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债务承担规则来解读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09级法律硕士 张小立 S09192016
从债务承担规则来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下称二审判决书）中审判的案件是新疆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商业银行）与新疆中华大饭店（下称中华大饭店）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本案已于2002年12月31日审理终结，案情简介如下：
1996年12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惠来信用社（下称惠来信用社）与新疆中华大饭店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约定中华大饭店向惠来信用社借款本金合计1600万元，期限为三年，用于承担第三人中国斯特集团总公司（下称斯特公司）的原贷款。其后，惠来信用社根据有关国家机关文件的规定，名称变更为新疆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到期后，中华大饭店以惠来信用社未向其实际履行发放借款为由，拒绝向名称变更后的债权主体商业银行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商业银行于2001年12月5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中华大饭店承担偿还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商业银行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的诉讼请求。商业银行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原判，依法判令中华大饭店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了商业银行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作出了终审判决，纠正了一审法院的部分事实，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上诉请求。
本人认为，本案是关于借款合同纠纷问题，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主要涉及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债务承担和合同承受等一系列理论知识。通过对二审法院判决书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存在的真实性，合同效力，合同承受的问题没有争议，而是主要围绕着原借款合同的履行和新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债务承担的特征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借款合同履行与否，主张权利一方只要向法院举证证明，法庭根据证据是否充分、合法，就能予以审理并查明，作出确认。对于新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债务承担特征，法庭则需要依据新借款合同的内容和其它相关事实，判定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才能作出准确的认定。债务承担指的是债务主体的变更，即在维持债的内容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原债务人的债务全部或部分移转给新债务人承担，由新债务人单独或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包括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前者是指原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由新债务人代替原债务人承担其全部债务；后者是指原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新债务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债务承担须具备有以债务承担为目的的有效合同、有有效债务的存在和所移转的债务具有可移转性三个要件。债务承担生效后发生债务主体变更、新债务人去的原债务人基于债权债务关系所享有的抗辩权和从属于主债务的从债务一并移转于承担人承担等方面的法律效力。债务人与第三人即承担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须经债权人同意发生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债权人与第三人即承担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该合同一旦成立便生效。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和第八十六条等条款对债务承担作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借款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包含的债务并不是属于不能移转的债务，因此，当条件满足时，相应的当事人之间债的关系就有发生债务承担的可能性，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始终坚称自己已经向原债务人履行了发放借款的义务，中华大饭店通过与其签订新借款合同，完全承担了原债务人的借款偿还责任，其应该负责偿还原债务人的借款。中华大饭店答辩则称债权人提供发放贷款的证明具有欺诈性，而且债权人与原债务人、自己之间从来未签订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双方虽然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商业银行未向其实际发放贷款，故无还款义务。中华大饭店以商业银行实际没有向其发放贷款为由提出的抗辩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同时，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商业银行对原债务人实际发放贷款的事实，因而作出驳回商业银行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除认定原审所查明的事实外，另外查明并认定商业银行向斯特公司发放贷款的事实和中华大饭店具有承担斯特公司借款的偿还责任，因此，判决纠正了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重要事实，支持了商业银行的上诉请求。
两级法院就同一案件分别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关键在于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债务承担的特征的认定和对商业银行向斯特公司发放贷款事实的认定两个方面不同。关于依新借款合同的内容能否确认中华大饭店具有债务承担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由此认定新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义务人是否承担了原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义务人的义务，即作为债务承担人负有到期借款的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审理并明确予以认定。关于合同实际履行与否，一审法院则以商业银行举证不足而不予认定其实际发放贷款的事实。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和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之规定，不管是新借款合同还是原借款合同，都已经成立并形成了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后履行义务一方拥有先履行抗辩权利。但是，对于双方签订的新借款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作为先履行义务方即商业银行没有根据合同约定发放贷款给负有后履行义务方即中华大饭店，即商业银行请求的事实依据根本没有存在，所以中华大饭店当然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商业银行的借款偿还请求，没有责任偿还合同中约定的应取得而未得到的借款，其抗辩理由成立。对于原借款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以商业银行未能充分证明已经向斯特公司发放借款这个事实，对其要求偿还斯特公司到期借款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换句话说，一审法院也确认了借款人斯特公司原本就具有对抗商业银行要求偿还到期借款权利的事实理由。因此，中华大饭店即使负有偿还此项借款的义务，但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之规定，不管这种债务承担属于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新债务人中华大饭店同样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履行借款的偿还责任。因为，商业银行由于享有权利的前提即履行发放借款的事实存在与否未能得到法院的认定，该项偿还责任对斯特公司来说并不存在，所以基于此的请求偿还借款的权利也不可能存在，中华大饭店作为该项债务的承担人，当然也不负履行相应的义务。况且，中华大饭店是不是原借款合同义务的承担人一审法院并没有作出认定，承不承担义务还不明确。据此，一审法院以商业银行举证不充分而从根本上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实际上认定并审理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商业银行依据原借款合同与斯特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当事人之间依据新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审理的思路是：针对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分别进行确认和审理，对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直接的内在联系先可以完全不予考虑。不管是新借款合同还是原借款合同，商业银行只要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发放借款的事实，其诉讼请求都不能成立，就可以审结案件，理所当然就不必再进一步审理并明确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新借款合同是否发生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即中华大饭店是否成为新债务人。因此，一审法院虽认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但是主观割裂了新借款合同和原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举新债还旧债，新借款合同的目的是解决原借款合同借款偿还责任，若没有原借款合同的存在，新借款合同根本就不会存在。这种审理思路，忽视了对新借款合同内容及其体现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准确界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新借款合同的实质，即有债务承担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商业银行对原借款合同的履约事实的能够举证充分，一审法院很可能会以债务人斯特公司主体已经不存在和新借款合同实际未履行为事实依据，对商业银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结果致使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同样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审法院则根据来源于多方的证据证明，确认了新借款合同中中华大饭店已经作出了承接斯特公司债务即“承担斯特公司原在我社的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再结合乌鲁木齐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意见和中华大饭店董事会决议都对债务转让的确认这些事实，从而认定了债务承担的合法有效，新借款合同实际上发生了由债权人与第三人即承担人缔结的债务承担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此，二审法院可以直接确认中华大饭店为斯特公司的债务承担人，负有偿还到期借款的义务。同时，在本案中，商业银行要求中华大饭店偿还借款是原斯特公司的借款，并不是根据双方所签订的新借款合同中的借款，而是原斯特公司的借款。因此，二审法院在确认中华大饭店承接了原斯特公司的债务后，就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需考虑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借款合同是否在两者之间形成的新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商业银行能够充分举证证明自己享有对斯特公司的到期债权，债务承担人即中华大饭店应当负有偿还责任。虽然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的规定，无法明确这种债务承担是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但这对于解决本案纠纷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原债务人斯特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即使是并存的债务承担，中华大饭店也应该承担全部的到期债务。所以，二审法院只要认定商业银行已经向斯特公司发放了贷款的事实属实和认定借款合同实际发生了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就可以迅速理清案情，依法审理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纠纷。对于这两个认定，我认为缺一不可，前一个认定，主要解决的是商业银行履行原借款合同义务的情况，用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发生的基础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中华大饭店即使是原债务的承担人，也可以直接否定其负有原债务的偿还责任；如果存在，则还需要根据后一认定来确认中华大饭店是不是这项债务的承担人。而后一个认定，主要的解决的是中华大饭店是不是原债务的承担人，负有向商业银行承担到期借款的偿还责任。二审法院结合这两个认定的结果，通过审理案件，认定了新的证据与事实，确认了中华大饭店应当履行依合同而承接的斯特公司对商业银行负有的到期借款的债务偿还责任，纠正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商业银行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的审理本案的思路是：首先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新借款合同的性质，再查清原借款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由此确定债务承担人的法律责任。这种审理思路清晰，快刀斩乱麻，法院可以迅速找到解决纠纷的关键环节，从而有利于高效地依法审结案件。
综上所述，在本案审理中，法院能否准确查明及认定两个事实，即商业银行已经按合同约定向斯特公司发放了贷款和新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对于本案的审理结果至关重要，准确地确认了这两方面的事实，就能正确认定中华大饭店对商业银行是否负有偿还到期债务的责任。结合本案案情，虽然一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诉讼请求是直接根据商业银行举证不充分作出的，在审判规则上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其审理本案过程的所体现的审理思路是不正确的。并且，一审法院对新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未明确予以判定，也是一审判决书中一个较大的漏洞。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抓住了解决案件的关键环节，查明案件的关键环节的主要事实，并对案情事实进行了全面的审理，准确认定了债务承担所具有法律效力，纠正了一审法院的部分重要事实，从而顺利地、公正地依法审结本案。二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清楚、充分、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体现了法律的正义，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公正与公平。
王保国、王建梅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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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国、王建梅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民事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法院】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0.07.27
【案件字号】(2020)豫13民终1749号
【审理程序】二审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王保国;王建梅;薛海;张红玉;贾辉;孟小静;王朕洋
【当事人】王保国王建梅薛海张红玉贾辉孟小静王朕洋
【当事人-个人】王保国王建梅薛海张红玉贾辉孟小静王朕洋
【代理律师/律所】王爽河南宛东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律所】王爽河南宛东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王爽
【代理律所】河南宛东律师事务所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字号名称】民终字
【原告】王保国;王建梅;孟小静;王朕洋
【被告】薛海;张红玉;贾辉
【本院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2 / 10 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权责关键词】撤销法定代理实际履行法定代理人新证据诉讼请求驳回起诉维持原判执行诉讼时效
【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本院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借款人张红玉和担保人薛海、贾辉签署的借款条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贾辉、薛海应当对案涉6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保国之子王焱焱生前曾于2016年6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红玉返还借款，担保人薛海、贾辉承担担保责任。后因王焱焱去世，一审法院变更原告后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6）豫1322民初1923号民事裁定，驳回王保国、王建梅、孟小静、王朕洋的起诉，并于2018年4月17日将该裁定送达王保国。权利人已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权利人提起诉讼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同时因权利人提起诉讼致使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照上述规定，本案应当以
刘畅、王秀芳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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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王秀芳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民事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1.10.22
【案件字号】(2021)鲁02民终10624号
【审理程序】二审
【审理法官】姜涛汪青松张馨月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刘畅;王秀芳;李建秋;贾伟;青岛烟青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当事人】刘畅王秀芳李建秋贾伟青岛烟青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当事人-个人】刘畅王秀芳李建秋贾伟
【当事人-公司】青岛烟青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代理律师/律所】周崇斌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邢新暖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綦鲁彬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律所】周崇斌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邢新暖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綦鲁彬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周崇斌邢新暖綦鲁彬
【代理律所】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山东平都律师事务所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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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刘畅;王秀芳;李建秋
【被告】贾伟;青岛烟青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本院观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畅应当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数额认定。在(2016)鲁0283民初7638号案件中，刘畅虽已向债权人偿还借款及该案诉讼费、代理费共计560586元，但刘畅在该案中系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字，其系以债务人身份向债权人偿还债务，而非因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而代替青岛烟青塑料制品销售有限公司偿还债务。
【权责关键词】撤销代理合同自认关联性质证诉讼请求法院调解维持原判终结执行（执行终结）
【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更新时间】2021-11-27 01:18:11
刘畅、王秀芳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最高法院民二庭法官刘竹梅：「逐条」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解读
时间：2009年1月10日上午
地点：虎坊桥工人俱乐部
主讲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刘竹梅
主持人：今天培训时间是两个半小时，9：00-11：30，培训的题目是“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解读”，今天很荣幸请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刘竹梅法官给我们做主讲人，刘法官长期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审判长和相应的领导职务，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刘法官对今天的解读也做了精心的准备，今天的培训对每位在座律师来讲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下面用热烈掌声欢迎刘法官给我们上课！
刘竹梅：各位律师朋友：大家早上好！
大家知道今年的8月份最高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主要由最高法院民二庭负责起草的，也可以说在我们去年一年的工作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今天受律协之约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和我们当时一些基本的思考，希望能够对大家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做这个司法解释的基本动意（背景），大家知道诉讼时效制度是因为时间经过而对权利发生影响的制度，是民商法中一项基本制度，同时在实务当中也被广泛应用，有些国家甚至把诉讼时效作为单独一部法律，我们也规定了相关内容，但是一共只有七条内容，最高法院曾经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批复对时效问题做了一些规定，但还不够完善。在理论实务界关于时效制度的研究也见到一些文章，但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还是非常薄弱的，专著的文章不是很多。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和相关规定都是欠缺的，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却存在着大量涉及到诉讼时效的案件，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一直觉得诉讼时效制度需要相对完整的司法解释来解决实务当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2006年全国法院第七次民事审判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要做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当时这个司法解释交给了民二庭承担，觉得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通则》当中规定的一项制度，这个解释交给传统的民事部门做可能更有优势。当我们做出来以后，我个人感觉时效制度这个项目分配给民二庭做有更大的优势。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之后，从2007年2月份开始启动这项工作，整个司法解释历时一年半，去年8月份出台，从试用情况和学者、法界人士对它的关注情况来看，觉得内容规定的比较合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印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的通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印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的通知
文章属性
• 【制定机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公布日期】2010.06.25
• 【字 号】浙法民二〔2010〕15号
• 【施行日期】2010.06.25
• 【效力等级】地方司法文件
• 【时效性】现行有效
• 【主题分类】审判机关
正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印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的通知
浙法民二〔2010〕15号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业务庭：
2009年10月，我庭与浙江法官进修学院联合举办全省商事审判业务培训班期间，汇集了各地法官提交的相关商事审判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例。培训班结束后，将相关疑难问题和案例进行整理、统合，初拟了答复意见，形成《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征求意见稿）》，提交同年11月在玉环召开的全省商事审判例会讨论。会后，结合全省商事审判条线法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论证，经我庭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形成了《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现将《理解》发给你们，供审判工作参阅。
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理解
问题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知情权与公司的商业秘密权益相冲突时，应当侧重保护哪一方的权益？（杭州江干法院、淳安法院）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权的重要内容，也是行使股东其他权利的基础。修订后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强化了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审判实践中，要运用利益平衡理念，妥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也要防止股东以行使知情权为手段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权利。股东请求查阅会计原始凭证的，应提出足以信服的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股东作出保密承诺作为行使查阅权的条件。对于股东提出由他人代为查阅或者对公司进行审计等要求的，应征得公司的同意。股东和相关人员、机构违背保密承诺侵犯公司的商业秘密的，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唐翠等与李娟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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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翠等与李娟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民事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0.10.28
【案件字号】(2020)京02民终7756号
【审理程序】二审
【审理法官】李丽郭菁罗珊
【审理法官】李丽郭菁罗珊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唐翠;贾庆良;李娟
【当事人】唐翠贾庆良李娟
【当事人-个人】唐翠贾庆良李娟
【代理律师/律所】梁志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汤金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黄必全北京市戎联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律所】梁志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汤金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黄必全北京市戎联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梁志强汤金鼎黄必全
【代理律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戎联律师事务所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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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唐翠;贾庆良
【被告】李娟
【本院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唐翠与李娟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二、案涉款项16万元是否属于唐翠与贾庆良的夫妻共同债务。
【权责关键词】追认合同自认关联性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本院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唐翠与李娟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二、案涉款项16万元是否属于唐翠与贾庆良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唐翠与李娟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 本案中，唐翠与李娟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李娟将资金16万元打入唐翠银行账户，期限为12个月，年化收益12.9%，即20640元，期满后唐翠将本金16万元及收益共计180640元支付给李娟。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李娟签订该《协议书》的目的是追求16万元资产的固定的本金和收益回报，并不承担理财投资风险，唐翠亦在《协议书》中有保证本金和固定收益的承诺，故唐翠与李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委托理财关系，即“名为理财，实为借贷"。李娟将16万元汇入唐翠的银行账户，应视为李娟履行了《协议书》项下的资金出借义务，唐翠应当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在期满后向李娟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 二、案涉资金16万元是否属于唐翠与贾庆良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涉案借款发生于唐翠、贾庆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且贾庆良在唐翠、贾庆良与李娟三人的谈话（录音）中认可了涉案款项，因此，可以认定贾庆良对该笔资金16万元有
马飞跃与张秀兰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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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跃与张秀兰民间借贷纠纷二审判决书
【案由】民事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法院】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1.12.22
【案件字号】(2021)粤02民终2347号
【审理程序】二审
【审理法官】邓小华梁晓芳毛文芳
【审理法官】邓小华梁晓芳毛文芳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马飞跃;张秀兰
【当事人】马飞跃张秀兰
【当事人-个人】马飞跃张秀兰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马飞跃
【被告】张秀兰
【本院观点】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从现有的证据材料和已查明的事实分析，首先，张秀兰并未在《借条》及《借据》上签名，事后亦未对涉案借款进行追认；其次，从借款流向分析，朱建伟收取马飞跃借款后随即转入了朱国璋的账号，朱国璋收取涉案款项后转入了李权珍的账户或李权珍指定的账户，涉案款项已被李权珍诈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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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本院查明】另查明，张秀兰与朱建伟于1985年3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7月17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马飞跃起诉张秀兰，是基于朱建伟出具的《借条》，朱建伟与张秀兰系夫妻关系，且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认为涉案借款属于朱建伟与张秀兰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张秀兰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基础的法律关系仍属于民间借贷，因此，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马飞跃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张秀兰应否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张秀兰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马飞跃认为朱建伟自述其借款是为帮助朱国璋的女朋友李权珍筹集开办诊所注册资金，因此，涉案借款是为从事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和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张秀兰应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从现有的证据材料和已查明的事实分析，首先，张秀兰并未在《借条》及《借据》上签名，事后亦未对涉案借款进行追认；其次，从借款流向分析，朱建伟收取马飞跃借款后随即转入了朱国璋的账号，朱国璋收取涉案款项后转入了李权珍的账户或李权珍指定的账户，涉案款项已被李权珍诈骗取得。李权珍并非朱建伟、朱国璋、张秀兰家的家庭成员，且李权珍已经涉嫌诈骗被立案侦查、起诉，本案并无证据反映张秀兰并使用了涉案借款或涉案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对赌股权回购纠纷”裁判规则解读丨基于九民纪要后的260案例
“对赌股权回购纠纷”裁判规则解读⼁基于九民纪要后的260案例
引⾔
《九民纪要》明确了“投资⽅请求⽬标公司回购股权时，⼈民法院应依据《公司法》第35条或142条的规定进⾏审查；⽬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裁判规
则。但在实践中，对赌协议牵涉投资⽅、⽬标公司、⽬标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等诸多主
体，其就股权回购事宜的约定也呈现出了多样化形态。
笔者以“股权回购 抽逃出资⼁股权回购 减资”为关键词，通过Alpha法律检索系统，共检索到了
《九民纪要》实施后，⼈民法院作出的268份涉及股权回购纠纷的裁判⽂书。其中，涉及对赌股
权回购的典型案例共28件。笔者从这28件案例中析出了7⼤裁判规则，这些裁判规则贯彻并丰富
了前述《九民纪要》确⽴的裁判指导思想，或许可以为投融资各⽅在对赌协议的具体约定与履
⾏⽅⾯提供有益参考。
第⼀部分 《九民纪要》中“对赌协议”的规定
⼀、“对赌协议”的含义和基本特征
“对赌协议”，⼜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与融资⽅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
⽅对⽬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钱
补偿等对未来⽬标公司的估值进⾏调整的协议。从订⽴“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与⽬标
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对赌”、投资⽅与⽬标公司“对赌”、投资⽅与⽬标公司的股东、⽬标
公司“对赌”等形式。
⼆、“对赌协议”的有效性
投资⽅与⽬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订⽴的“对赌协议”、或者与⽬标公司订⽴的“对赌协
议”在不存在法定⽆效事由的情况下，⽬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钱补偿约定为由，主
张“对赌协议”⽆效的，⼈民法院不予⽀持。
三、与⽬标公司对赌时的裁判规则
投资⽅请求⽬标公司实际履⾏回购股权义务的，⼈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
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审查。基于对资本维持原则的贯彻
和债权⼈利益的保护[i]，在⽬标公司没有完成减资程序的情况下，对投资⽅有关⽬标公司回购其股权的请求，⼈民法院不应予以⽀持。
肖洪军、刘克伟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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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洪军、刘克伟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民事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合同纠纷 借款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0.07.17
【案件字号】(2020)川01民终7723号
【审理程序】二审
【审理法官】郑小茂
【审理法官】郑小茂
【文书类型】判决书
【当事人】肖洪军;刘克伟;四川省广元市荣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当事人】肖洪军刘克伟四川省广元市荣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当事人-个人】肖洪军刘克伟
【当事人-公司】四川省广元市荣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代理律师/律所】徐建国四川思良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律所】徐建国四川思良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徐建国
【代理律所】四川思良律师事务所
【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
【字号名称】民终字
2 / 11 【原告】肖洪军
【被告】刘克伟;四川省广元市荣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权责关键词】合同合同约定自认诉讼请求
【指导案例标记】0
【指导案例排序】0
【本院查明】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判决后刘克伟通过案外人账户向肖洪军转款10万元。经肖洪军、刘克伟双方当庭确认，转款10万元系刘克伟归还案涉借款。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刘克伟应偿还肖洪军的利息是多少？2.荣鑫公司对案涉借款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对于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利息计算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肖洪军主张分段计算利息：1.从2014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27日按年利率20%计算；2.从2017年11月28日起至2019年9月16日按年利率24%计算。肖洪军上述主张的利率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应予以支持。二审中，肖洪军请求将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超出其在一审阶段明确的诉讼请求范围，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肖洪军可以另行主张。因此，一审对于借款利息计算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结合二审查明刘克伟于一审判决后向肖洪军偿还10万元的事实，本院将上述10万元从一审判决的利息中予以抵扣。 关于担保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
(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
/weiquan/ 知盟知识产权律师网 专利维权 商标维权 软件著作权维权 风险代理 1 广 东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由迪化妆品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26号202室。 法定代表人：刘英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傅克勇，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玉斌，广州市由迪化妆品有限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贤发，男。深圳市康利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住深圳市福田区福星路金安花园第二幢3单元606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映贞，男， 深圳市康利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住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沙头街北3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路敏，男， 深圳市康利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住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68号。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乔建民，男，1965年4月27日出生，住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拉尔西路商品4楼5单元14号。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宏生，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住安徽省宿松县下仓镇白塔村北塔组17号。 原审被告：王云波，男，康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深圳市福田区东景大厦2栋2003室。 上诉人广州市由迪化妆品有限公司(下称由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原审被告王云波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1991年1月30日， 深圳市康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康利公司)注册登记成立，黄映贞、焦路敏各出资16万元，各占康利公司股份16%，吴贤发、王云波各出资34万元，各占康利公司股份34%，王云波为康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8年12月，上述四股东制定并通过了《康利公司章程》。该章程约定：股东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分红权、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质询权、对公司重大决策有表决权等;股东有按规定缴纳所认出资义务、有按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义务、不得抽回出资义务、遵守公司章程，保守公司秘密等义务。康利公司就“洁芳JIE FANG”标识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1999年7月7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授予康利公司1290168号注册商标专用权，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类的化妆品、化妆用护肤剂、化妆雪花膏、白肤霜、皮肤增白乳膏、皮肤白净乳。2002年10月21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将康利公司1290168号注册商标转让给由迪公司，并予以公告。 2001年5月28日，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康利公司生产的“洁芳”牌化妆品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查。同年8月22日，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洁芳”部分产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对康利公司作出(深)质技监罚字[2001]第100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康利公司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洁芳”牌化妆品;没收康利公司非法所得28649元;处以康利公司罚款人民币105897元。罚没款合计人民币134546元。康利公司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未提出复议。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后，康利公司主动缴纳了部分罚款。2001年11月22日，深圳市 /weiquan/ 知盟知识产权律师网 专利维权 商标维权 软件著作权维权 风险代理 2 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康利公司发出了催缴函，要求康利公司尽快缴纳罚款。 2002年1月25日，康利公司与由迪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书》，约定康利公司向由迪公司借款人民币10万元，康利公司以“洁芳”商标权作为担保，借款期限六个月等。该《借款合同书》是王云波代表康利公司与由迪公司签订的，并有王云波本人签名及康利公司的公章。王云波称，该款项部分用于缴纳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罚款的余款，其余部分交纳了康利公司租用办公场地的房租及水电等。2002年8月1日，王云波以康利公司的名义与由迪公司签订一份《商标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康利公司将“洁芳JIE FANG”注册商标转让给由迪公司;由迪公司向康利公司支付商标转让费人民币10万元；办理商标转让的费用由由迪公司承担等。合同签订后，由迪公司于2002年8月6日委托北京兴成智业商标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了商标转让事项。2002年9月，康利公司将该司23台(套)设备及办公桌椅存放于由迪公司。 另查：王云波在本案的抗辩中主张，2001年6月25日，康利公司的三位股东形成了《股东会议决议》：1、如果广州转让不成功，仍执行6月25日股东会议决议，转让方式可对内外一次性转让成功；2、转让后原股东销售产品，其售后服务责任问题由销售股东负责；3、深圳市政府各职能部门检查，若出现罚款，由公司股东按投资比例承担。市场产品出现罚款，由销售股东承担。该《股东会议决议》有王云波、吴贤发、焦路敏署名，但吴贤发、焦路敏对该署名有异议，认为不是其本人签名。吴贤发、焦路敏、黄映贞主张康利公司有能力支付罚款，提供的证据是康利公司2000-2001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该报告书反映康利公司2000年度税后利润人民币8.5万元；2001年度资产总额102.11万元，税后利润人民币1。11万元。吴贤发、焦路敏、黄映贞还主张王云波有意隐瞒康利公司商标转让的事实，提供的证据是2002年10月20日焦路敏与王云波之间的电话录音。本节证据的对方当事人均不确认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的主张。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系康利公司的股东，针对其他股东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行为，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主张该公司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行使权利、履行职责，应遵守企业章程及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王云波系康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在其职责内行使权利，使得康利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但王云波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康利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得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否则其行为无效，如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的申请注册人是康利公司，即康利公司是“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是康利公司的主要财产之一，按照康利公司的公司章程，处分公司资产应当通过股东会议决定，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应经过公司的股东会议决定。但王云波处分该注册商标未经过其他三人股东(即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同意，更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擅自将公司商标转让给他人，其行为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和康利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无效行为。因此，王云波于2002年8月1日以康利公司的名义与由迪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由迪公司依据《商标转让合同书》获得康利公司“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专用权，虽是善意取得，但因为该商标专用权的取得是基于无效转让行为取得，故不受法律保护。为此，由迪公司应当返还“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专用权给康利公司。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王云波主张，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的原因是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擅自离开公司，行政部门又催缴罚款，且延期缴纳罚款的罚款较高，为保护康利公司的利益，在多次通知不到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的情况下，无奈将上述注册商标转让给由迪公司。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对王云波的主张不予确认，并提供录音材料证明，在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发现商标被转让后，向王云波质询时，王云波还否认康利公司的商标已经转让的事实。因王云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提出了相反的证据，所以王云波的主张不能成 /weiquan/ 知盟知识产权律师网 专利维权 商标维权 软件著作权维权 风险代理 3 立。由迪公司主张康利公司“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是康利公司借款的担保物，康利公司逾期不偿还借款，以担保物抵债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亦不成立，因为将该商标作为担保物及后来的商标转让行为均为无效，所以本院对由迪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广州市由迪化妆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办理第1290168号“洁芳 JIE FANG”注册商标返还给深圳市康利实业有限公司的手续。办理返还商标的费用由王云波承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王云波承担。本案诉讼费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已预交，王云波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径付给原告。 由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无权要求由迪公司返还商标权。第1290168 号注册商标是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授予康利公司的，故该注册商标的原商标权人是康利公司 ，有权要求返还商标权的主体只能是康利公司，其他任何人均无权行使该权利。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均是康利公司的股东，并不能代表康利公司，因此， 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无权要求返还商标权。二、一审判决无权认定《商标转让合同书》无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只是审理原告的诉讼请求事项， 没有请求的事项不予审理。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诉讼请求是“判令由迪公司返还„洁芳‟商标”，故原审法院首先应审查涉案商标权的所有人是谁，然后才能确定返还。“洁芳”注册商标的原所有权人是康利公司，但已核准转让给了由迪公司，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无权要求返还，原审法院只能审理由迪公司是否该返还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洁芳”商标。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没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商标转让合同书》无效，故原审法院对该合同是否有效的审理超出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的诉讼请求范围。三、康利公司的章程对由迪公司没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即公司章程对公司以外的人是没有约束力的。而原审法院认定《商标转让合同书》为无效合同，此举明显是将康利公司的章程对上诉人产生了约束力，是错误的。四、《商标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以下简称《合同法》 ) 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第八条第二款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康利公司在和由迪签订合同时 ， 是完全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对外代表康利公司的是康利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商标转让合同书》中有康利公司真实的公章和其法定代表人王云波真实的签字，由迪公司足以相信当时是康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是否经过其股东会通过，那是康利公司内部的问题，与由迪公司无关。《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无效的情形，本案的情形显然不在此列。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是错误的。该规定和上述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是不一致的。《民法通则》规定违反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认定为无效。《民法通则》是普通法、旧法，《合同法》是特别法、新法 ， 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当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发生任何直接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无权将康利公司或者王云波的责任转嫁给由迪公司，由迪公司不应当成为一审被告。七、康利公司在转让商标时， 已经负债累累， 吴贤发、黄映贞、焦路敏已同意将康利公司整个转让给广州， 当然有转让商标的意思。2001 年 6 月 25 日吴贤发、焦路敏及王云波召开股东会， 会议内容是将康利公司整个转让给广州某公司， 并对公司债权债务作了约定。这份证据证明： 康利公司当时已经经营不下去了，加上有深圳
最高法院关于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权威解读与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权威解读与案例
一、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条文
＊
《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
“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
《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
“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
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
度的解释》（法释〔2020〕28
号）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主债
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抵押人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
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债权人仅对债
务人提起诉讼，
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后未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
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对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
其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
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
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
5
月第
1
版，
第
395
页至第
401
页）
对上述条文解读如下：
【条文主旨】
本条是
关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对担保物权影响的规定
。
【条文概览】
由于担保物权从属于主债权，
因此，在主债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而成为自然债务后，
抵押权也无法通过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押权自身适用诉讼时效。
至于在抵押权因主债权已过诉讼
时效而不再受人民法院保护的情形下，
抵押人能否请求抵押权人协助
办理注销抵押登记的问题，可继续适用
《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
的相
关规定。
由于我国现行法对申请执行的期间进行了时效化改造，
因此，
在主偾权诉讼时效期间内，
如果抵押权人仅起诉债务人且获得胜诉判决，
但未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申请强制执行，
则其再向抵押人
主张行使抵押权，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
【争议观点】
根据
《民法典》
第
419
条的规定，在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情形
下，
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已是基本共识。
但是，
如果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仅以债务人为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