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视角疏议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视角疏议【内容提要】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存在的视角混乱现象阻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故很有必要对有关视角予以辨析。
立法与司法，中国与外国，法律与事实，可能与现实，客观与主观，事前与事后，定罪与量刑，静态与动态，都是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常常涉及的视角。
注意每一对视角的区别，才能使犯罪构成研究具有同一的基础，从而增进该研究的科学性。
【关键词】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视角恰当而清晰的视角虽然不能必然地引申出合乎逻辑的理论，但它能为理论的展开提供正确的方向和前提。
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多视角考察，但切忌将视角选错或将不同视角混淆，错误或模糊的视角在理论研究开始之前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论文百事通遗憾的是，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中，上述并不复杂的道理常常被忽略，站在不同视角争论同一问题的现象还比比皆是，以至于想讨论的问题不仅未能讨论清楚，而且还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缠结。
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旨在辨析若干对称的视角，以供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犯罪构成时参考。
一、立法与司法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还是刑法理论?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注：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第86页，第264页，第262页，第274-275页，第120 页，第234-235页，第234-235页。
)这表明，犯罪构成在根本上是刑法规定。
据此，没有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犯罪构成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第332页，第112页。
)这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在先，是源或本；犯罪构成理论在后，是水或木。
显然，刑法学界主要是从司法定罪的角度来理解犯罪构成的。
(注：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笔者不否认犯罪构成对司法定罪所具有的意义，然而，仅限于定罪角度，难以深入和全面地把握犯罪构成。
忽略犯罪构成对于刑事立法实践的意义，是我国犯罪构成研究存在的一大视角缺陷。
从司法定罪角度看，犯罪构成无疑首先是法律规定，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源”或“本”。
任何刑法规定都以刑事立法活动为前提，立法者不将犯罪构成规定到刑法条文中去，刑法中怎能有犯罪构成的规定?从立法设罪角度看，立法者要将犯罪构成规定到刑法之中，必须在刑事立法之前掌握一定的犯罪构成，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不过是立法者主观上存在的犯罪构成理念的外化。
在这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水”或“木”，立法者主观上的犯罪构成理念才是“源”或“本”。
当代立法者以其对犯罪构成的明确认识来设置刑法中的各种犯罪，即能动地以犯罪构成理论来指导刑事立法。
否认这一点，等于让刑法倒退。
因为，虽然可以说“唐律中事实上注意到犯罪构成条件的存在”，(注：参见钱大群、夏锦文：《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7页，第164-172页。
)但并不意味着古代刑事立法以犯罪构成为指导。
古代刑法所认可的犯罪基本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需以固定而严格的标准作为立法基础。
现代刑法是理性的刑法，理性的刑法在立法时应有鲜明的指导理念，相应地，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不过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法律表现形式。
这就意味着犯罪构成最初是以观念形态存在于立法者的头脑之中。
可见，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可以截然相反。
不顾具体视角而笼统得出一般的结论是不可能恰如其分的。
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犯罪构成定义及学说反映了司法定罪的视角，但在阐述有关理论的具体内容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立法层面(因为刑事立法问题及角度都是客观存在的)，此时，往往在一方面仍然从司法角度去分析立法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转换到立法角度或者从立法角度讨论司法问题。
两种角度和两种问题并存交织的结果，便使问题陷入更加复杂的境地。
例如，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的理论标准是“犯罪构成说”以及把某些实质上的数罪作为一罪处理的补充原则，但是，刑法典的一些规定与刑法学上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既有将“实质的一罪”规定为数罪并罚的(如现行《刑法》第204条)，也有对数罪不实行并罚的(如现行《刑法》第239条)。
刑法理论与刑法条文发生冲突，是以“犯罪构成说”及其补充标准为准，还是以刑法规定为准?将刑法规定理解为犯罪构成理论的“源”或“本”的观点自然要以刑法规定为准去改变理论本身。
“取消牵连犯概念”的说法即是其结论之一。
(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第332页，第112页。
)照此，哪里还谈得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我认为，从司法角度看，无论刑法规定与刑法原理怎样不一致，都必须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认定和处理犯罪；从立法角度看，刑法规定与刑法原理不一致，首先应当考虑刑法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检讨刑事立法本身。
其实，立法与司法两个角度客观存在，现有罪数理论虽然忽略了立法角度，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中对立法角度的问题作了某种回答，即罪数理论服从于罪数规定，进而，当刑法规定采取了相互矛盾或者不相容的罪数认定原则时，仍然加以肯定并试图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概括这种本质上相互矛盾的情况，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视角不能保持一贯性，使得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也难于深化。
例如，有人提出取消犯罪客体的确很有道理，(注：参见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但未能回答，既然侵犯一定社会关系是一切犯罪不可缺少的，而且侵犯何种社会关系往往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犯罪客体为什么不能够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呢?结果是公婆都有理。
其实，只要从立法与司法这两个不同角度来研究，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立法角度的犯罪构成(理论)不能没有犯罪客体，而司法角度的犯罪构成(规定)并不需要犯罪客体。
刑法实践包括刑事立法活动和刑事司法活动两个环节。
刑法学应当研究刑法实践的全部领域和完整过程，这就必须从立法与司法两个视角对包括犯罪构成在内的刑法问题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其中之一或笼统论之。
二、中国与外国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者引入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尽管在其中揉入了我国国情成分，但在框架体系上基本上是照搬。
(注：参见何秉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法学研究》1986年第1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对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打入了“冷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刑法学者重新拣起的仍然是过去引入的前苏联犯罪构成模式，只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新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加工，从而形成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又具有我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
当然，前苏联模式固有的一些内在缺陷也被继承下来。
缺陷之一是注重宏观定性研究而忽视微观操作研究。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更注重细节和实证，从而也在其犯罪构成理论中积累了诸多具体的标准和相应的观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我国刑法学界更多地接触到欧美的犯罪构成理论时，就感到其特别“解渴”。
于是，我国刑法学研究者拼命地吸取欧美国家刑法学的点点滴滴。
如果说前苏联模式使中国刑法学及犯罪构成理论有了宏观架构，那么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刑法学概念、术语及相应观点则使我国刑法学及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在微观层次上有了全面深化。
这对于发展我国刑法学及犯罪构成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不同，决定了作为各自理论体系结构材料的概念术语不可能在相互之间完全照搬。
因为，不同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不同的概念术语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刑法学界似乎存在一种贬苏联亲西方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将西方国家的各种刑法概念、术语直接搬到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框架中来，从而增加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冲突。
“片面共犯”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术语，用以概括故意单方面地帮助他人犯罪的情况。
该术语与这些国家有关共犯构成的立法相适应，而这些国家共犯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以故意作为必要条件。
例如，《日本刑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帮助正犯的是从犯”，显然没有主观罪过形式的限制。
(注：《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意大利刑法中，则有过失犯罪之共犯的规定。
(注：参见陈忠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 30页。
)既然共犯不以全部共犯人的故意为特定要件，那么，当然不可能以基于故意的双向意思联络为必要条件，也就不排除故意单方面帮助实行犯的共犯形式，片面共犯的概念就是合情合理的。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片面共犯的存在是与这些国家的共犯构成理论相适应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的共犯构成理论将共犯人分为正犯与从犯，正犯是实行犯，从犯是教唆犯、帮助犯等。
关于正犯与从犯的关系，有“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
前者认为没有正犯就没有从犯，而后者认为没有正犯也可以有教唆犯和帮助犯。
“片面共犯”实际上是“共犯从属性说”的表现，即要追究单方面的帮助行为，必须将该行为与实行犯挂钩。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我国刑法理论也明确阐述了共同故意包括相同的故意内容和共犯人之间基于故意的双向意思联络，这表明“片面共犯”成立的必要前提在我国并不存在。
我国刑法规定不仅反映了我国共犯理论关于主观要件的认识，也表明了在教唆犯和帮助犯问题上既承认其从属性也不排斥其独立性。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无论被教唆者是否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都可构成犯罪。
尽管没有对帮助犯做出明文规定，但从帮助犯与教唆犯相类似的地位及理论体系内部的协调性来看，二者的理论基础应保持一致，即可以有独立的教唆犯和独立的帮助犯。
以独立的帮助犯来认定和处理单方面的帮助行为，比“片面共犯”更符合我国的刑法规定及共犯理论。
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似有必要规定一个类似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单独罪名——“帮助他人犯罪罪”。
(注：参见夏勇、罗立新：《论非共犯的帮助犯》，《法学杂志》2000年第3期。
) 诚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共同的，但这绝不等于说其间的概念术语可以任意相互搬用。
当我们对过去几乎全盘照搬前苏联模式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不应矫枉过正，采取另一种照搬。
对于犯罪构成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必须注意它们与所在的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不要混淆中外犯罪构成理论框架结构上的角度差异。
例如，犯罪构成与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排除犯罪的事由“是指那些在形式上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从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浅析《唐律疏议》
浅析《唐律疏议》【摘要】纵观中国历史，唐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是古代中国法典中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唐律疏议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议、故唐律疏义，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
下面就其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从法律思想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唐律疏议十恶之“谋反”-最新资料
唐律疏议十恶之“谋反”-最新资料唐律疏议十恶之“谋反”一、历史上的“谋反罪”之范围演变柳正权认为“在谋反罪罪名的演变中，最早是宗法伦理性质的“不孝不友罪”，后将反抗统治者的犯罪,置于较成熟的“奸”罪名中,视为政治性犯罪。
”《春秋左传》曰：“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
御奸以德，御轨以刑。
”又从奸罪中分离出盗罪,将谋反罪纳入盗罪体系。
“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乱也。
可见,盗罪即包括了政治犯罪。
《法经》中有“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将反抗王权的政治性犯罪置于篇首。
到了西汉时期,谋反罪已经从伦理性犯罪中分立,成为法定的罪名。
自此,谋反罪特指危害皇权的行为,成为封建法律罪名体系的核心。
至曹魏时期，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
十恶的直接渊源是《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所谓“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其中唐朝之“谋反罪”在《北齐律》中则称为“反逆”。
重罪十条与十恶相比虽然其理论概括性还嫌不足但它的提出毕竟是一种创新与北齐律的篇目、条数等一起构成了不同于北魏、梁、陈律和北周律的特色。
然，唐律疏议在“十恶”篇首也提及“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
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
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
开皇创制，始备此科，酌于旧章，数存于十。
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
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
”二、十恶谋反罪之规定皇权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而皇帝则是代表着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权利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就导致了皇权至尊的维护成为头等大事。
杨廷福在《唐律初探》中提及：“《唐律》虽然废除了秦汉以来的“夷三族”和北魏的“门房之珠”，号称“宽简”“慎明”。
可是一旦涉及企图以各种手段推翻封建政权时就不然了。
过失共同正犯理论
过失共同正犯理论之质疑过失共同正犯理论之质疑――兼及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内容提要】过失共同正犯肯定论者从“犯罪共同说”或“行为共同说” 推演过失共同正犯之成立，但是其论断依据无论是以“共同的注意义务”替代“相同的注意义务”还是企图规避了“因果关系上的证明”都存在若干商榷之处。
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及立法有违现代刑法的谦抑思想与共同正犯的本质会导致过失犯罪罪责的不当扩张。
无论是从过失共同正犯概念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还是从我国现行的共同犯罪体系与司法背景而言，我国目前都不宜肯定过失共同正犯。
【关键词】过失共同正犯共同注意义务因果关系犯罪支配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并非一直都是璀璨光明，就如同所有人类的作品一样。
⑴诚如此言，过失共同正犯理论或许正是刑法学说史上不完美作品的例证。
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作用而产生犯罪结果，应当以过失同时犯(Nebentaterschaft) 还是共同正犯论处,在学说与实务上均存有争议。
过失共同正犯肯定论者主张将过失共同行为以共同正犯论处，以期解决风险社会下证明犯罪行为与结果间因果关系所出现的困境。
⑵不过，过失共同正犯理论与现代刑法的谦抑思想及共同正犯的本质有相当的冲突。
从“犯罪共同说”立场出发认为有“共同注意义务共同违反”之存在，所推演的结果只是“过失犯的正犯”而非共同正犯。
“行为共同说”立场的学者虽试图从“过失行为人共同实行构成要件行为”来肯定过失共同正犯，但结果却是导致刑罚的不当扩张，其归责的理由与因果关系的推演也是自相矛盾。
所以，在过失共同行为人间缺乏必要的犯意联络与相互的“犯罪支配”的情形下，过失共同正犯肯定论者仍主张以共同正犯论处其立论的正当性值得商榷。
一、过失共同正犯概念正当性的追问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科技的普及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过失犯罪所造成的社会损害与风险其实早已甚于故意犯罪，而且相当的过失犯罪是因共同过失行为而引起的，⑶但是按照传统的共同正犯理论，共同正犯的成立须以犯罪的共同故意为必要，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因共同行为人间缺乏犯意联络与共同的意欲内涵，只能以各自的过失行为论处。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孟令军【摘要】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期刊名称】《学术交流》【年(卷),期】2012(000)002【总页数】4页(P57-60)【关键词】疑罪;疑罪惟轻;构成要件【作者】孟令军【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哲法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5.2疑罪又称罪疑，该现象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司法现象。
但实践表明，疑罪案件往往处于“枉与纵”的边缘，严重影响司法人员的判断与决定。
一旦不能做出正确的处理，很容易冤枉好人，造成冤案、假案、错案，或者放纵犯罪，使之逃脱法网。
基于此，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必须予以足够重视，认真研究法学基本原理，确保疑罪案件的处理“毋枉毋纵”。
一、关于疑罪概念的考察与界定从文义解释角度考察，《现代汉语小词典》对“疑”字的释义为:“不能确定的”［1］;“罪”作犯罪或罪行讲，按其字面理解，“疑罪”就是指不能确定的犯罪或罪行。
这种不确定既可能来自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可能来自于法律运用疑难，含义比较宽泛。
从历史解释角度考察，据《唐律疏议》记载:“‘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人;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
”［2］意思是:大凡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数量相等，认定有罪和无罪的理由持平;或行为人涉嫌犯罪，但无人证明;或有人证明，但案件的事实似乎又与行为人无关，诸如此类，均属于疑罪。
此处的疑罪主要指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罪与非罪之疑。
从比较解释的角度考察，在德国，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在对个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工作、穷尽了一切侦查可能后，对于涉及定罪的重要事实仍然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加以确认致使适用法律困难的情况，也即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浅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原则
浅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原则摘要“准五服以制罪”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正式出现于西晋《泰始律》，这项原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在处理民事案件以及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处罚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本文主要从其作为刑罚量刑原则的产生，形成及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礼法结合方面略作了分析研究，考察了“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在主要朝代尤其是唐代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耐人寻味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五服准五服以制罪《唐律疏议》目录一、“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 (2)二、“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运用 (3)（一）杀伤罪 (3)（二）奸非罪 (4)（三）盗窃罪 (4)三“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存在的意义 (5)（一）维护皇权和社会统治秩序 (5)（二）维护了拉法结合的封建法制思想 (5)参考文献·························································5-6浅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准五服以制罪”原则自晋确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项原则的初衷是晋统治者为维护士族利益，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这项原则得到了更加完善的发展，对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刑法学中亟待修正和补充完善的几个问题
刑法学中亟待修正和补充完善的几个问题刑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比较，体系完整，理论成熟。
表现在刑法教材上，就是各种版本的教材体系、内容相似。
特别是权威性教材所持的体系、观点，被奉为通说后，就极难更改。
尊重权威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盲从。
我国刑事立法的变化，国内外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国外刑事立法的动向，都应该及时反映到教材中。
这一切要求变革，已然和应然之间的反差，迫切需要刑法学界百家争鸣，对一些通说重新认识，或者认同，或者修正，或者补充完善，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笔者将自己在刑法学备课过程中思考的几个问题冒昧提出，权作引玉之砖。
一、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既遂的标准，关系到犯罪既遂和未遂的区分，关系到对犯罪分子的量刑，是刑法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犯罪既遂的标准，通说是“犯罪要件齐备说”，或者称之为“既遂的构成要件说”。
我们认为通说是不正确的。
①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犯罪论的基石，它是决定某一行为能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是区分此罪和彼罪的唯一标准。
因此它不可能又成为区分某一具体犯罪行为形态的标准，这是逻辑学关于分类标准原则的基本要求。
②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是犯罪构成理论定罪作用的体现。
构成要件不齐备，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这在区分犯罪未遂既遂时根本行不通，犯罪未遂既遂问题不属于是否构成犯罪的范畴。
③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如果说要件不齐备，到底是缺少哪个要件呢，通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仍然应该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寻找答案。
以犯罪构成理论分析未遂既遂的差别在那里呢?显然二者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并无区别，不同之处是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时间地点等其他内容。
未遂和既遂的差别又只能是危害结果的差别。
因此我们说，危害结果是犯罪既遂的标准。
试想，杀人罪中，人死亡和不死亡不就是行为结果的不同吗?奸淫幼女罪中，性器官接触和不接触不也是行为结果的不同吗?破坏交通工具罪中，是危及还是没有危及交通工具的安全不也是行为结果的不同吗?危害结果的发生，标志着犯罪行为的完成，也就是说犯罪达到既遂状态。
关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研究现状及原因分析
关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研究现状及原因分析【摘要】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本来修改好的《军职罪暂行条例》整体并入刑法，列为分则第十章。
这在客观上将军职罪湮没于浩瀚的刑法典之中，使之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此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寥若晨星。
文章就近年来军职罪的研究现状作了一个简要的综述，并分析了几点原因，希望能够引起军内外对于军职罪研究的关注。
【关键词】军职罪；研究现状；原因分析一、军内外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研究现状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非常活跃，每年问世的刑法学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发表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可观。
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刑法新旧理论的交锋日趋激烈，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相比之下，军事刑法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寥若晨星，少得可怜。
尤其是军职罪方面的论著、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自修订后的刑法典增加了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内容之后，军内外专家在出版的教材、专著中才开始涉及到军职罪的内容，如2003年黄林异、王小鸣主编的《军人违反职责罪》；2011年卢树明主编的《军人违反职责罪精析》等。
这两本书主要研究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罪名、认定和处罚。
此外，关于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有，李国振的《军人违反职责罪体系化研究》（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本文围绕“职责”这一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核心概念，从静态制度与动态规范两个层面，以静态层面的分析结论为理论前提，探究规范在适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得出系统性的完善建议。
硕士论文有：付海珍的《论我国军职罪的立法完善》（四川大学，2006年）；作者从军职罪立法沿革与现状入手，指出了现行军职罪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种类不齐全，罪名稀缺犯罪主体的规定不周延，共同犯罪的规定缺失，部分罪名的罪状规定存在问题，没有独立的军职罪刑罚体系等。
在此基础上，从加大军职罪的适用范围、明文规定军职罪的特殊共犯、完善部分罪名的罪状、完善军事刑罚的配置、改进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邰忠云的《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文章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入手，着重对军人违反职责罪主体和刑罚两个方面在立法上的不足及缺陷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释，然后，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完善、补正措施。
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
引论对于生物因素与犯罪行为的关系,本文首先论述生物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犯罪，并从生理因素与病理因素两大方面探讨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最后归纳总结研究生物因素与犯罪的关系的意义。
文章在此并非宣扬先天生物决定论,而是要全面的看待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积极有效地减少犯罪发生率。
一、犯罪原因中生物因素的概述（一）生物因素的概念生物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病理因素。
①生理因素是指人类正常的生理机能活动；病理因素是指人类异常的生命机能活动。
犯罪的生理因素，主要揭示人类生理现象所决定的本能行为对犯罪的影响。
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单卵顺干细胞和双卵双细胞的成长过程进行比较，以确定遗传的影响。
德国慕尼黑的内科医生约翰内斯·朗格是第一个尝试把双细胞研究运用到犯罪学研究的学者。
他对13对男性单卵双胞胎和17对男性双卵双胞胎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果：在13对被判刑的男性单卵双胞胎中，两兄弟均被判过刑的有10对，犯罪一致性占76.9%；而在17对双卵双胞胎中，两兄弟均被判刑的只有两对，犯罪一致性占11.8%。
单卵双胞胎的基因一致性高于双卵双胞胎，而其犯罪一致性也远远高于单卵双胞胎，这只能让我们推出一点：即使遗传不是犯罪的决定性因素，但遗传对犯罪印象不容忽略。
作为犯罪生物因素研究的重点还在于揭示病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
因为犯罪是人类的行为，正常的生理想象是人类所共有的，但是犯罪并非人类所有人均实施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群体中只有少部分人犯罪，那么是否这些人犯罪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现象与普通人不一样，即犯罪人拥有特殊的病理想象，具体说：病理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犯罪？有哪些病理现象影响着犯罪？例如，龙勃罗梭在解剖全意大利著名土匪头子维莱拉的尸体的时，发现维莱拉的颅骨上的枕骨所在部位，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区，它的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中的一样，于是返祖遗传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划过龙勃罗梭的脑海，龙勃罗梭毫不迟疑地断定，维莱拉的身上再现了原始人类和低等动物的残忍本能。
古代犯罪法律案例分析(2篇)
摘要：本文以明朝《大明律》为例，通过对一起古代犯罪案件的剖析，探讨古代犯罪法律的特点、原则及具体适用，以期对古代法律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案件背景明朝某年，某县发生一起盗窃案。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二十岁，因生活贫困，多次盗窃他人财物。
某日，李某潜入一户人家，窃得银两若干。
案发后，李某被抓获归案。
二、案件审理1. 起诉方：受害者向县衙起诉，要求追究李某的刑事责任。
2. 被告方：李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3. 刑部审理：县衙将案件上报至刑部审理。
三、案件分析1. 法律依据本案中，李某的行为触犯了《大明律》中的“盗窃律”。
《大明律》规定：“凡盗窃财物，一贯以下杖八十，赃银一贯以上，加一等，罪至绞。
”据此，李某应受到相应的刑罚。
2. 刑罚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大明律》明确规定盗窃罪的刑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无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地位如何，均应依法受到处罚，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3）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原则：根据《大明律》规定，盗窃罪的刑罚与盗窃金额成正比，体现了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原则。
3. 具体适用（1）确定盗窃金额：本案中，李某盗窃的银两金额为若干，根据《大明律》规定，应按照金额进行定罪量刑。
（2）确定刑罚：根据《大明律》规定，李某盗窃银两若干，应判处杖八十。
本案通过对明朝《大明律》的运用，揭示了古代犯罪法律的特点和原则。
在古代，法律对于犯罪行为的制裁较为严厉，体现了对秩序的维护。
同时，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遵循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等原则。
这些特点对现代法律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古代犯罪法律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古代法律在适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如刑罚过于严苛、执法不严等。
这些教训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之，通过对古代犯罪法律案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法律制度，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1 年 6 月第37卷第3期Jun. 2021Vol. 37 No. 3犯罪低龄化之应对一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视角屈舒阳（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昆明650221）〔摘要〕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频发导致了社会的愤怒与焦虑，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此起彼伏，《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民意予以积极回应，并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处理。
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关系到多 学科的科学评估和理性探讨。
在我国应对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根据刑罚的局限性、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 性、救济措施的多元性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律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当作为应对犯罪低龄化的主要手段。
在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合理适用教育惩戒措施，增加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平衡惩罚与保护的边界，才是法律层面应对犯罪低龄化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刑事责任年龄；刑罚；专门矫治教育；教育惩戒；监护人刑事监督责任〔中图分类号〕DF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82-08一、问题源起: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现实背景（一）青少年“依法犯罪”案件的频繁出现2019年10月20日，发生在大连的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年仅10岁的女童被未满 14周岁的蔡某某残忍杀害。
案发后，蔡某某曾多次自我脱罪，强调自己还未满14周岁，不应承担刑事责 任。
在2019年1月15日，安徽滁州来安县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两名14岁少年被抓获归案。
两人在多地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达20万元。
更令人瞠目 结舌的是，二人被抓后，其中一人竟得意地说:“我知 道我还能偷400多天，到16岁我就不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