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 司言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1期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找和创新环境管制政策，传统的“命令一控制”式管制手段(command and control instrument)正日益暴露其弊端，无法约束日益市场化和分散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管制工具(market-based instrument)，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环境税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除了其在环境管制方面的市场化特征外，还要归功于近年来理论界对其能否改善经济效率进而获取多重收益的争论。 一、“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 环境税自庇古(Pigou)提出后，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环境税能够带来多重收益深信不疑：环境税不仅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了“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而且还通过收入的返还来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税负，减少了税制效率损失，甚至还提高了就业水平，这常被称为“蓝色红利”(blue dividend)。这些观点最初出现在塔洛克(Tullock)、尼斯和鲍尔(Kneese and Bower)等人对水资源研究的课题中，当时他们用了“超额收益”(excess benefit)的称呼，并未使用“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这个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尼科尔斯(Nichols)、特拉(Terkla)等人也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特拉第一次在文章中对环境税收替代其他税收的效率改进(efficiency benefits)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学计算。尽管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阐述，但其影响甚微，在实践中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随后，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税的讨论主要围绕碳税(carbon tax)展开，最初的分析没有考虑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种，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环境税收入的处理是采用一次总付制形式返还的(1ump-sum transfers)。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涌现了大批论述“双重红利”假说的文献。引发这场争论的，与下面几起事件的连锁反应有关。首先，美国在1988年夏天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和酷热的天气。科学家们开始预测由于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会引发全球变暖，从而使环境问题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分散性，从源头上对此进行监控不仅在技术上存在难处，在经济上也成本过大。为了摆脱这种窘境，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对碳的投入品征税，这样或许能够控制分散的污染排放行为，激励不同类型的使用者提高碳的使用效率。然而，要取得科学家们预想的减排量，二氧化碳税率设计和取得的收入需要相当大，这种巨大的财富转移无疑遭到了政治上的极力反对。为了减少政治上的反对，皮尔斯(Pearce)在对碳税的分析中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概念。皮尔斯指出，用环境税来替换哪些扭曲性税收，不仅约束了对环境损害的经济活动，也使得税制的效率损失进一步降低，因而会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样一种收入中性的改革可能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获得第二份红利(即通常所称的收入循环效应)，这样，环境税的实施就会产生“双重红利”。
“双重红利”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围绕环境税对税收制度的效率影响进而论证“双重红利”假说的存在与否一直争论不休。对“双重红利”假说的关注还反映了政策制定者试图从环境税改革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摆脱出来，第二份红利的提出为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它使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税收效率损失大为降低，增强了政策实施的信心和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响应欧盟提出的对碳征收能源税的建议，欧洲各国积极推进环境税改革并进展良好，在欧洲大陆高失业的背景下，第二份红利甚至被许多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增加就业量。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这些文献的分析仍然是将核心放在第一份红利(即环境质量的改善)上，削减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改进仅仅是第一份红利的副产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基于环境视角的双重红利研究。这种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研究无法对环境税改革中产生的“红利”特征作全面分析，也就无法给出相应的精确界定并指导政策实践。在最优环境下(the first-best settings)，环境税的征收要求既能使得外部效应内在化，又能保证政府的公共支出需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政府筹集收入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用途的税种组合来完成的，不仅有环境税，还包括许多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如所得税、流转税等。这样，次优环境中的税收效应就显得尤为复杂，单纯的税收收入转移(即环境税收入来支持削减扭曲性税收的税负)很难保证第二份红利的出现。究其原因，引入环境税可能加大了原有扭曲性税收的扭曲程度，由于这种税收相互作用效应(tax-interact effect)的存在，对引入环境税后的效率能否改进则需要仔细考量，其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环境税引入的效率损失和削减其他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即避免或减少的效率损失)的效果对比。因此，只有重视和认识到扭曲性税收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效应，才能对环境税“双重红利”进行准确分类并深入论证其存在与否。 二、“双重红利”假说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环境税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财政视角的双重红利研究。这些研究克服了上文所说的局部均衡分析的缺陷，将外部性矫正的经济分析拓展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环境税的分析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后，人们对“双重红利”这样精美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近期的研究如鲍温伯格和穆艾(Bovenberg and Mooi)、鲍温伯格和古尔德(Bovenberg and Goulder)、鲍温伯格和普洛格(Bovenberg and Ploeg)、古尔德(Goulder)等人的研究。他们指出，“双重红利”假设可能存在，但绝对不是必然产生的。比如税制的效率改善与否跟扭曲性税收是否得到削减密切相关。如果现行税制抑制了劳动供给，环境税的引入并没有配套削减对劳动供给的税负，相反，削减的税收恰恰是与闲暇成互补品的商品税。不难看出，这样的税制改革将加大劳动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导致整个税制的效率损失(efficiency loss)进一步扩大。退一步说，即使扭曲效应的税种如劳动税等得到了削减，对于环境税带来的经济福利效应是否提高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不妨将环境税实施的边际福利效应分解为3个部分来分别阐述，即： 第一部分被称为“基本福利效应”(the primary welfare effect)，该部分代表了课税所带来的环境净收益部分，从该表达式来看有两块组成。当污染品的消费减少时，该式一方面反映污染减少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我们不妨称之为污染矫正收益；另一方面也表示由于税基减少而增加的社会成本。这部分社会成本通常被称为“基本福利损失”(the primary welfare cost)。“基本福利损失”是政府对污染品的课税从而改变了家庭消费行为选择而引发的效率损失。在一个没有扭曲性税收的前提下，环境税实施的总成本仅仅是“基本福利损失”。但不能由此推断，在最初的污染品课税为零或较小的情况下，增加对污染品的课税
就可能在抑制该消费所造成的负外部性的同时筹集到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得社会总福利提高。 第二部分表示的是“收入循环效应”(the revenue-recycling effect)。“收入循环效应”是在收入中性的前提下，通过课征环境税来支持对其他扭曲效应税收的削减，从而改善税制实施的效率。 第三部分是“税收相互作用效应”(the tax-interaction effect)。它表示在劳动市场上对劳动所得课税所造成的税收扭曲程度。由于对污染品课税导致其价格上扬，使得代表性家庭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进而抑制劳动供给。 在最优世界中(in the first-best settings)，政府的收入不依赖于扭曲性税收的征收(也就是劳动税和商品税的税率都为零)，则我们分析的环境税经济效应只剩下基本福利效应这一项，于是，最优的环境税应等于庇古税，该税恰恰将污染品消费的外部性内在化了。我们不难看出，在最优背景下，对污染品课税所带来的环境收益增加值恰恰抵消了消费者福利损失的减少值。 然而，在现实中存在着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情况下，环境税征收的效应就变得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对最优条件下的(或者说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环境税效应作出修正。首先，环境税取得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削减其他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收，这种“收入—循环效应”提高了税制效率，意味着局部均衡分析可能高估了税收效率损失。另一方面，环境税对劳动要素供给的影响是间接的和不明晰的(implicit factor tax)，环境税的实施是用一种不明晰的影响要素供给税收替代明晰的劳动收入所得税，从而加大了税收的福利损失，这被称为“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由此，环境税实施的总福利效应就等于“基本福利效应”加上“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减去“收入—循环效应”。武亚军等人指出，从许多分析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下简称CGE模型)得到的结果表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成本要比“收入—循环效应”带来的收益大。笔者通过建立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来分析环境税的经济效应，推理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由降低实际工资率带来的劳动努力下降引起的福利损失要大于降低劳动征税获得的福利收益。这意味着次优世界(second-best setting)中的环境税收益要比最优世界(first-best setting)中的小(见图1)。 在图1中，纵轴表示环境税征收的边际社会收益或成本，横轴表示环境税税率。我们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税征收的基本福利效应较大，随着税率的逐步提高，基本福利效应在逐步降低，但环境税的收入中性效应逐步显现并呈上升趋势。当基本福利效应的减少值和收入中性效应的增加值相等时，即图1中的直线AB等于直线CD时，此时的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的增加值为零。此时的环境税税率tD低于最优世界中的庇古税税率tP。 现在我们可以结合上面所说的3个效应对环境税的理论演化作一总结。早期的基于外部性矫正的庇古税主要是第一部分所界定的“基本福利效应”。这可以被认为是双重红利中的第一份红利，在当时的背景下，受制于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缺陷，显然无法全面概括环境税的经济效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人们提出了环境税的补偿性原理，即在收入维持不变的前提下，用其征税收入来削减其他扭曲效应的税收，如果按此来界定第二份红利，则这份红利必然存在。但随后人们运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以及最优税收的原理来分析和论证
双重红利时，却发现第三个效应的存在。正是这一效应的存在，击碎了人们早期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的迷恋，使得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本世纪初，环境税理论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施瓦茨和里佩托(Schwartz and Repetto)指出，环境改善带来的健康受益(health benefit)也同样在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收下改变了人们的行为选择。L14)前述对“双重红利”假说的评判是建立在消费者效用函数和环境质量可分离(separability)的基础上的，这是环境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特殊假定，这样的假定意味着环境质量的变化对于消费者在商品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没有任何影响，从而使得环境质量的改变无法在消费者效用中体现出其准确的市场价值。可分离的假定使人们只关注商品价格变化对劳动者供给的影响，忽视了环境质量与劳动者供给也存在着关联关系。因此，施瓦茨和里佩托主张建立消费商品、闲暇和环境质量非独立性效用函数(non-separable utility function)。在这一新的假说前提下，环境质量的改变影响到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进而对劳动者供给发生直接的作用。劳动者供给不仅受到污染品课税带来的价格变化的影响，也同样受制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因此，最优的环境税率水平确定可能仍然高于庇古税率水平。 三、“双重红利”假说对我国的借鉴 西方关于环境外部性理论及其矫正的探究为发展中国家完善税制提供了一种借鉴。从关于环境税的大量理论文献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尽管很难从中导出脉络清晰的制度性框架，但仔细挖掘并谨慎考虑其假设前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基于“双重红利”假设基础上的环境税理论演化可以为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我们创新环境管制手段，加大市场管制工具的运用，正是在此基础上，环境税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重视。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甚至呼吁，各国政府应加大对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征税的力度，力争把环境税在全部税收中的比例从目前的5%提高到20%左右。反观我国的征收现状，武亚军计算得出，即使考虑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及排污费和水资源收费后，我国与环境相关的税(费)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也仅为3.34%。相比而言，我国的环境类相关税费的征收力度明显偏小，税收制度设计中没有很好地体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第二，正如前面施瓦茨和里佩托分析的那样，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质量已不仅仅是一种公共消费品。达斯古塔(Dasgupta)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严重影响了经济生产效率，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产生直接的破坏。可见，环境质量一旦被物化为私人消费品，它就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素质进而对其供给产生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环境问题甚至是导致其死亡和健康下降的直接元凶。因此，打破家庭效用函数中外部性弱和可分离性的假设，考虑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就具有获取第二份红利的可能性。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到，前述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强”形式展开的，按照古尔德的分类，“弱”形式的“双重红利”是广泛存在的。“弱”形式的“双重红利”假说认为，征收环境税的收入是用来缩减其他造成扭曲效应的税收(如劳动税和资本税等)的，从而有利于激励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产生第二份红利。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前提是以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福利、高失业率为背景展开的，在自愿性失业广泛存在、劳动收入税收负担较重的前提下，“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是西方国家探索减少社会失业率的一
OECD国家生态税改革述评
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2010年第3期总第184期全国视野重庆个性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按照规定，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其中欧盟要求削减8%，美国要求削减7%。对此，包括荷兰、挪威、丹麦在内的OECD国家纷纷执行环境管制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截至2004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了3.3％。一般来说，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命令-控制管制手段和市场机制手段两种类型。管制手段是采取禁令、法规等形式，规定排污标准，禁止或限制某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把某些污染活动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征收排污费用，最终实现控制污染、有效利用资源目标的直接政策工具。而市场机制是通过污染者备选活动的成本与收益，引导经济行为主体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选择的间接政策工具。管制手段有其管理的权威性、指令的严格性和执行的迅速性，但也对效率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主要表现在：第一，管制手段对生产和消费过程所涉及的污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异，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OECD国家生态税改革述评TheCommentaryonOECDCountryEcologyTaxReform刘普照内容提要绿色税制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税税种和税目及税收优惠的总称。生态税改革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的，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税基、税率和税收收入返还方式为侧重点，以实现“双重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OECD国家进行了各自的生态税改革。其总体框架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细则方面略有差异，因而导致了税制社会接受度方面的差别。从税收效率、公平角度分析，制定合理的税率和税收收入返还方式是OECD国家在生态税改革中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关键词生态税改革双重红利税收中性效率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国家税务局山东淄博250047LiuPuzhaoAbstract：Greentaxsystemisthegeneralconclusionofallkindsoftaxcategories，items,aswellastaxpreferenceswhichrelatestoecology,utilizationofnatureresourcesandenvironmentprotection.Ecologytaxreformwasputupbasedonit,withthegoalofimprovingenvironment,andputemphasisontaxbase,taxrate,andtaxrebatestoreal-izedoublebonus.Since1990s,somecountriesofOECD,asDemark,Germany,British,andFrance,allimplemente-cologytaxreformeach.Theirframeworkofreformisgenerallyalike,butalsohassomedifferenceindetails,whichleadstothedifferencesinthedegreeofsocialacceptations.Atlast,theauthorthinksthemainproblemsinecologytaxreformofabovethesecountrieslieintoestablishreasonabletaxrate,andmanneroftaxrebates,intheperspec-tiveoftaxrateandequity.Keywords:ecologytaxreform,doublebonus,taxneutral,efficiency法治论坛FORUMOFLAW62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2010年第3期总第184期全国视野重庆个性第二，管制手段的费用征收机制使企业缺乏排污技术革新的动力。在此机制下污染权始终归排污者所有，作为主体的排污企业不会增加成本来进行技术革新。这使得管制手段的弊端日益暴露。以生态税为代表市场机制手段在发达国家备受推崇。生态税是指政府以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为目标，根据污染程度的不同，针对某些污染行为或产品按一定比例或数量强制取得的一种税。其优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市场机制手段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生态税体制下，污染权由排污企业转为政府所有，政府的征税机制能持续不断地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以便减少纳税，增加盈利。第二，征收生态税可以取得“双重红利”。一方面，征收生态税可以有效地矫正负外部效应，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即获得“环境红利”；另一方面，征收生态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其收入进行适当的返还能降低总体的征税成本，即“经济红利”，其可通过就业、GDP等宏观经济指标来体现。发达国家最早开征生态税是以扩充财政收入为目标，而伴随着“双重红利”假设的提出，部分OECD国家基于此理论开始对各自的生态税进行改革。在这些国家，由于对所得课税的税率较高，超额负担严重，可以征收生态税来替换对劳动所得的征税，在保证税收中性的同时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水平。改革后的生态税作为“矫正性税收”，能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税收效率。自“双重红利”假说提出伊始，其与生态税改革的联系就一直成为焦点。Pearce指出，用生态税来矫正扭曲性税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提升了税收体系的效率，因而会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这种收入中性的改革就会产生“双重红利”[1]。Bovenberg和Mooij指出，只有在生态税收入用来抵减扭曲性税收而不是以一次性归总返还的方式时才会产生“双重红利”[2]。Felder和Schleiniger通过CGE模型提出，为实现“双重红利”，统一税率和防止社会不同部门间的再分配是生态税改革面临的重点问题[3]。Patuelli和Nijkamp通过计量研究指出，税制、税收返还政策和经济模型都是影响“双重红利”实现的因素[4]。一、生态税改革框架和“双重红利”分析（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双重红利”的前身是20世纪70年代Tullock等人所提出的“绿色红利”（环境改善）和“蓝色红利”（减少效率损失，促进就业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双重红利”被正式提出并在理论上得到深化。Pearce（1991）首先提出在碳税中存在“双重红利”：一方面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可以带来环境红利，另一方面政府征税成本的降低可以带来附加红利。此后Bovenberg和Ploeg提出以下假设：出于环境考虑的污染征税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能够促进就业[5]。但是对经济红利的定义未达成共识，如Morris将财政收益视为经济红利[6]，Garbaccio将GDP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视为经济红利[7]，而Jorgenson和Wilcoxen将产出和福利的增加视为经济红利[8]。虽然对“双重红利”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总体说来其可分为强“双重红利”和弱“双重红利”。弱“双重红利”通过税收收入的再利用方式的效率来衡量经济红利，即当生态税收入用来抵减扭曲性税收而不是用一次性归总方式返还时，社会净福利有净增加，正的经济红利出现。由于抵减扭曲性税收能降低总体税收负担，而一次性归总支付方式不能带来效率上的改观，因此前者比后者更具效率。强“双重红利”不以再利用方式为衡量标准，认为引入“绿色税制”是有效的，其带来的经济红利大于总成本，所以导致了社会净福利的增加。显然，强“双重红利”代表了最初人们对于“双重红利”的美好预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生态税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财政视角的“双重红利”研究，随着一般均衡理论框架的引入，先前基于环境视角的局部均衡分析的缺陷暴露无疑，因而强“双重红利”有不确定性。如果现行税制抑制了劳动供给，而生态税的引入没有配套削减对劳动供给的税负，削减的税收是与闲暇成互补品的商品税，这样的税制改革将加大劳动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导致整个税制的效率损失进一步扩大[10]。Parry指出，经济红利取决于两类效应。一方面，生态税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间接抑制劳动供给，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劳动与闲暇的替代效应，因而其也会对税制造成扭曲，这被称为“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另一方面，生态税收入可抵减既有的扭曲性税收，减少效率损失，这被称为“收入循环”效应。只有当后者带来的福利增加超过前者造成的福利损失，强“双重红利”才能实现[11]。进入21世纪，Schwartz和Repetto提出应建立消费商品、闲暇和环境质量非独立性效用函数。其认为环境质量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进而间接影响劳动提法治论坛FORUMOFLAW63重庆社会科学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2010年第3期总第184期全国视野重庆个性供和消费决策[12]。这样除了“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外，环境质量也会影响人们劳动和闲暇间的边际替代率，产生第三种效应，而威廉姆斯明确提出了包含健康疾病函数的模型。这些假设对之前的强“双重红利”理论作了扩展。（二）OECD国家生态税改革框架20世纪60年代，Tullock率先提出“污染征税应在税收体系内重利用以保证自然资源优化利用”的生态税改革思路，之后，以收入再利用方式为侧重点的生态税改革理论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展（Terklar、Bovenberg、Mooij先后阐述了最优税率问题）。现今，生态税改革以环境质量为导向，优化整体税制结构为目标，税收类型、税率和收入再利用方式构成其总体框架。1.税收类型（税基）的选择生态税的主体是能源税，即对化石燃料和无碳能源根据能源含量课征的税。但是由于价格引发的节能效应和能源替代效应[11]两个因素的存在，在抑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其效率不如对碳含量课征的碳税。课征碳税会同时产生两方面效应，而课征能源税仅会产生节能效应，因而如果实现相同减排目标的话，征收能源税的成本更高，效率缺失更明显。但是碳税会对主体能源造成较大压力，对此CEC提出了一项折衷的EC税（混合的碳税能源税），课税时一半基于碳含量另一半基于能源含量。2.税率的制定在制定税率时，可选择的方案是制定所有行业统一的税率和对部分能源密集型行业实施优惠的差别税率。前者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因为其能避免部门间的再分配，避免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效率缺失，但同时也会影响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实践上会受到抵制。因此，免税等优惠手段有必要引入以促进生态税的社会接受度，但是其会造成一定的效率缺失。3.税收返还方式的选择选择合理的税收收入再利用方式是生态税改革的重点所在。一次性归总支付是最简单的利用方式，但是正如弱“双重红利”指出，由于其只能影响社会经济个体的收入效应，因而在矫正税制效率方面，其作用远不及抵减扭曲性税收的返还方式。削减扭曲性税收的方式又包括：抵减增值税、抵减所得税、劳动津贴（社会保障缴款方式）、公司所得税干预等手段。抵减增值税可以更有效地抵消由于课征生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同时其对GDP和就业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较小[14]。抵减所得税会提高经济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但有可能会加速通货膨胀。相对而言，劳动津贴是较常用的方式，其可降低劳动投入成本，直接影响劳动与闲暇的替代效应，从而减少效率损失。二、OECD国家生态税改革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OECD国家进行了各自的生态税改革，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国家在生态税改革政策上具有很多相似性，但在具体的环节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将分别就他们的生态税改革做一个综述。（一）丹麦生态税改革综述北欧的OECD国家是推进生态税改革的先驱国家，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家均有各自的改革经验，其中丹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改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丹麦生态税政策的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87年以前的起步萌芽阶段；其次是1987~1993年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一系列集中的环境税收政策被引入实施；最后是1993~2001年的生态税改革阶段，在此阶段丹麦制订了新型而且广泛的环境税收体制，譬如对能源和水资源课税，征税的同时抵减劳动相关的税收。1.新型能源税消费税的实施丹麦在1973年通过的《国家环境保护条例》中制订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也倡导丹麦的能源政策要建立在扩大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以及引入一系列措施以提高总体能源效率和实现技术革新基础之上，建议拓宽能源税的税基，通过经济手段鼓励节能行为。税收收入可对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资源供给结构的优化提供资金支持。但是由于社会各界存在分歧，丹麦并没有开征专门的生态环境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于扩充财政和弥补赤字的需要，丹麦才开始实施新能源消费税，即在对汽油既定课征的基础上，实施对电、石油和天然气课税的新政策，同时对登记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免除能源税以确保其国际竞争力和就业水平。1986年，全球油价下降，为避免消费水平提高而导致的财政赤字，大幅提高能源税税率的措施开始实施。在这次改革过程中，企业再次享受免税优惠，而且考虑到间接税的社会负效应，政府对家庭加热用电实施小幅度的降低税率计划。2.二氧化碳税的实施法治论坛FORUMOFLAW64
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比较分析
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在比较研究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模式、税制构成、征管模式、配套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环境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得出其对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环境税 双重红利 政策预告 税制改革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肯綮在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而环境税制改革当属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在比较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环境税改革经验、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对中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以期为中国环境税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一、OECD 国家环境税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环境税改革模式
1. 以“双重红利”假说为理论基础。“双重红利”，最初由Tullock（1968）等人提出， ① 是指环境税改革不仅能够改善环境，获得“环境红利”，还能优化税制结构、提高就业水平、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等，获得“非环境红利”（Bovenberg和Goulder，1996）。“双重红利”假说在1990 年代初期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验证，一方面更加坚定了OECD国家环境税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为环境税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以“财政中性”为基本原则。所谓“财政中性”的环境税改革，是指在引入环境税的同时通过其他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保持财政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整体稳定。从理论上讲，“财政中性”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以“一次总付税”形式返还环境税，二是对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扭曲性”税种进行结构性减税（Parry，1995；Parry 和Oates，1998）。在实践中，OECD国家一般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方式。如，英国1996 年开征垃圾填埋税，同时对注册的垃圾填埋点雇主为雇员缴纳的国民保险金降低0.1% 费率。
3. 以“政策预告”为改革做铺垫。OECD 国家在推行环境税改革的过程中进展顺利，还得益于其政策预告制度。例如，丹麦早在1988年就对1993年实施的能源税进行预告，自1993～1997 年逐年提高能源税税率。德国1999～2003 年的生态税改革，也采用了“渐进制度”，逐步提高各个税目税率（OECD，2012a）。
双重红利假说在中国是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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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红利假说在中国是否适用？
作者：钱泽清
来源：《财讯》2019年第25期 龙源期刊网 龙源期刊网
摘 ;要：西方的双重红利假说是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提高就业的双重红利。当这一问题降临到中国，中国能否与西方国家一样实现这一双重红利呢？本文通过VAR模型，通过建立不同的税收标准，来模拟本国的就业双红利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低碳行业的产出、高碳行业的就业、低碳行业的就业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实现的“双重红利”在我国并未能实现，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所以，征收碳税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不可实行“一刀切”的碳税标准。
关键词：碳税;产出和就业;双重红利假说
一、引言
本文所研究的“双重红利假说”正是在一系列的绿色政策提出的背景之下，众多学者所研究的一个方向。该假说认为征收碳税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保护环境，并且可以在保护环境龙源期刊网
的基础上，利用减少税收的方式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的抑制作用，从而有利于就业，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同步增长。
国际劳工组织（ILO，2009）通过使用VAR模型，对欧洲九个国家进行就业双重红利效应的检验，发现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使这九个国家在2014年提高0.5%的就业机会;而陆旸（2011）将我国的行业划分为高碳产业和低碳产业，使用1996——2007年各行业产出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通过VAR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中国的双重红利问题，得出结论是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可以促进中国的低碳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就业的增长。
本文在陆旸的基础上，使用2001——2015年中国高碳行业、低碳行业的产出就业增长率，使用var模型，来分析我国的碳税与就业之间，是不是存在双重红利？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邵帅杨振兵: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
DOI:10.19511/ki.jee.2017.02.005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邵帅杨振兵*
摘要：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
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
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釆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
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
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
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
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
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
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
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
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
转型。
关键词:环境规制；劳动需求;双重红利；工业部门；动态面板模型
引言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伟大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快
速经济增长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且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改善环
*
邵帅，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邮政编码：200433
，电子邮箱：shao.shuai@.
cn;
杨振兵(
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23
,电子邮箱:yzbshufe@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能源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关联机制及其实证研究”(71373153)
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黄河流域的异质性检验
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黄河流域的异质性检验
李永海;关梦萧
【期刊名称】《甘肃金融》
【年(卷),期】2024()1
【摘 要】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流域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广阔的流域范围都意味着保护黄河流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本文选取我国2008-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分为黄河流域与非黄河流域,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是存在的;(2)“绿色红利”效应在非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3)“蓝色红利”效应在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肯定了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指出环保税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为了更好发挥环保税的“双重红利”效应,从税率、征收范围、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总页数】7页(P35-41)
【作 者】李永海;关梦萧
【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81
【相关文献】 1.基于"双重红利"假说视角的环境税效应分析2.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OECD国家能源和交通税的实证分析3.技术创新是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吗?——基于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4.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再检验——基于地方税视角的分析5.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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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税的研究 毕业论文
学 士 学 位 论 文
关于环境保护税的研究
作者姓名：
导师姓名：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XXXX 大 学
2020年6月
XXXX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摘 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的带来一组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这种矛盾的存在，迫切的需要企业进行生产的提质创新，减少污染，而环保税法恰恰是倒逼企业自律以及转型升级的财税药方。如何使得药方成为良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有诸多这方面的探索，排污费以及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的税收政策，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有利于国家更有针对性的、更高效的治理环境问题。但就其在征收管理中的现状以及其发挥的实际环保作用需要我们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控制“剂量”，让这计良方发挥好其药效。本文自我国环境保护税政策发展伊始谈起，针对其自身及实施效果做出了评析并发现问题。结合国外经验分析阐述了解决思路及具体建议。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配套措施；财税政策；双重红利假说。
XXXX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naturally brings a group of
contradic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xistence of such contradiction urgently requires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 and reduce pollution.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is exactly a fiscal and tax prescription to force
基于“双重红利”理论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探讨
龙源期刊网
基于“双重红利”理论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探讨
作者：曹建新 黄尔妮
来源：《商业会计》2012年第19期
摘要：本文在“双重红利”理论的基础上，从税收弹性、替代弹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双重红利”理论与环境税税收弹性的关系，进而结合我国的现状与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收入循环效应和税收交互效应，分析“双重红利”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最后对环境税改革以实现“双重红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税 双重红利
一、问题提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国际舆论对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这种情况下我国环境税出台的时机、背景和内外部环境已经成熟。2008年初我国相关部委已经开始研究环境税开征工作。《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2010年7月，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炉，2013年开征的时间表也已经初步确定。
在欧洲，对环境税费改革的最初兴趣主要集中在渴望增加就业和降低自愿失业。政府可以通过高额的环境税弥补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这是因为环境税有别于对劳动的课税，不仅劳动者而且非劳动者的收入也要负担环境税，从而政府有机会把来自于那些非劳动者的征收所得向全体劳动者重新再分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应增加。而我国主要是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在治理环境的同时产生经济效应，促使企业改进工艺和加大技术创新，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竞争力。征收环境税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环境税属于流转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再通过市场机制来重新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环境税。笼统的概括，能够直接和间接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税收都可以算作环境税。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相关税收，如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都可以纳入环境税的范畴。我国计划在第一阶段用三至五年时间，尽快开征独立环境税，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和废水排放都将是环境税税目的可能选择。
双重红利
双重红利
双重红利理论
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基本涵义是：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抑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而且可以利用其税收收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产生的扭曲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就业、经济持续增长等，即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
根据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三种阐释：一是“弱式双重红利论”，指通过环境税收入减少原有的扭曲性税收，从而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二是“强式双重红利论”，即通过环境税实现环境收益和现行税收制度效率的改进，以提高福利水平；三是“就业双重红利论”，指与改革之前相比，环境税改革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了就业。
什么是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
环境税“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的基本涵义是：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抑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而且可以利用其税收收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产生的扭曲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就业、经济持续增长等，即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三种阐释：一是“弱式双重红利论”，指通过环境税收入减少原有的扭曲性税收，从而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二是“强式双重红利论”，即通过环境税实现环境收益和现行税收制度效率的改进，以提高福利水平；三是“就业双重红利论”，指与改革之前相比，环境税改革在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了就业。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
司言武
（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 都在积极寻找和创新环境管制政策，传统的“命 令～控制”式管制手段（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正日益暴露其弊端，无法约束日益市场 化和分散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 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管制工具（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 环境税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除了其 在环境管制方面的市场化特征外，还要归功于近年 来理论界对其能否改善经济效率进而获取多重收益 的争论。
一、“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
环境税自庇古（Ｐｉｇｏｕ）口］提出后，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随着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增 长的极限》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那以后的一段 时间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环境税能够带来多重收 益深信不疑：环境税不仅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 了“绿色红利”（ｇｒｅｅｎ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而且还通过收 入的返还来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税负，减少了 税制效率损失，甚至还提高了就业水平，这常被称 为“蓝色红利”（ｂｌｕ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这些观点最初出 现在塔洛克（Ｔｕｌｌｏｃｋ）［２］、尼斯和鲍尔（Ｋｎｅ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ｏｗｅｒ）Ｌ３ 等人对水资源研究的课题中，当时他 们用了“超额收益”（ｅｘｃｅｓ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的称呼，并 未使用“双重红利”（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这个术语。
３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尼科尔斯（Ｎｉｃｈｏｌｓ）Ｅ 、特 拉（Ｔｅｒｋｌａ）＿５ 等人也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特拉第一次在文章中对环境税收替 代其他税收的效率改进（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进行 了实证分析和数学计算。尽管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得 到了阐述，但其影响甚微，在实践中也没有引起相 应的重视。随后，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税的讨论主 要围绕碳税（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ｘ）展开，最初的分析没有 考虑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种，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 环境税收入的处理是采用一次总付制形式返还的 （１ｕｍｐ—ｓｕｍ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才涌现了大批论述 “双重红利”假说的文献。引发这场争论的，与下 面几起事件的连锁反应有关。首先，美国在１９８８ 年夏天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和酷热的天气。科 学家们开始预测由于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会引发全 球变暖，从而使环境问题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分散性，从源头上对此进行监 控不仅在技术上存在难处，在经济上也成本过大。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对碳的投入 品征税，这样或许能够控制分散的污染排放行为， 激励不同类型的使用者提高碳的使用效率。然而， 要取得科学家们预想的减排量，二氧化碳税率设计 和取得的收入需要相当大，这种巨大的财富转移无 疑遭到了政治上的极力反对。为了减少政治上的反 对，皮尔斯（Ｐｅａｒｃｅ）在对碳税的分析中正式提出 了“双重红利”概念。皮尔斯指出，用环境税来替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１０—０８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课题“浙江省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创新研究”（０７Ｎ２８） ［作者简介］ 司言武（１９７３一），男，安徽肥东人，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精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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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精品资料整理推荐，更新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2021年7月26日星期一18:23:43 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文献述评
刘晔，周志波 2010-10-23
摘 要： 环境税的思想源于外部性理论，其最初目的在于消除由于污染导致的负外部性，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矫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理论界对环境税进行了深入研究，西方各国也开始了一轮环境税改革运动。作为20世纪OECD国家进行环境税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及其后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理论界至今未有结论。本文将对已有的有关环境税改革与“双重红利”的研究进行梳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综述总结，最后简要评价其对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 环境税改革，绿色税收，双重红利，最优税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纷纷进行环境税改革，希望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就业。这一税改目标的理论基础在于“双重红利”假说。不过，OECD国家的环境税改革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上。本文拟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简要回顾，以期对我国即将进行的环境税改革有所启示。
一、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与界定
（一）“双重红利”假说的起源
“双重红利”假说可以追溯到Pigou（1932）关于“庇古税”的论述。他认为，对环境污染等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庇古税”，可以使扭曲的市场得到纠正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许多学者沿着庇古的思路对环境税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庇古税”有双重效应：纠正市场外部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这已经包含了“双重红利”思想的萌芽：环境税通过改善环境而形成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又称环境红利……………………………………………………………最新资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