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员的主体性发挥与创造性叛逆论口译中立原则_葛衍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口译理论与实践”；2011年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项目“地方性高层次翻译人才（MTI）培养模式的探索索与实践”。作者简介：葛衍珍（1985－），女，山东曹县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建凤（1962－），女，广西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从译员的主体性发挥与创造性叛逆论口译中立原则葛衍珍，黄建凤（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要］随着译员主观能动性的凸显，译员的主体性理论备受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口译员主体性的发挥并没有在翻译实践中受到应有的重视。翻译理论中对口译员中立原则的强调；使口译员在翻译实践中不能更好的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本文通过探讨译员主体性及其发挥，阐述译员达到完全中立的困难性；透过口译的现场实例揭示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之间的必然联系，探讨在口译特定场合打破中立原则、合理运用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关键词］口译员；中立原则；主体性；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11）增－0120－03
一、引言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兴起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通过译者得以体现……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转向，“发现”了翻译家，翻译家的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课题（穆雷，诗怡2003：12）。事实上，当我们不再把对翻译的理解停留在字面的层面上，不再试图去寻找与源语对等的影子，而是把翻译看作经过变形和改造，融入译者的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的一种自足的艺术创造产物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面临关于翻译主体性的问题（袁莉2002：402）。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实践的主体是实践系统中最具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子系统），担负着指出实践目的、操作实践工具、改造客体，从而驾驭和控制实践系统完成实践活动的多种功能的任务。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把口译看作是一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就必须承认译员的主体作用（吕炳华2005：60）。作为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口译员在实践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受其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口译活动也不可避免的体现出译员的人格、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因此，主观上要求口译员译员要避免个人的偏好、宗教或政治观点、民族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达到中立是完全做不到的。本文从口译员的主体性出发，阐释其维持中立角色的困难性，并通过分析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的内在联系，指出在特定场合适当的渗入口译员情感达到创造性叛逆的可倡导性。二、口译员的主体性在哲学中，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主体是一个关系范畴，只有发生主客关系的地方，才有主体。人只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是在他同自然界、社会以及他自身发生了主客体的关系中确立的。“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之所以成为主体，是因为人是具有实践能力的、客体对象的能动的改造者，是人的社会实践才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唐凯麟2001：59）。主体性属于意识范畴的术语，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主体性包括自觉目的性、主体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意志对客体的影响（王玉樑1995：35）。明建和田雨等学者将译者的主体性界定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22）。由于对“翻译”概念的所指认识不同，目前学者们对翻译主体没有统一的认识。查明建和田雨将此处的翻译主体所指为译者。由此可见，主体作为对客体的能动改造者，其内在的主体情感意识等必然会对客体产生影响。那么，口译活动作为口译员改造客体能动的活动，也必然会受到译员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其内在因素如动机、偏见和态度等来自于内在的自我；另一方面体现译员对外部事物如文化的积累、百科知识、社会历史等的认知。三、口译员的主体性发挥口译活动永远不会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而总是在特定的文化中、在特定的时间里发生，其服务对象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面对不同的话题，口译人员需经过复杂的思维，对原话进行意义的阐释、语言的转换，最终将说话者的信息转达给受话者。
第33卷增刊Vol.33Suppl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2011年6月June，2011
120--口译员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意识的存在体，其主体性的发挥体现在口译过程中译员的认知心理、文化心理以及审美心理活动等因素上。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翻译活动是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认知活动。颜林海认为译者在反复阅读原作后，必然会唤起大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并把原文的内容在大脑中转化成心理图式。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会对原文内容产生共鸣（同化）；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冲突时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改变；在共鸣和改变之间加以平衡和调节（颜林海2007：107）。口译实践中的认知活动同样也是如此。口译员的认知环境独立于讲话者和受话者的认知环境，在理解话语和产出译语来进行交流时，由于语言及文化之间的缺口，口译员会寻求相关的信息，并且将这个新信息的内容在大脑中转化为心理图式，使自己对说话者的言语形成共鸣，推测出说话者的目的；在传达信息给受话者的时候，口译员也会考虑受话者的认知环境，并且提供给他们与之最相关的信息。不可否认，在面临文化、语言、价值观等冲突时，为使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口译员必然会有意识的根据自己的认知功能甚至个人偏好来认知客体、改造客体和再现客体。翻译心理学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文化心理历程。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互输与交流的必经之途，翻译的目的就在于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因此，翻译语言就是翻译文化（郭爱先1998：43）。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外译汉为例，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意，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王东风2003：17）。同样，口译作为不同文化的交流途径，口译员在其口译过程中，必然会根据自身对异域文化及自身文化的认识选择翻译策略。跨文化对话不只是发生在甲乙双方之间的一场对话，尤其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跨文化对话，它必然有第三方也即中介者（如译者等）的参与，并且不可能不经过中介者个人价值观的过滤（许钧2009：38）。由此可见，口译员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在理解、重建和再现语言的过程中都将会注入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由于口译员的文化认识将影响其对翻译方式的选择，口译员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也就不可避免的体现于口译活动之中。翻译是一种审美心理活动。翻译过程并不是一种无动机，无感情因素参与的活动，而是一种充满着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的复杂审美心理活动。这种审美心理活动体现在：翻译不仅仅是忠实于原文，同时也表现出译者的主观世界；它不仅仅满足于对原文的复制，也蕴含了译者的创造性和风格……审美的心理过程是审美主体的移情或外设过程，在审美或欣赏时，人们把自己的主观感情转移或外射到审美对象上，然后再对其进行欣赏和体验（颜林海2008：16－19）。口译作为一种翻译活动，在其实践过程中无不充斥着口译员的动机、感知、想象等一系列审美心理活动。因此，口译员的主观感情也会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其对话语的理解、重构以及产出。由此可见，在口译过程中，口译员要完全避免个人的主观感情是难以实现的。四、口译员的创造性叛逆
对翻译概念的传统认识，即翻译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遮蔽了译员的创造性。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为审视和运用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依据。许钧指出：所谓译者的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地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许钧1992：345）。谢天振认为：“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他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谢天振1999：137）。“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提出，他认为“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阔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不仅仅文学翻译如此，在口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创造性叛逆。口译员主体性的发挥体现着口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意识，而创造性叛逆的发生也是对口译员主观情感渗入从而达到口译活动最终目的的肯定。正如许钧在《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文中所说“从理论上讲，承认“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承认译者的创造性……赋予译者与创造性地位，也是对译者主体意识的一种肯定”（许钧2003：8）。以下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译员在口译活动的主体性发挥意识，说明了在口译特定场合创造性叛逆的的适用性及必要性。在一次商务会谈中，口译员发现中方的农民企业家比较随意，在包装、运输上有时候并不太遵守要求。有一位代表谈判时说“管他呢，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过得去就行了。”而口译员却译成：“Theysaytheywilltrytheirbesttokeeptotheacceptednorms．”外方代表很高兴，说道“Good，
let’scallitadeal”。译员随即对中方代表说“遵守就是成功”
（冯建中2007：121）。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与中方相比西方人更注重时间等细节的遵守问题。为使谈判的顺利进行，口译员在翻译中对双方代表的语言进行了很大的改动，渗入了主观文化认识及自身情感，发挥了口译员主体性，体现了口译活动的创造性叛逆。尽管如此，效果却是正面的。虽然有违口译员职业道德之中立原则，但却很好的完成了工作，维护了双方的利益。在口译活动中，译员常常遇到牵涉到文化、历史或各地的风俗人情的笑话。有时尽管译员听懂了，却难以翻译出其韵味。然而，如果笑点没有翻译出来，场面往往会变得比较尴尬：听懂英文的与会者哄堂大笑，但依赖口译服务的其他听众在听了你的翻译后，却笑不出来，形成鲜明对比的现场，不理解的人此时就会责怪口译员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冯建中建议：在遇到重要场合，如果演讲者的笑话实在不好笑，为了不让对方尴尬，译员可以对听众说：“接下来是一个笑话，译员没法翻译，请大家帮忙笑一笑。一二三———笑！”（冯建中2007：201）。显然，口译员的这一发挥了自己主体性和创造性
从译者的主体性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论文
从译者的主体性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论文摘要: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以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三方面。
本文通过古典诗歌的两个具体译例进行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并给译者以更合适的定位。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一、译者主体性确立早在西方翻译《圣经》的时候，译者是绝对地顺从原作和原作者，“唯原作者是从”。
译者完全隐藏在译作的背后，是没有思想和灵魂的隐形人。
中国佛经的最早翻译莫不如是。
中国的老一代翻译家郭沫若曾主张要尊重原作这一“处女”，同时要遏制译者这一“媒婆”。
[1]虽说翻译者是带着脚镣的舞者，但翻译之舞也要跳得有声有色有韵味;译者绝不是乏味的简单的文字复制者和“传声筒”。
随着解构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逐渐地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韦努蒂认为:“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
[2]译者首先作为读者，对原作加以解读和理解;其次，译者作为译作的翻译者和“创作者”，在翻译的全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的文学形式，具有语言简洁凝练、意象丰富、富于音韵变化的特点。
译者在翻译诗歌的时候，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通常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主体性。
(一)译者的选择性译者的选择性首先体现在文本的选择上，译者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体现。
译者的翻译目的、个人兴趣和经历都会对其文本的选择产生影响。
其次，译者在文本翻译时遣词用字、押韵形式、意象再现等均是主体性的另一个体现。
第三，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是主体性体现:是归化还是异化，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诗的风格和原诗的风格保持一致还是另具特色。
译者不仅选择了文本，还对翻译过程中遇到每一个细节作出判断和选择。
(二)译者的理解与表达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心理学视域下口译译员主体性研究
心理学视域下口译译员主体性研究历经三十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现已成为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前提，形成了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等一系列研究分支。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分析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表现是认知心理学与口译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新视角。
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心理过程，主要剖析人是如何注意事物、感知事物、如何进行理解记忆、思维和表达等再加工过程，即信息加工的心理过程。
一、口译译员主体性的本质与内涵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是主体在对象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
口译过程的主体是译员，其主体性包括三个方面：主观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
三者辩证统一于译员的主体性。
口译译员在翻译过程既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和创造力，又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如两种语言的特点、风俗习惯、文化差异、审美观等。
二、DanicaSeleskovitch的口译模型基本假设（1）口译是一种有人的思维参与，受译员因素影响的心理活动；（2）口译的对象是话语的含义，而非承载意义的语言外在；（3）口译是一个意义的理解与再表达过程，同时伴有在语言组合结构相似的情况下两种语言符号的代码转译活动；（4）语言和思维是可分开的；在认知系统的参与下，译员在解码过程中将理解到的意义与源语讲话的语言符号和结构分离，以非语言的意识状态保存在大脑中。
Seleskovitch提出的释意模型虽然明确了口译信息的两种处理方式，但译员的主体性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口译译员主体性的发挥1.译员的语言认知口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体现译员的主体性，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译员语言认知的形成，既有先天因素的影响又有后天因素的制约。
在认知系统的参与下，口译活动是指译员将源语讲话内容进行解码，并把理解的意义与源语讲话的语言和语言结构分离，通过短时记忆以非语言的意识状态储存于大脑中，最后按照活动对象的具体要求重新组织语言结构，输出目的语。
论联络口译译员的主体性
现个人 价 值 与进 步 ， 始 终离 不 开 单 位 的培 养 和事 业 的 发 展 。
三、 提高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效 果的措施
Ｉ ． 培训要有针对Ｉ 陆
团 队 的 发 展 离 不 开人 才 ， 人才的发展离不开 学习， 一 个 强 大 的 团 队肯
定 是 一 个 不 断 学 习 的 团 队 。所 以事 业 单 位 一 定 要 重 视 人 才 的 培训 ， 在 对 人
后， 就 需 要 从 人 才下 手 ， 让 每 个人才 发 挥 自己 的 最 大才 能 ， 来 帮 助事 业 单 位 更 加 长 远 的 发 展 。以人 尽 其 用 的 核 心 指 导 方 式 ， 作 为每 位 员 工 的 出 发 点 。
这样 ， 不仅 员 工 的 自我价 值 得 到 了发 挥 ，自己 的 才 能 也 会 得 到 肯 定 。对 单
法律法规 ， 基 本 掌 握 岗位 的工 作 程 序 、方 法 以 及 工作 技 能 ， 从 而 达 到 工 作 质量标准 ， 履 行 岗位 职 责 。 同时， 鼓 励 在 职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参 加 继 续 教 育 培
训， 学 习新 理 论 ， 新技术 ， 以更好地 为单位服 务。 通 过 技 术 培 训 和 继 续 教 育， 使 得 广 大职 工整 体 素 质 进 一 步 提 高 。
对人才进行培训时要有针对性 ， 根 据 员 工 自身发 展 情 况 ， 合 理 的 制 定 员 工
翻译理论概要-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及叛逆
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 高明的多。（钱钟书：1984）
• 文学语言的含蓄性和模糊性译者所处的时代 文化历史时期不同，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经 历不同，会产生不同版本的译文。
如：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卞之琳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翻译是一个和语言有关的活动，而语言 又深深植根于和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 之中，所以，译者本身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则 必然带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案例
许渊冲先生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译文如下：
“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 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 Unlike the stream you ‘re not in view, 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
案例——散文诗
A Red Red Rose —— Robert Burns O,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分析这一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首先界定“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明确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
接着，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如增强译文的表达力、丰富译文的文化内涵等。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创造性叛逆是一种独特且必要的现象。
这并非是对原文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过程中，融入自身理解、审美和文化背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这种叛逆，实际上是翻译者对原文的深度解读和个性化表达，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
创造性叛逆体现在翻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风格、意象等多个方面的处理上。
在语言层面，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换，使得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在结构和风格层面，翻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在逻辑和风格特点，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精神和韵味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在意象层面，翻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对原文中的意象进行恰当的转换和再现，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意象的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审美体验。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然而，这种叛逆并非无章可循，它需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违背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因此，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需要充分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以及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翻译的目的，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
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作者：汪璧辉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06期摘要: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必然性,文学语言的开放性和文学文本中包含的不同文化元素是原因之一。
同时,译者自身的文学素养、主观精神世界和译语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要素。
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表明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个体。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一、前言上世纪中期以前,不论在翻译实践活动还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人们都特别关注“忠实”这一概念。
原作者和原文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译者一直沦落为“仆人”。
同时,人们习惯于从语言层面寻找翻译原则和技巧,以指导翻译实践,对译文质量作出优劣判断。
随着解构主义浪潮的到来和“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将视线延伸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也向发散式的方向发展。
翻译实践被宽泛到由原文、作者、源语文化、译者、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因素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
自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被重新发掘以来,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一向被人们冷落和约束的译者受到空前关注和解放。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进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勒内·韦勒克(2005:18)曾总结说,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
文学作品还蕴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整部作品在不同读者面前展开不同的画面。
文学作品因其包含的信息多样性和特定美学功效体现出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效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义所在”(董明,2006:63)。
首先,多义性是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属性。
如“head”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以指“头”,也可以指“首脑”,还可以表示“带领”。
再加之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形势和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文本的意义也因此变得隐晦多元。
从翻译的不同阶段谈译者的主体性解析
从翻译的不同阶段谈译者的主体性白冒(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201620一、引育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
人们往往将翻译的本质.原则和技巧视为重点,而对于翻译的主体性却缺乏系统的研究。
然而,翻译是一种积极的再创作活动。
译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论的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学术观点尚不统一。
系统深化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所以。
笔者认为,对于翻译的主体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翻译的主体性、奈达把翻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传译和重新组织。
分析阶段就是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对原文的表层结构.即原文的信息进行分析。
传译是指译者在头脑里把经过分析的信息从原语化译为译语。
重新组织阶段,就是把传递过来的信息重新加以组织。
最后使之完全符合译语的要求。
笔者分别论述这三个阶段中译者的主体性。
1、分析阶段的主体性在分析的过程中。
译者首先是以原著读者的身份出现的。
译者这名读者与普通读者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两种语育的中转者。
译者首先要在文字层面精确理解原作。
不仅需要推敲每个词的含义。
总结句式结构。
以及分析篇章的逻辑顺序和行文特点,而且要体会原作的写作风格,挖掘文字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在此阶段,译者的认知模式,逻辑思维方式。
鉴赏能力,审美情趣甚至生活方式都会对译者的理解产生影响。
译者会依据自身的判断对原文进行分析,并在内心产生对原作的看法和评价,原文的文学色彩越浓厚,思想性越强,越容易激发译者的反应。
所以。
在这个阶段,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
也要了解原作者的历史背景,写作环境,以及思想体系特点。
这是因为通过对原作者的研究可以从更全面更概括的角度了解文章的形成。
而且可以帮助译者从原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全文。
经过分析过程, 译者的脑海里就会形成一个经过一定程度“再创作”的译文,这个译文是在译者初次阅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翻译伦理关照下_重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2016年11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Nov．2016第33卷第11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33No.11在翻译伦理关照下：重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吴秀群（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000）摘要：文学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与翻译文学有着本质区别，不应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混为一谈，建议对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进行区分，并重新对其进行定义。
从翻译伦理角度论证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翻译伦理；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收稿日期：2016－09－13作者简介：吴秀群（1979－），女，湖北钟祥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6）11-0122-05创造性叛逆自提出之日起，各种质疑声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是其概念模糊不清。
本文指出，文学翻译是一种翻译实践，与翻译文学有着本质区别，而谢天振引入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向文学翻译成品，也就是翻译文学，因此不能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混为一谈，建议对其重新定义，进而从翻译伦理的角度论证了文学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一、研究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其论文《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的关键》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埃斯卡皮所说的叛逆主要指语言层面的叛逆，而且还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文学价值。
谢天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将其引入国内，并在其上世纪末出版的《译介学》中给予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引言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跨国交叉的人文学科，旨在探寻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点和联系，进而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时也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因为译者需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差异。
本论文将就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以期对翻译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部分：翻译的挑战翻译作为一项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其目的是让读者能够理解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然而，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
1.语言差异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翻译人员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特点，因此，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还需要考虑语言之间的差异，包括词汇、语法、发音等方面。
2.文化差异文化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需要将一个文本的文化内涵转化到另一个文化中，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对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
3.文学差异文学风格、色彩等方面对比较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翻译人员还需要掌握目标语言的文学风格、特点和解释方式。
第二部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叛逆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因为译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将源语文本转化为目标语文本。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通常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某些内容有时候，翻译人员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增加或删除一些内容，以确保翻译结果更符合目标语言的口味和文化背景。
例如，“茶杯犬”在英语中是一种品种独特的狗，但在中国文化中，它是一种流行的小狗品种。
因此，在翻译中，翻译人员可能会将其翻译成“狮子狗”。
2.为翻译结果增加注释注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工具，可以使翻译结果更加准确和信息量更充分。
翻译人员可能会增加一些注释来解释一些生僻的文学、历史或文化知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意义。
比较文学译介学之“创造性叛逆”
比较文学译介学之“创造性叛逆”摘要：翻译研究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译学界已有“译介学”这一专门学问的存在，专门研究翻译问题。
比较文学译介学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
翻译不能只限于作品本身，还应包括作品的时代背景、语言文化差异等。
本文根据中英文化中的一些典型翻译探讨了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关键词：比较文学；译介学；忠实原则；文化差异；创造性叛逆一、引言随着翻译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译学界已有“译介学”这一专门学问的存在。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
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
译介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在我国译学界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
比较文学译介学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
比较学者之所以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不仅因为翻译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和人民心灵的桥梁，还因为翻译为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媒介。
中国的比较文学复兴之后，译介学逐渐被学者们重视。
阐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明确指出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的区别，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谢天振教授在自己的专著《译介学》中，对译介学做了更全面的概述：译介学最初是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谈到翻译，不得不谈到“创造性叛逆”。
二、译介学之“创造性叛逆”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成一种“创造性叛逆”。
这个说法源自意大利语，因为在意文中，“译者”（traduttore）和“叛逆者”（traditore）的发音相近，“译者”常常被误指为“叛逆者”。
这也恰好说明了翻译的本质。
法国比较学者兼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翻译之所以是“叛逆”，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设想以外的“参照组织”（语言学上的组织），而它之所以是“创造性的”，则是因为它使作品产生了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新的文学交流的可能，因而使作品置身于新的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