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

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摘要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 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透过百年历史迷雾, 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 可以看出,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 即是一部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主线的历史。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 面对中西较量背后的政治制度落差, 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

围绕此目标, 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 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 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 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 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寻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历史；政治发展趋势；当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就面临着西方强势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的逼迫与挑战, 而近代中国人对于中西落差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心路转变。

而政治制度学习与政治制度创新之所以最终成为近代中国的显性话语, 乃是受启发于单纯的器物学习1所招致的破产。

在求索中国如何“应变”与“图存”的历程中, 随着国人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 政治制度创新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台, 并成为决定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能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沦中奋而崛起、重获新生与复兴的核心因素。

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的近代中国, 应抱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 选择怎样的政治制度模式和建构路径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 就成为近代中国各阶级必须直视和解决的难题。

面对这一艰巨课题, 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政治精英们选择了不同的求解方案, 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同的: 通过政治制度创新在中国确立以民主法制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

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制度创新1911年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 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 1器物学习，即单纯的学习西方发达的技术，而不去触碰中国固有的封建秩序。

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全国, 满清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打破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并开始尝试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新秩序。

辛亥革命不仅彻底终结了帝制皇权, 使近代中国走出了王朝封闭循环的旧有状态, 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

中国由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艰辛曲折的探索之路。

1912年,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明确了新生共和政体的“主权在民”原则、“三权分立”原则以及议会内阁制等基本政制设置。

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续三个月, 政权就落入了封建军阀袁世凯手中, 临时约法随后被袁废除。

南京临时政府所建立的共和政体宛如昙花一现。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黑暗的封建军阀割据专制时代。

二、1924--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以“再造”民国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历经二次革命、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后, 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已日趋腐败, 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张, 转而寻求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并改组国民党、制定了国共合作政策, 并于1924年共同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这场革命的目的, 正是1924年9月9日孙中山发表的5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所言的:“国民革命之目的, 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 “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 本党之职任即为行使此主义而奋斗。

”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国民革命运动旨在“再造民国”, 实现三民主义。

然而孙中山却于国民革命期间中道逝世。

国民革命运动之后, 政权虽获得“统一”, 民国虽获得“再造”, 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却走上了极权政治的不归路。

后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 “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口号虽常挂嘴边, 实则是大众无权、民生困顿、一党专制、个人独裁。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发起初衷, 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创设起一套将中国引向宪政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政治制度。

三、建国初期的政治制度1、创立政治制度框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脉，创立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模式。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2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比起太平天国后期发布的《资政新篇》来，不但付诸实施了，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具备了更加突出的新型兴资本主义色彩。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这些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确立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成形式，社会制度、党派关系原则和国家结构形式。

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完善，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证。

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

党的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刘少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借鉴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新的贵族阶层。

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要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生活水平同工农群众不能过分悬殊。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2、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外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顺应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其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适时而灵活地调整本国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所坚持的基本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手段。

3、致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策略。

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台湾”两个阶段。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3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很大不同，它们是苏联构成复合制国家的一种行政体制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则只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一级机关。

纳为“一纲三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由武力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台湾转变的标志。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党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政治发展动力的有效推动。

1.意识形态多元化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

“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

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

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

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

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

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

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

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

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

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