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
--读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
指导老师：冯 欣
学 生：付建兵
二 o o 六 年 十 月
内容提要：
本文把《月牙儿》与《阳光》进行互补性阅读，发现《月牙儿》的主题并不只是反映了贫穷对于妇女命运的改变，因为《阳光》中的女主人公出身富有，但却同样面临着《月牙儿》的主人公的悲剧。所以，《月牙儿》和《阳光》主题都是在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几千年来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给予女性依附性生存规范，女性在这样的生存规范中，也不由自主地以此为自己的生存原则，由此导致了自主、独立意识的匮乏，也导致了自己悲剧性的存在。
老舍在揭示女性的困境时，由于其隐在的男性视角、市民文化的偏见，限制了他对女性问题的进一步发掘，而由于30年代个性解放的式微，老舍笔下的两位女性，更接近于旧式女性，他们以男性的观念去索取自己的生存，只能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月牙儿》、《阳光》也更像是市民文学中传奇故事的现代版。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
--读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
《月牙儿》是老舍1935年由散失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的一段加工而成的。这对一个惯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以现实主义而称道的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应该说尝试是成功的，作家本人也感到庆幸，并接着写了姊妹篇《阳光》，收在《樱海集》中，于1935年8月由人间书屋出版。
《月牙儿》因其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浓郁的抒情笔调，贴切的象征意蕴赢得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但具有同样风格的《阳光》却相对被冷落。也许，正由于此，限定了对《月牙儿》主题探讨的视野，仅将其定位于贫穷与女性命运的关系上，也限定了对老舍妇女观的进一步挖掘。如果将《月牙儿》与《阳光》进行互补性阅读，不难发现：如果说前者是贫穷与女性，后者则是富有与女性，但两者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及其行为与思想却具有相同性。由此，我们认为，《月牙儿》的主题并不只是贫穷
。
饭，独立与依附等问题，也是富有的女性阶层所面临的。也就是说，妇女在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与传统文化规范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悲剧命运是每个阶层具有新观念的女性都所面临的。因此，《月牙儿》、《阳光》两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妇女的个性解放与现实生活，生命欲求与传统规范之间的矛盾，在矛盾中，妇女面临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内心的斗争与分裂，但为了摆脱压力而又陷入困境，面临更大的压力。《阳光》写道："我既是位小姐，又是个'新小姐'，这太难安排了。就好像被圈在个夹壁墙里了，没法儿转身。"⑨用《月牙儿》中的话则是："最后的黑影又向我迈了一步，为躲它，就更走近了它"。 ⑩
《阳光》以喜剧开始，生活在富有环境中的她，知道自己的"娇贵与美丽"，"因此，我不但在阳光里，而且我自居是个明艳艳的小太阳，我自己发着光"。（11）在阳光中，她像风筝"上下左右都是阳光"； （12）像热带的树"常开着花，一年四季都是春天" 。（13）这样的环境教育使她自傲、厉害、任性和虚荣，其性格特征更接近虎妞（我们也可以在《月牙儿》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虎妞的影子）。叙述者近乎唠叨的比喻诉说自己愉快幸福地成长的小故事，如在学校里通过看电影，"让一半纯洁一半污浊的心" （14）接受爱的教育；在父母的包办下，一半愿意一半不愿意地嫁给了一个很有"道德"，也很"体面"的公子，愿意是因为门当户对，更有身份，不愿意是因为没有爱，也没有浪漫。值得注意的是，自嫁给丈夫以后，"阳光"所指的不再是自己，而是丈夫，"我是一座春山，丈夫是阳光，射到山坡上，我腮上的桃花向阳光发笑，那些阳光是我一个人的"。 （15）这和《伤逝》中的子君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16）到婚后依赖于涓生成了家庭主妇的心态类似。但自此，女主人公的命运开始转变，先是自己为满足情欲和一"贵人"产生"浪漫之爱"，丈夫也利用此"贵人"升官，又娶了姨太太，自己被"贵人"抛弃，又因和昔日的同学（男性）交往被丈夫抓住并像囚犯一样对待，失去了自由，最后，为求得自由和财产同丈夫闹离婚，但结果是丈夫成了贪民，财产也没有了，"太阳不再照着我了"。
显然，自命为阳光的她，实际并不发光，光芒来自于家庭的富有和高贵所产生的幻觉，正因为是幻觉所以便很快地消失。也就是说，尽管她有足够的钱可供消费，但是，独立平等或者自由并不属于她，家里人"一向是怕我的，为什么单在这件事上（指婚姻--论者注）这么坚决呢？大概他们是并没有把我看在眼里，小事由着我，大事可得他们拿主意"。 （17）而丈夫娶她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她的色相，"我原来是个傀儡"。《阳光》女主人公的发现，用《月牙儿》中的话则是"妇女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18）
二 浪漫与吃饭
当人把吃饭看成是生命的全部之后，自然，人的尊贵、理想、自由等精神性的追求就都成了虚假的和不必要的"玩艺"。由此，人便把自己降到动物的层次了，"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19）当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并以此理解《月牙儿》时，却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女性面临吃饭问题时都走这条路吗？也即《月牙儿》的"若真挣不上饭吃，女子得承认自己是女子，得卖肉"。（20）她还说："妇女挣钱怎这么不容易呢？妈妈是对的，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
回答是显然的。在同样是写妇女的《微神》中，女主人公说自己只会教小学，所挣的薪水还不够父亲买烟吃，所以把自己卖给了一个阔公子，待被阔家公子赶出后，"父亲照样和我要钱，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 身体是现成的本钱"。（22）也许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原因，作者让《月牙儿》的主人公尝试了自食其力生存的许多艰辛，并且写主人公担心和害怕走妈妈这条路到最后不得不走这条路的心思。而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尝试都因面临男性的侮辱而结束，但却未让其尝试结婚的可能性（在为娼之前）。也许是由于她母亲的身上，也从周围的处境中看到了男性的可怕，也看到了爱的虚幻："我怕男人，我那些经验叫我明白了些，什么爱不爱的，反正男人可怕"。（23）这似乎有点不太合乎老舍小说中类似女性人物的经历程式，如《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微神》中的女主人公，还有她的妈妈，都是婚姻、家庭解体之后才为娼的。而她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女人嫁人是把自己卖给一个男人，为娼是把自己卖给大家，但目的都是为了吃饭，都是卖。所以，"女子就这么卖了自己，有时还很得意，我曾经觉到得意。"（24）女主人公因此自觉"精明"（《阳光》中的女主人公也一再为自己放弃爱的理想而感到自己"精明"。说："爱，值多少钱一斤"。（25）《微神》中我说："肉体的获得不就是爱的满足。"（26））嘲笑对爱还有梦想的同学"打扮得很好，像铺子里的货物"。只是因为有饭吃，"吃饱了当然想爱情，男女彼此织成了网，互相捕捉"。（27）在这样的市侩式的功利观左右下，她嘲笑感化院从良的女人"只需花两块钱的手续费和找一个妥实的铺保就够了，这是个便宜，从男人方面看"。 （28）
由此，老舍用市民化眼光从根本上解构，否定了人的精神性存在。但又无法为人物寻找新的信仰或精神性的力量，面对恶的处境，人物的痛苦经历由于没有精神的光照，显得就像月牙儿一样残缺和苍白，缺少悲剧的力度和审美感受。对于恶的揭露和批判也由此而缺少思考的紧张及强度，甚至可以说是认同。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难，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一样，直到现在的任何一个时代，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幸福。关键是，人在苦难的煎熬，哪怕是沉沦中，生命意识所释放的情感力度、思考强度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更何况，我们不能因为自由当不了饭吃，就放弃甚至否定自由的价值，因为恶人杀人放火、自己也就杀人放火。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道德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那么，确实就如《阳光》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对不对，我看出来了"。（29）既然如此，我们说《月牙儿》的主人公就不应有如此之重的道德重负了。可正是在道德的重压之下，女主人公屡次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解，而所有的辩词颠来倒去都是因为贫穷的社会，"不是我的过错"，但也是贫穷，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贫穷中的女子都走这条路吗？
在通往妈妈的路上，女主人公"决定玩玩"了，说："我要浪漫地吃饭，……浪漫足以治饿，正如吃饱了才浪漫，这是个圆圈，从哪儿走都可以。"（30）但是，她的"浪漫"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据说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地挣饭吃，我缺乏资本"。是谁说的？如果要推测的话，不外乎两个来源：第一便是传统文化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为代表的民间女性因其美貌而成为人上人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起的市民文化中，则是平民女子如何以其色相赢得才子爱慕的传奇。
简论《生死场》中的女性生存本相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简论《生死场》中的女性生存本相
赵云彤 沈阳师范大学
摘 要：1930年，中国第二批女性作家登上历史舞台，
她们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创作视角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新
的一笔。萧红作为一名有着独特经历的女性作家，以其自身
的生命体验创作出了大量的经典。本文通过研究其中篇小说
《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探讨萧红笔下的女性生存本相。
关键词：《生死场》；女性立场；生存本相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48-01
1930年，中国第二批女性作家走上文坛，与五四时期
的女作家不同，她们以独特的创作视角书写女性生存本相。
在那个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女性作
家的创作，不仅为革命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也为文学史增
添了新的创作模式。此时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视角从五四时期
关注女性个体经验转向了更为宏大的社会群体，从关注女性
个体解放转向了社会解放。创作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描写女性
内经验和自我生存困境，而是在此基础上上升到了中国社会
中的人。女性的性别被模糊，作家更加注重女性如何从注重
个人解放到投身于社会解放这一转变过程。她们不再写自
己，而是去写社会群体。谢冰莹笔下英勇从军的女子，冯铿
笔下备受煎熬和压迫的农民。她们在创作中有意地模糊女性
的性别，着重表现社会和战争给女性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
苦难。冯铿笔下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卖掉自己孩子却遭到逮捕
的老母亲（《贩卖婴儿的妇人》）、草明笔下不幸沦为暗娼的
剿丝女工（《倾跌》）……作家并非站在女性的立场描写女性
生存本相，而是以政治立场，以一种同情的目光审视下层妇
女的生活苦难，这种审视与五四时期女性写作不同，她们将
女性解放融入民族解放之中，因此不免受到政治的影响。然
而，萧红却以一种区别与这一类女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技
巧，一定程度上填补了1930年代女性创作中的某种空白。
萧红对于下层女性的生存苦难描写之深刻，是同时代的
女作家所不可及的。萧红以她的生活经历以及艺术感觉形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精选)
1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
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 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这些女性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其形貌美丽，各有其动人之处。其中，经历坎坷的旧时代女性，是苏童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却自饮苦酒，并未享受到安逸幸福的生活;娴、芝、箫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他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 2 个社会中都没能真正获得独立，延续着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命运。苏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度可悲的女性生存世界，并揭示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中国传统中的男权文化。
性别藩篱中的挣扎
龙源期刊网
性别藩篱中的挣扎
作者：张玉红
来源：《牡丹》2018年第03期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封建男权的禁锢，女子逐渐消泯了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沦为男性的附庸。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思潮的解放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译介，女性主义在中国才真正有了发展的土壤。1983年，中国台湾作家李昂发表中篇小说《杀夫》，引发了一阵讨论的热潮。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也开始看到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纷纷开始尝试此类创作，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透过这一现象讲述女性的生存现状，挖掘出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剥夺、被奴役的本质。
一、80年代以来“杀夫”现象在女作家文本中的表现与成因
当代“杀夫”小说的首次出现，源于1983年中国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的中篇小说《杀夫》。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人认为它高扬了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有的人则回到文本中进行考察，认为它毫无新意，在艺术上、逻辑上略显粗糙。不可否认的是，李昂的创作确实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写作现象。自李昂以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相继关注到“杀夫”这一主题，如方方（《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奔跑的火光》）、池莉（《云破处》）、林白（《致命的飞翔》《青苔与火车的叙事》）、徐小斌（《羽蛇》）、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舟卉（《好好活着》）、叶弥（《猛虎》）、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迟子建（《第三地晚餐》）、赵玫（《朗园》）……
中国当代文学中对“杀夫”题材的言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作家大多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埃莱娜·西苏以及贝蒂·弗里丹等理论的影响，认识到长久以来，女性的主体意识都被模糊掉，她们甚至遵从男性的期望来审视自我、要求自我，这种觉醒唤起她们沉睡的女性意识。学者乔以钢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其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与把握。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并将造成女性不幸的原因归为男权文化施加给女性沉重的桎梏，本着女性意识的体验与对不合理的男权文化的反抗与消解，对“杀夫”故事的重新言说成为一些女性作家所热衷的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
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悲剧阐释——基于《美女,还是老虎》的解读
第１２卷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９月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１．１２ 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３
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悲剧阐释
基于《美女，还是老虎》的解读
何峻 ， 许俊农 ， 周怡雯。
（１．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７；２．合肥师范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６１；
３．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摘要：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美国著名短篇小说《美女，还是老虎》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文章 认为，无论给予这部具有开放式结尾的小说以怎样的结尾，都无法使其中女性角色的命运得到救赎，说明她 们的悲剧是男权制下所有女性的共同生存悲剧，并简述男权文化对当今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男权制；《美女，还是老虎》；女性悲剧；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５３６（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２６—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ａｄｙ，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ａ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ｈｏｒｔ ｎｏｖｅｌ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Ｆｒａｎｋ
Ｒ．Ｓｔｏｃｋｔｏｎ，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ｔ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ｔｏｄａｙ 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ｔｒｉａｒｃｈ；Ｔｈｅ Ｌａｄｙ，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ｇｈｅｒ；ｆｅｍ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女性主义视角下《围城》的现实意义以人物形象为例
女性主义视角下《围城》的现实意义以人物形象为例
一、本文概述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的经典小说。自其问世以来，该作品便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吸引了无数读者的目光。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围城》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抗争与妥协，并借此揭示小说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小说中女性角色的细致解读，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与困境，以及她们如何在困境中寻求自我价值和生存空间。本文也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为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丰富的文学素材，并引发人们对女性权益和社会性别平等的进一步思考。
二、《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在钱锺书的《围城》中，女性形象塑造得既生动又深刻，她们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和文化背景的深度反思。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命运，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努力寻找自我，追求自由和平等。 我们要提到的是主人公方鸿渐的妻子鲍小姐。鲍小姐是一个聪明、独立、有思想的女性。她对待婚姻的态度非常明确，不愿被传统的婚姻观念束缚，也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坚持自己的选择，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甚至在面对婚姻破裂时，也能坦然面对，展现出女性的坚强和独立。鲍小姐的形象塑造，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婚姻不自由现象的一种讽刺和批判。
除了鲍小姐，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女性形象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方鸿渐的初恋情人苏文纨，她是一个温柔、善良、有才华的女性。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让人感受到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和坚守。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她的爱情却注定是悲剧。苏文纨的形象塑造，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爱情的无奈和困境。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传统的女性形象，如方母和方家的女佣人。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却往往被忽视和轻视。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和不平等。
男权社会中的呐喊与反抗——从《简
男权社会中的呐喊与反抗——从《简·爱》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 要：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很重要的理论批评方式，给广大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以男性文化一统天下的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意识都受到巨大的束缚和摧残。部分不愿受压迫的女性开始觉醒，向这个男权社会提出了抗议。这种女性意识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当下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女权主义批评；女性意识；简·爱；启示
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批评方式之一。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中，运动要求和实质在社会的发展以及妇女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最初的争取财产权和选举权逐步扩大到社会各领域。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和胜利，令所有受够了菲勒斯文化统治的女性欢欣鼓舞。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无数女性写作先驱的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夏洛蒂用独特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艺术匠心，塑造了简·爱这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喊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所有新女性的心声。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之一伊莱恩·肖瓦尔特把女作家们的创作分为“女人气的、女权主义的、女性的”[1]，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属于“女人气的”阶段，是在模仿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传统。在夏洛蒂所处的时代，她的创作以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应该是处于一个“‘妇女形象’批评阶段，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唤起妇女的自主意识。”[2]本文就以《简·爱》为例，来探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后世作家和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以及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对部分迷失自我的女性的启发。
一、简·爱的形象塑造
夏洛蒂在写《简·爱》之前就曾对艾米莉说过，她要写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和自己一样矮小和丑陋，但却敢同其他任何人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能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于是，是一个矮小、贫穷、长相平凡、身份低微但却有智慧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诞生了。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半生缘》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半生缘》
摘要：《半生缘》是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讲述几段有缘无分的爱情故事，展现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挣扎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简要解读，从中发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下被压抑的生存状态、被扭曲的同性关系和被囚禁的婚姻爱情。
关键词：女性主义；张爱玲；半生缘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后经其改写，以《惘然记》为题在《皇冠》月刊上连载，直至1969年发行单行本时定名为《半生缘》。小说主要讲述了旧上海时期贫家女顾曼桢与南京富家子沈世钧相爱与错过的爱情悲剧，其中也穿插讲述了顾曼璐与张豫谨，石翠芝与许叔惠等人的情感纠葛，命运捉弄下所有有情人注定有缘无分。整部小说的悲剧结局看似是命运弄人，实则反映了由男权、金钱主导的社会下女性的无望挣扎与男性的懦弱自私。
一、被压抑的生存状态
女性主义批评主张全体女性（甚至也是所有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政治、专业、私人、经济、审美和精神等领域）拥有平等的权利。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压抑下，中国的女性一直生活在族权、父权、夫权等由男性制定的社会与文化规则之中，不仅彻底丧失了个体权利于尊严，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而且在长期的压抑之下连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也被压抑、被禁锢了。《半生缘》一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性角色——顾曼璐、顾曼桢、石翠芝无一例外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都努力挣扎过、斗争过，却都仍避免不了被那个男权与金钱交织的社会所吞没。顾曼璐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辍学沦为舞女，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嫁给了有妻有女的投机商人祝鸿才。妥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与安稳，祝鸿才的浪荡成性使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而对于其婚姻与金钱生活的依附又使得她没有勇气产生离开的想法。再加上令人难以启齿的过去与丧失生育能力的现实使得她无时不刻处在焦虑之中。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传宗接代”思想以及初恋美好记忆的破灭最终迫使曼璐人格逐渐扭曲，在疯狂的毁掉自己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自己妹妹的幸福。与她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妹妹顾曼桢。由于新式教育的影响与姐姐曼璐的前车之鉴，曼桢坚定自己的理想追求，努力保持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她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困境，她为此多找了几份工，想摆脱家里对祝鸿才的依附。与此同时，在与世钧的恋爱中，她也强调先立业后成婚。然而世钧屈服于传统男权社会所赋予他的利益，放弃了两人共有的理想与追求，再加上姐姐的陷害，使她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了一场空。最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曼桢虽然取得了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但爱情婚姻的失落使她的心灵遍布伤痕。如果说曼璐与曼桢的人生是下层平民女子的写照，那么石翠芝的人生则是上层贵族女子的缩影。她虽然是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大小姐，但内心深处极力渴望挣脱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婚姻爱情的束缚。她羡慕曼桢在外面做事，不愿按照母亲的安排，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少爷，想要离家出走追寻自己的幸福。面对自己对于叔惠的爱，她大胆地写信给叔惠，大胆地提出了退婚。然而她的一系列抗争并不彻底，最终仍是未能真正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牢笼，而是妥协于了与世钧无爱的婚姻，屈从于传统封建大小姐的老路——以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丧失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
男权文化话语语境下职业女性的困境
第２０卷第５期
Ｖ０Ｌ．２０ Ｎ０．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Ｊ０ＵＲＮＡＬ ０Ｆ ＧＵＡＮＧＤ０ＮＧ Ｉ 『ＩｖＥＲＳⅡＹ ０Ｆ Ｆ０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正Ｓ ２００９年９月
Ｓｅｐ．２００９
男权文化话语语境下职业女性的困境
蒋清风 莫爱屏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５１０５Ｏ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内容提要：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框架，围绕“职业女性困境”问题，探讨文化话语语境对
职业女性的负面影响。文章认为男权文化的语境结构下，一些语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职
业女性成才的动机，湮灭了职业女性主体意识，并对职业女性认知产生误导作用。本文通过分析
职业女性受文化话语语境囿限的本质，批判男权话语对职业女性所表现出的偏见和歧视，希望为
职业女性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
关键词：文化语境；职业女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ＨＯ－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 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８４－０４
一、引言
自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无论是在政
治、文化，还是在经济、家庭地位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变
化。“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
一样也能干”中所表达的内涵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参与社会
劳动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存状
况从根本上得到了解放和自由。女性生存日益陷入新的困
境：一方面，剧烈变革的社会现实使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可另一方面，她
们无法从繁重的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孝顺公婆，相夫教
子，里里外外一把抓，身心疲惫地履行她们的神圣职责维护
家的完整，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所谓女性处境艰难就是指，女性处于既不情愿完全拒绝
文化话语语境培育出的“女性特质”，也不情愿对这种形象
完全认同的两难境地【 ］。也就是说，女性渴望她们能够被社
会所接纳，成为事业上的“女强人”，也希望自己是男权文
日本文学史——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1]
中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摘 要: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而两人都擅长描写女性。他们的代表作品《半生缘》和《雪国》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追问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性别以及民族文化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从而可以挖掘出两个作家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半生缘》;《雪国》;女性;男权社会;扭曲;纯净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都是描写女性的高手,他们笔下的女性纯真、美丽、自我、孤独。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是男权意识占据主流地位,女性因经济上的不独立,而在心理上、精神上便永远成为男性的奴隶,当这种男权意识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在几千年文明灿烂的文本中就难以寻得女性意识的高扬和自觉。
张爱玲作品中关注最深切的是男权背景中女性生存困境,她的女性主体都是柔弱的、屈从的,即便有所收获仍然难逃失败、屈辱的阴影,但却有力地揭露了男权文化背景的罪恶和颓废。而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他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是描写女性和爱情的文学。川端文学基本是描写女性世界并把女性当作纯粹生命加以展现的文学。在川端的文学生命中充满了对女性的挚爱和思索,同情和歌颂。但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川端仍然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男性意识转移到了作品的人物中,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有男权文化的影子。
一
“自从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五千年来的人类发展史实则是以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发展,女性从一出生就受到了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各种教导,在极力将女性改造成„谦逊、隐忍、温柔、忘我‟的符合男权意识规范要求的„大家闺秀‟的同时,使女性成为了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逐渐失去言说权的性别。”[1]《半生缘》作为张爱玲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篇,揭示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曼璐就是那个被扭曲为“动物性”的受害者。最初的顾曼璐是个和她妹妹曼帧一样的纯真少女,可是迫于全家的生计,曼璐去当了舞女,曼璐以青春的代价换来了一家人的生计,却换不回失去的青春与贞洁。而在男权社会里,青春美貌与贞洁是女性所有的资本。“男才女貌”“才子佳人“的故事多鉴于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中,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同时,中国男人对女性容貌上的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从而更能顺从地被驱使。美貌与贞洁的不在让曼璐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难以去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男性把女性局限在性、生育和家庭事务中,规定了性角色的行为、姿态、态度和作风,把有利于女性受控制的特性视为女人的天性,让女人安贫乐道并维护自己所处被支配的阶级地位。”[2]男权社会对她的压制与侮辱让她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在疯狂毁掉自身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几个人的幸福。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女性文学，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写作，是人类本真经验的表达，可女性的写作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使女性写作的纯粹性浮现出来，一个女性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也只有拒绝文化，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悬隔的策略，女性作家才能够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经验领域中抽身而出。她们已别无选择，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审视自己，更注重自身的感触。作为纯文学先锋小说中的女性作家，始终独立于当今文坛主流之外，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不懈的探索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把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更加细腻、丰满，无疑是让女性意识复活的突出代表。
英文形式： Feminine consciousness