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摘要〕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

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对于梁启超，我了解他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

在当时国家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勇于做那个为救国家于危难，不顾自身安危而向皇帝提出变法的仕人。

他的所作所为，我无疑是钦佩的。

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勇于创新，也看到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锲而不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

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

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其变化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他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祖”，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

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

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

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

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

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

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

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

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

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

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他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

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

”（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

我认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认为新闻主要是为了“去塞求通”，即将国事与皇上沟通，这就是他后来说的“一人之报”；而1899年戊戌变法以后，他的新闻思想因政治上的失败和自己经历的改变而改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之中，认为报纸应是国家强大的武器之一，“《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

”“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惟其然也。

”这时他认为自己的《清议报》是在党报与国报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前后期的新闻思想是变化了的，是进步了、提高了、升华了的。

从报馆有益于国事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阶段再到后来提出的立论无主旨、举足不能无方向，无不将梁启超的思想彰显得淋漓尽致。

①报馆有益于国事戊戌变法时期,他的新闻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新闻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的办报经验,结合自己的办报实践,提出了一套办报主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

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也是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的。

不如，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新闻学专业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

“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理论的提出也是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共识,也正是这种对于办报的认识,使得梁启超和所有的维新派人士一样,把创办报刊作为推动变法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

对于报纸功能方面的认识,梁启超形象地提出了“耳目喉舌”这一说法,形象地表述了报刊的功能也就是“去塞求通”:“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而且他还提出了报刊如何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报刊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

戊戌变法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在顽固派的残酷剿杀之下夭亡了,作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被迫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可贵的是,梁启超并没有和有些维新派人士一样,停下了追求真理的脚步,而是仍然利用报刊试图救国。

从而开始了他的报刊的第二个阶段。

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重在启民智、振民气，在于“去塞求通”而“有益于国事”的话，那么，戊戌变法之后，他的新闻思想则有了一个提高与升华。

这时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

报刊，不应只是一人之报，而应是一党之报，一国之报，甚而至于是世界之报。

他曾说：“《清议报》之在中国，其沧海之一栗乎！《清议报》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尘乎！虽然，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呜；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胚而走。

今请与阅报诸君一为戏言，斯亦可谓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论。

要之，《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

”他从西方的“新学新业”看到西方发展的动力：“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

”因此他更加重视报馆的作用了，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他说：“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

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

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观之责任。

”这些是他1899年以后新闻思想的核心。

当然，这一变化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不得不流亡日本。

在日本，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其新闻思想也就发生了变化。

他自己说，到了日本以后，通过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文而读之，若行芟夷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随着政治思想的进步，他的新闻思想也就更为深刻、更为完整了。

他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封存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

而封闭、保守和稳定就必然导致僵化落后，以致国民的愚昧。

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不仅是对文化的极端摧残，也是最典型的对思想的压制与愚民政策。

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地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

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是对思想言论的限制，造成上下不通，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妄想着千秋万代，殊不知，就是这种愚不可及的想法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

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发展中探索着生存之道“西人以好事而强，中国以无动而弱。

”因此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通”，因而我们应以报馆“记以往，振现在，厉将来”。

使报馆成为“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国民奉其议以为精神”，成为“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因此，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

当然，梁启超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的新闻思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

“新”字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想。

他在《清议报》中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

”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新闻自由观：言论新，思想新，也就使他更加重视报刊的功能：教愚民，振民气，强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

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情感的文字，流利畅达，雅俗共赏。

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颇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那么，作为报人，梁启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就是他的思想观念能充当时代的先导。

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社会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不断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梁启超把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办报“四原则”，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提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