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五篇

拯救与逍遥读后感五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导师向我们推荐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但是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立即认定这是一个具有严重的精神的缺陷的人的著作：它认同了庄子的理性的虚无主义，认同了法家的性恶论，也认同了一切的蔑视人类的专制的统治者们认定的人类的彻底的腐化堕落和卑贱下作，因此刘小枫的心灵之中的拯救人类的也就不可能是上帝这个全知全能和尽善尽美的人类的创造者，而只能是恶贯满盈和无法无天的暴君。

可以肯定《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已经彻底地堕落的公开的证明，刘小枫对于暴力的统治的公开的赞赏就是从这一著作开始的。

可以肯定，像刘小枫那样，二十世纪的中国的迷信暴力的统治和专制的制度的人们总是把法家的性恶论与西方的基督教的原罪论混为一谈，这样西方的宗教改革、文化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全部的伟大的成就也就被他们完全彻底地掩埋了。

事实上，全知全能和尽善尽美的上帝创造的人类一定具有上帝的品质，人类的罪恶的起源（原罪）只是人类的头人对于自己已经公开地承诺遵守的契约的违背，因此它启示人们认识契约的神圣性。

到最后竟然发现，自己是个怀疑主义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追寻一些东西，比如信仰和信念。

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我没有找到。

我一直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不管是幸福的还是苦痛的，既然他们选择活下去，那么一定有他们内在的信仰和信念。

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按理说我也应该有，这样才能和别人一样。

可是我明显感觉到内心的空洞，除了可以吞噬自我的伤口，什么都没有。

我的内心非常焦急。

为什么别人都有我没有？加缪说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们在其中只是“担当荒诞”。

如果不愿和这个荒诞的世界同流合污，那么只有注定痛苦。

或者，重新寻找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重新确立信仰与信念，以抵抗和改变这个外在的世界。

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它有的只是物质。

在你存在前，它已经存在了，在你消失后，它还将继续存在。

这样的世界，不可能主动赋予人以意义和价值，只能靠人自己寻觅。

喜欢苏东坡的这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直认为，那泥上偶然留下的指爪，便是人类赋予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在雪化前找到了那个偶然留下的指爪，也许我就能按图索骥，找到我要的信仰和信念。

当一个人要寻找这些东西时，他不可能背弃他所处的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他必须从中寻求帮助，寻求答案。

回溯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传统，儒家的思想“忠君爱国”，杀身成“仁”，君和国是最终信仰寄托所在吗？如果是，屈原就不会投江而亡了。

“仁”是吗？可能是吧，但这个仁太难取了，为了坚持信仰就要舍弃生命，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道家呢？道家讲究“无明”，它根本就不提倡人们去辨明世间真理。

如果我追随道家，我就无需向这个世界索求意义和价值了。

释家已出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此说来我的一切追寻，只是庸人自扰。

重新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昔日读此书的激动已经不再，留下的是一种激情的灰烬。

八十年代的文章受到李泽厚浮华文风的影响，刘小枫也不例外，他的文章充满了古今中外的广征博引，深刻的主题被驳杂的引用所遮掩。

不过说回来，八十年代还是给青年学者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必思考写作格式要求，而是尽力进行思想表达。

这种顺畅的表达，让很多问题真正能够浮现到历史舞台。

刘小枫这部《拯救与逍遥》就是在对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性批判问题。

在读《诗化哲学》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小枫通过梳理浪漫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批判，这个立场有别于八十年代启蒙哲学的氛围。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在深入西方思想传统的同时，扬弃了浪漫主义哲学立场。

刘小枫在展开对中国浪漫主义传统批判之前，首先树立了一个传统靶子——儒家传统。

将儒家传统视作世俗哲学，并对其进行人性论的批判，这自然就是浪漫主义叙事的开端。

当然，这种中国思想的叙事，是通过一个引言，即诗人与死亡展开的。

在《诗化哲学》中，刘小枫提出了二十世纪是残酷的世纪，是诗人自杀最多的时代，也是人性败坏的时代。

那么，背后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现代性扼杀人的灵性，诗人不得不选择死亡。

这个命题，让刘小枫找到了中国思想的叙事起点。

屈原死于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彷徨，是浪漫对于政治现实的否定，或者人性对于兽的本性的反问？诗歌传统确实存在浪漫主义倾向，刘小枫将其作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否定，则未免过分用拔高中国诗歌传统的嫌疑，或者用德国浪漫主义置换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浪漫因素。

当然，刘小枫这种置换是隐藏在其叙事之中，这种通过浪漫主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实与德国浪漫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拒绝，是同一种思维的产物。

当然，这种浪漫主义被追溯为屈原天问、庄禅的逃逸、曹雪芹的红楼说梦，鲁迅的冷眼观世，总之又是粗线条地将中国浪漫主义拉了出来。

但是，刘小枫并未如《诗化哲学》停止于此，而是将中国浪漫主义与西方神学加以对比。

这种对比，应该是类似于釜底抽薪。

本来以为刘小枫不过是做了一个中国版的《诗化哲学》，结果却是通过神学对浪漫主义的否定。

这让八十年代美学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刘小枫所说的“四五”一代人惊愕不已。

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刘小枫并非是简单追求神学，而是回到了《诗化哲学》中存在性的追问，在有限与无限的追问之中，他开始了个体与上帝之思。

人终免不了一死，哪怕是诗人或者艺术，都会因为时间而腐朽。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不朽？存在主义只是暗示了存在，并没有真正回答。

刘小枫的追问，必将回到上帝的永恒。

上帝的救赎，让刘小枫找到了新的超越维度，超越理性（儒家）的世俗，超越诗化哲学的永恒，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朽，人只有认知上帝，才能与上帝永恒。

这种追问，导致他对于中国浪漫主义或者德国浪漫主义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中，他走向了神学。

有些人曾经说刘小枫是二道贩子，不断跳槽者，却不曾被他这种存在主义的追问所困扰。

究竟在我们当下的亲在后，是否存在永恒的不朽，这才是他不断追求的真理所在。

就像下一本书《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所暗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存在。

在不断追求过程中，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在1988年出版以来，在思想界一直很有影响。

我也是一直想看，直到现在才如愿。

距刘的写作已经19年了。

主要感想如下：从基督教的立场上看，自然能得到儒、道、佛等等“凉薄”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上。

既然能看到儒道佛的互补，为何不知道个人经常是处于变动不居中呢？实际上很少存在极其严格意义上的儒生，正如在严格意义上基督徒也不多一样（想想克尔凯郭尔！）。

儒生思想的经常转移，解释了中国人并不是将儒道佛截然分开，正因为它们的互补性，儒生的转移才有可能，也正因为互补性，三者的统一才有可能。

在个人方面，基督教是自恰的，但是推而广之，试问有多少基督徒能做到将圣爱广布？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人打”？能做到“不要论断别人”呢？能做到“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呢？可就是被刘批评为“凉”的陶渊明，却能对仆人发出“此亦人子”的悲悯，这是每个号称基督徒的人都能做到的吗？由于知识结构的原因，刘恐怕不能真正体会中国文化的精髓，或者说，刘是站在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来指斥中国诗人，而根本没给双方平等对话的平台。

或许我们应该询问的是，同作为隐逸诗人，为什么荷尔德林就应该被称颂，而陶渊明就应该被指斥呢？荷尔德林自己活得快活，陶不是吗？陶没有在社会上拯济苦难（刘的观点），但是荷尔德林去了吗？就是论及诗歌，在没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我也认为不能断定陶的诗歌带给别人的快乐就一定少于荷尔德林。

那么荷尔德林为什么就能高人一等呢？就因为他是基督徒？就因为他赞扬上帝而陶赞扬的是自然？这样能让人信服吗？刘指斥不信神的人构筑目标，由此杀人而不恤，同样，基督徒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带来的杀戮难到可以枚举？美洲黑奴是从哪来的？玛雅人、阿兹台克人是怎么灭绝的？如果这能用“非我族类”来解释，那么“圣。

巴托罗缪之夜”呢？平心而论，基督教的自恰性高于儒道，类似于佛教，但是中国古代的士人往往出入三家，论及思想，不一定就低于基督徒。

在刘看来，中国诗人不敢面对现实，事情来临时只能往庄禅境界里逃避，中国诗人的心“凉”了。

那么西方不凉的心又温暖过谁呢？勇于“迈回苦难的深渊”的又是谁呢就说刘指斥的陶，他不肯为官，宁肯自耕自食乃至乞讨，不是一种高洁的品性吗？如果基督教能成立，人人信仰，那么天下自然人人如手足，其乐融融。

可是如果人人都像刘所说的“逃避”到庄禅境界中，社会不也同样没有动乱吗？自始至终，刘都没有看到一个圆融的中国精神。

就全文而言，刘没有提到坚韧的司马迁，没有提到旷达的苏轼，连敢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都没提，就是提到的诸人，也经过了剪裁，这样的比较意义何在呢？作者指出庄禅境界认为“世界的恐怖、颠倒、无情、荒唐本身就是美”，这就令人费解，既然这些就是美，那么庄禅境界是在逃避什么呢？作者将陶渊明厌恶的尔虞我诈的官场和陶渊明热爱的自然生活完全等同，这恐怕就是从上帝眼光看出来的独特视角。

就是论及佛教，刘也不提天台、华严、唯识诸宗，而仅仅拈出“狂禅”之风进行批驳。

禅宗一开始就是宣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作者将禅宗的话头视为实语，是不是有一点笨呢？历史上的确存在不依戒律的狂僧，但是将他们视为僧徒的全部，再由此指代禅宗和整个佛教，恐怕并不合适。

作为佛教一宗的禅宗，再狂也应该遵守佛教的根本戒律，不守戒的，是违背佛祖“以戒为师”的遗训，可是连佛祖的遗训都不遵守的，能称为佛教徒吗？就像一个不信仰基督的人，能称为基督徒吗？在第四章中，刘对鲁迅的解读又陷入误读之中，他以特有的排比反问句，推出鲁迅是“无情”、“冷酷”的，而根本不用讨论鲁迅无情、冷酷是对谁，因为从刘的观点，目标的正确不能保证过程的正确，无论如何，温情是正确的，无情是错误的。

可是，十亿基督徒，人人都能爱世人吗？如果不能，只成天弹一些爱世人的老调，请问谁又是真的冷酷呢？刘在全文中，偏颇不止一处，当然，这也完全能理解，毕竟当时作者十分年轻。

但是对最近以来的刘的“基督教转向”，我还是不以为然。

作为宗教，如果不能实实在在给人们带来温暖的话，那么光进行理论上的论证，说的天花乱坠，那和宋明理学家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对基督教没任何反感，但对一些夸夸其谈的基督徒深为厌恶。

如果你能给世人带来幸福的话，希望不是仅仅口头上。

诗曰：西海火柱东海鞭苏堤杨柳亦等闲不信他乡风光好枯吟秋风又一年听说《拯救与逍遥》在八十年代末横空出世的时候，年轻的刘小枫令人刮目相对，此书更是令不论赞同或反对该书观点的人，都不能不佩服此书在精神上带给人们的震撼。

刘小枫出完此书不久就去巴塞尔大学读神学，并且不同间出版社对此书的再版。

但禁不住读者的呼声，刘终于还是重新修订之后，带给读者一本新的《拯救与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