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
论中国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
［内容摘要］ 行政法制程序化与行政程序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首先表现为统一的法典的制定与实施。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在中国，则是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依程序法行政，亦即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
［关键词］ 行政法制 行政程序 程序正义
［作者简介］ 吴德星，1963年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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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实质上是指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行政规范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性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它将表现为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增加，各种行政程序要件的完备以及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其具体表现则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与实施。它实际上也是解决中国行政法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促进。而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则是两者的必然结合。
一、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公正合理的程序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具备公正合理程序要件的法制才能协调运行。合理公正的程序一方面限制了行政官员的肆意和专断，维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自我完整性，另一方面却给自由选择了一个适当的空间，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力。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现实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可知，程序问题也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西方行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预算、结构、程序和职业公务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行政程序改革强调的是提高行政管理责任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许多行政改革都既可看成是结构性的，又可看成是程序性的。与预算改革、特别是与程序改革类似，一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行政程序改革往往是缩减行政程序。这可以在减少政府干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革中可以看到，在组织内部则可以减少文字工作等繁琐程序。改革行政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那些繁琐拖拉和高成本代价的程序，以利于政治领导的快速决策。当然，这只是对具有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的西方国家而言。对于行政程序意识普遍缺乏的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吸收一切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具体而言，我们在行政程序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要件，同时要注意行政程序的繁简适度，在公平的前提下达到效率的目的。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关于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首先要解决的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其次要解决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与中国行政程序法制现实的结合问题，同时还应注意行政程序法的抽象理论基础在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应用问题。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不仅反映不同类型行政法的阶级本质和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的结构体系和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依法行政。由此出发，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行政法是保障行政权还是控制行政权，亦即行政法是“保权法”还是“控权法”的争论。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既有保权作用，又有控权作用，反映了20世纪以来行政法的新变化。1983年，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惟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更合适的理论基础。因而指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具体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目前，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突破了“保权法”与“控权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提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是“平衡论”。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公民与法人的权利应与行政机关取得平衡，但非平分秋色，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应以公民与法人的权利为本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权力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司法权力等不是某种特权或私权，而是社会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机关和人员不应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人民之上的官僚机器，它们必须是不谋私利、不以权营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于“平衡论”，这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恰恰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从根源上讲，政府的权力正是人民赋予的，在总体上也很难说是平衡的。权利义务是在法律关系中和社会关系中讲的，因此，说政府自身和公民自身权利义务是平衡的，在理论上似乎很难说通。权利义务的平衡性、对应性是一切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普遍特征，因此，如果说权利义务的平衡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那么，它同时也是如民法等其它法的理论基础，这样它也就不成为某一特定法的理论基础了。诚如公共权力论者所言，作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必须既能解释其特殊性，又能解释其共同性和普遍本质。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正确地解释行政法的本质、功能；必须是行政法作为一种部门法赖以建立其体系，因而也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原理和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能够揭示行政法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无论是平衡论还是公共权力论都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平衡论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忽视了公民的权利本位问题，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不符。公共权力论克服了平衡论的缺陷，但也没有显示其作为行政法专有理论基础的特色。按照公共权力论，把其作为宪法的理论基础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公共权力论提出法律对国家权力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作用，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来看，一般都是沿着对国家行政权的运转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个轨道前进的。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也是行政程序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行政程序法更是如此。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限制和约束行政机关，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而行政程序法所应体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是建立行政程序的逻辑起点：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限制，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领域的依法治国，在行政法治领域，就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它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德法等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一样，都是程序正义论的体现，构成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所有行政程序法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涉及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的区别问题。
从英美法来看，其行政法主要是指行政程序法，无所谓两者的区别［①］。就中国而言，两者的基本原则
都相互适应，因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往往互有交叉、不可分割。而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具体看来，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公开性、公正性；行政实体法的基本原则则更侧重于实体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另外，还需解决的问题是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行为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并未作严格区分。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行政公开原则。
（1）行政民主原则。是指行政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行政民主原则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更注重于行政民主化和对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必须从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主体职责、权限、行为方式的规范，对行政权的运行进行控制、监督。行政民主化要求以法律规范行政，以法律为最高行政依据，并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使行政权。这就必须健全行政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有法可依，避免其行使法外权力。在以法律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同时，要明确其职责、权限、相应的责任、义务及其行为方式、步骤。中国行政程序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建立在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之上，应具有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特点，与公民的权益有十分密切的。广大公民要求用行政程序法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规范，切实保障并发展自己的合法权益，必然要求运用行政程序法把自己的利益稳定下来。
（2）行政法治原则。是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行政法治原则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法治原则在行政程序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依法行政原理的具体体现。行政法治原则可以分解为行政合法原则与行政合理原则，两者构成行政程序法的柱石。行政合法原则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非法问题；行政合理原则则是解决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
（3）行政公平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各方，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行政公平原则还可以作广义理解，即包括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上的所有原则和制度，诸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及其中的咨询制度、听证制度等。行政公平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各国行政程序法都贯穿这一原则。而与行政公开原则相比，行政公平原则具有较强的实体性和目的性，行政公开原则则具有较强的形式性和手段性。但两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程序正义论的具体表现，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原则。
（4）行政效率原则。是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例如
，超过时限即构成违法，此即所谓时效制度。另外，为了在不损害行政目的的前提下使行政程序简便易行，有的国家［②］建立了简易行政程序、紧急处置程序等制度，其目的也是提高行政效率。还有格式化行政程序制度，即行政行为应当标准化、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法律文书如记录、裁定书等应依法律作出统一的格式规定，这不仅保证当事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另外，对行政行为顺序性的要求也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程序的各项制度表现为一定的顺序性。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顺序，应当是程序违法。顺序性是行政程序实现性的表现和要求之一，其实质在于保证行政程序的合理运用，防止因时间上的差异而使行政程序徒有虚名。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的演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的演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不懈地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梳理中国政府法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府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恢复到全面发展的逐步完善的过程。笔者力图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法治建设的演进历程中，分析整理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并进行论证，以展示我国政府法治建设三十年的丰硕成果。
一、我国政府法治建设恢复时期（1978-1989）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第一次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和法治进程的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府法治建设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进程不断走向深入。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同时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年12月4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并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讨论稿，经过全民讨论，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2年的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光辉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政策、总路线、总任务的条文化、法律化。
程序民主-实质民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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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资料 程序:实质的保障
摘要：程序与实质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实质是价值的理性追求，程序体现了的工具性诉求。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建立程序法规制度，完善立法和决策程序，健全监督程序，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保障行政权力规运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程序；实质；法规建设
温家宝同志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按法定程序办事，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容，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没有程序的，就没有实质的。”程序是的表现形式，实质是要实现的目的，而实质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实现，两者是有机统一和密切联系的整体。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是建立统一的程序法，进而完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程序，以程序法规和制度保障行政权力的规运行。
一、没有程序的就没有实质的
程序公正是实体和结果公正的保障。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建立健全行政程序，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任务。无论是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还是行政执法、行政监督，都要有法定的程序。当前，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许多都是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造成的。依法规行政程序，才能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和结果的公正。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和规化，实现程序与实质的统一，是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可分为实质和程序，实质强调的目标、容、主体与价值，因此也称实体；它从国体的角度阐释的涵义，旨在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程序是指实现过程的先- -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 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最本质的体现，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原则。
3、 人民民主管理原则。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原则变现为人民民主管理原则。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支持基础群众自治。
4、 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法制原则要求健全国家法律体系，把政治体制的运行纳入法制轨道，健全政治体系中的监督体系。
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1、 国体：国体即国家性质或国家的阶级本质，它所表明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哪个阶级居于被统治地位。不同阶级的专政形成不同性质的国体。
2、 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无产阶级专政在精神实质与核心内容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人民民主专政要有坚强而广泛的统一战线做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
3、 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统治阶级为了实现统治意志，必然选择和采取一定形式组织总自己的政权机关，从而形成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议行合一
4、 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体制构成要素 政党9 人民代表大会5 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 国家军事机关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代表，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人们为了一定的公共目的，自愿结合而成的有组织的表达利益要求的非政府组织。 参政议政 政府助手 经济参与 维护成员利益 提供服务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政党，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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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言2
一、行政决策概述3
〔一〕行政决策的概念 ..................................................................................................... 3
〔二〕行政决策的特点 ..................................................................................................... 3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4
〔一〕行政决策者法治思想萌芽困难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行政决策监视力度不够 ....................................................................................... 5
〔三〕行政决策缺少对百姓层面的考虑 ..................................................................... 5
三、我国的行政决策水平存在问题的原因6
〔一〕行政决策体制不健全导致责任意识淡薄 ........................................................ 6
〔二〕监管不力影响行政决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 7
行政执法过程的协商与和解
浅析行政执法过程的协商与和解
【摘要】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行政执法，它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推动法制社会的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近几年，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进程很快，并且日渐成熟和完善，行政立法方面也取得了很快的进展。随着政府职能的日益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日益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及行政执法工作也渐渐规范起来。但是与法制社会建设的要求相比，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本文旨在研究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行政执法；法治社会；问题；方案
21世纪以来，我国法治社会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全面重视行政执法能力并不断完善行政执法的过程，对于全面推动依法行政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法制社会的发展还不健全，其中政府行政执法能力还有待加强，执法过程也有待完善。对于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家应重视起来，协商并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大的方面讲，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观念、原则和制度等多方面。比如观念上，执法人员一直被“法律先还是权力先”这一问题所困扰，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时常有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行政执法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矛盾与冲突。
（一）行政执法冲突
执法的过程中避免不了会有很多冲突，行政执法冲突的现象也很普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由于立法制度的不严格和不完善，会使混乱的立法制度造成行政执法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透过行政执法冲突的现象关注国家政府的观点和利益，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行政执法冲突实际上就是各执法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立法冲突、利益冲突和执法冲突共同导致了行政执法举步维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文章属性
• 【制定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
• 【公布日期】2021.08.11
• 【文 号】
• 【施行日期】2021.08.11
• 【效力等级】党内规范性文件
• 【时效性】现行有效
• 【主题分类】法治建设,法制工作
正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2021年8月11日）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为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实际，制定本纲要。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贯彻落实5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改革创新，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责任督察和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实施，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基本形成；“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营商环境大幅优化；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日益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初步建立，行政决策公信力持续提升；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普遍提高；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全面加强，违法行政行为能够被及时纠正查处；社会矛盾纠纷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预防化解机制更加完善；各级公务员法治意识显著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开拓进取，推动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思考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思考
当下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过程中显现出复出过程不透明，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低，缺乏民主、监督，科学化管理水平低等弊端。通过四项举措逐步建立良性的官员复出机制，以此解决官员复出过程中的不足。毋庸置疑，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行政问责的效力，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标签：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2003年，由“非典”引发的行政官员问责风暴席卷中国大陆。近十年来，中国大规模危机性事件频发，在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一大批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问责或处分。时隔数十载，见诸网络与新闻媒体对于官员复出过程中腐败现象的报道屡见不鲜，种种“丑相”让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可信性受到极大挑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象也在经受巨大的挑战。
1我国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复出过程不透明，缺乏必要的公开形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并且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然而现阶段官员的复出过程并没有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的“四权”，并且无论是在信息公开的“量”上还是“质”上都难以向公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由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必然导致在官员的实际复出过程中民众难以参与其中，更不要谈及公民正确行使自身的“四权”。现阶段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悄然复出”的官员不胜枚举，社会公民对其复出甚至“摸不着头脑”，很大程度上公民是通过网络及新闻媒体对相关不符程序并且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复出行为进行曝光后才了解到与复出相关的消息，然而这无疑只会让人民对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让打造“阳光政府”成为一种口号。
1.2官员复出违规现象严重
现阶段官员复出违反规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复出官员的人数存在重大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在谈及现阶段我国行政官员的复出情况时，曾表示，“现在的情况是，官员受问责后，大部分都复出，这不合理，按照惯例，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党政机关干部复出必须符合一定的时间期限并且在该期限内表现良好，达到复出标准才能予以复出，然而很多官员在被问责后短期之内便得以复出，无统一规定可言。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原贵州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因为在震惊全国“瓮安事件”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然而就在短短的一年之后，王勤便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最后，官员复出没有按程序办事，无论是复出官员个人申请还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
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教授
本文通过对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一 绪言
在现代法学理论中，程序正义是一个恒言题目，并非什么新发明。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却并不利于法律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众所周知，作为儒学核心价值的道德观重视的是人的主观动机而不是行为方式，强调的是崇高而不是普遍性，既不同于社会正义的理念，更难以把公正与形式性、结构性结合起来考虑。对于民间的有序化机制，人际互动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促进非正式讨价还价的倾向，使决策过程具有情境思维的特征并且缺乏透明性和外部监督。就国家制度的范畴而言，集中化、绝对化的权力以及自上而下的逐级个人承包责任构成维持规范效力的两大支柱。凡此种种都与程序正义的制度设计形同圆凿方枘，因而怎样以适当的创新方式把程序话语引入中国并使之周流不息、渗透实践就是法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应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笔者在１９９３年初发表长篇论文《法律程序的意义》，初衷不外乎就秩序的建构和规范的运作等问题正本清源、拾遗补阙，以便把重新诠释和发展了的程序正义论与既有的人际互动关系结合起来。但并没有充分预料到新程序主义论会在国内学界产生这么巨大的反响，甚至引起某些持续性发酵的效果。在拙稿问世之际，有关专攻分野的诸位先进以及广大读者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理解、声援以及引伸。然而，与此同时批评和质疑的言论也很强劲，历经十余年之后仍然余波荡漾。由此亦可见，无论立场和判断的差异有多大，要不要把公正程序作为中国法制改革的突破口，这的确是个值得反复探讨的真问题。
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2017年第2期
No. 2 2017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总第217期
Sum No. 217
【专题研究】
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导语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6年全国两会上，上述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
志。有鉴于此，《暨南学报》编辑部组织“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征文，诚邀国 内外学者撰写论文并从中择优选出四篇予以刊登，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主题之
下的四个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敬波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几个
关键问题一基于2013 —2015年法治政府评估的数据分析》中认为，目前地方政府法治
建设存在整体水平不高、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各级政府法治水平层次不一的情况。为解
决地方政府缺乏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和压力，应通过建立政府一社会的双向反馈机
制、完善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制度、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创新监管方式、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加强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等路径来推进新时期地方政府法治建设。吉林大学
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王方玉副教授在《国家立法与社会行为的转变》中认为，在实现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立法必须与社会行为尽量协调，稳健导引社会行为的转变，以期
最终符合法治目标。该文基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对国家立法与目的理性行
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四类社会行为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协调路径进行了
分析。文章指出，在法治社会中，国家立法应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主体的需要；政府也应
积极普法，塑造社会主体理性的法律人格；国家在立法后还要能做到准确、及时地实施法
律，如此才能有效地改变社会行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项基本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项基本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项基本任务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充分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领导作用。党要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加强党对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领导，推动形成完善的党的领导下的法治体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确保国家权力行使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确保法律得到严格执行，确保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二、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要加强对法治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提高全民族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让人民群众自觉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觉参与法治建设。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培养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使他们在法治社会中成长、进步。
三、推动科学立法，完善法律体系。
要加强对法治科学理论研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立法工作。要推进法制化、法定化、程序化建设，加强对法律的立法、解释、司法活动的监督。要继续改进立法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对法律的制定、修订、实施、解释的过程的监督，坚决防止滥用和误用权力。要加强对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系统设计，健全法律体系和规范制度，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和刚性，确保法治建设的执政根基。
四、加强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正和效能。
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司法体制。要完善司法责任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正和效能。要加强对司法实践的监督，确保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能力，推进司法公正、廉洁、高效。
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营造法治社会氛围。 要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积极营造重视法治的社会氛围。要加强对法律普及教育的开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要发挥媒体的作用，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宣传典型案例，推广法治文化，引导公众关注法治建设，积极参与法治实践。要加强对传媒从业人员的法律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