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改革第三波与法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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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改革第三波与法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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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审判裁量权的客观化机制的探求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两次大规模司法改革实际上是在不断强化审判主体的裁量权，正蓄势待发的第三波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应该矫正过去的偏颇，为审判奠定客观性基础。但在从客观性角度思考今后司法改革与法社会学之间关系之际，我们既不能固守法律教条主义，也不能陷入规则怀疑主义，更不能请求绝对客观主义。本文以法律动员和法律职业为主要线索，分析了司法社会学或者当今中国的“法与社会”运动必须把对裁量权的限制作为中心任务的理由，并主张应该在主观间性、或者主观与主观的相互调整之中着重探讨如何形成客观化效应的问题以及有关的机制设计。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社会学；裁量权；客观化机制
一、 法社会学的焦点问题：法律动员与法律职业
法是一套行为规则的体系，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框架和装置。“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孟子命题，揭示了规章制度不会自动发挥作用的道理。也就是说，法不是一架自动化机器。只有在当事人积极地启动法律机制、专职人员适当地操作法律手段的前提条件下，法才会具有实效。所以，重视法的实际运行状况的法社会学，必然把研究的焦点对准法律执行过程（特别是审判和院外解纷）以及法律职业群体（特别是法官和代理律师）。
二、 韦伯提出的专职人员裁量权问题
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就指出，被称之为法的社会秩序是以物理的或心理的强制为外部保障的；这种强制力由一群专职人员行使，可能带来服从，也可能引起对抗性违反以及相应的制裁。这意味着法不能离开强制力的行使，但法的遵守其实不能完全依靠强制，还牵涉规范的正当性（Legitimatät）和内在化问题。究竟是带来服从，还是引起对抗性违反，既取决于法的属性，也取决于执法的裁量。在更多的情形下，专职人员行使强制力的裁量权用得好不好，对后果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上述观点，法社会学研究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探求法律执行的客观化机制，以适当地限制法律职业群体的裁量权，确保规范的正当性。就审判而言，就是通过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和工具尽量提高判决的合理化、可预测化程度，相应地减少法的主观任意性；或者说按照普遍规则进行客观中立的审判，提高同案同判的公平度，而不是每次都因人而异、基于直觉和具体情境分别作出不同的特殊判断。
三、从法教义学到概念法学的解决方案
使审判过程更加客观化、合理化，当然不仅仅是法社会学的诉求。传统的法教义学以及法解释学也揭橥了防止审判机关滥用裁量权的宗旨。法教义学的实质是要求审判者在不怀疑实证法正当性的状态里，根据作为教义的实证法规范作出判断。这是一种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法解释学则具有“向后看”的倾向，遵循既存的规范和先例，并以此为根据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所以，在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眼里，“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到了普夫塔（Georg F.Puchta）的概念法学，认为一切具体的结论都被包摄到规范之中，都可以通过三段论推理和精密的概念计算获得，其结果，根据事实和社会背景的裁量空间被压缩到最大限度。
四、 埃利希的“活法”观及其修正
但是，一旦裁量权被否定，法律也就变得僵硬化了，很难在实践中运用自如，也势必与社会脱节。因而法社会学在二十世纪初叶的草创阶段特别重视的，是体现在日常的互动关系和有序化机制中的“活法”以及解决纠纷的“审判规范”。例如欧伊根·埃利希（Eugen Ehrlich），就是试图从社会现实寻找法律的源头活水，提倡“自由的法律发现”，并把法的本质归结到行动层面的承认和实效性。显而易见，法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律形式主义。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德国的自由法学派（free law school）的勃兴以及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思潮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然而埃利希的“活法”论始终面临着一种困境。这就是归根结底很难把法律与社会规范区别开来，很难防止法官在通过归纳创制审判规范的过程中滥用裁量权的流弊。赫曼·坎托罗维茨（Hermann Kantorowicz）推动的“自由法运动”以及相应的审判方式改革，把这种困境进一步放大了，或多或少导致对裁量恣意的放纵。
为了防止这样的放纵，利益法学派对自由法学派的主张进行了修正，认为法官有必要探究立法时的利益权衡，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对法律采取“有思想的服从”态度。换句话说，在立法权的鸟笼里，法官可以享有伸开利益权衡的翅膀的自由。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倡导的社会学的法理学，则强调法治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业，试图通过法律理念和原则以及法律技术等结构化的解释学要求来限制法官的裁量，从而使审判的非合理性最小化。无论如何，在这里，基于某种确定的框架和客观认识的利益权衡、调整构成了既容许又限制裁量的机制。
五、预测判决的社会科学设想
很多法社会学研究者相信，规范以及适用规范的利益权衡也都不能仅从主观意志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而应该归结为外在的、可以感知的事实，当作经验科学的对象，通过可重复性的条件设定和检验来进行预测。因此，例如日本战后“法与社会”运动的旗手川岛武宜所说，法社会学的目标是建立作为科学的实用法学或者“经验法学”，在对事实素材和司法行动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预测判决。也就是通过对法律现象的社会科学上的正确认识来把握规范的本质和运作机制，使得法律判断符合客观规律。
由此亦可见，尽管１９６０年代以前的法社会学非常重视社会现实，竭力冲洗法律的形式主义色彩，但归根结底还是采取某种君临社会的观点。在那里，似乎科学研究的“观察者之目”取代了“上帝之目”，可以超然独立、洞察一切真理。有如此炯炯有神的眼力相助，作为第三者的法官就可以正确地发现规范、妥当地进行判断。显然，在那里，依旧存在着理性信仰以及启蒙主义体制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法社会学与法解释学可以建立某种密切合作的关系，经验研究可以影响实务判断，规范解释可以获得客观根据。
六、非职业侧面：从法律动员到司法参与 以上论述的是法律职业群体适当操作法律手段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积极启动法律机制，或者说“法律动员”的角度来分析，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职业主义都有可能给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侵权行为寻求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尤其是在贫富悬殊较大、有些当事人缺乏法律动员能力的场合，权利主体不能利用审判制度实现其权利，那么权利也就形同虚设，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动员的平等化程度就是社会公正程度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
法社会学在促进当事人积极启动法律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在１９７０年代以后欧美的“司法通道（Access to Justice）”运动以及自主的“选择性解纷（ＡＤＲ）”方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这些司法改革的努力，当事人能够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法律性问题，从而根据法律向对方提出请求。站在公民个体的立场上来看，这叫“法律动员”。站在制度整体的立场上来看，这叫“法律的主题化”。站在促进积极利用司法制度以及自主解决纠纷的有目的运动的立场上来看，这叫“司法参与”。无论如何，当事人之间的、围绕裁量权的互动关系因而得以发展，并且被深深嵌入审判过程之中。
七、相互主观的动态和客观性结构
法官的裁量，再加上当事人的自主交涉以及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在审判过程中形成了主观与主观相交错、相碰撞的局面。这里很容易呈现创造性混沌。这里很难进行线性的推理和还原主义的概念计算。这里会形成环境保护政策、嫌烟权以及保护隐私和自主决定的规范，但却无法完全采取所谓包摄技术把要件和效果严格对应起来的包摄技术进行法律关系的处理。主观对主观，势必造成一种非常相对化的事态，没有确定的客观性根据可言。
但是，在这种相互主观的动态中能否也出现某种客观化的效果呢？这正是法社会学应该探讨，也大有可为的问题。司法的解释学（juristic
hermeneutics）已经揭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使法律解释的焦点转移到法律文本自身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那么解释行为是可以客观化的。因为这些都是不以立法者或其他机关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结构”。博弈理论也证实，相互主观的判断在反复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规则和可预测性。在审判以及院外解纷过程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本身即一种客观性结构，可以被普遍体验，可以在反思中社会化。通过沟通、理解的媒介作用，其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裁量权的行使方式等等也是可以预测的。法社会学有必要研究有关连锁反应的机制，并围绕如何通过这种机制来限制个别裁量权的问题进行制度设计。
八、在法社会学视野里的中国司法改革
以法社会学，尤其是关于法律动员和法律职业的司法社会学的上述演化过程为背景，考察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如何克服滥用裁量权的弊端以及相应的司法腐败，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对今后深化司法改革的举措也不无助益。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司法改革。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由董必武主导的司法改革，在废除从现代西欧移植的六法全书汇纂（Pandekten）体系的基础上，刷新审判机关，排除职业法律人，采取群众路线和政策思维方式。这种反对法律形式主义的运动，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自由法学派的勃兴、法国的无视法典、判例乃至学说进行公断的“马尼奥现象（（le Phénoméne Magnaud ）”、美国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其中的规则怀疑主义）思潮相映成趣。其结果，作为规范本质的确定性侧面遭到忽视，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审判者的裁量权实际上被大幅度扩张了。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萧扬主导的，基于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回应时代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含有否定第一次司法改革的成分。其目标瞄准司法权的合理化、现代化。在人事路线上则表现为职业化、精英化；在制度设计上则表现为提高审判的效率，加强判决的执行力；在理论上则或多或少有些概念法学的色彩。然而，由于社会上程序正义观念很薄弱，法解释共同体尚未形成，加上其他配套条件的缺乏，按照现代审判制度和法律职业主义理念加强独立性和判定契机的举措，在客观上却反倒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裁量权，结果引起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强烈反弹。
九、迎接中国司法改革第三波：限制裁量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酝酿第三波司法改革。它的基本目标应该设定为以适当的、有效的方式限制法官行使裁量权的任意
司法部汇报推进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成果与困难
司法部汇报推进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成果与困难
近年来，我国司法部在推进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本文将就司法部在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方面的成果和困难进行汇报。
一、法治建设的成果
1.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
司法部积极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推动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近年来，司法部先后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七）》等，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2. 推进司法公正和独立
司法公正和独立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司法部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管理，推动了司法公正和独立的实现。通过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了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司法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司法公正和独立的水平。
3.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司法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制作法治宣传材料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了公民的法律素养，推动了法治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二、司法改革的成果
1. 推进审判体制改革
司法部积极推进审判体制改革，加强了审判权力的独立和公正。通过建立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审判组织体系等措施，提高了审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2. 加强法律援助工作
司法部加强了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通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等措施，提高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和质量，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3. 推进司法信息化建设
司法部积极推进司法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司法工作的效率和便捷性。通过建设电子诉讼平台、推行电子送达等措施，实现了司法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提升了司法工作的科技水平。
司法体制改革“三大”误区及综合配套改革八个方向——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之一
司法体制改革“三大’’误区及综合配套改革八个方向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之一
殷兴东
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党中央对
下一阶段司法体制改革方向的准确把握，也是党中央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搭建起
“四梁八柱”后进入“精装修”的关键阶段。本文针对下一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何去何从，简要总结了前两次司法改革经验，对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片面强调
司法独立、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对立、将改革不彻底归咎于改革等误区进行分 析，提出了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供给侧改革；处理好地方党委与省以下统管
和审判权运行；完善落实错案追责、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加大司法公开和司法信息
化配套改革等八个改革方向，为我国下一步平稳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供更多
的借鉴参考。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司法改革误区
一、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出的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前两轮司法改革成果
的延续。对前两轮司法改革和第三轮司法改革第一阶段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历史任务。
（一）前两轮司法改革
１．前两轮司法改革基本内容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司 法工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有案
＊作者简介：殷兴东，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员额制度改革中藏区双语司法人才队伍建设调查研究》（项目编号： ｌ７ＢＦＸ０４７）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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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三大”误区及综合配套改革八个方向
不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了司法对社会关系调解功能的正常发挥，更与人民群众对
司法工作的期望和要求相距甚远。 自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６年，我国相继颁布和修改了《行政诉讼法》（１９８９年４月通过）、《民事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与方向——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观点综述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与方向——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观点综述
文章属性
• 【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公布日期】2021.03.08
• 【分 类】司法调研
正文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路径与方向
——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观点综述
作者：刘峥 段明 郭秉贵
刘峥系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
段明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最高人民法院研修学者。
郭秉贵系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
目次
一、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二、完善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职能体系 三、完善人民法院纠纷解决制度和诉讼程序机制
四、健全人民法院服务保障新发展格局制度机制
为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前沿问题研究，推动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2019~2020年度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工作，针对司法改革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完善民事案件诉调对接与繁简分流机制、法官逐级遴选、法官绩效考核体系、在线诉讼规则等主题确定14个司法改革专项调研课题。现将上述课题研究观点综述如下：
一、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在司法责任制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方面，河南高院课题组通过对河南三级法院开展调研，总结了河南法院推进党建与司法责任制改革融合的实践经验。一是贯彻落实党建与审判“四个同步”，将法院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业务工作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检查、同步考核。二是推进审判团队与党支部融合建设。规范党支部建设，以新型审判团队为基础，将党组织全覆盖拓展到办案的基本单元。三是创新完善党建考评机制。坚持审判业务庭室工作绩效考评与党支部工作绩效考评统筹结合，相互关联，结果互动。四是强化党对审判权运行的监督。主要围绕“四类案件”，完善党内监督管理机制，做到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课题组认为，目前推进司法责任制与党建工作责任制深度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存在模糊认识。对党建工作责任制推进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性、党建工作责任制必须适应司法规律认识不足。二是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够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在融合目标上不明晰，党建工作责任制在监督、问责、考评机制上还需完善。三是党建带队建作用发挥不充分。党建围绕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法院队伍建设的针对性不强，党建带队建的制度供给不足。课题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一是健全党的领导监督机制。从坚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办案、坚持以党的领导监督推进司法责任制、遵循司法规律与党建工作特点出发，做到体制、理念、原则融合。二是构建全流程工作机制。从推进党建监督有据可依、党建监督实质化、党建监督全覆盖等方面实现判前、判中、判后融合。三是创新党建协同工作机制。以拓展人民法院党建责任制理论、党建责任制工作目标、党建监督体系为抓手，实现理念更新及体系、目标的融合。四是构建监督联动机制。不断健全党内、党外监督体系，实现各方监督力量互动互促。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的解读
行政法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25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精神的解读董 皞1、王 堃2（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06 1. 执行主任；2. 助理研究员）摘 要：司法是法治的基本保障。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建构科学、运行良好的司法体制的支撑与推动。然而，当前我国司法体制确远远滞后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及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因此，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明确新时期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着力从法治思维、司法内部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司法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乃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法治中国；正义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78（2014）01-025-06司法是法治的保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我国司法体制存在较大的弊病与不足，已经无法承载民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期待。因此，加快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增进我国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价值与功能，已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深入领会并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与目标，厘定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路径，是需要我们着力探究的重要课题。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是“法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法治实践特色的有机结合”，①其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法治中国建设关键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以下简称三个依法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下简称三个法治一体建设）。而无论是三个依法共同推进，还是三个法治一体建设都有赖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深化。（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坚持三个依法共同推进的保障依法治国，即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它强调应当确立宪法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地位，奉行法律统治，国家公权力机关必须依据宪法法律的授权，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实体与程序规则运行；公权力运行的状况，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专门机关进行监督，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必须由依法设立的专门机关进行维护；社会秩序应当依法维持，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执政，意指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以追求人民权利和福祉为目标，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其实质是要求将执政党的权力① 周叶中：“关于‘法治中国’内涵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第3页。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的司法改革
1 中国的司法改革
（2012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加强人权保障
四、提高司法能力
五、践行司法为民
结束语
前 言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在承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了社会公正，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司法制度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和民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司法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和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扩大司法民主，推行司法公开，保证司法公正，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启了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的新纪元。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奠定了新中国的法制基石。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令，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能，确立了合议制度、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法律监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形成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体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司法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恢复重建了司法制度，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基本法律。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伴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关于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关于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得社会各种关系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要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发生相应 的变化。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变革中，与社会实践和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司法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具体启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向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原有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原有的审判制度已无法适用于新类型的诉讼案件；面对迅猛增长的诉讼案件（1） ，效率不高的审判制度无法迅速、有效的解决，素质有待提高的司法人员也显得不堪重负，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分司法人员拜金主义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危害国家的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国民对少数司法人员腐败现象和裁判不公反映强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进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可以概括地说，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改革，是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
中国这次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发展的 .这样的一条发展轨迹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并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为核心，逐渐推进为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这一过程的形成，与中国的有关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民事审判的开始源于当事人的起诉，法院受理之后，案件进入庭前准备程序，该程序的主要内容为：由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告知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查阅案卷和收集有关证据，决定是否增加当事人或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开庭审理阶段，主要由法官主持调查和主持辩论，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对案件进行评议并作出判决。总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在传统上，中国不认为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当事人主义，同时，也不承认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职权主义（2）。此外，还由于中国法官的非专职化及部分法官素质的低下，从而导致了民事审判效率不高，诉讼期限较长。这一问题，在民事诉讼案件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矛盾还不是很突出。而随着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多和新型案件的出现，民事审判制度和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民事审判发展的要求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就提出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希望通过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发挥当事人的作用以减轻法院的负担。而制度的相互性，意味着仅仅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是解决了原有的问题，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对司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之后又有了民事审判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及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缺陷之法社会学分析
收稿日期: 2008-06-12 作者简介: 段丽萍(1978—),女,河南郑州人,河南省委政法委工作人员,郑州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第24卷第4期 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学 院 学 报 (社科版) Vol.24No.42008年8月 JournalofNorthChinaInstituteofWaterConservancyandHydroelectricPower(SocialScience) Aug12008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缺陷之法社会学分析段丽萍(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 与世界各国刑事错案的成因相比较,我国刑事错案与其有相当多的共性,但与其它国家刑事错案的纠正相比,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显得是那么慢、那么难,“再审难、有错不纠”与“无限再审、有错乱纠”现象突出,作为我国刑事错案特殊司法救济程序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立法之初所预想的纠错功能。以联系的观点,运用法社会学的知识,分析我国现行刑事错案审判监督程序的先天性根本缺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现行制度设计忽略了利益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审判监督程序;缺陷;法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92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08)04—0120—02
一古今中外,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历史中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刑事错案是历史的产物,是制度的产品,同时又是个人认识规律、司法运行规律的反映。错案不仅体现了一种司法认识的局限,即错案表征了人们对司法规律的认识水平,而且错案是一种制度性问题,制度是错案的母体和环境,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维的空间。错案确实能导致权利的侵害、法律的践踏、正义的减损,但是,它同样使人们对司法保持警惕与警醒,为改良司法提供了一种契机和动力。中国自古即有崇尚查证案件客观真实和不能容忍司法错误的传统,即凡被冤枉者应得到平反,而被宽纵者亦必须予以重新追究。在此传统的影响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坚持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为指导思想。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基于实体真实主义,完全撇开“一事不再理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很少顾及程序价值、法的安定性、被告人人权保障,以发现案件的绝对客观真实为诉讼追求的目标。只要发现“确有错误”,就应该容许较为容易地发动再审;只要有助于实体真实发现,各种程序条件的限制要尽可能的少;凡是因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者其他原因判决错误的案件,都必须予以纠正,从而使无辜受罚者得到平反昭雪,轻纵的受到应得的惩罚。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再审程序而言,为实现“不枉不纵”的目标,根据“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指导思想,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制度设计上“宁粗勿细、宁疏勿密”,给法院、检察院留下了广阔的纠正冤假错案的自由空间,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操作任意性较大,发动再审较为随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行的申诉和再审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无限申诉、无限再审。”二在现代社会,法律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集合,在运作的过程中除了自身传统的方法体系外,还必然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手段相融合,所以,对我国现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研究目光不应仅仅关注于单纯的法律条文本身,而应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关注弊端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长期以来,法学家们普遍坚持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条文主义认为,法律在本质上就是规则,对案件的处理是由法律条文对证据的逻辑运用决定的。依据条文与证据之间的逻辑推演,案件的结果可以得以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法律条文不但预先界定了案件的性质,也决定着案件如何处理的程序,更进一步说,条文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按照这一逻辑,通过对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逻辑推演,相似的案件理应得到相似的结果。若仅按条文主义来理解,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的设计是绝对合理的、可行的。但是,事实远远不是如此,很多在法律技术特征上彼此相同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很多大相径庭,究其原因,答案还须从人和案件的社会性方面去寻找。按社会交换理论来看,人际交往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人们之间的所有活动都是交换,是一种准经济交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人们都想利益最大,支出最小。付出多而得到少的关系总会终止,而得到多的关系会维持。因此,社会规范能够作为个体利益的后果而产生。法律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其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人际交往、社会交换、利益关系的影响。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布莱克认为:“案件的命运就取决于案件的社会结构”。案件的社会结构是“法律案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与方向”,即一个案件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一案件?还有谁与案件有关?对立双方以及第三方和其支持者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控辩方是个人还是组织?这些人的社会性质都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结果。按照利益机制运作的规律,追求法律利益最大化几乎是每个法律主体的首选目标,每个法律主体都会在法律框架下通过成本分析最终选择最优方案,总想享有更多的权利并力图摆脱义务,逃避法律责任。三根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现行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自错自审自纠”的办案机制。刑事申诉案件一般是由原审法院受理和审查,原审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提起再审程序,对本院的生效裁判进行重新审理。单从个案来讲,一个错案的产生,从最初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到定罪判刑的人民法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对案件的纠错过程中,公、检、法的利益是一致的。尤其是随着国家赔偿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的实施,如果案件经过再审一旦改判,那就意味着原来的裁判结论是错误的,故可能会引起法院的国家赔偿或原审判法官的错案责任追究,这势必给法院的社会形象以及原办理此案的法官、检察官的面子及政治前途造成消极影响和否定性评价。因此,即便是再审更换了法官,另行组成合议庭,也无法有效避免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原审的判决如果是由原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由于一个法院只有一个审判委员会,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再审案件已有成见,要想改变先前的决定确非易事。目前法院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加上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制度,行政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相融合,法院独立审判和司法功能的发挥必然要受到外部的影响。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学说和体制对法院的定位看,在犯罪嫌疑人与追诉机关之间,法律不仅没有制定体现“控辩平等、控审分离、审判中立”理念的制度和规则,而是要求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事实上,三者往往一致对外,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在这种体制下,错案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想翻案,其所面对的是来自公、检、法等原办案机关的集体阻力。在当前的执法环境和人情观念的影响下,法院或检察机关既可以无视当事人的申诉,任意拒绝启动再审程序,也可以在外力影响下或者出于自己的需要,任意决定启动再审程序。总之,在目前的“自错自审自纠”的机制下,不考虑原办案机关自身本能的利益趋向,把纠正错案寄希望于原审法院的主动自觉,寄希望于法官、检察官的个人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是毫无制度保障的,“有错不纠、无错乱纠”也就不足为奇了。现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否定了法的利益机制对司法活动的影响,说明其“先天不足”,在纠正刑事错案过程中,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救济作用。
中国的近代法律与司法体制
中国的近代法律与司法体制
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体制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法律与司法体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全面的改革和发展。本文将从清朝末年开始，梳理中国近代法律与司法体制的演进过程，探讨其特点和影响。
一、清朝末年的法律体制
清朝末年，中国的法律体系相对封闭且保守，沿袭传统的农民法、宗法制度和封建法律等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秩序。同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内外形势的冲击，一些新的法律概念和途径开始进入中国。
二、近代法律与司法改革的起点
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体制的改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者秉持着"中法结合、中西合璧"的原则，致力于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与司法制度，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和保守势力的干扰，戊戌变法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三、五四时期的法律与司法变革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对法律与司法体制的变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深入人心，呼唤着法治与民主的建设。这一时期，中国产生了大量的法学家和法学理论，如梁启超、胡适等，他们积极倡导法治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现代法律概念和原则。同时，中国也开始吸收和翻译西方法律制度，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与司法体制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法律与司法体制迎来了全面的改革。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还设立了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建立了审判与检察并重的司法体系。
五、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法治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积极吸收国际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加快法治进程，推动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
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
刘思达
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绝对可以称得上命运多舛。早在民国时期，孟德斯
鸠、庞德、耶林等学者的著作就已经被译成中文，1即使是在举国动荡的1940年代，瞿同祖先生依然
在西南边陲的简陋条件下写出了旷世之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然而，20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社
会变革却让民国学者所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法律社会学也直到1980年代才又有了
新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迅速分化的大背景下，不少西方法律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和文献
都开始被较为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框架也都有了一些十分有
益的探索，而不幸的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在1980年代末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付之东流，留下的只是
少数几本教科书和译著。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开始引起法学界和社会
学界的共同关注，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法律社会学
似乎一时间成了中国法学研究的一门显学。而这一颇具后现代意味的新兴学派却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
几个核心成员的学术兴趣转移而迅速衰落了，到今天，环顾神州各个角落，躲在象牙塔里搞法律经济
分析乃至法律与文学的学生学者大有人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扎扎实实地从事法律社会学实
证研究的人却已是凤毛麟角。
本文的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社会学近三十年历史的回顾，深入反思这一学术领
域在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进程中的意义，并对法律社会学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几个基本思路。事实
上，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不过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从
1960年代的“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 society movement）兴起到法律社会学成为一个嵌在法学与社
会科学之间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只不过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史虽然自
20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历了三次起伏，但在我国当前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
司法独立视域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视点
司法独立视域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郑言
【摘要】司法权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控制立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
受控制，司法独立的本质是在司法独立于谁与司法受制于谁之间找到平衡点。据此，中国司法改革一方面要减少立法
权、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力量对司法权的监督，完善司法自身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独立 司法改革
在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者之中，现代国家一般给予
司法权以独立的地位，“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如果司法独立，谁又能保证
司法权不会被滥用呢？美国学者波斯纳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如果独立性仅仅意味着法官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案件而
不受其他官员的压力，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并不显然会以
公众利益为重；人民也许仅仅是换了一套暴政而已。” 目前，
国人对司法独立的本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谈“司法独
立”色变的也大有人在。
司法为何独立
由于直接民主具有不可超越的瓶颈，国家权力不可能由
全体人民直接行使，人民只能通过委托特定机关来代表国家
对社会进行管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国家一直是从社
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
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 立法机关所立之
法可能违背人民的意志，行政机关的执法也极有可能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偏差，所以，国家还需要另外一个机构——司法机构
来监督立法权与行政权，守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司法独立是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司
法仅指法院的审判行为，司法权的使命在于控制立法权及行政
权，因此，法院必须具有独立的地位，不能与立法机关或行政
机关合二为一，也不能受制于立法权与行政权，否则就会出现
孟德斯鸠所讲的：“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
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