说辩护职能的强弱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成正比例关系的。
辩护职能越强大,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反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就越高。
其次,充分肯定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是刑事诉讼目的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包括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
这一目的,应当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各个程序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具体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完美地、全面地得以实现。
就侦查阶段而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方面也必须等量齐观,不可偏废。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侦查人员不可能全面地兼顾侦查程序目的的两个方面。
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是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
虽然我们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当中要注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但是这两个方面在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马克思曾经指出,把追诉职能和辩护职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
侦查人员职业心理倾向性产生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如果不通过辩护职能的加强(确切说是辩护人对侦查的介入)来得以矫正,则刑事诉讼目的的两方面内容必然得不到全面的体现。
强调侦查程序两方面的意义,体现在辩护职能上,就是要强调发挥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是加强辩护职能的需要。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活动具有主动性和强制性两个基本特点。
所谓主动性,是说侦查程序的发动权在于侦查机关;所谓强制性,是说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对有关物品有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处分权力。
浅谈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执业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再修改
浅谈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执业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再修改[摘要]刑事诉讼法的再次大修,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刑事诉讼法的主要执行者,刑诉法的再修改、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利给职务侦查工作带来了挑战,应当引起我们检察人的思考。
[关键词]再修改;辩护权利;挑战;应对策略一、刑诉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执业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的再修改(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职责与诉讼权利与现行刑诉法相比,新刑诉法明确赋予了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辩护人身份。
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拥有的权利和可以了解的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完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解决会见难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律师会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了明确规定:1.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2.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内容,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的案件范围作了明确规定。
3.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三)完善律师阅卷权,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新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将律师的阅卷范围从现行的“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修改为“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本案关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所有案卷材料。
(四)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基本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为了解决公安、检察机关可能发生的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提交的问题,保障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
(五)对办案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从程序上作了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应当认真听取辩护人意见作了具体规定。
(六)增加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专门条款。
两大法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比较分析——兼谈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完善
两大法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比较分析——兼谈对我国职务
犯罪侦查模式之完善
张遂;雷建国
【期刊名称】《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30)005
【摘要】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几种侦查模式,但主要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职务犯罪侦查模武.在国内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研究比较少,因此对两大法系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特点及相同与区别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大法系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并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进行了简要分析,从而借鉴国外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总页数】3页(P1-3)
【作者】张遂;雷建国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浙江余姚,3154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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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实现
但是 , 在许多案件中, 侦查机关仍然以案件涉及 国家 秘密为借 口, 不批准律师 的会 见。因而 , 在侦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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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稿 日期 :0 9— 4—1 20 0 5
作者简 介 : 蔺琴玲 , , 女 河南 ̄- A.中NA 民公安 大学侦查 学方向硕 士研 究生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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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9年 第 3期 第1 9卷 总 第 8 1期
铁 道 警 官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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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第4期(总第181期)2023年7月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4(General No.181)Jul.2023收稿日期:2023-03-17作者简介:易延友,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㊂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摘㊀要: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㊂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㊂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 律师在场权 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㊂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㊂关键词: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值班律师制度;非法证据排除中图分类号:D915.3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4003815DOI:10.14134/33-1337/c.2023.04.004一㊁引㊀言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㊂该法一共164条,其中 辩护 一章一共5个条文,并未涉及侦查阶段的辩护问题;实务中犯罪嫌疑人连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都未获认可,自然谈不上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组织专家学者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改方案,供法工委参考㊂为此,以陈光中教授为首的中国政法大学专家团队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其中第45条规定: 嫌疑人㊁被告人可以随时委托辩护人㊂ 第51条规定: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嫌疑人㊁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可以在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的时候申请到场㊂ [1]这是理论界首次明确提议在刑事诉讼中引入律师在场权的规定㊂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 辩护 一章章名改为 辩护与代理 ,将原来的5条6款修订为10条18款;其中最显著的进步在于,明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聘请辩护人㊂不过,1996年‘刑事诉讼法“也没有采纳‘修改建议稿“中 嫌疑人㊁被告人可以随时委托辩护人 的建议;自然,该章也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不过,1996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在 辩护与代理 一章中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却在侦查讯问一节以第96条首次确立了律师在场权㊂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打散,放到了 辩护与代理 一章中,条文的表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律师在场权的宗旨依然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更是通过值班律师制度扩充了律师在场权㊂遗憾的是,该项权利因长期受到忽略,一直躺在法律文本上睡觉㊂ 语言是法律人的工具,解释是法律人的技艺㊂ [2]对现有法律的完全解释是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的前提㊂知道从哪里出发与知道要去哪里同样重要㊂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场权的规定进行解读,对目前实务中律师在场权不受重视的原因进行分析,殊为必要㊂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保障该项权利的实施,仍然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㊂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对律师在场权已经确立的立场进行解释学上的论证,对该制度在司法程序中的保障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㊂二㊁律师在场权的初步确立:1996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㊁代理申诉㊁控告㊂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㊂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㊂ 对于以上规定,理论界通常理解为只是一般性地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其中并不包括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在有关该条的权威解释中,并无关于该条确立了律师在场权的解读[3]140-142㊂实务中,也没有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委托的律师根据这一规定主张律师在场权㊂本文认为,该规定中的第一句话,已经规定了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一)文义解释可得出律师在场权的结论对‘刑事诉讼法“法条的解释当然应当从文义解释开始㊂这不仅因为 法文字及其蕴含的文义是任何解释的起点 [2]26,而且因为文义解释最有说服力㊂因为,一般来说文义是确定规范意旨的最重要证据[2]27㊂另外,诚如学者所言,解释法律一般都应当先从文义解释入手,且所作解释不能超过可能的文义,否则即超越法律解释之范围,进入造法活动[4]㊂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造法,而是对之前已有的法律条文通过解释明确其规范内涵㊂因此,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解释,也应当从文义解释开始㊂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 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就是明明白白的律师在场权㊂因为,法律咨询既包括现场咨询,也包括书面咨询㊁电话咨询㊁邮件咨询㊁微信咨询等,但从来不排斥现场咨询㊂杨仁寿先生指出: 文义解释,指依照法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而为解释,据以确定法律之意义而言㊂盖法律系吾人营社会生活之规范,乃为全体社会构成分子而设,故须以通常意义而为解释也㊂ [5]139就法律咨询的通常意义而言,其最常见的方式为现场咨询,其次才是微信咨询㊁电话咨询㊁邮件咨询㊁书面咨询等㊂因此,提供法律咨询当然包含要求律师到场提供现场咨询,并且首要的方式就是现场咨询㊂如果钻牛角尖,就还可以解释为犯罪嫌疑人有权到律师事务所向律师进行咨询,但本文认为就律师在场权而言完全不必走那么远㊂本文认为,法律既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咨询律师的权利,且未对行使该项权利的方式作出限制,自然就包含了要求律师到场提供咨询的内容㊂因此,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当然包含了遭受讯问时要求律师到场的权利㊂这一意义明明白白包含在法律文本的直接射程之内,并不需要对文本作复杂的探求㊂93第4期易延友: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 一个解释学的论证㊀04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3年这里顺便说一下目的解释㊂反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律师在场权的观点可能会认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制定时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时获得律师在场提供法律咨询的意图,因此从立法意图来看,该规定不能解释为确立了律师在场权㊂应当说,目的解释也的确是法律解释中一种常见的解释方法㊂但目的解释又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两种路径㊂所谓主观解释就是探求历史上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的法律政策目标;所谓客观解释则是探求此时此地法律规范的适当目标[2]120㊂也有论者指出:主观解释就是尽可能以与参与立法决议的人观念相一致的方法来解释法律;客观解释则主张不应考察立法者的意图,而是要考察法律本身的意图[6]㊂同时,法律的目的又分为法律的总体目的和单个法条和单个规范的具体目标[7]㊂也有论者认为,目的解释仅包括从法律的总体目标对单个法律的意义进行解释;就单个规范而言,从探求立法目的的角度进行的解释并不属于目的解释,而是属于法意解释 前者系从法律目的着眼,后者系从历史沿革出发;二者不可混为一谈[5]173㊂无论是总体目的还是具体目标,都存在一个主观解释还是客观解释的问题㊂从主观解释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文献表明立法者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无意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权,也没有文献表明立法者有意赋予该项权利㊂如前所述,在以陈光中教授为首的中国政法大学专家团队提出的‘修改建议稿“中曾经提出过在 辩护与代理 一章中加入 辩护律师 可以在侦查讯问的时候申请在场 的规定,不过该规定并未获得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正式文本的采纳㊂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无意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期间律师在场权?本文认为,由于律师在场权的确富于争议,很多时候,立法者在进行法律改革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㊂因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在 辩护与代理 一章明修栈道,并不代表立法者不可以在侦查讯问一章暗度陈仓㊂另外,立法者没有在 辩护与代理 一章规定律师在场权,也完全有可能只是因为立法者不赞成这一技术方案,从而用更好的技术方案来替代㊂可见,从主观解释的立场出发,即使没有文献证明立法者就是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权,也没有证据证明第96条的规定不包括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从客观解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探求的是法律条文在此时此刻所追求的适切目标 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而言,就是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法律条文本身所呈现的适切目标㊂因此,人们应当关注的恰恰是法条规范的语境㊂如同哲人所言:不能孤立地探究法律目的,而应当在法律的整体关系和整个法秩序中,探明单个规定的目的[2]122㊂就此而言,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总体目标就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改善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状况㊂陈光中教授指出: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着力加强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从而揭开了我国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 [3]11㊂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也的确在人权保障的方向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赢得海内外赞誉的基本原因㊂赋予犯罪嫌疑人在遭受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规则,与加强人权保障㊁完善人权状况的总体目标是完全一致的㊂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当认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既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就无意否定犯罪嫌疑人在遭受讯问时也可行使该项权利㊂(二)体系解释也支持律师在场权的结论有人可能会说: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排除在侦查人员讯问时犯罪嫌疑人要求现场咨询律师的可能性,但就刑事侦查的一般惯例而言,侦查人员讯问时自然是排除律师在场的;解释‘刑事诉讼法“当然也应当遵从司法惯例;从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在制定‘刑事诉讼法“和拟定相关条文时,肯定是考虑到相关惯例,所以才如此规定的㊂因此,从立法意旨的角度来看,也应当理解为前述规定虽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甚至也包括了现场咨询律师的权利,但该项权利显然应当是在侦查人员没有讯问嫌疑人㊁律师前往会见时才享有的权利,不能理解为在被侦查人员讯问时也享有这项权利㊂应当说,这确实是绝大多数学者和司法人员对前述规定的理解㊂但这种理解恰恰是错误的㊂因为,上述理解实际上对犯罪嫌疑人行使该项权利的时间进行了限缩,这种限缩与‘刑事诉讼法“规定该项权利的体系明显相悖㊂ 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项款之其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称为体系解释㊂ [5]143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上述规定恰恰应当理解为确立了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上述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规定的内容,该章的标题是 侦查 ,该节的标题是 讯问犯罪嫌疑人 ;此处法条规范的内容,显然就是侦查活动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应当遵守的规范㊂‘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本身就有律师帮助权的内容㊂但是,提供法律咨询的规定不是放在律师帮助权这一章规定,而是放在侦查中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节加以规定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立法者认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应当是服务于犯罪嫌疑人遭受侦查讯问这一环节的㊂换句话说,该项权利就是为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准备的,是特别地为遭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保障之用的㊂也就是说,如果从体系角度来探求立法者意图,恰恰说明立法者不仅没有排除侦查讯问时犯罪嫌疑人现场咨询律师的可能性,反而恰恰是强调了犯罪嫌疑人在遭受讯问时应当享有现场咨询律师的权利㊂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以上分析说明,如果一定要说立法意图,那么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第一句话所在的位置恰恰清晰地表明了立法意图㊂甚至可以说,立法者正是担心人们看不懂立法意图,才特意在体系上对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做了特殊处理㊂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它没有排除讯问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咨询的可能性,反而恰恰是要保障讯问时获得律师咨询的可能性㊂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以陈光中教授为首的专家㊁学者再次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并在‘专家建议稿“第231条规定: 对于应当指定辩护的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有律师在场㊂ ‘专家建议稿“的第231条,在法典体系上,仍然是第二编第二章侦查里边的 讯问犯罪嫌疑人 ㊂该‘专家建议稿“在修改理由部分提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自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㊂这些规定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㊂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讯问时在场,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在侦查㊁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都是秘密进行的做法,使讯问过程更为透明和规范,也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获得进一步的完善,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强迫㊁欺骗行为㊂ [8]上述‘专家建议稿“所附的修改理由一方面否认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确立了律师在场权,另一方面继承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一节中规定律师在场权的技术方案㊂不仅如此,‘专家建议稿“还将律师在场权放在侦查讯问一节作为最后一条加以规定;同时,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建议获得立法采纳,还将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限定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意在通过部分案件律师在场权的确立作为确立律师在场权的突破口,以便为将来在所有案件中确立律师在场权奠定基础㊂也算是煞费苦心㊂尽管如此,上述条款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还是没有获得采纳㊂不过,‘专家建议稿“在侦查讯问一节规定律师在场权的技术处理恰恰说明了专家们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在场权放在侦查讯问一节予以规定的做法是心领神会且甚为赞同的㊂(三)1996年律师在场权是完整的律师在场权也可能有人会说,即使按照之前的解释,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律师在场权也是不完整的㊂因为,该法条规定的是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聘请律师并获得法律咨询㊂这就说明第一次讯问还是没有律师在场权,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的讯问也没有律师在场权㊂本文认为,以此为由否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律师在场权或者完整的律师在场权是没有道理的㊂完整的律师在场权,指的就是压迫性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正是在区分压迫性讯问与非压迫性讯问的基础上规定的律师在场权㊂14第4期易延友: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 一个解释学的论证㊀一般而言,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讯问为压迫性讯问;未采取强制措施进行的讯问为非压迫性讯问㊂与压迫性讯问㊁非压迫性讯问相对应的是羁押性讯问和非羁押性讯问㊂美国米兰达规则规定的律师在场权,指的就是羁押性讯问场合的律师在场权,非羁押性讯问场合并不适用米兰达规则㊂①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律师帮助权始于对抗式程序开始之后㊂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抗式程序一般从犯罪嫌疑人被带到法官面前进行初次聆讯时开始㊂②也就是说,第六修正案律师帮助权开始于法官对嫌疑人的初次聆讯,它并不包括法官对嫌疑人聆讯之前的警察讯问㊂③在1964年的马塞亚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定,该案警察获得的马塞亚与同案犯科尔森之间的谈话属于侵犯律师在场权取得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㊂④马塞亚判决仍然是根据第六修正案作出的判决,因为该案中的供述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起诉后处于保释状态的情况下由警察通过秘密窃听的方式获取的㊂也就是说,根据马塞亚规则,在嫌疑人已经受到指控之后,即使处于被保释(未被羁押)状态,其在讯问时也有权要求律师到场;而如果嫌疑人未受到指控或尚未被带到法官面前进行初次聆讯,则只有在羁押之下的讯问,才可以根据米兰达规则享有律师在场权㊂在我国,根据前述规定,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只有在第一次讯问后犯罪嫌疑人才可以聘请律师,其律师才可以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则无论是第一次讯问还是之后的讯问中,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都可以在讯问时到场㊂也就是说,对于非压迫性讯问,犯罪嫌疑人只有从第二次讯问开始才可以聘请律师,律师才可以在讯问时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对压迫性讯问,则从第一次讯问开始,犯罪嫌疑人即可聘请律师,律师即可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㊂以上区分,恰恰说明立法者充分意识到: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㊁遭受压迫性讯问的条件下,尤其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从而需要律师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如果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但若侦查机关已经讯问过一次,则再次进行讯问时也可以聘请律师到场提供法律咨询㊂前者为米兰达判决之精髓,后者为马塞亚判决之宏旨㊂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场权的规定,精妙若此!三㊁法条的沿革与变化:2012(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条文的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被打散到第33条和第36条㊂其中第33条第1款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㊂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㊂ 第36条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㊁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㊂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至少存在三点变化㊂第一,条文位置从原来的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移到了第一编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 ㊂众多论著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将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同时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在24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3年①②③④Miranda v.Arizona,384U.S.436(1966).F.R.Crim.P.,Rule44.Brewer v.Williams,430U.S.387(1977).根据该案判决,律师帮助权适用于正式指控(Formal Charge)㊁大陪审团告发书(Indictment)㊁检察官起诉书(Information)等提出之后,以及预先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㊁初次聆讯(Ar-raignment)等场合㊂Massiah v.United States,377U.S.201(1964).该案被告人马塞亚与科尔森一起被指控从纽约港运输可卡因,马塞亚聘请了一名律师,在作无罪答辩后被保释;之后,科尔森秘密地答应与警察合作,约了马塞亚在路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警察则在秘密窃听㊂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㊂就律师在场权而言,这一点变化或许并不显著,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从条文中解读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这一变化影响不大㊂我们甚至可以说,立法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场权属于律师帮助权或者辩护权的一部分㊂第二,条文在权利持有人的表述方面发生了变化㊂1996年的表述是: 犯罪嫌疑人有权 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2012年的表述是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㊂很显然,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权利的持有人是犯罪嫌疑人;而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权利的持有人是辩护律师㊂不过,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的权利归根结底也是来自刑事被追诉人㊂因此,这一点变化也影响不大㊂第三,提供法律咨询的时间,也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修改为 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㊂这意味着,如果律师在场权的观点能够成立,则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讯问起即有权要求律师在场㊂对此,权威的法律释义类著作指出: 第一次讯问,是指立案后的第一次讯问 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对于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来说,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是其进入刑事诉讼的开始㊂从这时起,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㊂ [9](二)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本文认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仍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权㊂理由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被打散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和第36条,但第36条仍然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㊂ 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提供法律咨询 在这里被替换成了 提供法律帮助 ,但是从语义上看,提供法律帮助显然包括了提供法律咨询㊂毫无疑问,法律帮助是一个比法律咨询更加宽泛的概念㊂从词句上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排除提供法律咨询这种帮助形式㊂从情理上看,‘刑事诉讼法“也没有理由排除辩护律师通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的方式为其提供帮助㊂对此,权威的‘刑事诉讼法“释义类著作指出: 这里所规定的法律帮助,是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的法律帮助㊂其中提供法律咨询,主要是指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法律规定,向犯罪嫌疑人解释有关法律问题㊂ [10]可见,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拓宽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能够从其辩护律师那里获得的帮助的范围,包括但决不仅限于法律咨询㊂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咨询并不排斥现场咨询㊂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排除现场咨询,因此自然也包括要求律师到场提供法律咨询㊂同时,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将律师在场权放在侦查讯问中规定,而是放到辩护与代理这一章规定,但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排除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到场提供法律帮助的可能性,因此应当认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仍然包含了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㊂值得指出的是,虽然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表述看上去更像是辩护律师的权利,但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而且,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看自然是辩护律师的权利,但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看,要求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不正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吗?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权㊂(三)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立法技术的评价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有学者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提出了批评,理由就是该条规定没有放在 辩护与代理 一章中,导致该条文规定的律师帮助权不属于辩护权㊂的确,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只有辩护权这一概念,没有律师帮助权这一概念:被告人除自行辩护㊁委托律师辩护以外,还有权委托其亲友㊁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担任辩护人㊂因此,所谓 获得辩护 ,既包括获得律师的辩护,也包括获得其他辩护人的辩护;获得律师帮助辩护,只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方式㊂无论如何,法典本身都没有 律师帮助权 这一表述㊂现在来看,当时‘刑事诉讼34第4期易延友: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 一个解释学的论证㊀。
论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
论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李宁【摘要】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共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也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侦查阶段的有效辩护不仅满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求,符合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过渡的要求,也昭示向法治国家迈进的态度.但是在我国侦查阶段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辩护率低、辩护质量差,律师辩护权实质内容不足和独立辩护人理论与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困境.为此,需要建立辩护质量控制体系,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在场权和树立当事人中心主义的辩护立场,理论界提及的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需审慎而行.【期刊名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4)002【总页数】8页(P88-94,101)【关键词】侦查阶段;有效辩护;律师在场权;当事人中心主义【作者】李宁【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5.15在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专业的辩护与指导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之一。
犯罪嫌疑人在强大的国家侦查机关面前,无疑属于弱势群体。
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和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取代侦查中心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必然。
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前提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不受侵犯,此时律师的帮助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必不可少。
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辩护的价值在于可以勉强维持控辩双方对抗的平衡态势,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我国2012年新刑诉赋予律师辩护人地位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思路。
但是在侦查阶段仅仅是有律师提供辩护是远远不够的,律师的辩护应该是有质量的、让当事人满意的和令办案机关尊重一项专业活动,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应该是有效的。
一、有效辩护及其标准有效辩护这一理念属于舶来品,在理论界有广义的有效辩护和狭义的有效辩护之说。
前者指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权实现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环境的集合体,而不仅局限于律师辩护质量这一问题。
论律师在场权——以侦查阶段为中心的分析
侦查 阶段的地位的争论 , 师是 一般意义上的辩护人呢? 律 还
2 0 7月 1 0 2年 号生效 的新《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
是一般 的诉讼参与人 呢? 从法理 上讲 , 律师在刑事诉讼 中的 也对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做 出了规定 :犯罪嫌
在德国, 嫌疑人在侦讯前后 都可 以委托辩护人 , 并要求
同时也可 以向警方表示 , 除非他的律 制措施之 日起 ,可以聘请律师 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 辩护人在讯 问时在场 ,
诉、 控告 、 申请取保候审 。受托律师有权 了解犯罪嫌疑人的 师在场 , 否则他要行使沉默权拒绝陈述 。在这种情况下 , 警
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都在各 自的 《 程序和证据规则》 是指侦查人
第4 2条规定 , 检察官在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 , 必须同时告知 犯 罪 嫌 疑 人 其沉 默权和律师帮助权 ,“ 除非嫌疑人 自愿 放弃律 师帮助 犯 罪 的证 据
见《 刑事诉讼法》 15条 、 16条 、 19条 、 10条 、 查 阶段 乃至整个诉讼活动 中的作用 的不信任 ,和对律 师在 第 5 第 5 第 5 第 6 第 15条 、 16条 ,律师法》 3 条第 2 。 这些条文 诉讼 中所承担 的角色 的怀疑 ,这也是我 国长期存 在的对律 7 第 7 《 第 0 款 从 规定的律师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权可 自然推导出律师的在 师社会功能普遍误解的思想使然。 场权 ) 审查起诉阶段对人权保 障和诉讼结果的影响相对次 ; 要, 确立律师在场权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及 侦查 阶段 。 以 所
涉嫌 罪 名 ,有 权 会 见 在押 的嫌 疑人 。律 师 会 见 犯 罪 嫌 疑 人 察就得 决定 是否继续侦讯嫌疑人…。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维权作用--人权约法与我国法律的视角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维权作用--人权约法与我国法律的视角邢克波;周伟
【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
【年(卷),期】2002(000)004
【摘要】侦查阶段是刑事司法程序中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诉讼阶段.因此,国际人权约法对侦查阶段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做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及时获得律师帮助"、"有效辩护"等"最低刑事司法准则".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预示着我国应当参照人权约法,改革刑事司法制度,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维权作用.
【总页数】6页(P37-42)
【作者】邢克波;周伟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汕头,515063;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汕
头,51506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F735
【相关文献】
1.试论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阅卷权——以新《律师法》的不足为视角 [J], 王金华;余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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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侦查阶段初期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研究 [J], 武小琳;
4.再议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冲突为视角 [J], 柳炳福
5.论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完善——被告知权和律师在场权探析 [J], 何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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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2006年第2期(总第53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 ilongjiang Adm inistrative Cadre I 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 wNo .2 2006(Sum No.53)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葛泉宝1,常永达2(11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21江西理工大学,江西赣州341000) [摘 要]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实质在场和形式在场两种类型。
尽管由于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差异,各国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将其落实在侦查阶段。
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丰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功能,确立该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在中国一步到位地建立该制度,无论从理念转换还是制度设计上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
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制度性功能,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过程中应有步骤地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立法技术等手段来克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侦查;律师在场权;立法构建 [中图分类号]DF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06)02-0070-04 [收稿日期]2006-01-12 [作者简介]葛泉宝(8),男,江苏丹阳人,华东政法学院3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常永达(),男,安徽阜阳人,江西理工大学教师。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律师从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诉讼,律师有会见权,但没有规定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权。
赋予侦查阶段律师的在场权,有助于完善审前诉讼结构,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本文在考察域外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论证了设立该制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提出了未来刑事诉讼法法典修改过程中关于律师在场权具体制度的构建设想。
侦查阶段论文: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
侦查阶段论文: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摘要:刑事诉讼中,律师介入刑事侦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所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
尽管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力度很大,但同世界各国比较而言,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法律有关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制度仍然是不成熟、欠完善的。
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权利扩展、身份定位、享有的权能等问题均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必要。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4-0109-021979年颁布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
事实上,根据当时法律的规定辩护律师只是在开庭7日以前才能介入诉讼。
1996年修改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这一规定,是我国《刑诉法》在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司法制度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能不认为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从深层次上将对侦查权的约束和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提高到司法层面。
相比较而言2007年颁布的新《律师法》在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起点、律师的阅卷权范围、律师会见权以及律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扩充了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制度。
但现行《刑诉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中却没有把律师罗列进去,96条也只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能,并没有指明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82条的中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律师帮助人",有学者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等,可谓是众说纷纭,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的界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乎着律师承担的是何种职能。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1 律 师 在 侦 查 阶 段 介 入 诉 讼 不 具 有 普 遍 意 义 上 的 辩 护 人 资 格 、
从 侦查 阶段犯 罪嫌 疑人 委托 的律 师所 承担 的各 项任 务 , 在本 质 上 都 是 帮助 犯罪 嫌 疑人 行 使辩 护权 这 一角 度理 解侦查 阶段 的律 师属 于广 Y - 辩 护人 ” .I ̄“ 已是无 疑 。但 我们 不能 无视 新刑 事 诉讼 法 对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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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卷 第 3期
2O O 2年 9月
湖 南医科 大学 学报 ( 会科 学版 ) 社
J u l fS ca ce c n n Meia iesy o ma o o ilS in eo Hu a dc lUnv ri f t
[ 收稿 日期 】 20 - 一 020 l 57 作者简介 】 吴 桢婧 095)女 , 南长沙人 , 6-, 湖 长沙 大学政法学 讲师 , 主要 从事 学生思 想政治教 育与法学 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