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育思想及意义[共5篇]》

《朱熹教育思想及意义[共5篇]》第一篇。

朱熹教育思想及意义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热爱教育，他先后做官不足十四年，但讲学却达五十年之久，而且始终不倦。

到了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休；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

实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罕见，堪称“宋代孔子”。

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学校教育是有借鉴意义的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作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大得多。

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

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

同时，他对于学生在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

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治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

当前在大中学生中，不少学生缺乏理想，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西方为榜样、是非标准差。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潜藏着信仰、信念、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滋长“蛇年风波”以及风波后影响，都在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学校德育最重要的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应使他们真心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

这一代青年从幼儿园开始都唱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歌，小学、中学都进行政治教育，考试成绩都是八九十分。

但实际情况怎样样呢。

这需要我们深思，光是灌输概念、术语不行，要争取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规矩和细则，既引导又防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

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教育方法中，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

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作为接物之要。

可见朱熹所主张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学校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

教学生“明人伦”，使礼义能悦其心。

他承袭了孔孟儒家的教育方法，同时综合了宋儒名家主张，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又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立志。

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

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

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一是居敬。

所谓居敬，是培养严肃的或不放肆的道德态度。

即是严肃谨守记礼法的态度。

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

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

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

一是存养。

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

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

但人的"心"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因此朱熹认为"存养"就只要收敛此心，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

“省”是反省，“察”是检察。

“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

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

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

朱熹十分重视“力行”。

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

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朱熹对学生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

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小学中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

反其长大，进入大学，然后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工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止于完善。

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

他在对学生道理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下而上达的原则。

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

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扩充和深究。

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

既是循序渐进，又是连续一贯，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体认客观事物。

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

“穷理”即穷知事君，事父兄等理，因而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书本上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

但他认为穷理仅仅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这是不够的。

还必须进一步做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工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

因此，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相合而不可分离。

他非常重视知与行的结合、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今天学校德育中也应有借鉴之处。

躬行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

“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轩，”这就是知与行的问题。

今天我们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做人。

总起来说，朱熹教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己接触到了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学习的自动性、学与思、学与习、学与行、教与学、博与约等等;也涉及到教学的目的性、积极性、良好开端性、巩固性、量力性、实践性、广博性、专精性等等。

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一番归纳、整理、总结、改造工夫，使之系统化了。

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第二篇：朱熹的教育思想朱熹的教育思想z110122号张慧朱熹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于当今教育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朱熹为了培养人材，振兴宋室，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

认真总结朱熹的教育思想，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无疑是有裨益的。

以“明人伦”为本在阶级社会，教育总是要为一定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我国东周以来，封建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法思想逐步确立与巩固，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教育人们懂得这套宗法制度与观念，并用来约束自己的行动。

朱熹出生於书香门第，父朱松是二程（北宋理学奠基者洛阳程颢、程颐兄弟俩人）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松以二程思想教育朱熹。

具有强烈求知欲和好学不倦的朱熹自八岁起即通读儒家经典。

他对孔子极为崇敬，曾这样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朱熹於19岁起考中进士到69岁罢官回乡，在半个世纪中从事讲学活动历40多个春秋，即使在他五次出任地方官吏期间，也经常从事教育活动。

他在任职期间，极力提倡设置州学、县学和书院。

如於24岁出任福建同安县主簿时，办过县学。

知南康军时（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参与讲课和制订了一整套学规。

在宋代初年，白鹿洞书院乃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是故朱熹对後世书院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淳熙十年，又曾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传播理学。

61岁，知福建漳州时，“时诣州学，训诱诸生，如南康时”。

65岁高龄，知湖南潭州时，仍提倡州学、县学，修复岳麓书院，且亲临讲学。

《朱子年谱》曾这样记述当时他在该书院讲学情况：“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已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前来听讲者极众，“座不能容。

”史载，朱熹19岁那年，即绍兴十八年，他与揭阳的郑国翰为同科进士，俩人遂成莫逆之交。

郑国翰初授福建莆田县令，历任兵部郎中，後由於目睹国事日非，遂辞官归里，修建蓝田书庄於汤坑飞泉岭（今属丰顺县南砾），招生授徒，以“澹”名轩，学者称他为“澹轩先生。

”当时，朱熹常至揭阳郑国翰家中作客，且共同讲学於蓝田书庄，宣扬理学，名震四方。

据《丰顺县志》载：有一次，他俩人同游飞泉岭时，朱熹兴致勃勃，即兴赋七绝一首云：梯云石磴羊肠绕，转阁飞泉碧玉斜。

一路风烟春淡泊，数声鸡犬野人家。

同时，朱熹还手书“落漠鸣泉”四字，且榜诸揽胜亭，还镌刻於石壁上。

其遗迹至今尚依稀可辨。

宋绍熙五年8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给宁宗（赵扩）皇帝讲学，但为期仅46天即被罢免。

同年11月，朱熹回到福建考亭（今建阳县）时，曾在此前修建的竹林精舍（後更名为沧州精舍），继续他的教学和著述事业。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病逝，终年71岁。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还亲自编写教学用书，且注释儒家典籍作为教材。

其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其中最著者有《四书集注》、《诗集注》、《楚辞集注》、《通鉴纲目》、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