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风——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
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
许德风
【学科分类】法理学
【摘要】法教义学是以法律自身的原则、规则、概念等基本要素制定、编纂和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阐释和适用法律的做法和要求。文章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立法过程本质上是价值选择的过程。民意、民主或长官意志都可能影响价值选择。在立法过程具有正当性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当前的立法是各方价值观念的终妥协，是司法的基础。在适用法律中，强调法教义学有其独立的意义，严格执行法教义学和价值判断的二元区分是法律规则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的前提。
法教义学必然是建立在特定价值基础之上。哲学与社会科学为法律制度提供了解决应然问题的框架，是民法上价值判断的依据。在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功利主义与先验伦理哲学的影响最大。相比哲学而言，尽管“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益兴盛，但社会科学本身仍不足以成为法律上价值选择的最终依据。
【关键词】法教义学；价值判断；功利主义；法和经济学；先验伦理；康德哲学；侵权和违约的竞合；实际履行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目录
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
中文摘要
引言
一、法教义学
（一）概念与功能 （二）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1．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的联系
2．区分价值判断与法教义学的必要性
3．价值判断的论证规则
（三）应用：以驴友案为例
1．案情与审判要旨
2．法教义学分析
（1）合同解释与免责条款
（2）侵权行为的违法性
3．价值判断分析
二、价值判断的依据
（一）社会科学：以法律史和法律经济分析为例
1．法律史
2．法和经济分析
（二）伦理学：以功利主义和先验伦理哲学为例
1．功利主义哲学
2．先验伦理
（三）应用：以实际履行为例
1．信赖利益理论与功利主义哲学 2．效率违约
3．先验伦理
4．小结
三、结论
Abstract
引言
从最初影印和转述台湾地区的文献到完成了《担保法》、《合同法》和《物权法》的制定，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民法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笔者看来，其中研究方法方面的重要成就是逐渐形成了可以互相沟通的讨论平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认识到了立法论和解释论的差异 [1]，强调二者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 [2]；（2）明确区分了价值判断问题和法律规则组织、适用和解释（本文中称为法教义学）的问题。 [3]本文的思考围绕后一项区分展开。
对此，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价值判断是民法问题的核心 [4]，理由包括：（1）民法的基本功能是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调整，因此其终极工具只能是价值判断。 [5]（2）强调法教义学有陷入“法条主义”的危险，导致“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排斥诸如好坏、善恶、正义与不正义等道德的选择及原则，甚至“导致虚无主义和庸俗市侩之风盛行” [6]；（3）法教义学中的诸多方法是不可靠甚至不可能的。 [7]例如，法教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中的解释问题，“就其根本来看„„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8]
本文以下的分析建立在价值判断与法教义学的区别之上，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法教义学自身具有独立性，与价值判断同等重要，二者的区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 [9]就价值判断而言，文章区别价值判断本身与“价值判断的论证规则”。后者是将价值判断本身纳入法律应用过程的规则，是法教义学的重要部分。而前者的解决，最终只能落脚于哲学上的思辩。本文并将在第二部分进一步论证：无论是扬弃自然法的先验伦理哲学，还是结果导向的功利主义哲学或经济分析，都可以被用作价值判断的基准。以此作为对当下日益流行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的一点反思。
一、法教义学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在其演讲“法学是一门科学么”中强调，法教义学（Dogmatik）、哲学（Philosophie）和历史（Geschichte）是法学的三大支柱，将法教义学放在和哲学（价值判断的最终依据）相同的位置上：
“如果我现在对我的论述作一个总结，我所说的法学是一种关于法律的科学认识，这种认识应当从法律哲学中寻找其终极的论证，这也是法律的原初的起点以及法律效力的来源；这种认识应当从历史的逐级发展中完善自己；这种认识应当通过法教义学，将为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对全部经验与事实的科学表达——包括我们对法律的全部理解与认知——整合起来。” [10]
（一）概念与功能
如何翻译“Dogmatik”（英文：doctrine [11]）这个词，颇须斟酌。 [12]按笔者理解，“Dogmatik”在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均有所体现，本质上指运用法律自身的原理，按照逻辑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基本要素制定、编纂与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运用和阐释法律的做法。其核心在于强调权威的法律规范和学理上的主流观点。 [13]严格意义上的“Dogmatik”并不直接关注价值判断，因此，翻译为与“人情”或“哲理”等概念相对的“法理”（法律上的道理）最为合适。可惜中文中的“法理”一词在法学研究中常常被理解为“法理学”的缩写，因此直接用“法理”一词也不妥。 [14]鉴于此，文中仍遵从习惯，继续使用目前最广泛的译法——法教义学 [15]，并将在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标明原文。 [16]
法教义学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维护裁判统一，确保相同事实相同对待。
例如，在这样一个案件中：王先生驾车前往某酒店就餐，将轿车停在酒店停车场内。饭后驾车离去时，停车场工作人员告知王先生：“已经给你洗了车，请付洗车费5元。”王先生表示“我并未让你们帮我洗车”，双方发生争执。问：王先生应否付洗车费？ [17]似乎普通人根据常识（common
sense）当场就会得出无须支付洗车费的结论，而无须经过复杂的推理。与此相比，司法过程中用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请求权检索分析，则要分别检索合同（双方无洗车合同或类似约定）、准合同（无准合同关系）、无因管理（酒店非依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进行管理）、物上请求权（王某并未曾获得酒店之物品）、侵权损害（王某并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基于受损人自愿的行为而获利，不视为无合法根据）等请求权，最终得出王先生无须支付洗车费的结论。 [18]是法教义学让简单的事项变复杂了？
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若让普通人根据日常理性进行判断，难免会有人得出“王先生需要支付洗车费”的结论，法教义学的则能够提供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法律解释和适用规范（此处：请求权检索的技术），确保法律的基本精神得到准确的贯彻，避免不确定、不统一后果的发生。当然，法教义学不等于形式逻辑。恰恰相反，形式逻辑在法学论证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传统的三段论推理中，法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概括事实（小前提）与寻找最合适的法律规则（大前提）。前者的核心是事实认定；后者的核心是在以概念、类型等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法律制度中寻找恰当的法律规则，二者在性质上都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 [19]至于推理的第三步——在相互对应的大小前提被找到后，推理不过是“自动的过程 [20]”而已。 [21]当然，就像审美也不是逻辑过程，而且人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但大家大体上还是可以在“美”或“丑”上达成一致一样，不是纯逻辑性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法教义学就“无法构成一种抽象化的获得确定法律结论并保证法律适用的方法” [22]，也不意味着法律无法被解释。其实苏力教授自己也承认： “大量的现实都表明，无论是话语交流还是文本阅读，理解、解释都是可能的，并且是成功的。„„在大量的现实案件中，法官参考法律，在考虑到诸多因素的情况下，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许多案件，作出了很好的判决；尽管有些判决中，法律解释的文字表述和论证在当时可能有很大争议，甚至长期有争议，但从长远来看其判决结果仍然得到了认可，成为法律实践确立的原则。” [23]
可以说，法教义学就是这些“大量的现实案件”（在笔者看来，是绝大多数案件）背后的支撑。
第二，即使“常识”可以被用来解决常识性的案件，在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内容复杂，远远超过“常识”的范畴时，普通人可能根本无法准确作出裁断，或即使能够裁断，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以对各种因素进行权衡。法教义学的分析可以减轻裁判者价值衡量的负担，而直接得出契合法律背后基本价值要求的结论。注意，这并不是说裁判者完全不进行价值衡量，只是其在学习有关法教义学的规则时便掌握了规则设计过程中所考量的诸项价值，并或多或少已经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过模拟的价值衡量，从而在遇到实际案例时，可以熟练地运用法教义学的规则迅速找出裁量时需要考察的要点。 [24]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法教义学是价值判断的“口诀”。
（2）辅助权利人维护自身的利益。还以请求权检索的技术为例，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其“有序可循，可以避免遗漏”，利于当事人在多种选择中求得最优解。 [25]
（3）使法律体系化。
体系化的价值是无须过多论证的。体系化有助于知识和规则的表达和传授：部门法的划分、法典的编纂、案例的整理、法学院课程的安排，都要在一定的体系下进行。体系化让法律的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牵一发而动全身”，迫使人们在修订和应用法律时必须整体考虑，谨慎为之，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体系化也意味着法律的各部分之间有严谨的逻辑关联，意味着不同规则有一致的价值选择，意味着制度整体的透明性，从而有助于贯彻作为体系基础的基本价值。 [26]
法教义学有助于在作为法律基础的基本价值之上，符合逻辑地安排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尽量减少规则、概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体系冲突。 [27]正如德国民法学者埃塞尔（Esser）所言：“如果把法教义学理解为概念性的方法，其本身是不具有创造性的（produktiv），但其有助于将那些从基本价值发展出来的法律规则稳定化，即，法教义学具有再创造性（reproduktiv），只有通过它，法律政策、公平的观念才能最终有形化、实在化、法律化。” [28]
体系化与法教义学是相互促进的。法教义学促进体系化，体系化反过来也让法教义学更易、更好应用。在这方面，美国法可以说是一个反面例证——如卡拉布雷西所言，美国法上混杂多样的判例法、成文法、宪法规范、州法、联邦法等，没有让美国的法教义学与其前辈、与欧陆的法教义学有本质的差别，但让美国人的法律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 [29]
（4）担当法学教育的载体。强调法教义学并不等于主张法学教育只传授抽象枯燥的技术，而无视公平、正义等道德要求。恰恰相反：透彻了解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权衡，是真正掌握法教义学的前提。笔者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教育者必须结合法律规则来传授价值的权衡，而不能只作单纯的价值说教。毕竟价值是多元的，流动的，而法律看中稳定性与一致性
在法学教育中强调法教义学，将有助于形成尊重法律的良性循环。德国法学教育是典型的例子。 [30]德国法律人的法律学习以法典、法条和法律解释为基础，从一开始便强调体系化思维和对法条的尊重，因此在法律实践中，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都强调基于现行法的推理和论证，而立法者在制定和发展新规则时，除了遵循统计和社会实际的基本需求外，也注意体系安排上的逻辑考虑。 [31]这反过来也让法律好学易懂，进一步促进法学的发展和传承。 [32]
中西文化比较笔记2以及期末试题
1 中西文化比较下半学期笔记整理
什么是哲学？
定义：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总的看法？
一切其他科学是学，而哲学是学之学。一切其他学科是理，而哲学是理之理。
6355哲学的起源
哲学并不仅仅起源于惊奇。
古希腊人：爱智慧
中国人：爱德行、追求长生不老。（也爱智慧：般若）
6356哲学是什么？
西方：首先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看法，其次是对人生的看法。（SOCRATES是例外）
中国：首先是对人生的看法，其次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看法。
6357哲学是什么
我见：哲学是对世界、人生（共相及殊相）演化原型的整合性思辨考察。
问题：中国人所生存与其中的、所经历的、所认知的世界和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吗？
相同还是相似？
各种人生相似现象和客观相似现象在中西各自所处的世界中不同程度地兼而有之。
6358哲学是什么？
因此，逻辑结论：中西方人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必然是程度不同的。
我见：程度的序列性：事务本身的特性呈序列性。 2 序列性程度中的关键程度：程度临界值：事物发生根本性比那话的程度
不同的事物发生变化有不同的临界值：固体-液体-气体。
6359
主观价值判断的临界值：好-坏。所以我在讲演中所做的一切价值性判断，也都和价值判断的临界值相关。
例如：西方：首先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看法，其次是对人生的看法。（SOCRATES是例外）
中国：首先是对人生的看法，其次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看法。
中国和西方都对人生和世界有看法，不过是临界值不同而已。
补充小薇的笔记
6452西方的本体论
（德）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次使用，解释为何形而上学同义语。
古希腊罗马时期，本体论表现为本原研究。
巴门尼德：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
亚里士多德：一切存在物由本原构成研究实体或本体的哲学是高于其他一切哲学的第一哲学。
学、共相-特殊-一般-个别-现象
6453西方本体论
黑格尔：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的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
价值相对主义
所谓价值相对主义，可以说是拉德布鲁赫之后的人们和学者对拉氏法哲学思想的一种概念层面的界定，其思想被很多学者喻为是在超越自然法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法哲学领域的一次突破和飞跃．然而，亦有不少学者对拉氏的相对主义思想持不理解的态度，认为其思想缺少一个学者在知识层面上应有的“极端性”或曰“个性”，认为过于中庸的思想算不上真正的思想，是不可取的。而本文指出一种思想或学问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一个现实社会发展的有用性上，看它是否能实实在在的解决社会问题，因为理论毕竟是为实践服务的，也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对此，文中以“许霆案”为视角，探讨了拉氏的相对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具有价值性，而当代中国又是否需要相对主义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生于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Lübeck）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于1884年进入布塞纽斯博士文科中学（das Progymnasium von
Dr. Bussenius）预科班上学。1892-1898年从预科班四年级转入“卡塔琳娜”文科中学(Gymnasium Katherineum)高年级班（五年级）学习。1898年春季，以“甲等全优”(primus
omnium)的成绩获得文科中学毕业证。同年夏季，作为法科学生入慕尼黑大学学习。1898-1900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3个学期。1900-190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2个学期。5月20日，在柏林高等（上诉）法院以“良好”成绩通过第一次法学国家考试。获法院候补司法官资格。1901-1902年在吕贝克任候补司法官。其间，利用休假到柏林参加了由弗朗茨·冯·李斯特主持的刑法研讨班，准备博士论文。1902年5月13日，以优秀(magna cum laude)成绩通过博士口试，获博士学位。1903年12月16日，经尔·冯·利林塔尔（Karl von Lilienthal）的推荐和招聘在海德堡获教授资格。1905年10月1日起，他开始负责管理海德堡法律系图书馆。1906年夏季学期，在曼海姆商事高等学院（Handelshochschule Mannheim）受聘授课。1907年9月28日，与琳娜·格茨（Lina G?tz）结婚（1908年离婚）。同年当选海德堡市行政委员会（Heidelberge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转载文章目录
《民商法学》2016 年第 01 期
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王利明
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建议，崔建远
我国民事权利客体立法的检讨与展望，杨立新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时效立法的三个问题，房绍坤
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刘春田
再谈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吴光荣
论我国遗嘱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界定，葛俏
“合同法”的局限：资本认缴制下的责任约束，蒋大兴
连带责任的弹性不足及其克服，张平华
股东优先购买权“穿透效力”的适用与限制，郑彧
中国海法典编纂论纲，司玉琢
论私募股权众筹中公开宣传规则的调整路径，刘明
质疑精神权利，陈健
论储蓄卡活期账户中持卡人权益的保护，王福友
驰名商标反淡化构成要件的分析与检讨，黄汇
《民商法学》2015 年第 12 期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徐银波
重构“禁止抽逃出资”的公司法理基础，刘燕
独立担保的单据机制研究，刘斌
法人概念的私法性申辩，屈茂辉
保险利益原则：从绝对走向缓和，抑或最终消解?，马宁
保险人恶意侵权规则研究，马齐林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四个关系，费安玲
论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固有利益保护上的分工与协作，王文胜
清偿抵充探微，黄文煌
社团罚抑或合同罚：论股东会对股东之处罚权，蒋大兴
我国注册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的理论反思，刘维
专利侵权法定赔偿中的主体特征和产业属性研究，李黎明
自我复制专利侵权问题研究，刘强
英国诽谤法的抗辩体系：传统构造与最新发展，岳业鹏
《民商法学》2015 年第 11 期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薛军
保护既有权益是民法典编纂的底线，俞江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团体法思维，王雷
混合共同担保之内部追偿权的证立及其展开，黄忠
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胡晓静
拍卖中的合同关系和代理效果，武腾
破产视角下的抵销，许德风
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蔡立东 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吴汉东
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
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
此标题下，有四个问题需予讨论：第一，在今日中国语境下，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探讨法的现代性的总体社会—人文背景，其中国式的特殊性；第二，置此背景，百年来以对现代性的追求为指归的法制建设，在与固有法意和法制及其人文传承的遭遇中出现的种种乖张。笔者以四种“不得不然”对此进行概括，求予“同情的了解”；第三，针对上述乖张，今日所可能采取的应对。笔者试提出三种具体心情和态度相配合，求于视事言理中个别处理，酌情化解。而在如此作业时标榜民族精神，其目的在于提醒论者时刻不忘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预设和预期，牢记法制建设需以探索和营造符合此种理想的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为依归；第四，主要作为一种知识运作的“后现代法学”思潮在当今中国语境初露端倪的原因。笔者以“失语症”、“主义开道”、“学徒情结”和“君子游于艺”归纳，力求作出剀切的分析。
在思考上述论题的过程中，笔者以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和法意与法制这三对关系、六大范畴作为主要的思想概念和分析工具，在比较人世规则、人间秩序和人世生活，反思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意义上，藉此探索对于上述诸题所可能有的解释。[①]
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亿万小自耕农为税收基本单位，而由帝制体系自上而下笼而统之的体制，一路挣扎，向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可得“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工商社会蜕变。[②]在此通常所谓的社会转型时期，亦即唐德刚先生所揭橥的“历史三峡”中，[③]其间起承转合的艰巨与惨烈，历史上唯春秋战国或魏晋南北朝差可比拟。亿万人不避也无以逃避此种艰巨和惨烈，以几代人的奋斗，扑腾向前，实因面对强敌，包括法制在内的固有典章文物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不敷应对，传统的关于生命之为一种存在的意义解说，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幻灭”。 这曲曲牵连因果，种种更革变迁，千头万绪，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远距离审看，正不外梁漱溟老前辈所归纳的“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④]
天台智顗的中道实相论和观心论
天台智顗的中道实相论和观心论
杨曾文
内容提要：天台大师智顗对以往中印两国佛教思想作出创造性的发展，创立了以大乘止观学说为中心，包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观心论、心性论在内的庞大的教义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就智顗的真理观――中道实相论和观心论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天台宗，智顗，中道实相，观心，一念三千，六即
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内地，到隋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600年时间。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长期结合之后，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隋唐时期带有民族特色佛教宗派的相继形成，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在诸宗之中，天台宗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是生活在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智顗（538－598）1创立的。智顗不仅继承以印度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说，也直接继承了源自东魏北齐之际慧文、慧思的思想。由他亲加确认的以龙树为高祖，慧文、慧思为二祖、三祖的天台宗祖统说，大致反映了天台宗在思想上前后传承关系。
这里想特别强调指出：智顗对以往中印两国佛教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创造性的发展。他创立了以大乘止观学说为中心，包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观心论、心性论在内的庞大的教义理论体系，在内容和论证方式上都超越了印度经论和中国以往佛教撰述的模式。
中国天台宗奉《法华经》为基本经典，并以智顗的撰述为主要依据。智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经疏》被称为“天台五小部”。这些著述从不同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以中道实相论、“一心三观”的观心论等为特色的天台宗庞大的教理体系。
本文仅对智顗的中道实相论和观心论作概要论述。
一、中道实相论――天台宗的真理论
佛教修行是以达到觉悟为目标。然而如果进一步问：觉悟什么呢？自然是佛教阐释的教理，中心是关于真理的观点，简言之，就是真理观。佛教自发源以来经历了悠长的传播发展岁月，跨越了极为广阔辽远的地域，受到众多国家和民族的信仰，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从小乘到大乘，无论在小乘内部还是在大乘内部都形成了种种派别，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又相继形成很多不同的派别。可想而知，佛教的真理观也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得到丰富的。
【儒道释家】义以为上：许衡眼中的儒家义利观
【儒道释家】义以为上：许衡眼中的儒家义利观
【儒道释家】
义以为上：许衡眼中的儒家义利观
一，从许衡的故事说起
许衡（1209年～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之为鲁斋先生。许衡祖籍怀州河內（今焦作市中站区），他是宋、元之际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今天，我们通过对许衡义利观的现代诠释，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生境界，从而为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许衡一生恪守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义以为上”是孔子为世人提出的立身行事的道德准则。什么是“义”呢？古人多以“宜”释义，如《礼记·中庸》篇云：“义者，宜也。”汉代贾谊云：“行充其宜谓之义。”（《新书·道术》）扬雄云：“事得其宜之谓义。”（《法言·重黎》）《白虎通·情性》篇亦云：“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皆认为事得其宜即为义，当人遇事时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采取适宜、恰当行为，就是“义”。什么是“利”呢？泛指物质利益，利又分为“公利”与“私利”。当义与利相对而言，义泛指道义，即人所需要的道德价值。义与利是用以标志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的一对哲学范畴。儒家所谓“义利之辨”，是指人在立身行事时，究竟是以道义为行为准则还是以私利为指导思想。在道德价值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上，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质”即原质，犹本原，根本也。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根本。孔子又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里的“上”即是崇高、尊重之义。“义以为上”是指在处理物质利益与道义价值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从道义出发，以道义为指导。不管是“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都是孔子为君子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原则。
据《元史·许衡传》记载：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许）衡夜思昼诵，身体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渴甚，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许衡认为，“梨树纵然没有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没有主吗”？许衡因“吾心有主”而“不摘梨”，能够在外界物欲的诱惑下仍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保持净化的道德心灵，是做人应有的道德品德和精神境界，理应受到后人的称颂。所以，后人有诗赞曰：“许衡方渴时，不食道旁梨。一梨食细微，不义宁勿为。”
法教义学的应用_许德风
中外法学
Ｐｅｋｉｎ
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５（
２０１３）
ｐｐ．９３７－９７３
法教义学的应用许德风＊
摘
要
法教义学存在于法律虚无与法典万能之间，
是以法律文本为依据，
依照法律规范
的内在逻辑和体系要求解释、
应用及发展法律的做法。
其功能是：
在争议事实有多个可供选择
的法律规则时，
为裁判者提供可言说、
可交流、
可检验的规则选择与法律论证机制。
尊重体系
与逻辑是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
而形式推理是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
价值共识是法教义学的
推理前提，
也始终贯彻在法教义学的应用之中。
法教义学的应用，
在立法、
司法与法学研究中
均有体现。
其中，
确立基本价值共识和基础性请求权规范是法教义学形成与固定的关键；
而法
官解释与补充法律，
包括在法律适用中进行漏洞补充（
法官造法），
是法教义学尤其是民法教义
学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法教义学在法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法教义学基本理论的建构，
有
赖于理论法学的支持；
法教义学具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有赖于比较法的经验；
而法教义学的
应用实效，
则取决于对本土实践的准确把握与及时反馈。
关键词
法教义学
立法
法官造法
实证研究
经验研究
形式推理
实质推理
法学方法
·
７３９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的写作，
得益于郑杰、
徐成、
茅少伟、
孙新宽、
石佳霖、
张戴旭、
胥振阳、
邵
明潇、
曾理的研究协助，
得益于葛云松、
陈若英、
侯猛、
朱苏力、
冯象、
王凌皞、
王轶、
吴光荣、
申卫星、
冯珏、
贺剑、
朱广新、
耿林、
李昊、
姜强、
宋鱼水、
崔建远、
汤文平等师友的讨论、
批评、
指点与督促，
在此特别感谢。
本文是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０９年度一般项目《
法教义学的基本要素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０９ＹＪＣ８２０００３）
的阶段
性成果。
诚如星野英一所说（
作者引用了田中耕太郎的观点），
虽然方法先于论理，
但学问的顺序，
应当首先是
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因此，
在个人学术道路的早期，
在法学方法研究兴旺发达的背景下撰写这一题目的论
法教义学的理解与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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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义学的理解与审视
作者：郝春晖
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8期
摘要：法教义学受自德国，现代法教义学以对现行实在法秩序的信奉为前提，进行体系化与解释工作，并允许法体系内的批判与价值判断，在坚持依法裁判的同时实现个案正义。虽然有待完善和发展，但目前来说遵循法教义学的思路仍应是司法实践的首选，因为现代法教义学能够始终坚持依法裁判的立场，并且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稳定性和正当性。
关键词：传统法教义学；现代法教义学；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3-0186-02
作者简介：郝春晖（1993-），女，汉族，河南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14级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传统法教义学强调在法教义学内部进行形式化的解释和推理，尽可能避免对规范性价值预设的质疑，最大限度地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滞后性问题日益凸显，大量疑难案件的涌现使得学界出现了对法教义学理论的“扬弃”之争。本文希望通过对“法教义学”这一概念的探讨，明晰当代法教义学的内涵，探讨法教义学在当下的存在价值。
一、法教义学的概念演变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起源于对罗马法的诠释，法学家对法律的诠释是建立在对法律条文之“神圣性、权威性的确信”的基础之上的[2]，这种诠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热衷于对法律概念进行扩展及分析，构建法律体系，并将概念体系运用于司法裁判[3]，法教义学走向了概念法学的繁荣。此时期，法教义学遵循的是分析概念→构建体系→司法裁判的进路。在这一进路模式下，法官的活动限于认识法律规范并将案件事实逻辑地涵摄于规范，主观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么，如果出现法律漏洞时该如何解决呢？他们主张通过构造概念的方法填补漏洞，也就是耶林提出的概念法学中的高级法学，即通过对概念的构造，将其作为新规范的基础，因而概念具有无限可利用性。在概念法学看来，法律是一个以概念构造为基础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体系，法官在体系之下从事的是逻辑演绎的工作。当代学者对法教义学概念有了进一步的修正，仍以对现行法的坚信为前提对法律进行解释和系统化，但也会考虑道德等其他实质理由并有所批判，这些都是在法体系内进行的。考夫曼认为，法律教义学并不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拷问，也总是在系统内部，并不触及现实的体制[4]。 龙源期刊网
牛津通识读本：法哲学：价值与事实（中文版）
CIP法哲学：价值与事实/（英）瓦克斯（Wacks，R.）著；谭宇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Philosophy of Law：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3277-2
Ⅰ.① 法… Ⅱ.① 瓦… ② 谭… ③ Ⅲ.① 法哲学 Ⅳ.① D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850号
Copyright © Raymond Wacks 2006
Philosophy of Law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excluding Hong Kong
SAR，Macau SAR and Taiwan，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7-046号
书 名 法哲学：价值与事实
作 者 ［英国］雷蒙德·瓦克斯
译 者 谭宇生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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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教义学及价值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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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ord资料. 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上)
——以民法方法为重点
许德风 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法教义学/价值判断/功利主义/法和经济学/先验伦理/康德哲学/侵权和违约的竞合/实际履行
内容提要: 法教义学是以法律自身的原那么、规那么、概念等根本要素制定、编纂和开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那么阐释和适用法律的做法和要求。文章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立法过程本质上是价值选择的过程。民意、XX或长官意志都可能影响价值选择。在立法过程具有正当性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当前的立法是各方价值观念的终妥协，是司法的根底。在适用法律中，强调法教义学有其独立的意义，严格执行法教义学和价值判断的二元区分是法律规那么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的前提。 法教义学必然是建立在特定价值根底之上。哲学与社会科学为法律制度提供了解决应然问题的框架，是民法上价值判断的依据。在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功利主义与先验伦理哲学的影响最大。相比哲学而言，尽管“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益兴盛，但社会科学本身仍缺乏以成为法律上价值选择的最终依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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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1
中文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